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中日關係對中國、日本、東亞及世界可能產生的影響。（寫一篇1000字議論文。） 2011-6-15 11:49 提問者： Huyongxiang | 瀏覽次數：2186次
哥哥我可是用分下的 兩分呢 貴死了影響中日關係的幾個因素之我見[摘要]在國際關係充滿諸多變數的過渡階段,中日雙邊關係也有發展變化,在影響中日關係變化的諸多因素中,世界經濟一體化或者稱為經濟全球化、經濟優先已經成為世界潮流，國際關係中的經濟科技因素明顯上升等世界發展的大趨勢對中日關係的影響不容忽視；「平衡」律、安全利益至上原則等近代以來的國際關係發展史上始終發揮著作用的規律性東西始終對中日關係發揮著影響；日益明顯的區域化趨勢對中日關係的影響亦越來越重要。[關鍵詞]一體化；全球化；中日關係中日兩國同為東亞大國，在原有的國際關係框架突然垮塌、未來前景充滿諸多變數的過渡階段，雙邊關係的發展變化，自然成為人們注目的焦點之一。那麼，在現階段，影響中日關係的因素究竟有哪些？本人想就這一問題發表一下粗淺的看法，以就教於大家。一、世界發展的大趨勢對中日關係的影響不容忽視首先，日益明顯的世界經濟一體化或者稱為經濟全球化趨勢對中日關係的影響。「世界經濟一體化」是正在發展中的事實，[1]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為其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特別是90年代以來，以信息技術為標誌的現代科技在世界範圍內連成網路，大大縮短了世界各國和各種市場之間的距離，為經濟一體化創造了極其重要的技術條件。到1998年，全世界已經擁有1.2億互聯網的用戶，跨越240多個國家和地區，使資本流動、勞務市場、信息、經營與管理更加國際化和更加依賴國際市場。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經營構成為經濟一體化的主要動力。據聯合國《1997年投資報告》的統計，全世界已有4.4萬個跨國公司母公司和28萬個子公司及附屬企業，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全球生產和銷售體系。它們控制了全世界1/3的生產，掌握了全世界70%的對外直接投資，2/3的世界貿易，70%以上的專利和其他技術轉讓。[2]它使越來越多的國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人類社會間的相互依存在世界水平上迅速擴大，並且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階段。」[3]在這個大趨勢下「，任何國家的經濟都不可能同世界經濟相隔絕，更不可能不受影響……世界各國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依賴已經不斷加深。」整理提供[4]對處在這一大趨勢下的中日關係，僅從經濟角度上講，沒有理由不作出樂觀的估計，中日兩國經濟上對外依存度的日益提高以及雙邊經濟往來的快速增長又為這一估計提供了足以令人信服的依據。中日兩國對外依存度正迅速提高，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進程日益加快。中日雙邊經濟合作與交流也取得了迅速發展。中日關係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兩國間的合作已從雙邊範圍擴大到亞太地區乃至全世界，單就經貿關係而言，1992年中日雙邊貿易總額已達289億美元，1993年更超過300億美元。[5]1994年中日雙邊貿易和日本對華投資創歷史最高記錄。1995年，中日貿易額已超過570億美元，中國成為日本第二大貿易夥伴。1994年日本對華投資協議額為44.4億美元，實際投入額20.7億美元。[6]從縱向看，無疑已經達到雙邊經貿往來的歷史最好水平，無論是從廣度還是深度上都是如此，但是，如果從同一時期的橫向比較來看，相比較日本同歐美、同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而言，經貿往來的規模、水平、層次都很低。更何況還有以下幾種因素會在某種程度上使經濟全球化對中日關係的影響大打折扣。其一，就目前的歷史發展水平而言，經濟動因充其量還是多維建構的世界中一個其地位和作用正逐漸被強化的眾多因素的一種。因為「世界並不是由經濟構成的。多種多樣的民族、宗教、文化和歷史同經濟共存並相互聯繫。如果過於偏向經濟，那麼，……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也必定要僵化，『人並不是單靠麵包生存的』」[7]它能否超越政治、軍事、文化等因素而左右國際關係的發展尚需打上一個問號。尤其是在東亞經濟水平參差不齊、意識形態截然不同，歷史問題與現實的民族、邊界糾紛盤根錯結的歷史條件下，更是如此。其二，經濟相互依存不斷發展、深化的過程就是與傳統的觀念、現有的利益分野相互衝撞的過程。因為國與國之間力量的不均衡和關係上的不平等，決定了相互依存將會導致合作乃至一體化，相反，很強的消極反向的相互依存則會助長矛盾和衝突直至戰爭。而現實中的不均衡狀態會因現代主權國家所處的國際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而進一步加劇，很可能導致後一種結果。其次，經濟優先已經成為世界潮流，國際關係中的經濟科技因素明顯上升，這也將對未來的中日關係發展產生影響。冷戰結束以後，「國際關係中一個突出的變化就是各國都把發展經濟作為頭等大事，經濟外交成為各國對外政策的重要內容，經濟優先原則已被世界各國普遍接受。」[8]導致這一趨勢出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兩極格局瓦解，人們在探究其原因時，普遍認為，在美蘇長期的對峙中，蘇聯一極瓦解，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經濟技術實力水平的嚴重滯後，在以軍事實力為主要表象的競爭的背後，最根本的還是經濟實力和科技實力。因此，「各國都在尋求新的發展途徑，以經濟科技為中心的綜合國力競賽逐步成為各國相互角逐的主戰場，出於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需要，無論是相互之間的的雙邊交流，還是區域之間的多邊合作，越來越不為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所轉移。」[9]這樣，經濟因素就取代意識形態因素成為影響國際關係的主要因素。2、挾經濟實力，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的日本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引起舉世矚目。日本在侵略戰爭失敗以後，一度退出了在國際政治、軍事舞台上的角逐，承冷戰之恩澤，借重於美國的大力扶植，走輕軍備、重經濟之路，全力發展經濟。當許多國家陷身於軍備競賽的漩渦之中時，日本正悄然在經濟振興的道路上疾步行進。僅用10年左右時間就超過了戰前水平，完成了戰後恢復，進入60年代，成功地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70年代克服兩次「石油危機」，進入穩定發展，到80年代中期以後，經濟實力進一步膨脹，相繼取得了「金融大國」、「債權大國」、「對外投資大國」和「援助大國」的地位。與蘇聯的衰落形成了鮮明對比。各國從這一對比中深刻地感受到，「悠悠萬事，唯經濟發展為大……經濟的確越來越成為當今國際關係中最首要的、關鍵的因素。」[10]3、冷戰結束以後，世界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們普遍認為「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不可逆轉。」[11]而且最「關鍵的是，一旦軍事威脅消失之後，在世界上能夠表現實力的東西就是經濟實力。在這樣的環境中，外交最早轉換方向的是美國。美國在冷戰剛一結束，就把外交的重點移向經濟。」[12]作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頭號強國把重點轉向優先發展經濟，這對經濟優先原則在世界範圍內的確立起了推動和導向作用。應該說中日關係進入90年代以來以經濟領域為中心的廣泛的交流與合作就是適應了這一趨勢而取得的成果。不過，我們也要注意到，經濟優先是否是新舊格局轉換、過渡時期的特定產物，在面臨有諸多歷史和現實的政治問題時，因經濟與政治有很強的互動關係，根據以往的歷史經驗，政治的因素往往會左右經濟而影響到雙邊關係。二、近代以來的國際關係發展史上始終發揮著作用的規律性東西始終對中日關係發揮著重要影響首先，「平衡」律在國際關係發展中始終發揮著作用，時至今日，它也同樣適用於中日關係。縱觀歷史，無論是國與國之間、抑或是地區範圍的、甚至於世界規模的衝突與戰爭，儘管具體原因各異，但是，都有一共性的原因，就是相互間實力對比出現明顯「失衡」。二戰以來長達數十年的相對和平與穩定，（儘管是以冷戰共處（或者稱為冷和平）的方式出現，但是，並沒有出現巨大的動蕩。）也是具備影響左右世界局勢的大國實力均衡、相互制約所致。日本自近代以來發動的一系列對中國的愈演愈烈的侵略戰爭，既是中日雙邊實力對比嚴重失衡的結果，也是遠東地區大國實力對比，日本失去制約的產物。日本從「零刀割肉」式的局部入侵到全面發動侵略戰爭，從「見機行事」地入侵到赤裸裸侵略的過程折射出了中日雙邊實力對比優勢逐漸向日本傾斜的過程，反映了傳統的西方大國勢力從東亞逐漸西移，日本在東亞占居明顯優勢的過程。在七十年代以後，強大的蘇聯雄踞北方，構成為日本最大的隱憂，為了安全利益，在加強對美依賴的同時，加強與中國的友好合作，促使中日關係得到了較大的發展。這表明仍是「平衡」律在起作用。冷戰結束以後，原有的國際關係框架坍塌，制衡機制失效，實力對比出現了新的不平衡，日本的實力無論是在世界範圍內，還是在東亞地區範圍內都前所未有的凸現出來。蘇聯的解體使日本的安全形勢從根本上得到了改善，來自北方的威脅不復存在，解除了心腹之患。這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日本在防務領域對美國的依賴，而且，「可以更少地顧忌中國的反應了。」[13]中國在日本未來的對外政策棋局中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原來用以借重的砝碼作用逐漸消失。日本長期潛存的以鄰為壑的觀念開始日益明朗化。更確切地說是日本以鄰為壑的主要對象隨著蘇聯的解體，開始出現由原蘇聯向中國轉移的跡象。從近一個時期以來日本各個領域、各個階層所表現出來的種種右傾化跡象來看，很有一點19世紀末期20世紀初期的味道，這不能不引起有識之士的警醒。與前蘇聯勢力暫時從東亞收縮的同時，隨著日本實力的不斷增強，美國對日本的制約力也明顯下降，日本越來越顯示出要脫離美國，主導本地區世界事務的動向，並與美國在許多領域發生衝突。冷戰剛一結束，日本明確提出，「已無須基於『西方國家一員』的概念來權衡自己的外交政策了。」[14]在亞太地區「，日本必須發揮中心作用。」[15]早在1982年日本就提出「政治大國」的口號，現在又開始向軍事大國邁進，並開始著手構築亞洲新秩序，提出以自己為中心的亞太經濟合作構想，同美國分庭抗禮，並將中國排除在構想對象國之外。種種跡象表明，無論是地區關係，還是雙邊關係均出現了失衡的徵兆。其次，安全利益至上原則貫徹始終。儘管目前出現了走向緩和的跡象，經濟發展被置於優先地位，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呈不斷擴大和加深的趨勢，但是，我們不能不注意到這樣一種情況，在目前國際關係仍然處於無政府狀態的情況下，「國家首先考慮的是追求其安全利益，其次才是經濟福利和民主價值。貿易和投資的增長只是國際政治中的一極，如果依存各方政治關係僵化，政府很可能限制乃至毀掉已經建立起來的經濟聯繫。歷史發展證明，「當對安全的焦慮強烈到一定程度時，即使較高水平的經濟相互依存和相關國際機制的存在也不可能保證和平。」[16]東亞絕大多數國家從殖民侵略的重壓下解放出來僅僅幾十年，慘痛的殖民地經歷至今歷歷在目。對維護、鞏固國家和民族的獨立更為關注，對國家安全尤為敏感，尤其是「二戰的創傷對日本經濟勢力的擴張和滲透特別是其政治和軍事實力的增強懷有戒心。」[17]日本自近代以來就是在本地區事務中特別是在中日關係上居於主導地位的國家，其一舉一動直接左右著東亞地區以及中日關係的走向，對該地區的和平和穩定產生決定性的影響。近代以來東亞地區的動蕩日本是主要始作俑者。因此，日本最近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動向會使始終處於弱勢的周邊國家包括中國產生憂慮，使安全問題突出出來，將給雙邊關係投下濃重的陰影。三、日益明顯的區域化趨勢對中日關係產生了越來越重要的影響現在區域一體化的提法正在逐漸升溫，評析區域化的文章、論著也可以說是連篇累牘，多數是從世界範圍予以肯定者，不能否認這是伴隨經濟全球化趨勢而出現的，而且，遠東各國一時也比較熱衷於此，紛紛提出了「環日本海經濟圈」、「東亞經濟圈子」、「黃海經濟圈子」、「東北亞經濟圈」、「大中國經濟圈」等亞太地區經濟合作構想。當然日本是最早提出類似構想的國家，日本早在60年代就採用「太平洋經濟共同體」、「太平洋共同體構想」、「環太平洋圈」等名稱，提出了「太平洋地區經濟合作」、「太平洋自由貿易區」的設想。進入80年代以後，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進一步增強以及與周邊各國經濟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構想更加具體化並著手推行。應該說從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區域化進程。如何看待這個趨勢，如何看待區域化趨勢下的中日雙邊關係，我想談一談自己粗淺的看法。首先，區域化的動因比較複雜。當然有東亞各國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但是，結合當時的歷史條件分析，更多地是肇因於日美經濟磨擦的加劇，日本為同美國抗衡、建立自己的未來經濟發展的後院。同時，西方發達國家區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也使日本危機感劇增，日本是當時發達國家中唯一一個無所屬的國家，有一種行將淪為「國際孤兒」的危機意識，所以，日本倡導區域化更多地摻雜有為對抗歐美而進行的戰略上的權宜性的高速的味道。歐洲的一體化是各國經濟發展到一定層次以後的一種內在需要，是要長期的經濟、政治交往中擁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的結果。相比較而言，遠東地區則要複雜得多。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參差不齊，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各異，民族、宗教、邊界問題複雜而又突出，許多歷史問題懸而未決，特別是日本隨著實力的增強、外在制約力量的減弱，在許多歷史和現實的問題上的做法顯得更加肆無忌憚，咄咄逼人，這又往往給那些歷史上曾長期遭受其蹂躪的國家造成這樣一種印象，目前在地區和雙邊關係上占居優勢地位的日本仍然在抱著以鄰為壑的陳舊觀念不放，骨子裡仍然在浸透著近代殖民主義的東西。在這樣一種意識支配下倡導的區域一體化，中日關係走向將會怎樣呢？不言自明了。總之，從近代以來，中日雙邊關係一直處於失衡狀態，日本始終居於優勢地位，在地區、雙邊關係上發揮著主導作用。從近代到現代的歷史發展證明，日本在雙邊關係發展中起著決定性作用。日本的窮兵黷武，導致雙邊關係中一系列悲劇的發生，致使中日之間乃至整個東亞發生巨烈震蕩。戰後日本致力於經濟發展，走和平建國之路，以經濟技術交流為依託加強同周邊國家的友好往來，使地區局勢走向緩和，政治相對穩定，出現了經濟繁榮、和平發展的景象。現在，處於優勢地位的日本國內政治右傾化、軍事大國化成為周邊鄰國的一大隱憂，無疑將會對雙邊關係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即便是以往在取得了令人讚歎的成就的經濟交往中，我們也會發現，日本過於偏向經濟，而且，始終抱著近代以來的殖民主義者的觀念不放，並沒有以平等互利為準則，只是把對方作為自己的原料來源地、商品市場、資本輸出場所，企圖把對方納入自身經濟勢力範圍的一部分，一直在做圓不盡的大國夢。發展為大國、強國無可厚非，問題的關鍵是以威脅鄰國的生存與安全，阻礙、破壞鄰國的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為前提，就違背了歷史潮流。此外，日本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對外依存度的加深，自近代以來，常常感到「『經濟的脆弱性』和『對資源的依賴性』的威脅」，因而往往以非常複雜的心情看待鄰國的和平與發展，以鄰為壑的觀念時時縈繞於心。以上諸多因素往往會與久懸未決的歷史問題以及在雙邊關係中已經遇到或行將面對的現實問題一起成為阻礙邦交繼續行進於坦途的原因。因此，中日關係的未來走向如何，更主要地還是取決於日本的動向。中日雙方特別是日本只有用歷史發展的眼光、攜手解決雙邊關係中與本地區乃至全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共同致力於本地區的政治穩定，才能保證未來的中日關係朝著和平穩定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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