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藝術當遊戲的人1

　　遊戲這個詞具有複雜的屬性，它可以算高級，也可以算低級。小孩子成天玩遊戲不止，那遊戲就顯出低級，至少在孩子媽眼裡是這樣，她會一疊聲恨道：「玩，一天到晚就知道玩!沒出息的東西!!」那個玩，就是遊戲的代名詞，簡直連得上是罪。

　　可是，「遊戲」走進哲學，身份就不同，比如有一個「美的遊戲說」，那頗了得，遊戲連著的是美，這時候，遊戲就顯著高級，表示人做著正事，卻又能不拿它太當個事，聽著就透出十二分的瀟洒，簡直要叫人仰望。

　　那麼遊戲究竟是好，是不好?這個倒難，說哪一頭，都會得罪了人，不如只說遊戲的狀態，那就是：全力以赴地投入，了無牽掛地放下。總了歸齊，遊戲就是這麼一回子事，不複雜的。

　　只要人願意，世上有很多事是可以拿來玩(遊戲)的，玩股票，玩古董，甚至一直可以玩到愛情，但少有聽說玩藝術的。愛情似乎還玩得起，往往走了一個，還可以有替補的，藝術倒有些兒玩不起呢，因為藝術關乎著名和利。說來，我們人要的東西也不算很多，差不多就這兩件兒。因為要得少，這僅有的一件兩件就顯得嚴重了，輸不起的。因此我們滿眼看見的都是為藝術認真而且奉獻的人，奉獻青春，健康，乃至身家性命，我們口口相傳著藝術大師的種種故事：比如年輕的達芬奇孜孜地畫蛋--那是真刻苦，比如年老的畢加索能在畫架前一站五七個小時--那是真勤奮;我們絕少看見拿藝術當遊戲的人。因為--真的--藝術不是好玩的!

　　然而，我們說「絕少」，不是全然沒有，藝術史中倒也找得出一個兩個拿藝術當遊戲的玩家。而且，他們玩起來，還不是一時的，是一世的，那真叫敢玩，會玩，結果呢--還是先不說結果吧，說出來，人未必肯信，不如先看看他們是怎麼玩的，自自然然再把我們帶到結果上，這樣可不妥當些。

　　這裡要說的是兩個外國人，一個是有頭有臉的現代法國藝術家--杜尚，一個是無名無位的美國工匠--羅迪。

　　杜尚(Marcel Duchamp 1887-1968) 生於法國，少年習畫，而且成就不壞，二十來歲已成為巴黎繪畫界的先鋒派畫家，屬於最早探索立體主義團體中的成員。1913年，他有一件立體意味的作品《下樓的裸女》，在美國1913年著名的「軍械庫展覽」中引起轟動，使得他當時在美國人眼裡比畢加索還要有名，他被視為最出色的歐洲現代畫家。這一切對於一個年輕畫家真是順順噹噹，前程似錦。可是突然，他一下子中止了這個前程。不是他的身體出了毛病，也沒有失戀之類的打擊，更加沒有事業上的任何不順遂，契機只是件小事：他的一幅作品送展覽時，評審人希望他稍稍作些改動。那絕非聲色俱厲的批評，更非斷然拒絕，因為評審人跟杜尚的哥哥是朋友，而且這個要求是請杜尚的親哥哥向他轉達的，算得溫和有禮。杜尚當時聽了也並沒有火冒三丈，只是「一言不發」，乘了計程車去把那幅畫取了回來。但此事讓他決定不再跟這些現代藝術家們一起玩了，因為跟他們在一起，藝術顯得越來越不好玩了。 「那時立體主義不過才流行了兩三年，他們已經有了清楚明確的界線，已經可以預計該做什麼了，這是一種多麼天真的愚蠢。這件事使得我冷靜了。我對於這些曾認為是自由藝術家們行為的反映是，我離開他們去找了個工作，我成了巴黎一家圖書館的管理員。」(「杜尚訪談錄」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 P6—以下只列頁碼)

　　杜尚一個人躲到邊上，做了圖書館管理員，想什麼著呢?他沒要怎麼著，他只想「不怎麼著」。他進入藝術，只是想照自己的意思做點兒什麼，並不想拿藝術給自己謀求什麼。「繪畫對於我不是要拿出什麼產品或要表現自己的壓力。我從來都沒有感到類似這樣的要求：早上畫素描，中午或是晚上畫草圖等等。」「我沒有打算，也沒有任何建設性的計劃。」這是個典型「玩玩」的心態。

　　他這種態度真是有點「不端正」。當時和他在一起從事現代藝術的畫家們可沒人這麼想，因為藝術真的輕視不得，我們只消來看一個事實：在20世紀初期，巴黎的藝術家正趕上了千載難逢的西方藝術的轉型期，只在二三十年中，許多汲汲無名的畫家一躍成為大師，其過程簡直就象個魔術。比如，在1890年左右，人可以在巴黎畫店的箱子里隨便翻出一張德加的單色版畫，只要10個法郎就能買下，即使在1895年，馬奈畫的大幅肖像畫，2000法郎還找不到買主，而梵谷的畫在1897年，500法郎一張也賣不出去。塞尚的畫在1897年，五張油畫放在一起才賣出了900法郎。然而到了1910年， 德加畫的「芭蕾舞女」，已經賣到了43萬法郎一張!藝術家的暴發走運幾乎象火箭升空，想想也讓人心癢難耐。當時恰好又是藝術上的「亂世」，誰都可以拉大旗造反，鬧好了就能一夜成名。結果弄得當時歐洲幾乎每兩三年就有一個新流派出來。只看巴黎1910年的獨立沙龍展，竟展出了6000件作品，那是多大的聲勢，多濃厚的渴望啊。退一步說吧，即使一個藝術家沒有能耐獨創新風格，跟著上船也行，人多勢眾，推波助瀾，落後便可以一起在船板上分勝利果實，忝列於美術史的「XX主義」標籤之下，落個小名家什麼的噹噹，也挺不賴。那個時候，巴黎藝術界人人都象一支快要離弦的箭，準備著往各個不同的方向飛出去，在藝術上大撈一把。可在這個大好形勢下，杜尚這種人居然「沒有打算」。他是說說而已吧?

　　的確有很多人對杜尚非常不服氣，覺得他後來在藝術史上佔有那麼重要的位置，享有那麼大的名聲，哪裡會是無意的。這是拚命有意都難求的事，怎可能被他無意無為就輕易得手了。他八成是在裝模做樣吧，虛偽!

　　話說到這裡就難了，人的思路要走深一些才行，我們有世道，有天道，就世道來說，一切須得有為，才可以成就;就天道而言，卻正和世道相反，一切須得無為，才可以成就，(老子早看到了這一點，因此拚命勸人無為)， 而無為後的結果必有大成就，想小都不行。杜尚後來被世人看重和抬舉的成就便是從無為里生長起來的。我們若一味以己度人，囿於「世道」看「天道」，自然就死活看不明白杜尚一生所呈現的獨特風景，那真是可惜了。

　　杜尚是否是個騙子，我們在這篇文字里懶得操心，(樂意的人何不自己去鑽研求證，寫出書來都成) 這裡我們只說他遊戲藝術。

　　要遊戲任何事，先要有個前提：無求。從杜尚一生的形跡看，他的確是生性散淡之人，對名和利的慾望少到幾乎沒有。在物質上，他一生什麼也不積累，「我從某個時候起認識到，一個人的生活不必負擔太重，不必做太多事， 不必要有妻子、孩子、房子、汽車。」他果然身無長物，住處「簡單得象個船倉」;出門旅行不帶任何行李，只把兩件換洗的襯衫都穿在身上，牙刷放在口袋裡。在名聲上他也不作任何積累，在他年輕時主動退出立體主義團體後，從此不加入任何藝術團體，從不標榜自己，從不為自己做宣揚，從不主動參加展覽，他對自己的一生一無所求。他自述：「我不是那種渴求什麼的所謂有野心的人，我不喜歡渴求。首先這很累，其次，這並不會把事情做好。我並不期待任何東西，我也不需要任何東西。期待是需要的一種形式，是需要的一個結果，這個情況對我來說不存在。」 (P88)

　　唯有到了這個地步，人才能完全輕鬆，唯有真正心地輕鬆，才有興緻去遊戲，而且一切皆可成為遊戲。杜尚對於藝術的態度完全是放鬆的，他若要做個什麼，可不存什麼「創新」、「革命」一類的嚴肅念頭，那就沉重了。杜尚才不肯受那個累。他做的任何獨一無二的作品，其主要動機是好玩，「好玩」和「消遣」是他常掛在嘴上的詞。比如他在1913年做的「自行車輪」--把自行車輪裝在凳子上，他這件東西一不小心居然成為西方藝術史上第一件「動態雕塑」。可這麼件重要作品，對杜尚而言「那只是個消遣。我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要做它，或者任何意圖要展出它，或者用來說明什麼。不， 沒有這一類的事。」(P44) 他的第一件「現成品」--在一張風景畫片上加了兩個點，起名「藥房」， 也「只是我腦子裡的一種消遣而已。」(P45)，結果，他的現成品又是一「不小心」，成為西方現代藝術史上最重要的，對藝術改弦易轍的革命。他還有一件作品，「罐裝的偶然」，是把三根形狀奇怪的尺放進一隻盒子里，那三把尺是根據三根玻璃絲自由落體的偶然形狀做成的。這的確等於是把偶然裝起來，「這個主意讓我覺得好玩，……我總是由『好玩』的想法來引導自己做事的。」(P44)

　　杜尚的確如此，一切出於興趣，他畫《下樓的裸女》，是因為「沒有人畫過從樓梯上下來的裸女，這是很滑稽的。」，當他欣賞美國，批評巴黎時，他不說巴黎保守，只說「他們不會找樂」(「巴黎的人總把偶像放在他們肩膀上，他們不會找樂，他們從來不會說：『我還年輕，我可以做我想做的，我可以跳舞。』」P108) 當他說道達達主義的憤怒和進攻性時，只說，「當你想要進攻時，你就不能發笑了。」

　　杜尚一生就是這樣玩過來的，什麼負擔都不掮在肩上，他不光不需要家室，也不需要工作，(他只在需要錢時，去做一點點事，比如給美國的闊小姐們教法文，物質上的開銷極小，以便保持自己自由。) 有了他認為好玩的想法，他就做個作品;沒有時，他就玩棋。他一生「深深的被下棋吸引有40到45年之多」，他在棋上下的功夫遠比在藝術上下的功夫要多得多。 他那麼迷棋，是因為「其中沒有任何社會化的打算， 這是下棋的最重要之處。」(P8) 而藝術家們的社會化打算往往十分明確，而且十分強大。因此他「和藝術家混在一起，使我不大開心。」(P6) 而「棋手中的情況比藝術家的情況要叫人好接受得多。棋手們是一群迷迷瞪瞪的人，兩眼一抹黑，帶著眼罩，在某些方面有些象瘋子，這實際上也是藝術家們所應該具有的，但是通常藝術家們不這樣。這就是為什麼下棋讓我更加有興趣。」顯然的，下棋既沒給他帶來過名(要有，也只在一小撮棋手中間)，更沒給他帶來過一分一喱的利，可是這有什麼關係，他又不在乎這兩件東西， 要是在乎，他就不是杜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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