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改革進入劇痛期
回看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改革進入劇痛期
如何理解過去10年
人生不過百年，十年，是我們討論問題經常用到的一個時間坐標，10年往往也用來指稱一代人。今年是一個10年的節點，2000-2010，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10年，這個10年，即便是與改革開放前20年相比，也呈現出許多不同的特點：
中國以不可阻擋之勢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經濟持續高增長，國民財富猛增，同時貧富差距迅速擴大，房價物價就業等民生問題凸顯；
經濟增長方式令人憂慮，對資源掠奪性開採、環境嚴重破壞以及輕視人權掩蓋在飈升的GDP數字中；
改革進入深水區，政改顯得滯後；新經濟快速成長，網路迅速融入國人生活並廣泛介入社會事務；
中產階級數量擴大，維權意識、自治意識增長，10年來，公權力與私權利的博弈，一天未曾消停，並付出極大社會代價，公民社會雛型形成；
國際關係方面，隨著國力強大，中國在國際關係中越來越自信，民族自豪感的增長伴隨著民族主義的復甦，國際上「中國威脅論」大行其道，由此引發思想層面的關於中國模式、「北京共識」、中國特色與普適價值等問題的爭論……
經過改革開放以來30餘載的發展，中國已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但誠如識者所說，中華文明近兩百年的危機依然有未愈的制度創傷，它能否獲得新生，催生和推動一個公平、正義、發達、歷久彌新的中國？這依賴於每一個國民的行動，依賴於每一個國民的思考。
一位作家曾說，在中國過一輩子，相當於國外過兩輩子。的確，社會急劇轉型的中國，往往要將國外幾十年上百年的歷程壓縮在十幾年甚至幾年中發生，這兩代中國人的生活，註定要在動蕩、高密度、紛繁蕪雜大悲大喜中度過，在這樣一個大時代的氛圍下，社會顯得浮躁，而我們則多了一些迷惘。就像詩人說過的，我們獲得了經歷，卻失去了意義。
現在，讓我們放慢腳步，靜下心來，重新打量一下過去的10年，釐清個體的、社會的、國家的坐標，在紛繁蕪雜的世相中，在盤根錯節的利益中，在謊言與真理的PK中，在大歷史的格局中，看清我們的安身立命之基、國家的長治久安之道，謀定我們的有為與不為，擘畫國家的急務與遠景。
(黃廣明)
中國經濟 坦途能否依舊？
經濟開始局部停滯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以偽市場化取代真正的市場共識。中國未來10年改革需要的是公共財政、市場經濟與法治社會，簡而言之，是以前10年中失落的部分
特約撰稿 葉檀
中國經濟面臨轉折關頭，從全球化坦途流入風急浪高的三峽。
所有的改革都是倒逼的結果，維持原有經濟發展路徑的成本越來越高、高到無法承受時，改革被提上議事日程。1978年是如此，2011年也是如此。
2001年之後的10年，中國經濟的動力是全球化，2010年，金融危機救市大致告一段落，在全球金融危機粉碎原有增長通道後，中國經濟被迫開始向內需主導型經濟轉型。
敏感的證券市場淋漓盡致地反映出出口導向型的高增長成果，就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夜的2007年上半年，滬綜指上探6124點，不料這並非憧憬萬點的起點，卻是一個時代的終結——美國潛藏的次貸危機隱患與中國的低人工、低價格、掠奪性開採資源的加工模式走到了盡頭。此後，中國股市一直在低位徘徊，與中國大型企業一樣，股市的成果主要表現在規模擴大而非效率的提升。
過去10年，中國經濟大部分時間是美妙的，高增長低通脹，GDP總量大幅上升。正是從2001年開始，政府財政收入呈幾何級數上升，高房價與社會矛盾被高速增長掩蓋。過去30年間，世界貿易額的增長速度是經濟產出的兩倍，而經濟增長最快的正是那些貿易額名列前茅的經濟體；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經濟規模僅僅5年時間就增加了近一倍，國內生產總值超過兩萬億美元，每年以接近10%的速度增長。在開放聲中，中國成為貿易強國、能源大國、汽車大國、世界製造業中心……到2010年，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全球第一大汽車產銷國、外匯儲備達到令人瞠目的2.8萬億美元。
在這輪全球製造業大轉移的過程中，中國既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所謂受益，即中國東部地區建立起全球罕見的產業鏈條，方圓百里之內汽車、五金、電子配件一應俱全，美國的設計隔天就可以在珠三角拿到現貨，中國製造工廠的地位不可動搖。2006年，我國接近入世保護期終點線，各方盤點GDP增速、出口總量增幅等硬指標此起彼伏，WTO總幹事拉米給中國入世後的成績打出A+的高分，貿易對手們承認中國在開放上確有長足進步。
所謂受害，指GDP與外匯儲備高漲，狂歡紛至沓來，外向型經濟的成果延宕了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時間。
在過去的10年，中國經濟是一個不斷自我複製、自我強化的生產體系，由越來越多的資金推波助瀾，經濟存在的惟一目的就是不斷創造產值、換取貨幣，成為各國、各企業、各個消費者的債主。
一股潛流在狂歡合奏中發出刺耳的尖嘯，2005年前後的國有資產流失大討論、央行從2003年開始警告房地產過熱，越來越多的人反思中國出口拿到美元後幹什麼？出口難道僅僅是為了糊口，為了把錢借給消費國消費？而後透支本國接近枯竭的資源、人力，維持本國的低水平人口循環？
全球化金光閃閃的硬幣反面冰冷無情，10年間，強拆現象越來越多，說明政府收入的增加沒有成為民間財富積累，反而不斷以低價掠奪最重要的土地資源，至今仍在以土地兌換民間的真實財富。結石寶寶、血鉛兒童等案例，警示歧視消費者的制度規則、搖搖欲墜的環境已經難以支撐現行發展模式。南水北調等前所未有的浩大工程，顯示對資源的調動已經達到極致，中國所有重要的河流上築起大壩、斷成數截，一切為了資源。即便將所有的水流切斷，按照2001年以後的發展模式，也無法滿足經濟需求。2001年以後的經濟發展模式邊際效應越來越低，總有一天會變成負值。已有初步跡象，2009年單位固定資產投資對應的GDP，已經從上世紀90年代超過3的水平下降到1.5，說明國內資金使用效率每況愈下。
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驚醒中美兩大經濟體：美國寬鬆貨幣、金融衍生品烘托下的房地產盛況不再，建立在一家一套房產上的美國夢土崩瓦解；中國人驀然回首，驚覺中國經濟的高增長與低通脹是外向型經濟的紅利，內部經濟結構從未有過大的調整。改革30年，財富生成機制與分配機制沒有根本變化，不同社會階層之間如隔天壤，公務員群體之間存在的隱性世襲加劇社會的不公平感……「機器們」開始思考，透支環境高價進口資源僅為糊口是否值得，透支後代的生存空間就是犯罪，10年間制度改革的滯後說明在GDP追求中，喪失了市場經濟最起碼的風險與成本考量，說明了制度性的怠墮與掠奪。
2010年開始、2011年大舉推進的改革，目標是拉動內需，建立強大而具備基礎共識的經濟體。無論是城市化、人民幣國際化，一連串的改革政策出台無不圍繞內需目標而行。
拉動內需是經濟發展模式與財富分配模式的重新塑造，絕不會輕易成功。
1994年分稅制後以房地產和汽車拉動內需非常成功，最終卻異化為對大多數普通民眾財富的一次洗劫。對於中國而言，如果非市場化的資源配置、畸形的收入分配體系不改變，那麼，由政府強令提高最低工資就會演變成一場通脹下財富重新分配的數字遊戲，由於資本市場的控制權與分配能力極高，最終最低工資制會經由資本市場等通道重新回到富人的手中。除了最近兩年，農民工過去10年上漲的工資，刨去通脹後，並未真正上漲。
資產泡沫是流動性過剩的另類反映。被稱為房地產市場有史以來最最嚴厲調控的2010年，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創出新高。2009年，全國土地出讓金收入相當於同期地方財政總收入的46%左右，2010年全國土地出讓金達到2.7萬億元，佔據了地方財政收入50%以上，中國財政、城市化進程被房地產「綁架」。
為了提振改革士氣，有關方面舉出銀行贏利超萬億、國企贏利超萬億等數據，2010年，納入本月報統計範圍的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主要效益指標創歷史新高，營業總收入、實現利潤和上交稅費三大指標比「十五」末期均實現翻番。但這一數據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國企的資源集聚能力，與超市場的定價能力。
經濟開始局部停滯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以偽市場化取代真正的市場共識。中國未來10年改革需要的是公共財政、市場經濟與法治社會，簡而言之，是以前10年中失落的部分。
建立公共財政，需要從財政收支細節的公開做起，在這方面廣州市財政局曾經做出表率，但槍打出頭鳥使改革半途而廢；建立市場經濟規則，是政府不再圈定而是由市場決定重點產業，讓市場資金通過股權、建立實體企業等方式尋找贏利增長點；而法治社會則必須從尊重民法、物權法開始，不尊重物權的社會不可能奠定市場經濟的根基。
如果不能順利渡過難關，中國經濟未來將面臨失去的30年，與日本失去的20年並肩，成為新一輪世界經濟轉型成本的支付者；如果能夠同心協力闖過難關，建立獨立的貨幣體制、以法治主導的市場規則掃除權貴機制，賦予普通國民發展機會均等「中國夢」，那麼，中國不僅將有持續發展的30年，還將有持續健康發展百年的後勁。
阻擊貧富懸殊、國富民窮
特約撰稿 葉檀
2011年是中國經濟結構轉型深化年，中國經濟改革與體制改革交織，牽一髮而動全身，投資與出口的興奮劑逐漸減量，改革進入劇痛期，貧富差距導致的民怨與市場效率低下導致的通脹，將越來越嚴重。
根據2010年兩會期間「九三學社」提交的研究報告，勞動者報酬比例從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佔GDP的比重從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收入最高10%群體和收入最低10%群體的收入差距，從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在中低收入居民消費能力普遍低下的同時，我國的奢侈品消費近兩年卻年均增長22%，目前，我國已成為排名日本之後的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大國。
我國的初次分配大成問題，勞動者薪資不到企業成本的10%，最近兩年有大幅上升，但企業並沒有為實體經濟減負；再分配同樣不公平，典型的就是個人所得稅，在全部個人所得稅收入中，近2/3來源於「起征點」之上的中低收入家庭。換句話說，如果提高個稅起征點，會有千億的稅收損失。三次分配更成問題，慈善成為壟斷市場。
內需提振乏力與奢侈品消費超前，就是中國貧富差距的寫照。
不要責怪中國居民不消費，而要問政府是否給了居民放心消費的環境；不要對儘力消費的居民實行減存款利率等刺激療法，而應出台培育有效消費群體的政策；不要把經濟把消費綁定在車市、樓市上，而應該發展參差多態的服務消費品種。
消費數據還可以騙人。2009年7月29日，中國社科院發布當年第二季度宏觀經濟報告，研究顯示，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有66%來自政府和企業的貢獻，而城市和農村居民的消費只能夠解釋剩下的34%。因此，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每年18%左右的增速，大多數由政府和企業貢獻。中國不是沒有人消費，而更多的是政府在消費，是企業在消費。
提振內需，要靠新一輪城市化過程中的民富與民有，而不是荒唐地以政府消費代替民眾消費，以稅費刺激政策鼓勵民眾超前消費，甚至以畸形的奢侈品消費掩飾普遍的消費不足。
2009年由於稅費刺激政策，使樓市與車市消費處於前所未有的高位。短期興奮劑不可能有長期療效，負作用巨大，如果刺激政策退出，車市將大幅下滑，而樓市泡沫居高不下增加了中國經濟高處不勝寒的風險。
培育新的消費增長點與有效消費群體是正確選擇。關心中國經濟的人不難發現，近兩年中國經濟改革的重心逐步傾向農村——從免除農業稅費到浙江等地正在試驗的農地入市流轉，而中國經濟工作會議再次提出把農業人口的轉移、從城鎮就業到落戶等制度的配套改革作為改革的重點。
我國城市化率已達46%左右，處於走向城市化國家的關鍵時期。國際經驗表明，城市化率在30%-60%間，是推進城市化進程的黃金時期，因此，未來5-10年，將是我國加快推進城市化進程的重要時期，城市化率有望提高10個百分點左右，達到55%-60%。如果在城市化的進程中，打工者能夠從候鳥變成定居者，中國的消費完全可以上升10個百分點以上，未來消費拓展大有空間。
在城市化過程中，農村由資本圈地讓農民上樓，可能形成新的城市赤貧階層，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一再強調新一輪城市化進程中對農民的剝奪。
如果無法提振普遍的居民消費，中國的內需只能靠進口與投資拉動，目前已經出現跛腳跡象。
我國的民需如果不是由民富推動，而由投資與進口推動，那麼，再過數年，居民消費將大幅下降，而政府的債務將超出財政承受能力，稅費還將節節上升。
民眾不富、民間資金無處可去，在與壟斷企業的碰撞中敗下陣來。民間市場萎縮，壟斷與資本時代必然導致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既得利益階層在包括個稅改革、房產稅改革、退休制度改革等各個方面遊說，使得中國的稅收、福利制度改革不能解決現有的分配失衡問題，反而成為通脹的同義語，每年獲得上千元保障的低收入階層，有可能支付更大的代價，每天提著菜籃子發愁，提振內需成為一句空話。
如果改革依然無法在民富、民資使用方面取得突破，中國此輪改革會成為洋務運動悲劇的重演。檢驗改革成功與否的標準很簡單，不是看GDP，不是看財政收支，而是看居民消費與物價，如果居民消費下降而物價居高不下，說明改革失敗，反之，說明改革成功。
中國提振內需的天敵是對民財的剝奪，從古至今概莫能外。
公民社會的認同與實踐
中國人正逐漸由「國家人」、「單位人」轉變成社會人，過去10年，其雛形已得到相當的發育成長
本刊記者 楊政文
一位在上海生活的台灣朋友說他經常聽到看到的一句話是，「這事政府怎麼不管一管」，這些大陸人想要政府管的事，從小區環境衛生到文體娛樂設施缺乏，從街頭的乞丐多了到被套怎麼做成國旗樣式，從白菜價格到商品房價格，包羅萬象。在這位朋友看來，這些事如果在台灣，要麼就不用管，要管也不一定是政府來管，比如，小區的衛生不好、娛樂設施缺乏就直接找物業管理和發展商了；街上遊民(乞丐)多了會有不少NGO組織和慈善團體介入；至於菜價和房價，那基本上是市場調控的範疇，與政府沒什麼關係；至於被套做成國旗樣式，那就純粹是個人私事了。
一個大政府小社會的形態，與一個小政府大社會的形態，由此可以對號入座。後者，通常被稱為公民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民眾習慣於自我組織、自我管理，他們與政府是一種互相合作、監督、鬥爭與妥協的關係，而不是領導與被領導、管制與被管制的關係。而一個憲政民主的國家領域，一個自由法治的市場領域，以及一個多元人本的公共領域，是一個現代國家的3塊基石。
雖然中國距離成熟的公民社會形態還有相當的距離，但在過去10年中，其雛形已經得到相當的發育成長。
中國在過去10年中，公民社會從概念的提出、傳播到逐漸被社會認同和實踐，無不體現出各種形式的抗爭，在一個高度集權的體制下爭取自己的空間。從抗議血遷到結石寶寶的哭喊，從廈門PX事件到廣州番禺業主反對垃圾焚燒，再到乙肝維權，為了自己的尊嚴和基本權利，中國公民社會的道路上充滿了蒺藜和血淚。
公民社會原本是與制約政府公權相對應的一個概念，制約公權是公民社會的前提條件。產生於民間，崛起於民間，自發和自治才是公民社會存在和壯大的根本。政府與公民社會的關係是讓路、放開、尊重、互補和對等的關係，而不是推動與被推動、加強與被加強、引導和被引導、鼓勵與被鼓勵、支持與被支持的等級關係。
公民社會涉及到一項非常關鍵的經濟制度，要求對私有產權的地位予以承認和保護。
2007年3月，中國出台的《物權法》，規定：「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但《物權法》又加上了這麼一條「例外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規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可以徵收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單位、個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動產。」
什麼是「公共利益」？什麼是「法律規定的許可權和程序」？事實上，這兩條都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為日後政府和開發商的權力濫用埋下了伏筆，《物權法》出台後的許多暴力拆遷都假「公共利益」之名。
可以預見，在小城鎮建設大戰略的推進下，如果政府及全社會對此問題沒有根本性的認識與措施的轉變，「血遷」將愈演愈烈，公民抗爭也會由點及面，迅速擴展。
違法拆遷如果沒有媒體特別是網路的關注，其危害將更加泛濫。微博的興起，見證了一個「人人都可做記者」的新媒體時代的來臨。正是因為媒體的不懈努力，衝破重重障礙，社會陰暗面才得以曝光，社會正義才得以伸張，在一定程度上，媒體的強烈反應反而有助於政府還信於民，是給政府「幫忙」。作為社會管理者，政府不應對媒體心懷恐懼和憎恨。
媒體要能為公民社會的成長創造條件，關鍵是要有一定組織力和動員力的非政府組織，以及社會運動的興起，公民社會的架構才能搭建起來。2008年的汶川地震讓非政府組織看到了希望，但到目前為止，NGO在中國的法律地位尚不明確，特別是草根NGO，必須依附於他者才能生存，這和中國民間資本發展受限的命運完全吻合。
上世紀20年代，逃亡到美國的前蘇聯作家艾因·蘭德寫下了這樣一段驚心動魄的文字：「一個社會如果掠奪個人通過努力而獲得的財產，或者奴役他，限制他進行思想的自由，強迫他去做違背理性的行動，那麼，這個社會一定會引發社會法令與人的自然需要之間的衝突。從嚴格意義上說，這不是一個社會，而是一個通過幫規組織起來的暴民集團。」
中國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轉型期，政府的強勢和公民社會的催生過程並存。寬容，理性，是公民社會能否建成的根本，不僅是公民和社會組織自己應該做到的，也是政府和官員特別要以身作則的。
找尋與確定中國在世界的坐標
——中國外交10年的變和不變
特約撰稿 陳斌
2001年世界發生了兩件大事。12月11日，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第143個成員國。3個月前，美國紐約發生「9·11事件」。
這兩件大事，對中國外交——尤其是21世紀前10年的中國外交——均有重大影響。前者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有利於中國經濟實力和外交實力的提升；後者將美國的外交視界轉向反恐、轉向中東，減少了中國與美國因外交政策目標不同而碰撞的頻度和烈度，為中國施行既定的外交政策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實力之變與目標之不變
中國外交10年最大的變是什麼？
是中國外交實力的提升。這得益於中國30年實行以私有產權和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改革政策、融入經濟全球化潮流的開放政策，這些政策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時達到了頂點。10年來，中國經濟實力不斷走強，2010年已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這必然導致中國外交實力的提升。
這種實力的提升得到了惟一超級大國美國的承認。
第二個問題：中國外交10年最大的不變是什麼？是中國外交目標的一貫性，不僅是10年一貫，而且是60年一貫。
一個多月前，2010年12月7日，外交部網站刊出國務委員戴秉國的長文《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戴秉國再次闡述中國的三大「核心利益」，「一是中國的國體、政體和政治穩定，即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二是中國的主權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三是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這些利益是不容侵犯和破壞的」。
這可以說是對中國「核心利益」優先性序列最清晰的表述，因而也可以視為對中國外交目標優先性序列的表述，是理解中國外交的一個總體性綱領。據此，我們可以把中國外交分成3個層次：外線為經濟外交；中線為與主權相關的政治外交；內線為與基本制度相關的政治外交。
經濟外交
要談中國新世紀10年的經濟外交，繞不開2001年中國加入WTO。中國是以非市場經濟國家身份加入的。在最終簽署的加入議定書中，有一些限制性條款，其中一條很要害，在針對中國出口商品的反傾銷調查中，中國享受的待遇是「非市場經濟地位」。
由此，中國在加入WTO後頻頻遭受反傾銷調查，以2009年為例。根據WTO的《Globe Trade Alert Study》，2009年全球共發生130多起貿易制裁案，中國成為最大的受害者，多達55起反傾銷訴訟針對中國。
為此，中國經濟外交的一個基本點就是推進自由貿易。方法之一是由商務部主導，與相關國家進行一對一的談判，逐一讓對方承認中國為「完全市場經濟」國家，是雙邊外交。截至2008年2月，共有77國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包括紐西蘭、新加坡和瑞士等發達國家，但不包括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美國、歐盟和日本。
在2010年5月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國承諾將「通過中美商貿聯委會，以一種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美國態度的軟化，是中國經濟實力乃至外交實力提升的體現。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承認，就像20世紀70年代發達國家對中國的外交承認一樣，其他國家是唯美國馬首是瞻的，美國挑了頭，其他國家就會趕上。
方法之二是建立自由貿易區，是多邊外交。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已於2010年1月1日正式啟動。2004年中國提議中日韓三國研究「建立東北亞自由貿易區的問題」，目前中韓自由貿易區的談判仍在進行之中。
中國的經濟外交，除了體現普遍性、世界性的價值與原則如自由貿易(主要動機也是為了保出口、保增長、保就業，即受發展主義驅動的)外，更有直接的、鮮明的發展主義導向，這一點從「外交為經濟建設服務」的口號中看出來。在中國，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經濟就像騎動著的自行車，速度不能太慢，GDP增長率不能低於8%，否則自行車就會倒下來，就會有就業及社會問題甚至危機，因此中國的政府必須是強勢的發展主義政府，對內有「產業政策」，對外保出口，時不時要推經濟一把；對內力撐國企，對外助國企走出去。
隨著經濟增長，中國企業大步走出去，演繹出許多傳奇，如2010年中國民企吉利完成了對Volvo的併購。但走出去的主體仍是國企，經濟外交為之開路，背後有政府撐腰，這與2003年以來「國進民退」的趨勢相一致，均是發展主義邏輯的必然結果。
以中國在非洲的存在為例，基本特徵是經濟外交為國企走出去服務，也即為發展主義服務。中國對非洲國家，通常既投資改善該國的基礎設施，也投資開採該國的能源、資源，以基建換資源開採權。如2009年，中國意向在5年內給幾內亞投資70至90億美元，用於修建道路、橋樑、國家電網系統和灌溉引用水系統等基礎設施，以換取採礦權。幾內亞有全世界超過一半的鋁礬土礦藏，還儲藏有40億噸高品位鐵礦石等。在幾內亞，不難發現中國鋁業、中國電力投資集團等央企的蹤影。
中國在非洲地區的經濟合作特別是資源開採，被西方某些國家無端指責為「新殖民主義」，中國只有在這些問題上做得更好才能讓這些非議消失。
與領土主權相關的政治外交
與領土疆界相關的一個基本事實是：歐美髮達國家面臨的領土或邊界爭議極少，幾乎沒有；發展中國家則面臨著大量的領土及邊界爭議，甚至走向局部衝突和戰爭。
中國現代民族國家仍在建設中。與中國陸地接壤的國家有14個，其中12個與中國簽訂了邊界條約。第一輪是20世紀60年代，中國與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爾、緬甸和朝鮮6國簽訂了邊界條約。第二輪是20世紀90年代，與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和寮國5國簽訂了邊界條約，與越南簽訂了陸地邊界條約。
中國的民族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並不顯著，在90年代濫觴而成為一股顯著的思潮，在新世紀10年繼續鼓而不泄，由思潮而成浪潮。2005年3至4月，由於反對日本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北京、上海和廣州等二十多個大中城市均出現了大規模反日遊行。
這是由於中國可催生民族主義的題材(與領土主權相關的問題)豐富。在陸地上，中國與印度尚未有邊界條約。在海域上，中國與韓國有黃海劃界爭議，與日本有釣魚島和東海劃界爭議，與越南、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和汶萊有南海諸島和南海劃界爭議。此外還有台灣問題、西藏問題和新疆問題。
就中國與領土主權相關的政治外交而言，作為第二線(中線)外交，在新世紀10年有不俗的進展。2005年4月，中國與印度簽署《解決邊界問題的政治指導原則協定》，稱「邊界應沿著雙方同意的標識清晰和易於辨認的天然地理特徵劃定」。
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2010年3月，中國向美國表示「南海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在漁權(背後是主權)爭奪上，2009年12月和2010年3月，在西沙群島附近海域，中國海軍分別查扣了3艘和1艘越南漁船；2010年6月底至7月初，在北部灣海域，中國漁政、海警查扣5艘越南漁船。
對日外交也日益強硬。去年中日釣魚島漁船事件即是證明。
這些行為為中國政府在國內增加了威望和合法性，但也有一些反彈，即周邊國家產生了又一波(因中國民族主義而起的)「中國威脅論」。
與基本制度相關的政治外交
新世紀10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提升，反向經濟外交原則適用的國家範圍日益擴大，手法也越來越嫻熟。以前，為了換取一些小國「支持中國對台灣問題的原則立場」等政治目標，中國常常是先期提供各種經濟援助，到後來就是減免貸款，實力所限，威力只能及於一些發展中國家。這些年來，尤其是2007年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坐擁巨額外匯儲備，威力廣及世界，包括歐美髮達國家。為了平息美國解決貿易逆差及讓人民幣升值的要求，中國常在戰略對話前夕或領導人訪問期間，對美國進行大單採購，自2006至2009年4年間，商務部每年去美國採購一次，採購金額分別為162億、326億、136億和163億美元。2009年，中國赴德國、瑞士、西班牙和英國4國，採購金額130億美元；2010年10月和2011年1月，中國分別承諾向希臘和西班牙購買債券。
與基本制度相關的政治外交，除了反向經濟外交，也有直接政治外交，這就涉及到談判和斡旋等。如2010年3月韓國天安艦被擊沉、9月朝鮮炮擊延坪島，朝鮮半島因之劍拔弩張，美國三大航母戰鬥群更是齊聚西太平洋。理論上中國與朝鮮有同盟關係，簽於1961年的《中朝友好互助條約》，經過兩次自動續期，新的有效期截至2021年。中國仍是希望在六方會談的框架內和平解決目前的危機。
目前，有兩個版本的中國威脅論，一個是存在於中國周邊國家的，與領土主權相關的政治外交(第二政治外交)，例如，中國的民族主義，在南海和釣魚島的強烈立場，引起了東盟和日本的反彈，越南強烈希望美國介入南海，8月越美在南海舉行了聯合軍演；日本則博得了美國日美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的承諾。
另一個是存在於世界，尤其是美國的，同與基本制度相關的政治外交(第一政治外交)，例如，在朝鮮半島危機中，中國態度柔和，韓日美態度強硬，覺得中國不給力，美國三艘航母為此齊聚西太平洋，這一行為強化了美韓、美日同盟。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治標或許在於「韜光養晦」，治本就是一項系統性的工作。
宣示「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是一個環節。2003年11月，官方智囊鄭必堅在海南博鰲論壇發表題為《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的講演，首次提出中國要「和平崛起」(Peaceful Rise)；12月，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哈佛大學發表題為《把目光投向中國》的演講，闡釋了中國為何選擇「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2005年3月，溫家寶在當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和平發展」(PeacefulDevelopment)的概念，說「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是一條和平發展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要做實自己對世界、對國民的每一個莊嚴承諾，在人權保護與經濟發展兩方面都有建樹，才能在這個不斷走向「普遍同質國家」的世界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坐標。
教育 公平與理念的突圍
中國在教育公平和教育理念等根本問題上，沉痾甚深，造成幾代中國人對人類的科學與文明，長期無法有重量級乃至中量級的貢獻，「中國製造」轉變成「中國創造」的前景也路途迢迢
本刊記者 何三畏
1月中旬，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於開展國家教育體制改革試點的通知》，對高等教育的提法是，要「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方式，建設現代大學制度，落實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完善高等學校內部治理結構」等；初等教育和義務教育，是要求「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多種途徑解決擇校問題，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業負擔」等。
說得好！其中「要求」中國教育「改革」的部分，「落實」的內容，「完善」和「推進」的事項，就是中國教育最顯著的問題。如果把這些動詞後面列的「問題」抹去，中國教育基本就健康了。對於有過10年以上關注中國教育問題經驗的人來說，這樣的「通知」既似曾相識，也相當「新鮮」，似乎很可「闡釋」。
初級教育及義務教育，通知列的問題，10年來是這些問題，30年來是這些問題，60年來也是這些問題。如果說10年來有什麼變化的話，那便是同樣的問題變成更深沉了，病灶變成了沉痾。10年前比較忌諱的問題，現在在某種程度上開始含糊承認了，例如對於「教育不均衡發展」問題。但這卻不是新世紀的10年產生的問題。
60年來，從幼兒教育，到整個初等教育，都沒有「均衡」過。今天，我們可以在任何一個大中城市看到，最好的幼兒園，最好的小學，最好的中學，一定分布在最有權力的機關附近。次好的，一定在次級權力機關附近。它們的名字前面曾經冠以「某級機關」，以次下來，是某部機關或某廳機關的。它們跟平民學校的差距，儼然就是美洲和非洲。
80年代初，一個國際組織在我國某大城市考察後，感嘆「世界上最好的小學在中國」。新世紀的頭一年，筆者在一個省會城市的一條中心街道，相隔兩站公車距離的地方，參觀了兩個小學，一個有塑膠跑道，一個是泥地。看到後者的那天，是假期，剛好下過雨，地面上剛好一汪清亮雨水。你不難猜到，前者就是革命傳統留下的某機關小學。
文革以後，機關學校漸漸變成某某路學校，或者以阿拉伯數字加入全市學校的排序。但是，它們傳遞的等級觀念深入人心，「重點」和「貴族」的地位無法撼動。新時期經濟起飛過程中，它們進一步拉大了跟平民學校的距離，進而實質性地進入市場，不僅對權力開放，也對金錢開放，進入尋租的新階段。「擇校」問題由此而來。
到了新世紀前後，由於前機關學校地處市中心，受地盤限制，容納學生受限，尋租胃口得不到滿足，它們開始「公辦民助」或「民辦公助」，做大做強，明碼標價，使整個社會的「拼爹」遊戲更加殘酷。
但是，這個「教育市場」一直在受到市民的抨擊。大約在兩三年前，在官方文件和官員會話中，出現了「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說法。這一「隱語」跳過對「教育不均衡」，或者「教育不公正」，或者實事求是地說，叫做「等級教育」和「金錢教育」觀念的清算，彷彿「教育不均衡」是一場天災，或者是被強加的，而不是同樣被「推進」出來的。
但問題是，在「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幾年來，義務教育實際上還在越來越不均衡。這個事實被無情的「擇校運動」和打工子弟學校的非法狀態，雙向地暴露出來。
讓我們公正地說一句，因為「教育不均衡發展」，中國已經有幾代人的教育機會被剝奪。考慮到相對剝奪的因素，其中，最嚴重的情況發生在經濟起飛的最近30年，特別是公平公正的公民權利觀念開始勃興的新世紀10年。
對於所謂「多種途徑解決擇校問題」，筆者有所不解。在筆者看來，只要一種途徑，即「回到公正」的起點就夠了。包括公立學校不要再辦貴族教育，「高尚社區」各自花錢請人去辦「貴族教育」，不要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去幫助炒作「高尚社區」的房地產。現有的學校，硬體設施盡量拉平，教師實行流動制等內容。其實，公正的問題，主要是觀念問題，只要官員開始這樣想問題，國民教育回歸健康就有了基礎。
所以，我一直覺得，教育最麻煩的問題，不是投入不公，而是教育觀念，然後是在相應觀念下設置的教育制度。中國官方的教育觀念還沒有回到國民教育的立場。國民教育最重要的標誌就是以人為本，以人的發展為本，而不是為了人之外的什麼理由，為別的什麼概念培養人才。可是，事實上，中國教育從小學到大學，基本是「以應試為本」，以「高考為本」。
這種非人本的教育對中華民族的損害，是無法計算的。最起碼，新時期以來已經有兩代人從上幼兒園起就睡眠不足，到小學就多數戴上眼鏡，整體身體素質低下。教育搞到了一種損害健康的程度，能不說是一種世界奇觀。
與此同時，是民族創造力的喪失。舉例說，最近10年，通過中國教育官員們的努力，終於把「奧數」搞成了一個負面的詞，說起「奧數」，家長頭痛，學生詛咒，而教育官員，則以痛罵「奧數」為時髦，討好市民。中國正在一片歡呼聲中「取消萬惡的奧數」。但「奧數」不過是一種再正常不過的國際智力競賽，它就是更有趣的「數學」。在世界任何一處地方，都沒有，也不可能像中國這樣被妖魔化。由此即可判斷，這是中國教育體制的問題，而不是「奧數」的問題。
剛剛過去的2010年底，4年一次的菲爾茲獎頒給一位越南出生的數學天才吳寶珠。4年前的上一次，是澳大利亞華裔數學家，更年輕的天才陶詩哲。他們有什麼關係嗎？有。1988年，吳寶珠在澳大利亞，和陶詩哲參加了同一屆國際奧林匹克數學競賽，都取得金牌，當時陶哲軒只有13歲。可是，在中國，60年來，連有著優秀民族傳統的數學，也已經退出世界席位。雖然多年來，中國學生也獲得不少奧數金牌。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旦以應試為指針後，奧數在中國如何從發現天才的伯樂，轉變成扼殺天才的魔鬼。
最近10年，世界被互聯網改變了。中國也已經進入了信息化社會。但中國本土出身的一代人，在這個偉大的時代做了什麼？除了把外國的貢獻搬到中國進行一番有中國特色的改造(其中不乏作惡的改造)，中國一無原創。中國教育的失衡與刻板，造成現代中國人對人類科學與文明，長期無法有重量級的貢獻，而「中國製造」也遲遲無法轉變成「中國創造」。
到了21世紀，改革開放以來的教育進入收穫期。中國在這10年收穫，卻絲毫不能令人喜悅。早在新世紀到來前，傳得很廣的一個有關教育的段子是，
教育是這樣一件事情：你可以欺騙它，但它是不欺人的——你播種什麼，就會收穫什麼。我想，60年來的教育，已經證明了一個教育公式，即一個民族的創造力跟教育觀念和教育制度不可分割的關係。在20世紀的第二個10年，應該是改變的時候了。
感謝互聯網
10年間，沒有任何一件事物像互聯網一樣，對中國人的生活和社會事務造成如此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通過互聯網，「自由、平等與公平」的思想潛移默化
本刊記者 馬李靈珊
10年前的中國互聯網界，最受人關注的消息，來自新浪——2000年4月13日，新浪成功在美國納斯達克板塊上市，領先其他兩家門戶網站。
10年後的2010年，新浪再一次貢獻了這一年互聯網的關鍵詞：微博。與此同時，其他幾家網站也相繼推出了自己的微博。某種程度上說，10年間，4家門戶網站牢牢地佔據了我們的眼球。區別只是，10年前，我們關注資本與財富的勃發，10年後，我們關注互聯網對每個人生活的改變。對象還是新浪，重點卻已從上市，變成了全民參與。
10年前，巨頭們牢牢地掌握著話語權，控制著互聯網世界的進入門檻，中國最早的一批網民好奇地研究著.com開啟的另一個世界，中國的知名互聯網公司還屈指可數，三大巨頭佔據了絕大部分流量。56k modem還沒有完全淡出江湖，ADSL上網如火如荼，光纖還只停留於想像，緩慢的網速讓很多人還沉浸在文字版網遊「MUD」當中。除了互聯網公司，還很少有單位會人手配備一台電腦，更別提上網。人們從報紙上獲取新聞，每晚回家看電視劇，無奈地忍受著中間漫長的廣告。我們只能知道有關部門想讓我們知道的東西，只能買到限定範圍的東西，稍有逾越，就得付出大得多的代價。
10年後，一個普通中國網民可以在網上找到校友，不亦樂乎地種菜，在新浪微博討論錢雲會案的真相，在視頻網上傳自己用數碼相機拍的簡易視頻，下載各種翻譯版本的美劇日劇，在網上輕鬆買到比國內價格便宜一半的化妝品，搜索年底要交的工作報告範本，而他的兒子可以在摩爾世界中玩上一整天。
用戶訴求在10年後超越了資本和技術的推動，將互聯網從程序員、新貴和知識分子手中的玩具，變成了所有階級、種族和年齡的人們可以共同使用的工具。現在，中國城市裡的網速已經很少低於2M，手機、平板電腦甚至手錶都可以接入網路。互聯網的門檻正在被一點點地磨平。如果你恰好又懂一點英文，可以很輕易地翻過一堵高高的牆，隨時知道Twitter上全世界人民正在關注什麼，在Facebook上關注南美洲的某個陌生人。我們可以看，可以聽，可以知道，可以感受。全中國有4.5億網民(2010年11月數據)，全世界有5億人在Facebook上，全球有接近20億人在使用互聯網。最起碼在這10年間，互聯網的力量無可比擬，無可複製，也無可阻擋。
2000年伊始，陣痛突如其來地襲擊了互聯網。新浪等幾家門戶都在納斯達克成功上市，彼時互聯網泡沫在全球方興未艾，但光輝轉瞬即逝，有的股價很快跌至60美分，也有的在上市的當天就跌破了發行價，一度只有53美分。第二年，因假賬風波，甚至險些被摘牌。而北京中關村科技園從1995年至2001年的6年間，規模最大的前20%企業中只有1/3生存下來。互聯網行業面臨重新洗牌。隨後的2002年，雖然三大門戶網站相繼宣布盈利，但都已從傳統提供一切信息的門戶網站，開始探尋別的盈利路徑。新浪提供新聞服務，網易轉型網遊，都開始樹立起了各自的金字招牌。
在這一時期的中國互聯網，更多的還是由資本力量推動。人們更關心的是，網站到底能不能像之前的歷次技術革命一樣，帶來賬面上實打實的進賬。而它對現實生活層面的影響，還仍然欠缺顛覆性的革命。
2003年，一場非典，卻帶來了中國電子商務的春天。避免出門的人們，開始重新打量網購。這一年，浙商馬雲所帶領的阿里巴巴每日新增供求信息量比去年同期增長3至5倍。原本重點發展B2B的阿里巴巴，在這一年推出了個人網上交易平台：淘寶網。配套的還有獨立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寶。兩年後，淘寶網成為全球最大的個人交易網站，支付寶成為全國最大的獨立第三方電子支付平台。7年後，淘寶網日均交易量最高的一天是2010年11月11日，「光棍節秒殺互動活動」為他們帶來了19.5億的日均交易量。每天有6000萬人訪問淘寶網，平均每分鐘出售4.8萬件商品。
開始復甦的國內網站在2004年迎來了新一輪資本狂潮，憑藉「一隻企鵝」，馬化騰的騰訊網成功在納斯達克上市，至此，國內4家門戶網站分庭抗禮的局面正式形成。但某種意義上，這一年最大的新聞仍然不屬於騰訊，而是另一家創立於4年前——2000年1月的公司，百度。這一年，世界搜索老大Google向百度注資了1000萬美金。門戶網站也開始意識到了搜索的價值，新浪紛紛進軍搜索界。但1年後，百度在納斯達克上市，成功融資1.09億美元。
4年後，百度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而谷歌已經宣布退出中國市場。儘管原因殊為複雜，信奉「不作惡」的谷歌，在中國市場也許真的不是更加圓滑和諳熟中國政治的百度的對手，但跨國公司在中國水土不服的問題，也依然沒有得到解決。
2006年，中國互聯網和全世界一樣，迎來了全新概念的勃發。資本、金錢仍然是原動力，但這一次，起決定作用的不再是少數幾個人，而是大眾。
博客、Youtube、SNS，新名詞如雨後春筍般在全球湧現。新浪博客成就了徐靜蕾，全民的博客熱讓人們意識到，網路已經成為了新陣地，互聯網是他們所能獲得的最簡單、方便和直接地發表觀點的地方。而視頻熱讓人們意識到，如果你連自己想看什麼節目都控制不了，就別提更高層次的自由。這一年，言論自由被第一次真正地賦予給了人們。
隨後的數年中，社交網站毫無疑問地佔據了大多數用戶的大多數上網時間。真實生活中的人際關係和虛擬社會中的交際關係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網路開始真正意義上地改變中國社會。最受歡迎的網路遊戲《魔獸世界》停服，催生了後來風靡中國的廢話「
2008年，人們在網上聲援聖火傳遞，關注西藏暴亂，為汶川流淚，為奧運吶喊。2009年，視頻網站和字幕組遭嚴打，工信部和廣電總局接連出手，而我們突然發現，前一天還上得去的某網站，第二天就變成了HTTP404，該網頁無法顯示。
政治開始意識到了網路的力量，像另一個在10年間發展迅猛的行業——房地產一樣，國進民退的號角已然吹響。
但網路的力量無法阻擋。2010年，最響亮的口號是，「圍觀改變中國」。新浪微博讓鍾家姐妹的眼淚無須白流，錢雲會的慘狀大白天下，讓數以萬計的人一起尋找礦工袁學宇，一起為山區的孩子送去禦寒衣物。140個字，一個簡單的轉發按鍵，上萬次默默而堅持不懈地點擊「轉發」鍵，在監視之下尋找光亮，有時，需要的只是一個圍觀。不斷進步的科技和不斷啟蒙的民智，讓網路的力量無遠弗屆。
這是一種什麼力量？正是「科技以人為本」的精神。過去10年間，互聯網完成了從Web1.0過渡到Web2.0的過程。早期的門戶網站將信息上傳至網路，為網民們尋找信息蕩平道路，他們關注的是儘可能多的提供全面的內容，良莠不齊，簡單粗暴。但現在，網路的發展重點是令網民直接互動，由每一個獨立的人聚合在一起，產生信息。而互聯網所提供的服務也更加精細、私密和個性化。科技的力量在消滅階級，在令信息快速傳播，消滅信息不對稱所引起的分化。最起碼，在今天的中國，再也不存在「不透風的牆」。
10年間，互聯網教會了我們一件事，「自由、平等與公平」的思想通過互聯網潛移默化。這一最基本的人權訴求，經由互聯網，無聲傳播。
我們要選擇什麼價值觀？
——袁偉時談10年大問題
選擇的實質是要什麼樣的思想文化制度。要大一統的意識形態，還是要兼容並包的、自由的現代文化制度？這是關係國家發展的大事
本刊記者 黃廣明 實習記者 林珊珊
袁偉時剛剛過完80歲生日，他戲稱自己也成了「80後」。從去年開始，應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鬍舒立之邀，已退休16年的袁偉時重返講壇，給一群真正的「80後」、「90後」們上課，課目為「中國近代思潮」。270人的大教室，經常爆滿。
袁偉時的學術志趣在清末民初和中國近代思想史，以觀點新穎史料紮實而著稱。
過去10年，是中國發生巨大變化的10年，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和公民社會的發育、網路時代的到來，各種思潮與現象異彩紛呈。大國崛起，中國威脅論，國學的興盛，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交鋒，北京共識與華盛頓共識的較量，普世價值觀與中國主體性是否衝突，中國模式與中國道路的真偽……這些重大思想命題，貫穿於希望與危機同樣顯眼的10年，而對這些決定國家重大發展方向的問題，耄耋之年的袁偉時從未停止思考。
「90年代以來，我的思想基本定型。追求中國人的自由、平等，國家的法治、憲政、富強，是我一貫的目標。」
人物周刊：剛出來的消息，孔子塑像落戶天安門廣場，官方意識形態似乎越來越尊崇孔子了，您看到這則消息時感想如何？
袁偉時：這牽涉到一個大的問題，即中國思想文化的走向。
對於中國這10年，總體上我有幾個看法。
第一，經濟上不用太擔心了。以2001年中國加入WTO為標誌，在法律和條約義務上規定了中國走市場經濟道路，意味著國際市場經濟規則我們接受了。在這麼一個大框架下，雖然經濟上碰到很多波折，但有一套基本規則，不會有大的反覆。回到計劃經濟是不可能的。破壞法治，搞權貴資本主義，也會受到很大束縛。這些規則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各種經濟成分享受平等待遇。
第二，10年間一個很重大的趨勢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人的公民意識和權利意識在覺醒。以2003年孫志剛事件、SARS、 南都案等等為標誌，這些事件說明公民自由不能侵犯的觀點被越來越多人接受。10年來反覆博弈，特別體現在權力與權利的博弈。
當前公民權利博弈有兩個核心，一是財產權，二是言論自由權。所有複雜的現象都圍繞這兩個核心在轉。只要中國社會轉型還沒完成，這個博弈會一直存在。這兩點是決定歷史走向的大事。
剩下的就是思想文化走向，這也是決定中國未來走向的一件大事。
現在出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原來國學派提倡建立孔教國家，新左派跟著國學派屁股後邊走，也大講思想文化上要有主體性，學術上也要有主體性。這個主體性最重要就是表現在儒學上，以它為核心建構中國的思想文化；為此要反對帝國主義思想的侵略，要建構另一套學術規範，包括重新界定一些概念，如民主、自由、法治，不能跟著西方走，要另搞一套和西方對抗。
另外，自由派也開始分化了。有一部分自由派在堅持憲政的同時，提倡把中國傳統文化作為安身立命的根基，作為憲政的思想文化基礎。
現在這幾大派在文化上聯合了。官方也以實際行動支持這個走向；支持國學發展，提高孔子地位，動作不少。
應該在這個大格局下去觀察在天安門廣場樹立孔子像的問題。一個城市樹立雕塑，包括文化名人的雕像，這很正常。每個城市都應選擇合適的雕塑。但現在把孔子變成九五之尊，賦予他特別崇高的地位，把雕像置於北京城的中心，全國政治中心，這是一個表態。
在我看來，樹個孔子像沒什麼了不起的。但要觀察，還有沒有和是誰的像要出現。先秦其他思想家有沒有位置？老子、莊子、墨子能不能、何時能出現在長安街上？如果長期不讓他們在長安街上散步，只剩下孔子供人頂禮膜拜，這就嚴重扭曲了先秦的歷史，體現了對軸心時代中國文化狀況的無知，從而成為不能不令人憂慮的文化象徵。
這個選擇的實質是要什麼樣的思想文化制度。要大一統的意識形態，還是要兼容並包的、自由的現代文化制度？從這個角度看，這是關係國家發展的大事。
人物周刊：中國社會在過去10年發生了巨大變化，經濟持續高速成長，中國崛起是官方意識形態與民間某些聲音都大力呼喊的一個口號，在您看來，用這個口號來衡量中國過去10年的變化，哪些方面是成立的，哪些方面是不成立的？
袁偉時：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中國經濟發展走上了快車道。中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的形象已在國際上樹立起來了。而且，它適應了時代的變化。這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看：
首先，任何國家都要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實現社會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我們現在的經濟發展是遲到的現代化。中國是留級生，終於開始發奮了，上路了，這值得高興。
我們現在做的事情本應是19世紀要做的，我們應在那個時代完成這個任務，但我們留級了。
鴉片戰爭後，我們就應該用人類文明新成就來改造我們的國家。那個時候同時面臨這個任務的，在東方有兩個國家，日本和中國。
日本是半成功的國家。日本在經濟上成功了，它支持私營經濟的發展，它走市場經濟道路。它勇敢實施新的教育，更新自己的知識譜系。
但在政治法律層面，它是不成功的。日本在法律上接受了西方的大陸法系。在政治上，它1889年通過了憲法，但不倫不類，是專制的裝飾品，是日本特色的「憲政」。制度建構上，天皇超越於國會，超越於內閣，軍隊不受內閣領導。軍部直接屬天皇領導，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思想上則提倡儒家道德，發布教育敕語和軍隊訓詞，規定要忠君、要忠誠、要服從。這種不倫不類的現代化，導致了世界性的大災難，中國首當其衝，受害深重。
但當時中國連這一步都沒做到，結果就挨打了。19世紀完全是在交學費。登峰造極之時，主動向11個國家宣戰，屠殺外國人和沾點洋氣的中國人，招致八國聯軍入侵，這是很慘痛的教訓。
我們現在是在還歷史的舊債。這是好事，順應了時代的潮流。任何社會都要向現代社會轉型，這是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這是過去10年中國值得高興的事。
同時這個過程還有時代特點。這個特點就是二戰後，任何國家要從傳統向現代轉型，不可能再走武力崛起的道路。所謂中國和平崛起不是中國的發明，而是時代使然。兩次世界大戰，日本德國兩面鏡子擺在前面。德國發動兩次世界大戰，日本成了二戰的元兇之一，招致什麼樣的後果？
他們後來真正接受了民主化的改造，接受現代經濟政治制度，沒有動用一槍一炮，經濟卻走上高速發展的正軌。中國領導人不可能重複二戰以前日本德國的道路，也不會對它們戰後的成就視而不見。中國適應時代的變化，和平崛起。
第三方面，任何國家加入市場經濟體系，公民權利得到部分保障後，必然有一個經濟快速發展時期。印度二戰以後，國大黨學蘇聯，搞計劃經濟，結果淪為貪污盛行、經濟發展緩慢的落後國家。現在印度覺醒了，擺脫錯誤決策，也快速發展起來。其他國家都有這麼一個過程。
我們正處在這個歷史時期，這是適應時代變化、歷史發展潮流的結果，中國並沒有特別獨特之處。但現在有這麼一個情況，中國剛取得點成績，有些人的民族主義就發作了，翹尾巴了，這個值得注意。
人物周刊：中國自1978年經濟改革以來，每年經濟增長率保持在10%左右，現在人均GDP是30年前的12倍，中國也避免了像西方國家那樣遭遇嚴重的金融危機，有人認為，中國經濟的成功歸因於其非常規的經濟政策，即混合所有制、模糊產權及政府大力干預的綜合。美國《時代》雜誌前國際版編輯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將其命名為「北京共識」。
你如何看待「北京共識」及相關的中國模式？有人稱北京共識已經取代「華盛頓共識」，成為更加適合發展中國家的模式，你如何看待兩種共識間的「PK」？
袁偉時：要回到常識。中國的崛起，完全是接受市場經濟的結果。這是最基本的。市場經濟，自由——首先是經濟自由；社會穩定，這是進入現代以後，任何國家經濟起飛的最低條件。
市場經濟制度的前提是私有制——公民經濟自由的核心。中國經濟30年之所以取得不少成就，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遮遮掩掩地很不徹底地恢復了私有制，也就是他們講的模糊產權制度。但所謂模糊產權恰恰正是衝突不斷發生的根源，而不是優點，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橫向比較，日本也經歷過高速發展期，成為國際上引人矚目的典型。那時它有終身僱傭制、市場不完全開放、政府介入企業的經濟決策等等特點。一些人因此起勁吹噓日本是儒家資本主義或者日本模式。後來四小龍的經濟發展也跟今天的中國大陸有相似之處，又被吹捧為儒家資本主義。這些國家或地區的發展，根本上是社會穩定加市場經濟和法治的產物，許多所謂特點都是後來必須改革的負擔。
中國的發展，是在遼闊的土地上現代化。有幾個關鍵因素帶動了經濟的發展，一是外向型出口帶動戰略，這是四小龍和日本的經驗；二是推進了城市化。一個現代國家，它的城市化應達到70%以上，中國這樣的一個大國，城市化不斷發展，也創造著巨大的市場。在兩大槓桿帶動下，經濟發展起來，好像是看到奇蹟，其實是借鑒他人的經驗，還歷史舊債。
應該說中國人不笨，學習得很快。
我們的特點在哪裡呢？有人講北京共識、中國模式，講混合所有制。但混合所有制也不是中國發明的。英國很早就有了，既有資本主義，又有社會主義，既有私營經濟，又有國有經濟。但那又怎樣？國有企業固有的效率低下，拖累了英國經濟，假如沒有撒切爾夫人大刀闊斧的市場化改革，英國不可能走出困境。所謂混合所有制不是中國人的創造，而且是改革的對象。
20世紀70年代以來各國的經濟改革，主要內容之一是私有化、公司化。這個過程有些做得好，有些做得不好。一般來講，這樣做效果都很明顯。比方說日本，它在19世紀實行私有化，將國有企業低價賣給私人企業家，頂住了「國有資產流失」的壓力。1980年代以後，這個過程還在進行，連鐵路和郵政都私有化了，成績卓著。
惟一特別的是新加坡。我們的官員常去那裡膜拜，但他們忘記了新加坡是只有三四百萬人口的城市國家，又有健全的法治，對國有公司監督比較容易。其他大國很難複製它的模式。何況它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取向都被人廣泛詬病，負面的東西很多。
稱模糊產權是優點，很荒唐。任何市場經濟制度，如果產權模糊，代價很大。新加坡的產權很清晰，中國恰恰就在這方面吃大苦頭，原來所謂鄉鎮企業，花了很大代價才恢復私有制的本來面目。
很多地方的國有企業，都是填不滿的財政窟窿。有些表面上贏利很大的國企，如果你仔細研究其投入產出，研究它對資源與環境的破壞，也是負資產。怎麼看待國企？國企弊端在中國經濟里很突出，這恰恰是中國應改而沒改好的領域，而不是什麼中國模式的優點。
至於私人產權，一直受侵犯，是中國不穩定的重要因素。這時去歌頌產權模糊，是不負責任的，是一個陷阱，讓中國人往裡面跳。
所謂「北京共識」，另外重要的一條，就是強調政府的介入。政府的介入經濟恰恰是中國經濟改革代價太高、成本太高的重要因素。它表現的問題是貪污盛行、環境破壞、私產遭受侵犯、社會矛盾尖銳。
人物周刊：一個叫潘維的學者曾撰文，《中國模式是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稱：「中國模式」代表了一種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其成功經驗挑戰了經濟學的「計劃與市場兩分」，挑戰了政治學的「民主與專制兩分」，挑戰了社會學的「國家與社會兩分」。「深入改革政治體制」說白了就是拆故宮建白宮，今日迫切任務是反對迷信西方教條，防止洋教條把我國導入陷阱。您對此如何看待？
袁偉時：對
說中國挑戰了民主與專制的兩分，更是政治學上的笑話。納稅人拿出GDP的20%-30%供養一個政府，當然要它好好辦事。民主與專制的區別有4點：
1.權力來源。「權為民所賦」還是某人或少數人自命為天生的統治者？如果是前者，公民就要通過定期選舉確認政府的合法性。
2.對公民自由的態度。專制政府以統治者自居，肆意剝奪公民的自由；民主政府則以為人民服務為唯一宗旨，確保公民的自由，包括人身自由和安全，提供公民個體或市場不能提供的產品。
與此同時，言論自由是民主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沒有建立確保「言者無罪」的制度，所謂民主比英
3.決策的程序。
4.有沒有分權制約。
人物周刊：近年來中國在國際上遇到的一些風波，比如08年奧運聖火傳遞，讓中國高層意識到中國的國際形象，至少是在某些國家的形象，沒有想像的那麼好，而國際上的中國威脅論，近10年來也一直伴隨著中國國力的增長。中國政府現在加大了對外媒體的投入，以及在國際知名媒體上投放中國國家形象的宣傳片。您覺得，要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讓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是接納歡迎，而不是抗拒恐慌，治本之道是什麼？
袁偉時：關鍵點在於：第一是要開放。中國的實際情況，要讓中國人了解，讓世界媒體記者、學者、政治家了解；第二要實實在在推動改革，中國的形象自然令人景仰，贏得世界各國人民由衷的尊敬。
如果中國人的權利沒有得到保障，無論做多少宣傳，一下子就被像抓記者、抓敢於揭露官員胡作非為與社會黑暗面的公民、亂拆遷、搶記者錄音筆之類的事給抵消了。
人物周刊：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兩岸都要大張旗鼓地紀念，回顧100年前的那個10年，即1900年至1910年，晚清最後的這段時間給後人的啟示是什麼？
袁偉時：我想，有這麼幾條是不能忘記的：
第一，關鍵時刻要當機立斷，敢於改革。晚清在一些改革上很成功。如教育體制改革，堅決廢除實行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魄力很大，步子很穩，完全改變了中國青年的知識譜系。
又如法制和司法改革，廢除兩千年的中華法系，引進大陸法系；廢除行政司法統一的體制，著手建立獨立的現代司法系統。這些改革影響十分深遠。
可是，在政治體制改革上，它卻犯了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當時社會各方聯合要求立即在宣統三年(1911)召開國會，實行憲政。當局卻拖延應付，貽誤時機，宣布要到宣統五年(1913)開國會。結果沒有宣統五年了，清朝完蛋了。
第二，它有兩項舉措，值得借鑒。
一是當時的政府花費了大量資金，在全國範圍進行憲政教育，教大家什麼是民主憲政、要如何選舉，等等。為此，翻譯了大量的各國憲政資料，編寫了許多讀物。這種公民教育，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但願不是絕後的。
另一是推行地方自治，公開宣布地方自治是憲政的基礎，從縣到省都要實行自治。任何國家的政治都要分權制約，地方到中央，層層自治，國家才不會向專制倒退。晚清政府在這一點上的確非常清醒。
第三，在對待群眾運動上，它留下慘痛的教訓。對公民的遊行等，應該對話溝通，化解矛盾，絕對不能鎮壓。可是，清政府對待保路運動，卻嚴厲鎮壓，殺人抓人，從而製造了一場埋葬自己的革命。
人物周刊：有人會說，中國傳統思想，特別是儒家思想，代表了中華民族的特色和主體性，如果按照所謂的普世價值搞的話，中國會不會淪為西方的附庸？由這個話題引出普世價值觀與中國特色價值觀的關係，您認為二者的關係如何？
袁偉時：首先要弄清楚中國特色價值觀是什麼。科學發展觀的第一條是民主、法治。這一條顯然來自西方。落實這一條就會成為西方的附庸，那不是胡說八道嗎？
有人認為要建立中國文化主體性，回歸儒家思想，說那樣才能保持中華民族的特性。
怎樣回到儒家經典？儒家的價值觀是三綱五常。三綱太臭，暫且不說。仁義禮智信，這稱為五常。從字面上講，漂亮極了。但它是有特定內容的。儒家經典怎樣詮釋？「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中庸》)中國傳統的政治法律制度是禮治，嚴格區分親疏尊卑，等級關係不能逾越。這就是儒家的價值觀。
與平等、自由背道而馳的這些價值觀，當代中國人能接受么？如果講親疏尊卑，市場經濟怎麼發展起來？兩套價值觀和規則是衝突的。
講等級親疏，交易怎麼做？沒自由、平等就沒市場經濟。自由、平等又是西方來的。一講自由平等，就成了「賣國賊」啦？
現代文明的標準在哪裡？在聯合國的3個人權公約。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和1966年的兩個人權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是各國政府代表和學者，不分東方、西方共同制定的。《世界人權宣言》當時的中國政府代表參與制定，1966年的兩個公約，中國政府分別在1997和1998年簽了字。這3個公約體現了當今人類的共同價值。
這個價值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是什麼關係呢？假如你實踐3個人權公約的觀念，這樣的國家會得到人們的尊重和熱愛。一個政黨要是真正實踐這種價值觀，人民也會擁護它。
只要走市場經濟道路，必然要採納現代文明的規則。所謂價值觀念，說到底是行為準則。人類的價值觀，隨著歷史進程，是會變化的。我們究竟要發揚什麼價值觀？值得中國人反覆深思。
人物周刊：您對未來10年中國的發展有何期望？
袁偉時：我對未來10年有3點期望：
第一，企盼後5年不再出現以言賈禍的事件。這太丟人啦！前5年能實現更好，但估計不容易辦到。官員的觀念提高和手中權力受到法律的約束及公民的監督，都是很艱難的過程；
第二，我對今後10年經濟發展是樂觀的，如果不犯大錯誤，經濟仍然會比較快速發展。但有三個問題值得認真關註：
一是私營經濟能否真正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廣東省政府的規劃已明確規定它是主體)？是不是真的是除了法律禁止的以外，各個行業都能進入？在貸款和經濟活動各個環節，是不是真正享受了平等的國民權利？事關經濟自由是否落實，經濟轉型有沒有紮實的制度基礎。
二是財產權能否得到切實保障？暴力拆遷、官商勾結、司法腐敗的根源都與此難解難分；
三是希望10年後，全國範圍內的社會保障制度，如醫療、養老、國民義務教育、中低收入階層的住房保障都妥善解決，大部分人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
第三，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現代教育體系。
首先是建立起以學術自由為核心的現代大學制度。如溫總理講的辦學有自主權，師生都能獨立思考、自由表達。
義務教育階段則摒棄以培養「聽話，能幹」為指導思想的方針，以培養具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現代公民為首要任務。
我不知道在別人眼中這些要求是高還是低。在我看來這些都是當務之急，而只要有決心都是能辦到的。做到這3條，中國的國際形象肯定會大大改觀。
人物周刊：未來10年，從宏觀方面來說，您擔憂中國社會出現的局面是什麼？
袁偉時：最擔心官員的認識跟不上形勢，從而在兩個方面阻滯社會發展：
一是口頭說改革開放，內心卻根本不承認我國很多領域體制落後，不適應經濟發展和建設現代法治國家的進程，不思進取，貽誤改革；
二是官員思想上沉溺於階級鬥爭多疑症，行動上擺不脫動用暴力手段(公檢法機關)對付一切的習慣，製造出一個又一個悲劇英雄，加劇社會矛盾，一次又一次嚴重損毀中國政府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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