論柏拉圖培養哲學王的思想

首先，教育是一個培養人才的活動，人才不一定就要是專為統治服務的，如果真是那樣的話，那麼在一個國家四分裂的時候，那教育到底是為那個統治者服務呢？如在中國先秦時期，諸侯國的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代表它統治者的利益，是這個諸侯國的人才，而他不代表其他諸侯國的利益，到了其他諸侯國就不是人才了嗎？再如在如果一個時期的為統治者服務的人才在某個朝代很受歡迎，可是當朝代的變更使他的地位下降時，他就不是人才了嗎？顯然不是這樣的，如果完全按照統治者的需求（也就是一個哲學王的標準）去衡量一個人是否是人才，完全按照統治者的需求去發展教育的話，那麼，人類歷史上將會出現一場大的災難--------人才的斷層，教育的枯萎。

其次，在培養哲學王的途徑方面，柏拉圖主張統治者，選擇優秀的男女進行婚配婚配，過程由統治者秘密操作，以抽籤的形式決定，這一點首先就有著很大的局限性你，以今天的思想來評價這一觀點，就是統治者對公民的一種婚姻自由干涉，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利於諧國家的建設，柏拉圖還這張在天性優秀的父母不知道的情況下將其送至接受教育，這很明顯是不切實際的，首先優秀的婚配者不一定能夠就能生下先天優秀的統治者接班人，就算是，將其秘密的送走也是一種不人道的行為，對治理國家還是有很多不利的 ，這種培養哲學王的方法是顧此失彼的，是不科學的，再說，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從小就失去或離開父母有其他人來撫養的孩子，人格往往是不健全的，一個連人格都不是很健全的人，他很難成為一個大思想傢伙哲學家的，即使他成為了一個哲學王，又怎麼能治理好一個國家呢？柏拉圖主張善，可是這中培養哲學王的途徑卻是與行善格格不入的，相違背的，這就表明柏拉圖的「人的最高理念就是善」這一思想和他的統治者應該有哲學家來擔任的主張二者是相分離的，甚至是起衝突的。

柏拉圖主張城邦的法律應該有哲學王來制定，這就更離譜了，哲學家們追求的境界遠比現實的要高，更多的是思想道德上的，要把哲學思想真正的落實到整個民族甚至全人類的實踐中，那顯然還是一個人類共同的夢想。哲學在西方最開始享有"科學之科學"的美譽，但不可否認的是，「科學之科學」也無法取代各種具體的科學；更不可能是擁有了哲學知識就擁有了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哲學上的智慧與現實中的智慧是兩回事。如果要是一哲學家的境界和哲學家的標準去要求所有其他人，包括所要培養的「哲學王」，都是一種太過理想化的行為。

再次，柏拉圖主張國家的統治者應該是哲學家，這就將知識和權力集中於一個人甚至是一部分人，而知識與權力的結合，本來就應有個限度。權力完全"知識化"的局面從來沒有存在過，也不可能出現；權力純粹依賴自身運作的狀況也是不可能的。問題是，當知識分子尤其是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加入到權力系統中，他本身會不會變質？答案顯然是肯定的。這對知識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更為嚴重是將整個國家的希望寄託於一個或極少數的「智者」身上，無疑讓國家的政治生活和普通公民的命運受制於少數人，風險大是其一，對個人自由選擇權的侵害是其二。同時，這裡隱含了一個非常危險的假定：智者了解所有人的需求並能選擇出「最好」的政治生活方式。其實，有一點常識和自主意識的人都會很容易的看出其中的巨大漏洞：統治者在決策時的限度是一方面；實際政治中他們為了自身利益的考慮是第二方面；他們所追求的最高的「善」只能說是帶上了以己度人的色彩，是第三方面。這一切並不應因為他們初衷的美好而成為饒恕他們的理由。可取的選擇是首先承認知識的限度，個人智慧的限度，在漸進中探索，在探索中漸進；而不是寄希望於對目標及其實現途徑一勞永逸的選擇。柏拉圖的願望無疑是好的，但他的主張更多地具有個人理想主義的色彩。這固然可以為後人在政治設計時提供一個參照；但若真的付諸實施，其後果將是不堪設想的。

康德曾說過「國王成為哲學家，或者哲學家成為國王，似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也不需要發生，因為權力之位將不可避免地降低理智及獨立判斷的能力。然而，一位國王或是如國王般的人，也即自我管制的人及人民，不應壓制哲學家，而應該給他們公開言論的權利，這一點無論如何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統治者就是一個哲學家，那麼的統治者還會公開的言論自己的統治的不足，尤其是他自己所犯的種種不足嗎？ 所謂旁觀者清，就是這個道理，旁觀者和當局者合二為一了，就意味著所有人都站在了當局者的角度，都「謎」，還有誰「清」呢?即使有也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而對自己的錯保持沉默甚至進行可恥的掩蓋。這將是一個一個國家極為可悲的恥辱，也是人民在打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