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觀發生了深刻的變革

科學觀指的是對科學基本的、總體的看法。它把科學作為探究和反思對象，提出各種各樣的看法，形成不同的科學觀。20年前，我在《科學觀——現代人與自然的對話》（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一書中曾指出：「在近代科學時期，人們普遍認為科學是真理的集合，非真理是不能涉足科學聖潔的殿堂的；科學是純客觀的，完全排除主觀的成分；科學是逐步累積的、一點一滴的進化過程；科學的理性方法是唯一合理的方法；科學所帶來的是社會的進步，人類的幸福。」二戰後，特別是20世紀70～80年代以來，這種長期佔據主導地位的科學觀受到普遍的、嚴峻的挑戰。首先，科學的客觀性受到質疑乃至否定。科學的客觀性是科學的根本特性。科學之所以為科學，乃在於它反映和揭示了自然的現象和規律。自稱「達爾文鬥犬」的赫胥黎曾諄諄教誨我們，在大自然面前要做謙遜的小學生，虛心傾聽自然的聲音。生理學的開創者伯納德更形象地指出，科學工作者在走進實驗室之前要脫下自己的外套，穿上潔白的大褂。也就是說，要儘可能忠實於客觀，擺脫自己的主觀之見。愛因斯坦從哲學的高度，一般性地肯定了承認有一個獨立於主體的客體存在，是一切科學工作的前提。這一前提已或明或暗地發生了變化。一些人爭辯說，我們怎麼知道有一個獨立的客體存在呢？更怎麼知道我們的認識是對客體的反映，揭示了客體的所謂「規律」呢？比如量子力學表明，量子既是粒子又是波，它究竟是什麼？對不起，不知道也不關心，科學工作者只是對它觀測和描述，在一種狀態下測量其位置，在另一種狀態下測量其速度。量子力學的主要創立者海森伯這樣認定：「我們不能再談論獨立於觀察過程的粒子的行為了。作為一種最終結果，在量子力學中形成的數學化的自然規律不再處理基本粒子自身，而是處理我們對它們的認識。也不能再問這些粒子是否是客觀地存在於時間和空間中」。「科學家不再是一個作為客觀的觀察者來面對自然，而是把自己視為一個在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中的演員」。（《物理學家的自然觀》，此處譯文引自《索卡爾事件與科學大戰》，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P4）發生認識論也表明，認識是客體與主體相互作用的結果，沒有完全脫離主體的純粹客觀的認識。上世紀70年代迅速崛起的科學知識社會學（SSK），運用建構主義的概念，認為（自然）科學像其他知識形態一樣，也是「社會建構」的。其代表人物之一法國學者拉圖爾做了一件著名的工作，那就是到諾貝爾獎獲得者吉爾曼的實驗室去做「田野調查」。眾所周知，吉爾曼和沙利通過長達21年的合作和競爭，從幾十萬頭豬和羊的下丘腦中發現了促甲狀腺素釋放因子（TRF）等下丘腦—垂體激素並測定其化學結構，被認為是上世紀60～70年代最重要的生理學—醫學進展之一。拉圖爾對此進行了調查分析，得出的結論是TRF也是「社會建構」的產物，至於豬和羊的下丘腦中是否真的存在TRF、TRF的化學結構到底如何，並不是SSK所關注的問題。其次，與科學的客觀性密切相關，科學的真理性也受到質疑乃至否定。科學向來被認為是真理性的知識。兩千多年前，當亞里士多德說「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時，實際上就是宣告追求真理是知識（科學）的目標，如同愛因斯坦信奉的格言「對真理的追求比對真理的佔有更可貴」一樣。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更進一步斷言，（自然）科學是「真命題的集合」。波普爾對此提出了有力的挑戰。他把自己證偽主義或批判理性主義的科學哲學的主要觀點概括為「從錯誤中學習」是耐人尋味的。波普爾強調，一部科學史並非真理的歷史，毋寧說是不斷尋求錯誤、排除錯誤、從錯誤中學習的歷史。錯誤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通向真理的途徑。可見，波普爾並沒有否定真理。一些後現代主義者根本否認科學真理的存在。在這方面，庫恩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在《科學革命的結構》這部影響極為深廣的著作中，庫恩指出他並不認為有所謂科學「真理」和「進步」。他認為，科學革命好像政治革命一樣，誰勝利了誰就宣布掌握了真理。其實，「科學家並沒有發現自然界的真理，他們也沒有愈來愈接近真理」。（《必要的張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P284。）著名的後現代主義哲學家羅蒂在《哲學與自然之鏡》等著作中，用「自然之鏡」的隱喻來嘲諷傳統的真理觀念，並且斷言真理不過是人們編造出來的有用工具。他說，真理「不過是一個表示滿意的形容詞的名詞化」。（《後哲學文化》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P12）在後現代主義的語境中，真理似乎成了過時的落伍的話題，被消解了。與此相適應，是消解科學的文化地位。既然科學也不是什麼真理性的知識，那它還憑什麼在各種知識體系乃至整個文化體系中佔有特別的地位呢？科學與宗教、神話、迷信、巫術之類，不都是一樣，應該完全平等的嗎？費耶阿本德明確提出這樣的看法，SSK則試圖用學術研究證明它們都是「社會建構」。第三，科學的理性方法受到質疑乃至貶斥。也許我們還記得恩格斯的那段名言：「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P404）確實，科學的理性方法被廣泛認為是科學的特徵和驕傲，以致威爾杜蘭在其名著《世界文明史》中，把近代科學形成和發展的18世紀稱之為「理性的時代」。愛因斯坦曾概括地指出，科學的方法主要表現為：（1）運用邏輯和數學來發現和論證因果關係，（2）通過實驗來檢驗和證明科學發現。正因此，伽利略和牛頓才創立了近代科學，科學與理性可謂難解難分。然而，非理性思潮對此發起了挑戰。在這方面，不能不又提到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他提出新舊範式之間是「不可通約」的，從信奉舊範式到新範式如同宗教的「皈依」，是心理學的「格式塔」轉換。這被認為向非理性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以後，費耶阿本德更不遺餘力地為非理性辯護。他提出「怎麼都行」的方法論，主要就是為非理性方法爭取合法地位。一些SSK的專家則把科學與政治類比，認為科學像政治一樣，受利益的驅使，靠公關、資源、網路、談判等手段取勝。第四，科學僅僅造福人類的形象受到懷疑，開始逐漸淡化。長期以來，人們普遍相信，科學是人類的福音，將把人類引入幸福的天堂。雖然早在18世紀中葉，盧梭就曾發出科學是禍患的驚人之聲，之後叔本華、尼采等人也曾以批判的眼光審視科學，但都是微弱的不和諧的聲音，被淹沒在樂觀主義的交響樂中。二戰中，德國法西斯借口「種族衛生」的大屠殺和日本軍國主義的細菌武器試驗、原子彈的蘑菇雲，以及戰後頻發的環境公害事件、生態環境的惡化加上侵犯隱私、網路犯罪等等，使人們終於醒悟到科學技術也有兩面性，弄得不好會帶來禍害，正如波普爾所引證的：「科學進展是悲喜交集的福音，例外很少。」與此相呼應，是科學家社會責任的覺醒和科學技術倫理的興起。傳統的理念是，科學與倫理互不相關，一個屬於事實判斷，一個屬於價值判斷。科學家只需埋頭研究，至於應用，那是政治家和企業家的事。不過，現代科學技術，尤其是生命科學技術的發展，卻幾乎不由自主地與倫理糾結在一起，以至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HGP）破天荒地設立了一個子計劃：進行相關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研究（ELSI），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際人類基因組組織（HUGO）還建立了倫理委員會。計算機—網路倫理和環境—生態倫理也備受重視。科學家們如《羅素—愛因斯坦宣言》所表達的，正「學會用新的方法來思考」。在更宏觀的層面，則是科學與人文的交流和對話。科學史學科的奠基者之一薩頓在反思科學史，特別是二戰中德國一些科學家、工程師和醫師的表現時，提出建立新人文主義或科學人文主義的構想。他認為科學是文明的樞紐，不管科學多麼重要，單有科學無論如何是不夠的，因而必須使科學重新與人生聯繫起來，建立建築在科學基礎上的新人文主義。1959年，英國學者斯諾發表《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的講演，引起熱烈討論。斯諾指出，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不僅是智力意義的文化，而且是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這兩種文化之間長期存在的嚴重隔閡乃至對立造成巨大損失，因而期待「第三種文化」的出現。1996年發生的「索卡爾事件」即所謂「科學大戰」表明，兩種文化之間的衝突依然嚴重，但它們之間的對話、交流乃至匯合已成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以上只是粗線條地勾勒了科學觀變革的若干主要方面，由此已不難窺見這種變革是全面的、深刻的。《紅樓夢》第一回有首詩，「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也許，我們會覺得其中一些觀點也頗為荒唐。確實，我們自不必全盤接受，而要加以鑒別、分析，但總的來說，從傳統的單面的、單向度的科學觀向當今多面的、多視角的科學觀轉變，使我們對科學的看法更全面、更深入了。科學觀的變革是必然的科學觀的這種變革，不是我們喜歡不喜歡的問題，也不是我們承認不承認的問題。這是一個已然發生的事實，而且是不可更逆的事實，反映了當代科學複雜的、多面的狀況。我覺得，科學觀的變革首先是科學自身發展的要求和結果。這可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是科學的社會化或者說「大科學」的興起。現代科學已廣泛滲透到社會生產、生活和文化的各個領域，成為社會系統不可或缺的主要系統之一，與政治、經濟和文化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同時，科學家的隊伍急劇增長，已達千萬之眾（如果加上工程師和醫生，可能過億）。由此，產生了各個利益集團爭奪科學資源的激烈競爭，以及科學家之間的激烈競爭。現代科學既很花錢，又很來錢。一篇高能物理論文成本上百萬，一次重大成果或專利獲利上億，都是常事。向哪些科學領域和項目投資，由哪些科學家和實驗室承擔，競爭日趨激烈。科學家不能不和政治家、企業家、媒體打交道，爭取支持、資金、項目和承認等等。本來，研究才是科學家的分內事、主要事，現在，一些科學家尤其是牽頭的科學家把爭取資金和項目作為頭等大事，而把研究交給「打工者」去做。於是，資源、溝通、公關、談判、競爭之類，這些社會學研究的對象和方法，同樣適用於科學。那種單純追求真理的科學形象已顯得過於單純和理想。另一方面，現代科技，尤其是信息科技和生命科技的發展，極大地豐富和更新了科學的形象。依據康德的觀點，儘管頭頂美麗的星空和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則，都能引起我們心靈的震撼和深深的思考，但那分屬於兩個不同的領域，一個屬於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探討是與不是的問題；一個屬於道德哲學研究的對象，探討應該與不應該的問題，兩者有不同的方法和標準。依據培根和聖西門，「所羅門之宮」和「牛頓會議」的科學賢人將醫治百病，帶來普遍的幸福，造就「人間天堂」。然而，信息科技和生命科技的發展，卻有力地破除了事實與價值截然兩分以及「人間天堂」的神話。電腦和網路的普及、人工智慧的提高，使個人隱私幾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更讓雪萊夫人虛構的佛蘭肯斯坦的悲慘故事有可能成為現實。同樣，HGP的實施以及克隆羊多利的橫空出世、胚胎幹細胞研究的突破、輔助生殖和器官移植的進展等，使基因歧視成為可怕的陰影，人類面臨被設計、被製造，甚至人獸雜交的威脅，使人不由想起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顯然，現代科學的這些變化和狀況，不能不體現在新的科學反思上。其次，科學觀的變革是學術研究，主要是後實證主義科學哲學和SSK的成果。科學哲學本來就是對科學的哲學觀照，是理論化的科學觀。以維也納學派為代表的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把科學看成是已經實證的知識體系，理性方法的逐漸累積。如果說波普爾的挑戰還是在實證主義內部的話，那麼，庫恩開創的社會歷史學派就從根本上顛覆了實證主義的科學觀。庫恩認為，應該依據科學的歷史來考察科學，而實證主義的科學圖景恰恰經不起歷史的檢驗。他提出範式和科學共同體的概念，並且認為範式的更替和科學共同體的興衰，應該從「社會學—心理學」上去尋找根源。費耶阿本德和一些反實在論者，更明確倡導非理性主義和相對主義。庫恩被認為開啟了SSK，儘管庫恩強烈表示不贊同SSK的主要觀點。SSK從科學論爭、實驗室調查、文本分析等方面論證科學是一種「社會建構」，揭示了科學諸多被忽視或不為人知的方面，比如利益在科學中扮演的角色、科學與政治的糾結、科學家之間競爭與合作的複雜關係、談判技巧、文字能力在科學中的作用等等，使人們看到科學確實存在社會建構的因素或方面。對於後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和SSK，當然不能接受他們的全部觀點，但也要肯定其中的積極因素。我以為，把社會歷史的概念和方法以及實驗室調查、文本分析等手段引入對科學的研究，就很有價值。它使我們對科學的反思增加了新的視角和維度，有利於更全面更深入地揭示現代科學的面貌，促進科學觀的變革。舉起兩面旗幟對於科學觀的變革，一直存在著不同意見的爭論。其中最典型最集中的便是前面提到過的「科學大戰」。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談談這場幾乎波及全球的論戰。1996年，後現代主義的重鎮之一《社會文本》發表美國紐約大學物理學教授艾倫·索卡爾（AlanSokal）的論文《超越界線——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在這篇長文中，索卡爾用拼湊的方法、支離破碎的材料、模稜兩可的語言，表明後現代主義似乎與現代物理學是相符合的，並且為「重新定義什麼是科學和科學是幹什麼的提供了可能性」。之後不到一個月，索卡爾又向《大眾語言》雜誌披露這不過是一篇有意編造的詐文，在該雜誌發表《曝光：一個物理學家的文化研究實驗》一文。這一罕見的事件迅即引起媒體和學術界的極大關注，引發了一場載入史冊的大論戰。索卡爾及其支持者奚落以《社會文本》編輯部為代表的後現代主義的無知和偏見，竟然把一篇明顯胡編亂造的詐文當做支持後現代主義的寶貝加以發表。他們把矛頭主要指向後現代主義否認科學的客觀性，並同時編造「社會建構」的神話。這確實擊中了要害。正如著名物理學家、諾獎得主溫伯格所說：「科學知識的客觀性一直是安德魯·羅斯、布魯諾·拉圖爾、影響很大的哲學家理查德·羅蒂與後期庫恩所否認的東西，但幾乎所有的自然科學家都承認這種客觀性」。（《索卡爾事件與科學大戰》P114）儘管後現代主義廣有影響，但在自然科學界卻受到普遍抵制。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後現代主義貶斥科學的客觀性、真理性。當然，爭論的另一方並非毫無是處、節節敗退。羅蒂幾乎是輕蔑地指出，這不過是一場「不可信的科學大戰」，是「舊哲學爭論的新版本」（同上P288、291），拉圖爾則滔滔不絕地指出，實際上這是一場「不同世界之間的論戰」（同上P299），認為當今再堅持那種完全統一的，以自然科學為基礎的文化已經過時了、行不通了，不同的、多樣性的文化是後現代的需求，而索卡爾等人堅持的正是業已過時的單一文化或「現代世界」。確實，後現代科學哲學和SSK，對於我們認識世界及科學的多樣性、複雜性是有益的。即使常遭詬病的非理性主義和相對主義等，也並非「滿紙荒唐言」，對於我們認識非理性因素的不可或缺和積極作用，以及認識真理的相對性、不完全性是有意義的。這場科學大戰不由使我們想起1923年發生在我國學術界的那場「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簡略地說，以丁文江為代表的「科學派」主張科學方法是萬能的，不僅能解決自然科學的問題，而且能解決包括人生觀的一切問題，認為應當擯棄玄學，打倒「玄學鬼」。以張君勱為代表的「玄學派」（人生觀派）明確主張科學並不能解決包括人生觀在內的諸多問題。以往通常認為這場論戰以科學派的勝利而告終，科學派是對的，玄學派是錯的。現在，學術界傾向於認為這樣的判斷過於簡單、片面。張君勱等人並非一無是處，科學確實不能完全解決人生觀的問題，不是萬能的。更重要的是，八九十年前就提出了應該如何看待科學的問題。類似地，對於這場世紀之交波及全球的「科學大戰」似乎也不宜作全或無的評價。我們積極評價索卡爾等人對後現代主義科學觀的批評，決不意味著站在實證主義、唯科學主義的立場上。這樣，我們將形成大致如下的科學觀框架。與後現代主義、社會建構主義的科學觀不同，我們堅持科學的客觀性、真理性。存在著獨立於人類又與人類密切相關的自然界，科學正是對自然的探索和研究。儘管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認識自然，登上所謂「絕對真理」的頂峰，但經過長期的艱苦的實踐，科學已令人信服地表明，它可以正確認識和揭示其研究對象的特性和規律，並將繼續經受實踐的嚴格檢驗。科學中包含著越來越多的真理成分。客觀性和真理性是科學的根本屬性。否定科學的客觀性和真理性也就消解了科學，拋棄了科學。與實證主義、唯科學主義的科學觀不同，我們承認科學的主體性、建構性和局限性。科學作為人類的認識活動，作為一種知識體系，作為社會系統的一個重要子系統，不能不受到認識主體——科學家和科學共同體的影響，受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因素的影響。愛因斯坦早就明確地指出，他不滿意馬赫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馬赫忽視了科學理論「構造的—思辨的特徵」。（《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76，Ｐ10）至於科學的社會建構性因素，在「大科學」時代幾乎有目共睹。同時，科學作為一種知識體系、一種文化樣式，把它和迷信、巫術之類借口文化的多樣性相對性而平等對待，是不能令人同意的。但也應該看到，科學不是萬能的，是有局限性的，正如薩頓所說，不管科學多麼重要，單靠科學是不夠的。不僅科學理論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真理，科學方法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準，而且其應用還可能帶來負面效應。因此，英、美等國已明確認定理解科學的局限性，是理解科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必須鄭重指出，這裡所說的主體性、建構性和局限性，並不是某些後現代主義和社會建構主義那種消解科學的客觀性和真理性的主體性、建構性和局限性，而是對客觀性和真理性更全面、更深入的認識。在20世紀的科學家中，可能沒有誰比愛因斯坦更重視也更善於在創立科學理論時發揮「構造的—思辨的」因素的作用，但這並非任意的、憑空的創造，而要有經驗的—理論的依據，並接受經驗嚴格的反覆的檢驗，目的是更真實更深刻地認識研究的客體。他曾斬釘截鐵地表示：如相對論經不起日食觀測的檢驗，將放棄相對論。至於科學的局限性，正如波普爾所引證的，科學進展儘管悲喜交集，終究是福音。我們承認並正視科學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但認為科學的正面效應是基本的、主要的，決不能因為有負面效應而反對科學、否棄科學。為此，需要科學與人文的對話、交流和匯合。這種既不同於實證主義、唯科學主義，又不同於後現代主義、社會建構主義的科學觀，決定了我們要同時舉起兩面旗幟——科學的旗幟和科學與人文交匯的旗幟。舉起科學的旗幟，就是要繼續大力倡導科學，普及科學知識，弘揚科學精神，傳播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學素養。應該清楚地看到，由於種種原因，至今我國公眾（包括各級幹部和管理者）科學素養仍然很低，與發達國家相比有較大差距，是制約我國發展的一個重大障礙（2003年，我國公民具備基本科學素養的人口比例僅為1.98%，而美國2001年已超過17%）。從總體上看，不是科學多了，而是少了；不是過於重視科學了，而是不夠重視。儘管實施了「科教興國」的戰略，但研究與開發的投資還是沒有達到佔GDP1.5%的目標，更不要說2%～3%了。2004年，我國研發經費僅相當於美國的8%，全國從事研究開發人員年平均經費分別只有韓國的14%和日本的8%。儘管大力弘揚科學精神，但背離求真務實、開拓創新精神的決策，如任意上項目、建開發區之類現象仍然相當嚴重，造成極大損失。儘管不斷開展科學普及，但新舊迷信還是有很大市場。特別是，一些人打著「科學」的旗號行各種騙術，比如把幹細胞說成是「幹什麼都行的細胞」用於美容之類，非常值得警惕。現代科學發展如此迅速，作用如此巨大，我們不能讓一些人用相對主義和非理性主義消解科學的客觀性和真理性，扭曲科學的形象，動搖科學的信念，而要繼續堅定不移地舉起科學的旗幟。舉起科學與人文交匯的旗幟，就是要在科學中注入人文的情懷和規範，使科學更好地為人類造福。科學與人文本來是相通的，相輔相成的。可是，卻被唯科學主義和反科學主義切斷了聯繫。唯科學主義從抬高科學的角度，把科學神化為唯一的絕對。在唯科學主義看來，（自然）科學知識是唯一正確的知識，科學方法是唯一有效的方法，科學真理是唯一可靠的真理，其他知識文化都要向科學靠攏，以科學為準繩，並演繹出「科學萬能」、「專家治國」之類的社會政治理念。反科學主義則從貶斥科學的角度，把科學魔化為罪魁禍首。在反科學主義者心目中，當今時代的各種問題，比如環境污染、生態破壞、能源短缺、資源匱乏、人口爆炸，乃至人情淡漠、道德墮落，追根溯源均由於科學的發展及其技術的應用，甚至斷言科學技術從本質上說就是惡的。唯科學主義和反科學主義殊途而同歸，都使科學與人文割裂開來、對立起來。另一方面，現代科學和文明的進程卻內在地要求科學與人文的交匯。其中尤為明顯且重要的是，信息科學和生命科學這21世紀的兩大「帶頭學科」幾乎都不由自主地伸進了價值領域，與倫理道德密切地交織在一起。比如隱私的保護、基因的歧視、「超級生命」的威脅等等。因而需要像《羅素—愛因斯坦宣言》所呼籲的，必須學會用新的方法來思考，用人文來導引和規範科學的發展，既不能站在反科學的立場上，把髒水潑在科學的身上，企圖遏止科學的發展；也不能像唯科學主義那樣，盲目聲稱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一切問題都會自然而然地迎刃而解。舉起兩面旗幟，反對兩種傾向，我以為除了科學觀變革的要求外，也是我國新時期的特點使然。當前，我國一方面依然很落後，不僅現代化尚待完成，而且還有不少前現代的因素（如封建等級制等）。同時，一些後現代的觀念和方式（思維方式、行為方式）開始逐漸傳播併產生影響，其中當然不乏積極的因素，但又確實存在一些不合國情民情且學理上也站不住腳的東西。既落後又超前，當今中國就是這樣複雜、這樣多面，只能實事求是地應對。舉起兩面旗幟，反對兩種傾向，可能比較原則，比較空泛。具體而言，科學觀的變革到底有些什麼影響？這確實是一個需要認真討論和思考的問題。根椐我目前的認識和考慮，初步認為要：（1）更加重視科學政策的作用。（2）更加重視科學共同體的建設。（3）更加重視科學與人文的交流、對話和合作。薩頓曾經痛心疾首地追問：為什麼在一個最文明的時代（20世紀）最文明的國家（德國），也許還可以加上最文明的群體（科學家和醫生）中，會發生如此不文明的悲劇呢？薩頓的追問是驚天動地的，應該牢牢記住，永遠記住，決不能讓這樣的悲劇重演。為此，要加強科學人文教育，加強科學與人文交叉學科的研究，加強科學技術倫理的建設，加強自然科學技術專家與人文社會科學專家的聯繫與聯盟，讓科學與人文的交響成為文化的主流，時代的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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