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英與錢學森：藝術與科學的二重奏

▲1955年10月,錢學森與蔣英攜兩個孩子,克服重重困難後回國。

王文華 王 曦

蔣英給我介紹了音樂藝術,正是這些音樂藝術里所包含的詩情畫意和對於人生的深刻理解,使我豐富了對世界的認識,學會了藝術的廣闊思維方法。或者說,正因為我受到這些藝術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夠避免死心眼,避免機械唯物論,想問題能夠更寬一點、活一點。

——錢學森評價妻子蔣英

如果說,錢學森為中國的科學事業和國防科技的發展建立起一座豐碑,那麼蔣英就是豐碑旁盛開的藝術之花。他們用音樂與科學,組成了美妙悠揚的二重唱,給世界留下無盡的迴響……

1.

波士頓的「蜜月期」

對於蔣英來說,結婚意味著將要放棄在中國剛剛起步的歌唱生涯,去一個陌生的異國他鄉開始全新的生活,但夫婦倆還是決定離開國民黨統治的上海。錢學森也拒絕了蔣介石發出的擔任上海交大校長的邀請,前往位於美國波士頓的麻省理工學院擔任教授。

錢學森先期到了美國波士頓,在麻省理工學院附近租了一座舊樓房,準備迎接新娘的到來。新家陳設很簡樸,二樓一間狹小的書房,同時也是錢學森的工作室。起居間里擺了錢學森送給新婚妻子的第一件禮物,就是至今還擺在他們家中的那架黑色德式三角大鋼琴,它為這個家平添了幾分典雅、浪漫的氣氛。

1947年11月,蔣英來到了美國波士頓。多年之後,當蔣英憶及在波士頓的往事,依然回味無窮。那是蔣英來到美國波士頓市與錢學森團聚的第一天。新婚夫婦在一起吃完早飯,錢學森泡了一杯茶喝完,站起身說:「那我走啦,晚上再回來,你一個人慢慢地熟悉吧。」蔣英吃驚地看著丈夫想:這叫結婚啊?我才來第一天呀!舉目無親的蔣英,既不認識任何人,也不熟悉任何地方,她只能手足無措地等待著錢學森回家。直到夜色來臨,錢學森才歸來。蔣英回憶:「直到晚上五六點鐘,錢學森回來了,就客氣地問吃什麼飯?我說不會做飯。於是,我們就到外面吃了一頓快餐。」回到家,錢學森的舉動又讓蔣英吃了一驚。錢學森泡了一杯茶,拿起茶杯對蔣英說:「回見,回見。」蔣英還沒反應過來,他就拿了一杯茶進了小書房,門一關,不見人了。到晚上12點才出來。蔣英在美國的第一天就是這樣度過的。這時候她才意識到自己已經身為人婦,開始學習家務。她也許沒有料到,步入婚姻的殿堂之後,會長期面對這樣的生活。

從結婚的第一年第一天往後這六十幾年,錢學森只要在家,幾乎天天晚上都是吃完飯,自己倒一杯茶,到小書房裡去看書,直到半夜才出來。但是蔣英的到來,依然使錢學森感到快樂和溫馨,蔣英的琴聲和歌聲給錢學森創造性的科學思維帶來了靈感。

蔣英講述:「我們結婚以後,禮拜天只有半天休息,上半天陪我去散散步,他說下半天他要看書；或者說他禮拜天下午陪我去玩玩,上午他一定要看書。他是非常用功的,我在邊上看著,所以說我很尊敬他,我很佩服他。他的學識、學問不是完全憑天賦,他後天很努力,流了大汗,像他這樣用功的人可是不多的。」

錢學森除了忙工作,還是會抽出時間陪伴妻子。由於蔣英長期在德國學音樂,到美國後,英語一時還未過關,錢學森就抽空教她學英語,還不時用英語說一些俏皮話,逗得蔣英大笑。蔣英後來把幾首德語歌曲翻譯成英語,經常哼唱,小樓里便時常傳出笑語歌聲。錢學森和蔣英的美滿婚姻當時在美國成了朋友們的佳話。錢學森的恩師、世界著名力學大師馮·卡門談到錢學森的婚姻時說:「錢像變了一個人似的,英真是個非常可愛的姑娘,錢完全被她迷住了。」的確,錢學森結婚後,在言談中變得更加「俏皮」,更富於幽默感。

朋友們都知道,錢學森每次到外地演講或參加學術活動,總是忘不了給妻子蔣英買點她喜歡的紀念品,尤其不能忘記給她買鋼琴曲或新唱片。在他的家中,從鋼琴獨奏曲到鋼琴協奏曲,應有盡有,而且全部都是豪華版。

蔣英在大洋彼岸開始了婚後生活。她預訂了波士頓交響樂團的年票,儘可能欣賞一切高質量的演出,還潛心收藏了許多珍貴的唱片和樂譜,這樣的愛好伴隨了她一生。

2.

輾轉寄出一封密信

1954年4月,周恩來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出席日內瓦會議,指示中國代表團發言人黃華髮表談話,要求美國政府歸還扣留的中國僑民和留學生,並且暗示中國願意就扣押美方人員問題與美國直接談判。在這樣的局面下,美國政府同意與中國代表進行直接談判。

回國是錢學森和蔣英一家人心中最大的期盼。蔣英說:「1955年5月,這個時候,很巧,我打電話到『中國城』買大白菜、粉絲,我讓他們給我送來,美國的華僑就把菜給我送來了。這送菜的人就藏了一本《人民畫報》在籃子底下,上面有一張照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照片。仔細一看,發現毛主席身後站著我們的太老師陳叔通。我們激動極了,看到太老師站在毛主席的旁邊,那我們的回國夢就可以實現了。」

陳叔通先生當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他是蔣英和錢學森的杭州同鄉,這位清末翰林是蔣英的父親蔣百里與錢學森的父親錢均夫的好友。蔣百里、錢均夫進入杭州求是書院學習時,監院(相當於教務長)陳仲恕,就是陳叔通的兄長。陳叔通先生也執教於求是書院。1947年,蔣英和錢學森回國結婚時,也曾看望過陳叔通先生。蔣英說:「陳叔通我們是很熟悉的,我們叫他太老師。我們得想辦法跟他聯繫,給陳叔通先生寫信,告訴他我們有國難歸的困境,請求中國政府給予幫助。」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級會談在日內瓦聯合國大廈舉行。

會談開始時美國大使約翰遜矢口否認美國政府扣留了任何中國公民。他宣稱,美國政府在1955年4月就取消了扣留中國學者的法令,允許他們來去自由。當王炳南亮出了錢學森寄給陳叔通的信件,美國代表措手不及,場面十分狼狽。

8月4日,中美大使舉行第三次會談的時候,約翰遜告訴王炳南,美國移民歸化局就已簽署同意錢學森離開美國,並於8月5日通知到了錢學森本人。

處於軟禁之中的錢學森是怎麼寄出那封請求中國政府幫助回國的信件的呢?

蔣英和錢學森經過了精心的考量。1955年6月15日,錢學森在家中事先寫好草稿,然後端端正正地寫下致陳叔通先生的信件。

叔通太老師先生:

自1947年9月拜別後未通信,然自報章期刊上見到老先生為人民服務及努力的精神,使我們感動佩服!學森數年前認識錯誤,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無一日、一時、一刻不思歸國參加偉大的建設高潮。然而世界情勢上有更重要更迫急的問題等待解決,學森等人的處境是不能用來訴苦的。學森這幾年中唯以在可能範圍內努力思考學問,以備他日歸國之用。

但是現在報紙上說中美交換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說謊,謂中國學生願意回國者皆已放回,我們不免焦急。我政府千萬不可信他們的話,除去學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歸不得者。從學森所知者,即有郭永懷一家(Prof. Yong-huai Kuo,Cornell University,Ithaca,N.Y.),其他尚不知道確實姓名。這些人不回來,美國人是不能釋放的。當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說謊是騙不了的。然我們在長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錯過機會,請老先生原諒,請政府原諒!附上《紐約時報》舊聞一節,為學森五年來在美之處境。

在無限期望中祝您

康健

錢學森謹上

1955年6月15日

在信中,錢學森還附了一份1953年3月6日《紐約時報》特別報道剪報。

錢學森與蔣英當時並不知道陳叔通先生的通訊地址,只能寄給在上海的錢父,請錢父代轉。倘若從美國寄給在上海的父親,風險很大,因為聯邦調查局會拆檢錢學森的往來信件,萬一落到他們手中就麻煩了。他把這封信寫好之後,裝在一個信封里,並在信封上寫了上海家中的地址。然後把這封信夾在蔣英寄給妹妹的信中,那就相對要安全些。蔣英的四妹蔣華當時僑居比利時。從美國寄往比利時的信,遠沒有寄往中國的信件那麼容易引起關注。蔣英請妹妹在收到這封信之後,從比利時轉寄到上海錢學森父親家中。

為了確保能夠寄出這封信,蔣英和錢學森連每一個細節都精心考慮:蔣英用左手寫,模仿兒童的筆跡,在信封上寫了妹妹的地址,聯邦調查局並未認出蔣英的筆跡。

避開聯邦調查局特工的監視把信投進郵筒,也是重要的一環。蔣英想到,在比較遠的街區有家大商場,裡面有郵筒。於是,錢學森和蔣英來到那家商場,錢學森在門口等待,蔣英進入商場。男人不進商場,這在美國很正常。如果有特工在後面跟蹤,緊盯的當然是錢學森。蔣英走進商場,看到周圍暫時無人注意她,就悄悄把信投進了商場里的郵筒中。

這封信就這樣躲過了聯邦調查局的監視,安全到達比利時。

蔣英回憶說:「我把我們的情況告訴在比利時的妹妹,請她跟中國政府聯繫,說我們想回國,替我們想想辦法。我妹妹很聰明,知道這個事,趕快將這封信寄給錢學森的爸爸,他在上海。錢學森的爸爸趕快就把信寄給陳叔通,陳叔通收到信後又趕快將信轉給周總理。」

這封經過千山萬水、輾轉傳遞的信件,在關鍵的時刻,起了關鍵的作用。

1955年9月7日,陳叔通先生給遠在美國的錢學森發了一份電報,表明了來自北京的關懷:「你6月15日的信件收到。美國駐日內瓦大使通知:禁止你離開美國的命令已經取消。你可以隨時離開美國。電告歸期,告知我任何困阻。」

錢學森和蔣英急於離開美國,生怕有變。他們先去訂購飛機票,但是近期的機票早已售完。於是,只能訂輪船票,最近一班輪船是1955年9月17日從洛杉磯駛往香港的「克利夫蘭總統號」,輪船公司說頭等艙的船票已經售完,只剩下三等艙的票。歸心似箭的錢學森和蔣英當即買好三等艙的船票。

錢學森在登船離開美國的前一天,按照美國移民局的規定,他仍然必須去那裡辦理一月一次的登記手續。這是他最後一次辦理登記手續。

3.

向國防部要丈夫

1956年1月,剛剛回國三個月的錢學森出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他們的家庭生活也不再像在美國那樣豐富多彩,錢學森的工作非常忙碌,兩個人經常一分別就是數月。蔣英說:「他自從幹了這個,打球、照相、畫畫的愛好都不要了。」

作為中國導彈研製的技術領導人,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錢學森因為工作的需要,經常要到大西北的荒漠第一線去工作,冒著狂暴的黃沙,頂著火辣的烈日,在人跡罕見的大沙漠中風餐露宿,在基地一蹲就是十天半月,甚至幾個月。出於保密要求,錢學森出差從來不對家人講,不留電話和書信。有時,他神不知鬼不覺地回來,蔣英問他去哪兒了、為什麼瘦成這個樣子,他只是淡淡一笑,說一聲「沒關係,不用擔心」。近三十年里,錢學森肩負了很大的壓力,那時,他經常神秘「失蹤」很長一段時間,家裡的事情全靠蔣英。

有一回,錢學森又「失蹤」了,一去又是幾個月,杳無音信。蔣英急得坐立不安、寢食不寧,她不得不找到國防部五院詢問錢學森的消息:「錢學森到哪兒去了?他還要不要這個家?」五院的同志回復她:「錢院長在外地出差,他平安無恙,只是工作太忙,暫時還回不來,請您放心。」蔣英聽了心裡有數了,具體事情也不再多問了。蔣英回憶起錢學森的「失蹤」,有些嗔怨:「那時候,他什麼都不對我講。我問他在幹什麼,不說。有時忽然出差,我問他到哪兒去,不說。去多久,也不說。他的工作和行動高度保密,行蹤不僅要對新聞界、對朋友絕對保密,連對家人也要保密,我一點也不知道他在幹什麼。」後來,她慢慢習慣了。

1960年11月5日,新華社發了一條電訊通稿:我國第一枚「東風一號」近程導彈在我國西北地區發射成功,精確命中目標……蔣英看到消息,臉上露出了笑容——她想這肯定是錢學森參與的工作。

後來,只要是錢學森穿著大皮襖和大靴子風塵僕僕地回家來,蔣英就猜出來丈夫是到大西北去了。此後,錢學森又有多次「失蹤」,每次「失蹤」總是給祖國人民帶來驚喜。

錢學森對於家裡的事情一概不管,蔣英也慢慢習慣了,她越發理解錢學森的工作,覺得不能干擾他。她對錢學森說:「我是搞音樂的,你是搞工程的,那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所以蔣英把全部精力放在了音樂方面,也做出了巨大成績。

錢學森一生撲在祖國的國防科研事業中,直到1991年,當80歲高齡的錢學森退休之後,才終於可以與家人在一起享受生活。蔣英說:「一直到他退休為止,我們才能一塊去散散步、談談話,在那以前我們連談話的機會都沒有。這是應該的,所以說咱們的保密工作做得好,連老婆都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當中國的「兩彈一星」事業取得一個又一個輝煌的勝利,蔣英甘心情願為丈夫默默付出,不讓他有後顧之憂。當時錢永剛的爺爺也跟著他們一起生活,蔣英擔負著照顧三代人的生活。為了讓錢學森專心致志做好自己的工作,蔣英把家中的大事小情都承攬下來,不讓錢學森為這些事情費心、費時間。

在錢永剛教授的印象中,母親在家的時候總是忙忙碌碌。蔣英把家管理得井井有條,不但孝敬老人,而且還把家裡的工作人員團結得特別好。錢永剛教授還記得,小的時候,每到過年的時候,母親都會給家裡的秘書、司機、警衛員、炊事員等送過年禮物,這些事情常常是讓錢永剛去做的。

蔣英對於科學家丈夫的理解和支持無時不在,以致有人說蔣英是中國航天事業的「幕後功臣」。如果說錢學森是一座高山,那麼蔣英就是潺潺的流水。高山流水,相知相伴,他們用一生演繹了一曲和諧的科學與藝術的二重奏。

4.

溫馨的晚年生活

幾十年來,他們夫婦不僅事業成就輝煌,而且堪稱做人的楷模,夫妻相敬相愛的楷模。錢學森不止一次對蔣英說:「你們搞藝術的人需要靈感,難道搞科學的人只需要數據和公式嗎?搞科學的人同樣需要靈感,而我的靈感,許多就是從藝術中悟出來的。」因此,儘管錢學森那麼忙,他還不時抽時間參加文藝界的一些會議,談談一己之見,並經常為文藝刊物撰稿。錢學森晚年在《文藝研究》上發表的文章《靈感是潛思維》,觀點頗為新鮮,無論對文藝領域或科學領域的學者來說,都是很有啟發性的。

在蔣英和錢學森退休之後,蔣英常常聽到丈夫在輕聲哼唱勃拉姆斯的一組套曲。勃拉姆斯花費了十六七年的時間完成套曲寫作,包含「悲愴」「田園」「英雄」和「帕薩卡利亞」四個主題。這組套曲包含著人類對於生與死的認識和理解。所以,我們不難理解錢學森為什麼做人那麼坦誠、洒脫、質樸、幽默,治學如此勤奮,熱愛祖國、熱愛生命、熱愛大自然,又對名利極為淡泊。

錢學森還喜愛貝多芬的第三交響曲《英雄》。在錢學森看來,貝多芬不僅是作曲家,還是音樂詩人、音樂哲學家。他說:「貝多芬的最大成就就是讓音符述說哲學、解釋哲學,使音樂成為最富於哲學性質的藝術。貝多芬總是用音符講述情感,啟迪人類的靈性,感發人類的道德和良心。」

共同的音樂愛好,使錢學森與蔣英的感情生活更加溫馨和諧、多姿多彩,也使他們各自的事業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夫婦二人還合作發表關於發展音樂事業的文章。在蔣英的影響下,錢學森對科學與藝術的思考結合得更緊,寫了許多關於美學、文藝學、社會主義文化學、技術美學等方面的文章,發表了許多獨到的見解。這些成果無不是與蔣英愛情的結晶。

晚年的錢學森在病床上躺了很長的時間。每天,工作人員給錢學森讀報紙時,蔣英總是默默地陪在旁邊。

蔣英活到了93歲高齡,錢學森年長蔣英8歲,活到了98歲高齡。這對傳奇伉儷,何以能夠同享高壽?細究之,或許用音樂陶冶心靈,功不可沒。

錢學森和蔣英能夠攜手人生百年,愛情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即便到了腿腳不便的晚年,夫妻倆仍然每天堅持手牽手散步,生活中處處透著恩愛。錢永剛十分感慨:「父母的愛是一種無言的陪伴。」

2001年10月,香港霍英東獎評獎委員會授予錢學森「霍英東傑出獎」,獎金港幣一百萬元。錢學森因行動不便不能親自去領獎,委託蔣英和兒子錢永剛前去。臨行前,錢學森十分高興,看著穿戴得體的老伴兒,笑眯眯地說:「你去領錢?」

蔣英說:「是的,我把支票領回來。」

錢學森又對兒子說:「你去領獎狀。」

錢永剛說:「是的。」

錢學森幽默地說:「那好,你要錢,我要蔣。」

家裡人還沒有反應過來,錢學森自己樂了。

沒過多久,蔣英領回的一百萬元港幣被捐了出去。蔣英曾說,「一個科研人員如果滿腦子都是金錢、榮譽、地位這些東西,即使他很聰明,也成不了大器」。

作為和錢學森相伴62年的妻子,蔣英的內心也有一份愧疚:「他很懂美食,可惜他沒這個條件,一輩子沒吃過美食,至少是很少。我很可憐他,因為我不會做美食。」 但是自回國後錢學森對妻子蔣英更感到慚愧和抱歉,他覺得自己從未有時間好好陪伴她。

(本版圖文選摘自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蔣英傳》,標題為編輯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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