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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意識形態困境

本文作者按:這一篇文章和6月18日發表在烏有之鄉「思潮碰撞」欄目中的《我為什麼擁護社會主義——一個50後對當代中國社會的思考》一文,都是從我的一部已經完成了的書稿中摘編而成的。這篇《中國如何才能擺脫意識形態困境》基本上是書稿的第一章內容;第二章題目為「矛盾——一種新的辯證的唯物主義社會歷史理論」;第三章題目為「中國與西部地區人類歷史評析」:第四章題目為「關於中國近代史」。全書稿共約21萬字。

書稿完成半年多來,我曾將之投寄給了多家出版社,都因為所謂的「需要送審」「涉及政治敏感性」等而至今未能出版。我理解,馬克思主義是當今中國抵禦西方意識形態進攻的唯一一道屏障,是當今中國能否保持穩定和繼續健康發展的意識形態基石。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不容顛覆的。雖然我這部書稿並不是在否定或反對馬克思主義,可畢竟觸碰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但正如我在這篇《中國如何才能擺脫意識形態困境》(和書稿)中所說的,隨著我們國家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在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無所不用其極的步步緊逼之下,已經越來越不容我們再這樣抱殘守缺下去了。我們必須勇敢的邁出這一步。也許,那迎來的將是中國(主體)社會歷史科學理論研究的真正的春天。

中國如何才能擺脫意識形態困境

毋庸諱言,我們應當承認,在當今中國的廣大人民群眾中,甚至在共產黨的黨員、幹部中都仍然普遍存在著一種對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的茫然,甚至是懷疑的情緒;而各種各樣的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歷史和社會發展理論卻在當今的中國大行其道,並且從某種理論的意義上說,它們還時常是佔據著上風地位的。這在中國社會中造成了極大的思想混亂,也成為了危及中國的發展與穩定,危及中國現代化事業最大的也是最具根本性的潛在因素。「當代的首要問題是意識形態存在危機……自80年代後期以來,中國所面臨的真正危機,主要不是經濟危機,也不是由於腐敗導致的政治危機。根本的危機是由於意識形態與現實分裂所造成的精神的危機,價值的危機,信仰的危機……」。(《何新:《思考——我的哲學與宗教觀》,時事出版社,2001年,第137頁)這當不是虛妄之談。

馬克思主義需要大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中國化,必須要能同當代中國乃至世界的現實相聯繫,這已經成為每一個關注中國國家前途,關注中國社會主義前途的人們的共同願望和呼聲。但馬克思主義究竟怎樣才能大發展?馬克主義又究竟怎樣才能實現中國化?或者說,我們究竟怎樣才能解決當今中國所面臨的「由於意識形態與現實分裂所造成的精神的危機,價值的危機,信仰的危機……」。我認為一直以來,我們的理論界在基本思維方式上是存在著一種致命的局限性的。極端一點地說,正如西方中世紀的宗教理論家們對待「聖經」一樣,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我們的理論界實質上也是將馬克思主義當做「聖經」來對待,而不是將馬克思主義當做一種可以發展,也必須發展,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超越的活生生的科學理論來對待的。可生活在變化,社會在進步,歷史也在發展,它們已經越來越遠地超出了傳統馬克思主義所能概括和規範的圈子了,(實際上,毛澤東和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已經在實踐的意義上遠遠的超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所能概括和規範的圈子了)而我們的理論界卻還只是(能)在這個圈子裡打轉轉,只是(能)在這個圈子裡大談什麼創新和發展,而不能(敢)越雷池半步。這也正是我們國家的主體社會歷史理論研究至今也走不出其困境的真正癥結所在。(也正是因此,西方資本主義的各種社會歷史和社會發展理論才可以大行其道)

我認為就近代以來全部的社會歷史學來說,無論在理論體系的科學性上,還是在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認識與理解的深度和廣度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社會歷史學都仍然是代表著最高水平的,都仍然要遠遠地超出西方其它各種各樣的(資本主義的)社會歷史和社會發展理論。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社會歷史學在最基本的歷史觀上已經為社會歷史學邁入真正的科學殿堂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但是儘管如此,由於歷史條件的局限,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也仍然是存在著一種根本性的基本理論構架上的重大缺陷或者說局限性的。也因此,我們也只有首先突破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本身的這種局限(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只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現有理論框架內去冥思苦索,去機械的教條的比附引申),中國的主體社會歷史和社會發展理論才可能擺脫當今的困境,中國的主體社會歷史和社會發展理論才可能進入到一個嶄新的更高的理論境界。一個真正中國化的,更加符合人類歷史發展實際的,因而也更加科學的——仍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的——社會歷史和社會發展理論體系也才可能建立起來。

中國必須邁出這一步。中國也急需邁出這一步。

讓我們先從社會生產力問題談起。

我們知道生產力因素是構建馬克思主義整個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的基礎和靈魂。馬克思主義是把社會生產力因素看做是決定著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最根本原因的。馬克思主義認為任何一個新的社會形態結構都只能是在某種新的更高的生產力水平基礎上才可能建立起來;社會物質生產力因素也是使得一種社會形態結構向另一種更高級的社會形態結構發展演化及最終發生轉變的決定性因素,「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人們在他們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適合於既得的生產力時,就不得不改變他們繼承下來的一切社會形式……人們在發展其生產力時,即在生活時,也發展著一定的相互關係;這些關係的性質必然隨著這些生產力的改變和發展而改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532、533、536頁)這樣,在上述基礎上,馬克思主義就可能同達爾文在生物學領域所做的一樣,在人類歷史學領域也構建出一個人類社會——以生產力的發展為基礎的——由低級形態逐步向高級形態發展、演化的歷史進化圖譜;這樣,我們就可能如同人們在生物學領域中認識與理解各種生物種類一樣,從人類社會總體範圍和總體歷史縱深的角度上來認識與理解各個(種)人類社會——甚至那些已滅絕的人類社會——及其歷史發展了;這樣在人類對自身歷史發展的認識與理解的道路上,馬克思、恩格斯就第一次把自己的整個理論體系置於在了一個唯物主義的,可以使之成為真正科學的基礎之上了。可以說這是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學的最偉大之處。

但是對於社會歷史科學來說(對於有機生物學來說也是一樣,即有機生物種類的進化也同樣是建立在其「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的基礎上的,亦即對外部生存環境壓力的適應能力的提高基礎之上的),把認識僅僅停留在以上的水平上仍然是不夠的,問題的真正關鍵乃是在於如何在這個基礎上,在「這樣一條道路」上走下去。

我們知道任何一個人類社會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其生產力水平的發展都不是一條均勻上升的直線,而是一條極其複雜的有時甚至可能是呈下降的曲線。因此我們若要從生產力的角度上來認識與理解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我們就不但要知道生產力這個因素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作用,我們還必須知道生產力在人類社會中是怎樣發展著的,以及為什麼會發展 ,為什麼有的人類社會生產力水平的發展在某一時期會較快,如近代的西歐、美國和日本;為什麼有的人類社會生產力水平的發展在某一時期又會較慢,如近代以來直至1949年以前的中國;為什麼有的人類社會的生產力水平又會長期的處於某種相對停滯的狀態之中,如近代以前生存在非洲、美洲等地區許多仍處於某種原始狀態中的社會……如果我們不知道生產力這條線索在人類社會中是怎樣發展著的,以及為什麼會發展,而只是泛泛地一般地來談論生產力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作用,那麼這就只能是一句大而無當的,不能同任何一個人類社會的具體歷史發展實際相結合的空話。換句話說,人類社會生產力水平的發展,首先是人類社會在自身生存活動中,或者如上面馬克思所說「即在生活時」產生的結果,而我們是不能從這個結果出發來直接認識與理解產生它的原因的。因此也只有首先認識與理解了生產力在人類社會中發展變化的原因及其具體過程,我們也才可能真正的理解生產力本身,也才可能真正的理解生產力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作用,也才可能真正的理解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當然,我們這樣說並不是說馬克思主義沒有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實際上這正是也必然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社會歷史理論體系的核心問題。然而,我認為也正是在這裡,在這個歷史唯物主義的最根本問題上,由於歷史條件的局限,馬克思主義卻陷入了自己基本理論構架上的失誤。具體的說,這種失誤就在於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經濟基礎與社會上層建築這兩大基本社會結構之間關係的認識與理解上與客觀歷史實際之間存在著重大的本質性的偏差。

我們知道,在人類社會的經濟結構與上層建築結構這兩大基本結構體系之間的結構關係問題上,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是社會的經濟結構,經濟運動在(幾乎是單方面的)決定著上層建築結構的形成及其活動與發展變化的;而上層建築結構則是處於一種實質上的被動的附庸地位的。如果說在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社會上層建築因素也起作用的話,那麼這種作用充其量僅僅只能被稱之為被動的「反作用」,或者如恩格斯所說的非「決定性的作用」。「……因而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一個歷史時期由法的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它的觀念形式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築,歸根到底都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365頁) 「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同上,二卷,32頁) 「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學和其他意識形態,以及與它們相適應的意識形式便不再保留獨立性的外觀了。它們沒有歷史,沒有發展,而發展著自己的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人們,在改變自己的這個現實的同時也改變著自己的思維和思維的產物……」(同上,一卷,73頁),所以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生產力水平的發展可以被看做是單純的社會經濟運動的產物。由此馬克思甚至認為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就可以等同於整個社會的整體運動規律,這正如馬克思在其《資本論》序言中所說,「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同上,二卷,101頁)(請注意,馬克思在這裡所說的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而這個「自然史的過程」並不包括社會上層建築結構形態。)所以在考察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時,馬克思認為「……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藉以意識到這個衝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同上,二卷,33頁)而決定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最主要最基本的矛盾則自然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現存衝突 」。既然如此,那麼在研究人類社會的時候,只要抓住了社會的(單純的)經濟結構這個最重要最根本的,也可以說唯一本質的東西,理解了它,自然也就可以理解整個人類社會及其歷史發展了。事實上馬克思也正是這麼做的。

我們看到事實上馬克思也正是把社會的經濟結構與上層建築結構人為的拆裂開來,而試圖從單純的社會經濟結構,從社會的所謂「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單純的經濟運動中獲得對生產力發展的理解,並從而獲得對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理解的。不管怎麼說,《資本論》這部幾乎耗盡了馬克思最富創造力的大半生精力而沒有完成,由恩格斯整理補編完成的宏篇巨制,這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經典著作從實質上說只能說是一部經濟學著作,這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二卷,100頁) 另外,統觀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我們也幾乎看不到一部正式的從理論上論述社會上層建築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中(或者說對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作用的著作。

雖然恩格斯在其晚年也曾一再強調過以下觀點,「……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裡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麼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階級鬥爭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 由勝利了的階級在獲勝以後確立的憲法等等,各種法的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鬥爭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以及它們向教義體系的進一步發展。這裡表現出這一切因素間的相互作用,而在這種相互作用中歸根到底是經濟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即這樣一些事物和事變,它們的內部聯繫是如此疏遠或者是如此難於確定,以致我們可以認為這種聯繫並不存在,忘掉這種聯繫)向前發展。否則把理論應用於任何歷史時期,就會比解一個最簡單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我們自己創造著我們的歷史,但是第一,我們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創造的。其中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條件,甚至那些縈迴於人們頭腦中的傳統,也起著一定的作用,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作用」。(4卷,695-696頁)但恩格斯的這些話也仍是讓人難以理解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究竟什麼是決定的東西?既然經濟的因素不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就必然還有別的決定性的因素;「經濟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向前發展」,在這裡「經濟運動」究竟是作為一種絕對獨立的事物(不要忘記馬克思曾正式而極為確定的說過「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藉以意識到這個衝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在獨自發展,還是它也必然地要受到這些「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的制約和影響?;「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僅僅「主要是決定著這一鬥爭的形式」嗎?如果「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這一切因素間的相互作用……即這樣一些事物和事變,它們的內部聯繫是如此疏遠或者是如此難於確定,以致我們可以認為這種聯繫並不存在,忘掉這種聯繫」,忘掉這種聯繫?那歷史還剩下了什麼呢?這不必然地又要回到單純的「經濟運動」中來嗎?恩格斯在這裡繞了一個複雜的圈子最後只能再繞回來,歸根結底「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只能是單純的「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總之,不管怎麼說,畢竟在理論實踐上馬克思、恩格斯並沒有著手來解這個「複雜」的方程式,從實質上說,他們也仍然是圄於以上恩格斯所說的「一次方程式」中的,雖然不是「簡單」的一次方程式。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是一種實質上的經濟一元決定論,這是近代以來許多馬克思主義理論學者也都承認的。此外,就連許多西方資產階級的學者們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如當代美國社會學者丹尼爾·貝爾就曾指出「國家的力量(的確,還有它可能起到的自治作用)是現代社會中的一個重要事實。然而,在極大的程度上,國家的這種作用,尤其是在經濟事務中的作用,卻幾乎沒有在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探討中起到作用…… 」(【美】丹尼爾·貝爾著,趙一凡、蒲隆、任曉普譯《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1989年,285頁)

馬克思主義在基本社會歷史理論上的經濟一元決定論必然會造成其如下根本性局限。

一、從現代系統論的角度上來看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歷史理論

近代以來的歷史學可以說一直是在從人類社會某一個或大或小的孤立的部分出發來試圖認識與理解人類社會及其歷史發展的,這正如中國古代寓言「盲人摸象」所形容的,摸到象腿的人說象如一根柱子;摸到象耳朵的人說象如一把蒲扇;而摸到象身體的人卻說象如一堵牆……然後就把這些部分拆解分析下去,結果莫衷一是,人人說得好象都有些道理,但實際上卻又不盡如此。「歷史研究的困難常常在於:對於一些重大歷史現象,我們不難從經濟上、政治上、意識形態上分別找出許許多多的原因來。使歷史學家們深感困惑的,不是他們懷疑自己觀點的局部正確性,而是一旦把自己的觀點放到整體中、放到歷史發展中去看,就會發現各種原因互為因果而自己不過是抓住歷史發展的鏈條中的一環而已」。(金觀濤、劉青峰著《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湖南出版社,1984年,19頁)從實質上說,馬克思主義也仍然是如此。

人類社會是一個有著其整體意義上的生存與發展的有機整體系統機體,因此我們也必須從整體的系統的角度上才可能真正科學的來認識與理解人類社會及其歷史發展。我們這樣說是因為:有機的整體系統機體雖然是由其各部分結構而成的,但構成整體的任何一個部分都不能代表整體,都不能與整體等同起來,並且整體也不是其各構成部分的簡單累加,從本質上說整體已經是一個有著自己的整體特徵的新的事物了。這正如現代系統論創始人之一的貝塔蘭菲所說的:「『整體大於部分之和』這個有點神秘的說法的意思簡單說就是,構成特徵不能由孤立的各部分的特徵來說明。因此複合體的特徵與元素特徵相比是『新的』或『突然發生的』。但如果我們知道系統里的各個元素和它們之間的關係,系統的行為就可以從元素的行為推導出來……」,(【奧】路德維希·馮·貝塔蘭菲著,秋同、袁嘉新譯《一般系統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7年,45-46頁)因此既然我們要認識與理解的對象是一種叫做「人類社會」的,並且同它的各構成部分相比是不同的「新的」事物,那麼當然我們也只有從這個事物的整體系統的角度上才可能做到。我們也只有真正從整體上,也就是只有全面的系統的「知道系統里的各個元素」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我們也才可能真正認識與理解整體,我們也只有首先理解了整體也才能更好地理解部分,而從孤立的部分出發我們卻不能正確的來理解整體。

這樣,當我們從同樣的角度上來看待人類社會及其歷史發展的時候,我們也許立刻就會發現前面所說的馬克思主義在其基本理論框架上的根本性缺陷,即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理論分析實質上仍然是局限在社會經濟層面之內的,實質上仍然是從社會經濟結構這個部分的角度上來看待和理解人類社會這個整體的。如果說馬克思主義也曾涉及到社會上層建築領域,那麼起碼馬克思、恩格斯並沒有對這個領域做過全面的研究分析,並沒有予以過認真的對待,更沒有從人類社會這個系統結構最高層次意義上的兩個子系統,即社會經濟結構與社會上層建築結構之間的(辨證的矛盾的)關係的高度來認識和理解人類社會及其歷史發展。也就是說從整體的系統的角度上說,實質上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學並沒有真正達到在最高層次意義上,即人類社會的整體意義上來認識和理解人類社會的高度。(另外,我認為在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還存在著一種更高層次意義上的,因而也在更本質更深刻的意義上影響著制約著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矛盾關係,即人類社會作為一個有機整體機體與其外部生存環境之間的矛盾關係。從生物學的角度上說,達爾文的「適者生存」和「生存競爭」理論也正是在這一層次展開的,但這卻是傳統馬克思主義所基本沒有涉及到的。這種矛盾關係,我們將另文論述)

二、如果我們把社會上層建築結構看做是完全的由其經濟結構所決定著的,如果我們把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道德的哲學的等社會上層建築結構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及整個作用過程忽略不計,然後把社會單純的經濟結構內在的所謂經濟規律支配下的經濟運動與整個社會的歷史運動等同起來,那麼事實上我們就是在人為的取消了人類社會最高層次意義上的,也就是社會內在整體意義上的——即經濟結構與上層建築結構之間的——矛盾和矛盾運動,我們就是在人為的取消了人類社會整體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辯證法,我們就必然會把原本是辯證的迂迴曲折而又豐富多採的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不適當地抽象簡化為一種機械的簡單的直線的歷史發展圖式。

(一)馬克思說:「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麼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相應的社會制度、相應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一句話,就會有相應的市民社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相應的政治國家」。(4卷,532頁)「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二卷,100頁)可如果事實真的是這樣,那麼在某種物質生產方式下建立起來的一切人類社會,它們在經濟結構上不但應當是高度一致的,並且在上層建築結構上也必然是高度一致的。

如果僅僅從西歐各封建社會和西歐各近代社會的範圍來說,馬克思的以上說法看上去好象還有些道理,可一旦當我們把眼光擴大到整個世界的範圍,我們就會發現馬克思以上說法的狹隘性,例如把中國封建社會與西歐封建社會比較一下就會很容易發現,(在大體相當的小農產品經濟生產方式下)這兩種社會在家庭乃至家族組織結構、政治組織結構、社會法律結構、意識形態結構等上層建築的幾乎一切方面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而這種差異是不可能用表面的形式上的差異這種說法來搪塞的;我們再以近代史為例,如果能夠擺脫對馬克思主義教條的束縛,我們也可以看到,在近代的以工業商品經濟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近代社會形態中,甚至可以形成兩種在上層建築結構形態上截然不同的社會結構形式,即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關於這一點我們還將在後面詳細探討);另外,即使是在所謂的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日本以及南韓、新加坡等亞洲各社會與西歐北美各社會在上層建築結構上也有相當大的不同,這些差別都是從上述馬克思主義的經濟一元決定論的角度上所無法解釋的。而社會上層建築結構的不同,必然對其社會經濟結構的作用也不相同——在近代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中,甚至會形成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形式,即所謂的計劃經濟和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形式,進而它們對其各自社會歷史發展的影響也必然會不同。如果人為地取消了人類社會在上層建築結構上的差別,人為地取消了人類社會不同的上層建築結構對其經濟結構的也必然會是不同的影響,如同馬克思所認為的那樣,人類社會都是在某種統一的單純的經濟結構、經濟規律的決定和制約下形成、發展和變化著的,那麼全部人類社會的結構形式及其歷史發展豈不也都會是高度統一千篇一律的了嗎?(在這裡,我們也能看到當今西方資本主義所宣揚的「普世價值」理論的影子)不用細究,稍有歷史常識的人一眼就可以在這裡看出這種理論邏輯結果的荒謬性。但遺憾的是從實質上說,馬克思主義卻確實僅僅是從以上角度上出發來看待人類社會及其歷史發展的。

(二)馬克思說:「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二卷,32-33頁)

1、「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那麼,在這裡這個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是不是一個固定的常數?換句話說,人類社會從一種社會(經濟)形態向另一種更高級的社會(經濟)形態發生轉變時,每一個人類社會所需的生產力水平是不是都是一樣的?如果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即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都是由其經濟結構的自身內在規律決定著的,那麼由於「適用於一定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規律,對於具有這種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一切歷史時期也是適用的。例如,隨著金屬貨幣的採用,一系列適用於借金屬貨幣進行交換的一切國家和歷史時期的規律起作用了……」,(3卷,490頁)也就是說,由於經濟規律在所有人類社會中從某種意義上說都是統一的,所以,按照馬克思的理論,也就是從單純的經濟發展,經濟規律的角度上說,人類社會從一種社會(經濟)形態向另一種更高級的社會(經濟)形態發生轉變時,這個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對每一個人類社會來說起碼都應當是大體相同的(如果我們還不能精確計算的話)。但歷史事實卻並不是這樣,最明顯的歷史事實也許就是中國封建社會與西歐封建社會向近代社會形態的轉變。我們知道中國封建社會曾長期延續達兩千多年之久,並且無論在生產力發展水平上,還是在社會經濟發展程度上,中國封建社會都要遠遠地超過西歐各封建社會。如果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一元決定論,從單純的社會經濟發展的,從馬克思的所謂「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即單純的經濟發展規律的角度上說,那麼首先進入到近代以工業商品經濟為基礎的社會形態的社會就應當是中國,而不是西方各社會。但歷史事實卻是,西歐各封建社會是在比中國封建社會低得多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基礎上跨入近代社會形態發展階段的。(這正是著名的所謂「李約瑟難題」)那麼我們怎樣才能解釋這種現象呢?我認為這裡的原因只有從中國封建社會上層建築結構與西方封建社會上層建築結構的差別,從它們對社會經濟結構發展變化的不同作用中才可能尋找得到。對此,中國學者金觀濤、劉青峰在其合著的《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一書中曾從這個角度上對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問題做了較為全面系統的分析。就這個問題本身來說,我認為他們的思路從某種程度上說是有道理的,因此他們的解釋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而這卻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經濟一元決定論的基本理論框架內所根本做不到的。 (但問題仍在於,金觀濤、劉青峰卻又由此走上了另一個極端,即他們又是從單純的上層建築結構的角度上,也可以說是從單純的上層建築結構決定論的角度上來看待這個問題的,這當然仍然是片面的。)

2、當「社會的物質生產力……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這時與生產力發生矛盾的僅僅是現存生產關係嗎?這時全部舊有的整個社會上層建築僅僅是完全被動的看客嗎?決不是的。如果這時與生產力發生矛盾的僅僅是現存生產關係,那麼事情就確實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簡單得多了,但實際上這時與生產力發生矛盾的並不僅僅是現存生產關係,更主要的是還有在背後支撐著現存生產關係的全部舊有的政治的法律的軍事的意識形態的等整個上層建築結構體系,這難道還需要證明嗎?也正因為如此,這個「現存生產關係」的變革才會異常的艱難,這個「社會革命」才往往需要上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過程,這個「社會革命」才無比的複雜多變、迴環往複而且波瀾壯闊。

馬克思又說:「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那麼,為什麼這些龐大的上層建築的變革會「或慢或快」?同樣,在這裡,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經濟一元決定論,如果經濟基礎結構的變革原因是統一的,那麼這些上層建築的變革也就必然也是統一的,那又何來「或慢或快」之說?這也仍是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一元決定論的角度上所無法解釋的。我認為,這裡的這個上層建築的變革之所以會「或慢或快」的原因也只能是從上層建築結構本身的原因中去尋找。如果我們不詳細的研究考察不同的人類社會在這個歷史進程中發生變革時之所以會「或慢或快地」——這往往意味著上百年乃至更長的歷史時間——原因,如果拋開了社會上層建築因素在這個歷史運動過程中的作用,那人類的歷史還剩下什麼了呢?一條沒有曲折也沒有差別的光禿禿的經濟發展直線而已。

(三)馬克思、恩格斯曾明確斷言,西方資本主義的整個社會形態結構將在他們所生活的時代,或者在他們之後不久就將崩潰滅亡,而為他們所說的一種更高級的共產主義社會形態所替代。但事實卻是直到馬克思、恩格斯逝世一百多年後的今天,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卻仍然在表現著一種強大的生命力,仍然在高速的運動發展著。作為一種社會歷史理論,尤其是作為一種把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當作研究重心的社會歷史理論,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發展判斷出現如此之大的偏差,那它肯定是在什麼地方出現了重大的失誤。那麼這種失誤到底在什麼地方呢?我認為這種失誤也仍然是出自於馬克思主義在社會歷史發展理論上的經濟一元決定論。

正如前面所說,馬克思、恩格斯對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理解從根本上說是建立在他們對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單純經濟結構,經濟運動的分析研究基礎之上的。

馬克思、恩格斯極為深刻和全面的研究分析了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特點及其運行發展變化規律。由此,馬克思、恩格斯揭示出了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在其運行和發展過程中所必然會帶來的兩個它們自身所無法克服的重大缺陷:

1、馬克思指出:「生產剩餘價值或賺錢,是這個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247頁)。「資本家追求剩餘價值的內在動力和資本主義再生產中激烈競爭的外部壓力,迫使資本家不斷地進行資本積累。

(1)資本積累必然導致兩極分化。隨著資本積累和生產規模的擴大,社會財富日益集中到資產階級手中,而社會財富的直接創造者——無產階級則只佔有少部分社會財富。這樣隨著資本積累必然加劇社會的兩極分化,即一極是財富越來越集中於少數人手中,另一極是多數人只擁有社會財富的較小部分。

(2)資本積累導致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後備軍的存在。資本積累不但是社會財富佔有兩極分化的重要原因,而且是資本主義社會失業現象產生的根源……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是一般趨勢,這是由資本的本性決定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唯一動機和直接目的是追求剩餘價值。為了達到這一目的,資本家便儘可能改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加快資本積累,通過資本積聚和資本集中擴大生產規模。在生產的技術水平不斷提高的條件下,隨著資本積累的增長和資本總額的擴大,在自然形式上,每個勞動力所推動的生產資料的數量大幅度增加;在價值形式上,不變資本部分日益增多,可變資本在資本總額中所佔的比重日益下降,從而資本有機構成得以不斷提高。在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情況下,由於可變資本的相對量的減少,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日益相對地減少,其結果,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大批工人失業,形成相對過剩人口。所謂相對過剩人口,就是勞動力供給超過了資本對它的需要。這種過剩人口之所以是相對的,是因為它並不是社會生產發展所絕對不需要的,而是由於他們不為資本價值增殖所需要,使他們成為『過剩』的或『多餘』的人了。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主義積累會不斷地並且同它的能力和規模成比例地生產出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過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 。(趙先明、任永波等著《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08年,143-144頁)

「機器這一縮短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變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屬一生的時間轉化為可以隨意用來增殖資本的勞動時間的最可靠的手段;於是,一部分人的過度勞動成了另一部分人失業的前提,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費者的大工業,卻在國內把群眾的消費限制到忍飢挨餓這樣一個最低水平,從而破壞了自己的國內市場。『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後備軍同積累的規模和能力始終保持平衡的規律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岩石上釘得還要牢。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而期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另一種產品分配,那就等於要求電池的電極和電池相聯時不使水分解,不在陽極放出氧和在陰極放出氫」。(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3卷,749頁)

所以,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發展中必然會造成資本家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越來越嚴重和尖銳的,並且是根本無法調和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

2、「社會再生產的順利進行,要求生產中所耗費的資本在價值上得到補償,同時要求實際生產過程所耗費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得到實物的替換,否則社會再生產就會停頓,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發展就會受到威脅。所以,使社會總產品在價值上得到補償,在實物上得到替換,以使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社會總產品在實物上得到替換,在價值上實現補償,客觀上就要求兩大部類內部各個產業部門之間和兩大部類之間保持一定的比例關係。生產資料的生產和消費資料的生產既要保證簡單再生產的實現,更要保證擴大再生產的實現。生產資料的生產既要滿足本部類對消耗掉的生產資料的補償,也要保證兩大部類擴大生產規模後對追加生產資料的需求。消費資料的生產則既要滿足兩大部類勞動者的個人消費和社會消費,也要滿足擴大生產規模後對追加消費資料的需求。上述比例不只是總量上的比例,還是結構上的比例。只有兩大部類的生產不僅在規模上,而且在結構上保持一定的比例,社會總產品的價值補償和實物替換才能正常實現,社會再生產才能順利進行。

……由於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和僱傭勞動制度所決定,兩大部類的生產都是在價值規律和剩餘價值規律的作用下自發進行的,具有嚴重的盲目性,這就導致了兩大部類生產在規模上和結構上經常處於失衡狀態。這種失衡和脫節經常表現為生產過剩,以至於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即實物替換和價值補償難以順利進行,最嚴重的就是引發經濟危機」。(趙先明、任永波等著《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08年,147頁)

「事實上,自從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機爆發以來,整個工商業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野蠻程度不同的附屬地中的生產和交換,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軌一次。交易停頓,市場盈溢,產品大量滯銷積壓,銀根奇緊,信用停止,工廠停工,工人群眾因為他們生產的生活資料過多而缺乏生活資料,破產相繼發生,拍賣紛至沓來。停滯狀態持續幾年,生產力和產品被大量浪費和破壞,直到最後,大批積壓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壓低了的價格賣出,生產和交換又逐漸恢復運轉。步伐逐漸加快,慢步轉成快步,工業快步轉成跑步,跑步又轉成工業、商業、信用和投機事業的真正障礙賽馬中的狂奔,最後,經過幾次拚命的跳躍重新陷入崩潰的深淵。如此反覆不已」。(三卷,749-750頁)

「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這種基本矛盾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在生產和消費的關係上,表現為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與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的矛盾;第二,在生產上,表現為個別企業內部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趙先明、任永波等著《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08年,152頁)

也正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上述固有的必然的客觀歷史趨勢的基礎上,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以下結論:

「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佔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佔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個別工廠中生產的組織性和整個社會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對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它生而具有的矛盾的這兩種表現形式中運動著,它毫無出路地處在早已為傅立葉所發現的『惡性循環』中。誠然,傅立葉在他那個時代還不能看到:這種循環在逐漸縮小;運動無寧說是沿螺線行進,並且必然像行星的運動一樣,由於同中心相碰撞而告終。(三卷,747頁)這正是馬克思、恩格斯相信並斷言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必然會在他們所生活的時代,或者在他們之後不久就將崩潰滅亡的原因。

客觀地說,從單純的資本主義工業商品經濟發展變化的角度上說,馬克思、恩格斯上述的研究分析是相當深刻的,他們也確實客觀的符合實際的揭示出了近代資本主義工業商品經濟的最基本的內在矛盾。並且如果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真的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認為的那樣是由單純的經濟結構的發展變化規律所決定著的,那麼,他們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歷史發展的預言也就可能是正確的。

但正如我們前面所一再強調的,人類社會從本質上說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系統機體,而這個整體系統機體是由其經濟結構和上層建築結構這兩大子系統結構的有機結合而成的。人類社會這兩大子系統結構構成了一種缺一不可,既必須要能夠相互協同合作,又在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矛盾關係。也正是這兩大子系統結構的這種既相互協同合作,又在相互影響相互制約著的矛盾運動——而絕不是某一方面在單向的——決定著人類社會這個有機的整體系統機體的生存和發展。

而從社會上層建築結構作用的角度上說,也正是以政治組織結構為主導的西方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結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緩解了其經濟結構所產生的上述矛盾。

1、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通過政府稅收極大地改善了失業以及低收入社會成員們的生存狀態。

至當代,「在西歐的一些國家,企業利潤的最高累進稅曾達到過70%,以至一些企業主都不願在本國投資了……雖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至今還沒有廢除繼承權,但通過高額的遺產稅,對有些財產的遺產稅率,幾乎達到了沒收的程度……馬克思恐怕沒有料到,發達國家通過稅收對每年全國新創造財富在全國範圍進行的再分配,高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1997年歐盟15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平均為GDP的48.9%,美國為35.2%,日本為36.2%……也就是說,發達國家的政府,對全國GDP的將近一半(歐盟)或1/3強(美、日),進行了在全社會範圍內的再分配。這種再分配的資金,用於『國家的階級職能』部分(如軍費、監獄等)的並不多,主要是用於『國家的社會職能』部分,如社會福利、退休金、教育補貼,以及服務於社會各階級的各種公共工程」。(沈驥如著《中國不當「不先生」——當代中國的國際戰略問題》,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37、38頁)

2、「除了增進效率和平等的作用以外,政府還有增加經濟穩定的宏觀作用。資本主義自從產生以來,就不時受到通貨膨脹(價格上升)和蕭條(很高的失業率)的周期性的困擾。有時這些事件非常劇烈,象本世紀20年代德國的超級通貨膨脹那樣,以至於緊接著就發生了社會動亂、革命和戰爭……今天,由於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和他的追隨者以及他的批評者在思想上的貢獻。我們對於如何控制經濟周期的起伏波動,有了更好的理解。

現在我們懂得了,通過仔細運用政府的貨幣和財政權力,產量水平、就業量和通貨膨脹可以受到影響。政府的財政權力就是剛才討論過的——徵稅和支出的權力。貨幣權力涉及到調節通貨和銀行體制,以便決定利息率的水平和信貸的條件。通過這兩種關鍵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工具,政府可以影響經濟的產量、就業和價格的走向。部分是由於這兩種政策的刺激,全球的市場經濟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70年代初經歷了一段前所未有的發展時期」。(【美】保羅·A·薩繆爾森、威廉·D·諾德豪斯著,高鴻業等譯《經濟學》上冊,第12版,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年,86頁)

「1926年,凱恩斯在《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一書中,對古典經濟學自由放任主義和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理論進行了批判。在他看來,自由放任是一種經濟上的無政府狀態。在沒有政府干預經濟生活的情況下,社會總是處在總需求不足的狀態。充分就業、收入平等、社會公正等目標是無法自動實現的。只有擴大政府在經濟領域的職能範圍,通過實施積極宏觀經濟政策尤其是財政政策來刺激消費和投資,才能實現充分就業,促進經濟增長。凱恩斯經濟學成為西方國家化解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的重要理論來源」。(王健編著《國際政治經濟學簡明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46頁)「可以說,凱思斯的這種政策思路,重建了經濟政策的整個基礎,確定了功能財政在現代作為一種常態政策的地位」(楊春學著《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導讀》,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89頁)

在這裡,我們看到,首先,資本主義社會通過國家稅收,在保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變的情況下,對整個社會的物質財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實行了「再分配」。通過這種「再分配」,資本主義社會極大地緩解了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其次,政府通過運用自己的貨幣和財政等權力,可以在宏觀上對整個社會的經濟運行進行有力的調控,從而在很大的程度上延緩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周期,緩和了其對社會生存的危害和衝擊。這也正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沒有如馬克思、恩格斯所預言的那樣迅速走向滅亡的根本原因和秘密。

(四)關於人類社會形態結構更替演進的歷史分期問題。

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的,發現生產力因素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中的根本性作用,以及由此決定著的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結構的更替演進,是人類在對自身歷史發展認識與理解過程中的一次歷史性飛躍,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最偉大之處。馬克思主義認為,任何一個人類社會都是在某種經濟結構形態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任何一種新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態也都只能是在某種新的更高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基礎上才可能出現。本來,從這個原理出發,我們就可能找到一個以社會經濟結構形態的發展演進為基礎的,符合全部人類社會內在發展邏輯的連續的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序列。這樣我們也就——如同達爾文在生物學界所作的那樣——找到了一個從宏觀上來把握與理解整個人類歷史發展的堅實的科學基礎。但遺憾的是,馬克思、恩格斯雖然發現了上述原理,但由於在具體歷史發展理論構建上的經濟一元決定論,他們在關於人類社會形態結構更替演進的歷史分期問題上也出現了重大的根本性的失誤。

這要從人類社會的物質分配關係問題談起。

由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社會歷史理論是建立在其經濟一元決定論基礎之上的,這導致了馬克思把社會經濟結構與社會上層建築結構人為地拆裂了開來,並且僅僅是從單純的社會經濟結構的角度上來認識與理解人類社會的物質分配關係,或者說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係。所以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裡,社會的物質分配關係,或者說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係與社會生產關係是被看作是不可分割的完全硬化在同一統一體,即在某種生產方式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經濟結構之中的,它們被統稱為社會生產關係或社會經濟關係。

馬克思認為一個社會的物質分配關係,或者說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係自然而然地完全地是與其社會物質生產關係相聯繫著的,完全地是由其社會物質生產關係決定著的。馬克思甚至認為:「分配關係本質上和生產關係是同一的,是生產關係的的反面……所謂的分配關係,是同生產過程的歷史規定的特殊社會形式,以及人們在他們生活的再生產過程中互相所處的關係相適應的,並且是由這些形式和關係產生的。這些分配關係的歷史性質就是生產關係的歷史性質,分配關係不過表示生產關係的一個方面」(2卷,581、586頁)。 「……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2卷,32頁)……這樣,馬克思就把對人類社會的物質分配關係,或者說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係的認識與理解完全局限在經濟結構之內,甚至完全將社會生產關係與社會的物質分配關係,或者說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係等同了起來。

並且還不僅如此,問題的關鍵還在於,(1)馬克思還進一步就用這種社會的物質分配關係,或者說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係替代了生產關係,然後就是用這種物質分配關係,或者說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係為標準來理解和劃分其人類社會的(經濟)形態歷史分期的。(2)由於人類社會的經濟結構,經濟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統一的,都是遵循著某些大體相同的運動和發展規律的,而馬克思、恩格斯又認為人類社會的上層建築結構又都是由其經濟結構所單向的制約和決定著的,所以他們認為他們所熟悉的,可以較為系統詳細研究說明的西歐社會歷史就可以作為整個人類歷史的代表標本的(其實,以西方的歷史為標準尺度來衡量解讀整個人類的歷史,是近代以來西方歷史學的一種整體性傾向,它們被恰當地的稱之為「西方中心主義」)。而馬克思在其《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那個著名的關於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結構更替演進的歷史分期,實際上也正是在上述兩點基礎上提出來的。馬克思說:「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後來前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們又據此進一步把它發揮為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的五階段論)。

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即使是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領域內部,馬克思的這個歷史分期也引起了巨大的混亂,可以說這也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今天之所以陷入其難以擺脫的危機與困境的一個根本原因。

先來說馬克思的「亞細亞」社會形態。我們知道即使到了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時代,在印度以及許多其它亞洲社會(還有俄羅斯和許多其它斯拉夫人的社會)中還普遍存在著各種程度不同的生產資料乃至物質產品的公有制所有制形式。正是據此,馬克思將這些社會定義為「亞細亞」社會形態,後來有時也稱為「東方社會」。也是據此,馬克思將這種「亞細亞」社會形態放在了以古希臘、羅馬奴隸制社會為標準樣板的私有制社會,即 「古代」社會形態之前。也就是說,在馬克思那裡,這種「亞細亞」社會(經濟)形態指稱的仍然是一種原始(公有制)的,或者說最接近人類原始(公有制)社會的一種社會(經濟)形態,或者如馬克思在《給維·伊·查蘇利奇的複信》(三卷,761頁)中所說的是某種「次生」的原始公社公有制社會。

進入20世紀之後,隨著人們對東方歷史研究的不斷廣泛和深入,人們越來越深切地認識到無論從這些社會(尤其是中國和俄羅斯等社會)的實際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基本物質生產方式上,還是從它們的以君主專制政體為主導的整個上層建築形態的發育水平上講,將這些社會看作還仍然是處於如此低級的社會發展水平上實在是太牽強,太明顯地不符合這些社會的歷史發展實際,甚至可以說是荒謬的(我認為,馬克思晚年也一定對此有所覺悟,也許這也正是他在「資本論」尚未完成的情況下,而不惜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去研究東方社會的真正原因)。正是因此,20世紀20年代之後,在世界範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界中,這個「亞細亞」社會形態問題引起了多次大規模的激烈辯論。為了與這些「亞細亞」社會,或東方社會(尤其是中國和俄羅斯社會)的實際歷史發展水平相適合,眾多的論者紛紛提出了「亞細亞」社會特殊論,即主張「亞細亞」社會形態是有別於西歐發展路徑的一種獨特的發展模式,主張將「亞細亞」社會形態與馬克思提出的「古代」社會形態,甚至「封建」社會形態放在同一發展階段上。客觀地說,這樣做確實非常明顯地要更加貼近歷史實際。但問題的關鍵是在於,這些論者似乎都沒有意識到,如果把這些社會的發展階段定在與「古代」社會形態平行或之後,那麼事實上也就從根本上顛覆了馬克思劃分人類社會形態演進序列的原本意義和初衷。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的,如同達爾文在有機生物界研究中所做的那樣,馬克思提出這個「演進」序列的原本意義和初衷是要從整個人類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抽象出一個以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著的,以社會生產方式的發展演進為基礎的,符合全部人類社會內在歷史發展邏輯的依次的社會經濟形態發展更替演進序列,從而為我們找到一個從宏觀上來把握與理解整個人類歷史發展的科學基礎。而如果在這個發展序列中出現並列,那麼我們研究的就已經不是什麼人類社會的依次發展更替的演進序列,而是同一形態發展階段上人類社會的不同表現形式而已。如果這樣來改造馬克思的「形態」序列,實際上就等於是閹割了馬克思的「形態」理論,使得馬克思這個「形態」理論失去了它的本來意義和價值。但若仍以馬克思的原義來理解這個「亞細亞」社會形態又實在是無法使它同已經十分明顯的歷史實際統一起來。可以說這是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內打轉——如許多學者煞費苦心的從馬克思著作中斷章取義,甚至從馬克思從未發表過的「人類學筆記」中尋找依據,試圖證明馬克思也是同意『亞細亞』社會形態特殊論的——所根本就無法走出的困境。因為馬克思的上述「形態」劃分從根本上說就是建立在某種錯誤的,即它實際上並不是建立在(生產力基礎上的)生產方式基礎之上,而是被置換成了以物質生產資料所有製為劃分標準的基礎之上了的。

再來看馬克思的「古代」社會形態。馬克思的這個「古代」社會形態完全是在古希臘、羅馬社會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同樣,馬克思也是主要從物質分配,或者說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角度來定義說明他們的這個「古代」社會形態的,也正是因此,後來的蘇聯學者們又將這個「古代」社會形態引申稱之為「奴隸制」社會。

我們知道,就古希臘、羅馬——其實還有更早的古埃及、古兩河流域各期文明——社會來說,由於其氏族血緣組織崩潰解體的較早,所以在古希臘、羅馬社會中其私有制也表現的特別明顯和充分,這種私有制形式特別明顯地表現為個體或個體小家庭的私有,而其剝削形式也主要表現在對(外族)奴隸的個體人身奴役和勞動成果的無償佔有。但如果我們能夠更全面地來考察這個問題,我們也許會發現,古希臘、羅馬社會的這種私有制形式,或者說奴役和剝削形式並不是人類社會在這一發展階段上的唯一表現形式。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中國的商、周社會,尤其是周代社會,無論在生產力發展水平上,還是在——以農、畜牧業為主的——基本生產方式上都已與古希臘、羅馬社會大體相當了,因此將中國的商、周社會與古希臘、羅馬社會放在同一歷史發展階段上是適合的,對於這一點現代的歷史學家們似乎也沒有很大的異議。但由於生存環境和歷史的原因(這一點我們後面再詳細探討),中國商、周社會的氏族血緣關係組織並沒有遭到破壞,它們反而發展出了一種獨特的高度發達有序的「氏族—宗族」組織形式。所以它表現出了一種與古希臘、羅馬非常不同的「氏族—宗族」所有制形式(這是一種宗族集體所有和宗族內部已出現較大貧富差別的混合所有制形式),並且由於這種「氏族—宗族」血緣組織具有的堅硬外殼,它們的(對外族的)奴役和剝削形式也與古希臘、羅馬社會具有根本性的不同,即它主要表現為戰勝了的「部族—氏族—宗族」一般並不打破、拆散被征服了的「部族—氏族—宗族」組織,而採取對這些「部族—氏族—宗族」的某種整體奴役和剝削的方式(其實,即使是在古希臘,斯巴達人也是大體上採用這種方式的)。

這樣,當我們用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馬克思的所有制——實際上是古希臘、羅馬社會的所有制——形式為標準來概括整個人類的這一社會(經濟)形態時,就必然會為中國商、周史研究帶來了無法解脫的迷惑和困難。這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為了與古希臘、羅馬的奴隸制社會相契合,中國的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只好煞費苦心的在中國的商、周社會中尋找存在個體奴隸和對這種個體奴隸實行奴役和經濟剝削的證據,實在難以尋找,甚至只好拿墓葬中的殉人來充當證據。這隻能是徒勞的。

關於封建社會形態。馬克思的這個社會形態概念也完全是根據西歐歷史提出來的,也是把中世紀西歐封建社會作為這種社會形態的標準樣本的。同樣從今天我們所能掌握的歷史事實來看,馬克思的這個社會形態概念並不科學,也同樣極為牽強。我們知道西歐封建社會是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由以日爾曼人為主體的眾多的外圍社會入主而建立起來的。當時,這些社會無論從生產力發展水平上,還是從社會上層建築的發展水平上都要比原羅馬帝國低得多,它們甚至根本就沒有能力保持和繼承羅馬社會已達到的社會發展程度。對於原羅馬社會來說,這些蠻族的入主實際上只能說是意味著一種歷史的倒退。因而,從西羅馬帝國滅亡直到西歐「文藝復興」的這一歷史時期,無論從社會基本物質生產方式上——仍採用標誌著個體農戶仍不能建立起自己的獨立經濟體的勞役地租形式,這只是同中國西周時期的井田制相仿——,還是從社會政治組織形式上——分封制——,都只能說與中國的西周時期相似。只是到了「文藝復興」前後,封建西歐各社會才開始陸續進入到較高形式的以實物地租為基礎的自由個體小農經濟發展階段上來。而「文藝復興」之後,同時西歐又開始了向近代社會形態的過渡。所以,如果我們將個體小農產品經濟生產方式作為人類發展史上的一個發展階段(這即是我們常說的封建社會)的話,那麼,西歐封建社會實際上並不能說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而毋寧說它是一個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的特例。正如馬克思所說,「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反過來說,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徵兆,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才能理解。(2卷23頁)。同理,我認為,就研究與理解人類「封建社會」這一特定歷史發展階段的角度上說,具有二千多年封建發展史的,並且在這一發展階段上曾取得了最高和最豐富文明成果的中國封建社會才可以作為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事例。

所以我們若要認識與理解人類的「封建社會」這一形態結構,也只有理解了在人類這一發展階段上發育生長的最充分的中國封建社會後,我們也才能更深刻的認識與理解發育程度較差的西歐封建社會,而不是相反。但近代以來,由於受馬克思的以生產資料所有制來劃分人類社會發展程度,及以西歐歷史為中心的方法的禁錮,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研究中,人們恰恰就是用西歐封建社會為標準來衡量理解中國封建社會的。其實對於中國封建社會來說,西歐封建社會實在是一個太小也太簡陋的籃子,它根本就盛裝不下中國封建社會這個龐然大物,於是人們就只好按照「神聖」的馬克思主義的這個狹小的框框來肆意剪裁中國的封建史,這是極其荒唐的。

馬克思的以所有制形式為標準來劃分人類「社會形態」依次演進序列的方法造成的最大混亂莫過於人們對二十世紀以來世界出現的以蘇聯和中國為代表所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社會體制的誤解。

本來,按照馬克思主義生產力學說,如果在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還可能產生一種比近代工業商品經濟形態更高級的社會形態——馬克思設想為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公有制社會,那麼這種更高級的社會形態也只能是在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或者更確切的說是近代工業商品經濟形態已經走完自己的發生、發展歷程,社會生產力水平又已高度發展了的基礎上才可能出現。這正如馬克思也曾正確指出的,「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但在馬克思之後,也就是1917年之後,在世界上卻陸續出現了以蘇聯和中國為代表的,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意義上的眾多的社會主義社會。在這裡最關鍵之處是在於,這些社會主義社會毫無例外地都是在生產力發展水平仍十分落後的前近代,或至多只是初步進入近代社會形態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按上述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學說這是不可能的「決不會出現的」的事情。

誠然,正如許多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所辯解的,馬克思、恩格斯是曾設想過,西方以外其它落後國家有可能越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即越過所謂的「卡夫丁峽谷」而直接進入社會主義。但即使是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裡這也是有著極為明確的限制條件的,那就是只有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首先進入了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條件下,或者起碼「俄國革命與西方社會主義革命同時發生」。(選集4卷724頁)也就是說,只有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形態發展階段,然後在這些社會的影響、示範和帶動下,這種跨越才有條件,也才可能實現。馬克思、恩格斯的這種說法是正確的,其實也不難理解,例如直到解放前,在我國西南地區生存的某些少數民族仍是處於某種初期文明發展階段上的,如果隨著中國主體大部分地區逐步走上近、現代化,在這些地區的影響、示範和帶動下這些少數民族也溶入進了整個國家的近、現代化進程,那麼我們可以說這些少數民族實現了社會發展階段上的跨越。但如果沒有中國主體地區率先走上近、現代化,如果沒有這些地區更先進社會形態的實際影響、示範和帶動這個先決條件,這些少數民族的「跨越」就不可能出現,這是不言而喻的。同樣,在最發達的西方社會至今都還仍處於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條件下,何來什麼所謂的「卡夫丁峽谷」? 在最發達的西方社會至今都還仍處於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條件下,蘇聯、中國等這些基本上仍是處於前近代,或至多只是初步進入近代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又談什麼跨越?跨越的落腳點又在那裡?僅僅依靠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極簡略的所謂關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設想」和「預言」,就能實現一個仍處於前近代形態中的社會,或至多只是初步進入近代發展階段的社會直接跨越現實的近代工業商品經濟形態,而進入一個此前人類歷史上還從沒出現過的更高級的經濟形態發展階段,這可能嗎?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憑什麼可以妄談這種無中生有的所謂「跨越」?我們憑什麼可以說,蘇聯、中國所建立起來的實際的所謂社會主義社會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上——我們且不說馬克思主義這種理論的正確與否——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即使是從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的角度上也是說不通和自相矛盾的。

我認為這個問題也只有徹底跳出馬克思主義狹隘的經濟一元決定論的禁錮,徹底跳出馬克思的以社會物質分配關係,或者說以生產資料所有制關係來劃分人類社會(經濟)形態依次演進序列方法的束縛,從社會上層建築結構對社會經濟結構,乃至人類社會整體生存與發展的組織與調節作用,從社會上層建築與社會經濟結構之間的矛盾運動的角度上才可能獲得理解。(關於近代社會主義問題,我們後面再詳細探討)

……

所以,我認為近代以來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之所以會走上一條以經濟一元決定論為基礎,以西方歷史為基準,以機械的刻板僵化的「五階段」社會發展理論和單純的階級鬥爭理論來剪裁歷史,來削足適履的道路,從純學術理論的角度上說,並不是因為後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者們對馬克思、恩格斯理論理解上有偏差,而是從馬克思、恩格斯的現有理論框架中只能導出這樣的結果。

附書稿第二章提要:

第 二 章 矛盾——一種新的辨證的唯物主義社會歷史理論

唯物主義的看待人,看待人類社會,看待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從原則上說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在歷史唯物主義這個原則基礎上我們究竟應當怎樣來認識和理解人們的這個「社會存在」?除開人們承繼下來的由「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的社會經濟結構」,對於每一時代的人們來說,其社會的由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哲學的習俗的等組成的整個上層建築結構體系是不是也是一種社會存在?正如前面所說的,馬克思主義是不承認社會上層建築也具有這種「社會存在」的意義的。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裡所謂的「人們的意識」甚至是同社會的宗教的道德的哲學的等意識形態乃至整個社會上層建築混為一談的。這樣馬克思主義就把人類社會這個有機的整體機體人為的拆裂了開來,而試圖從社會單純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中來認識與理解人類社會及其歷史發展,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說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理論是一種實質上的經濟一元決定論,它取消了人類社會內在的最高層次意義上的矛盾和矛盾運動,即社會經濟結構與社會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和矛盾運動,這是造成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發展理論一切失誤乃至錯誤的最深刻根源……

一、任何一個人類社會都首先是由社會的經濟結構與社會上層建築結構這兩個最高層次意義上的子系統結構而成的,而這兩個子系統之間的關係從本質上說則是一種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辨證的矛盾關係。所以在人類社會的實際歷史發展過程中,不但「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並且社會上層建築也同樣在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制約著社會經濟運動的過程。社會上層建築並不是(像馬克思認為的那樣)社會經濟結構發展變化的被動附庸,在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社會上層建築因素和社會經濟因素一樣也是一種決定性的因素。因此對人類社會及其歷史發展的理解就不應當僅僅局限於社會的經濟因素,當然也不應當僅僅局限於社會上層建築因素。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內在的)根本原因,首先在於社會經濟結構與社會上層建築結構的交互作用,在於社會經濟結構與社會上層建築結構之間的矛盾運動。

二 、如果我們把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理解僅僅局限在人類社會的內在因素上,那也仍將是不完全的。在人類社會的實際歷史發展過程中,還存在著另一種矛盾運動形式,即人類社會做為一個整體有機系統機體與其外部生存環境之間的矛盾運動。並且這種矛盾運動形式將在更高層次的意義上,因而也在更大的更深刻的程度上影響著決定著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而這一點則是馬克思主義基本上沒有涉及到的。

下面就讓我們從這兩個層次上的矛盾運動的角度上來深入探討人類社會及其歷史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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