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凱旋：儒學既非專制，亦非憲政

作者系南京大學教授

在當今知識人眼裡，傳統儒家具有截然不同的面目。秋風先生認為儒家是憲政主義，袁偉時、易中天先生則認為儒家是專制主義，各自都代表了不同觀點的知識群體。從方法論上說，都是取其一點，前者強調儒家的限君主張，後者注重儒家的社會專制。

新文化運動是一場社會改革，而非政治改革。當時的國家觀念不是很強，新青年視儒家為專制主義的精神淵藪，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家族社會扼殺了個人自由。陳獨秀《憲法與孔教》指出，儒家維護的是家族制度，不符「個人獨立之道」，是很有時代代表性的言論。新青年既然要搞社會革命，勢必要將矛頭對準家族制度及其精神支柱儒學。這與晚清最後一代士人嚴復、譚嗣同等形成鮮明對比，他們的目標只是政治改革，所以很容易看清，中國專制皇朝的精神支柱是主張絕對君權的法家。

專制（autocracy）是政治學上的政體概念。假如將絕對君權視為專制，那麼周朝封建制便不是專制。這一點秋風是對的，周天子與諸侯、諸侯與大夫之間的盟約，是一種上下互相承擔責任和義務的關係，而以「吾從周」為旨歸的原始儒家則自然談不上專制了。

不可否認，家族社會在某些方面壓制了個人自由，但社會不是政權，秦以後以法家理論為內核的皇朝政體屬於專制，而專制下的社會卻不等於專制。正因為新文化運動將專制一詞用於社會批判，將矛頭對準家族制度，最終演成後來的社會革命，採用暴力摧毀鄉紳主導的基層社會，造成國家權力獨大，社會與個人皆被擠壓至無。而更重要的是，具有普世性的傳統基本道德也同時遭到破壞，對於許多沒有宗教信仰的國民，道德規訓淪為空白。此後的新道德一直都是無源之水，只是靠不斷地推出英雄模範讓社會效仿，道德變成一種強加的外來的權力規訓，它的失敗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要將儒家與憲政主義聯繫起來，理據也是不夠的。現代憲政的宗旨是限制公權力，其最終目的是通過法治維護每個個體的權利。雖說歷史上傑出的儒家思想家一直都試圖限制君權，但儒家本身能否內在地發展出憲政思想？在現代人熟悉西方法治甚於儒家政治文化的前提下，從儒家思想中尋求憲政的合法性有無必要？仍是有待論證的問題。

漢儒曾試圖限制絕對君權，由董仲舒抬出一個「天」來嚇唬帝王，甚至提出「貶天子」的非常之論。但這個天是虛擬的，且與自然災異相聯繫，沒有在此精神源頭上形成一個實在的人間約法來限制君權，故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理論，看中的是「以經術緣飾吏事」的一面，並不真的相信災異之說，試覽一部《冊府元龜·諫諍部》，當諫官以災異進行規勸時，結果常常都是「書奏不省」，何嘗懼怕過上天動怒？錢穆先生稱董仲舒的理論多出黃老、刑名，既非孔子本義，亦非公羊本旨，而與「民視民聽」之意不同，余英時先生亦稱漢儒的政治學是儒學法家化，此皆是尊儒的現代史家的持平之論。

對此，宋儒早已看得很清楚，所以朱熹說一千五百年來，「其間雖或不無小康，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宋儒同樣也有限制君權的意圖，他們的政治理想是三代之治，君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這似乎可以比擬為現代的精英政治，但理想一旦落到權力的世界，便會產生變化。宋朝擴張相權的結果造成權相的產生，便是一例。正是由於王安石得君行道的失敗，宋儒才由外王轉為內聖，走向心性之學。這表明在缺乏個體權利意識的前提下，儒家本身很難在政治學上發展出憲政思想和路徑。

這樣說並不是否定儒家在歷史上的正面作用，尤其是引進西方憲政思想的正是近代一批有眼光的儒家士大夫。今天將董仲舒的公羊學視為憲政理論的認識，總不能落後於當年嚴復「群己權界」、「自由為體，民主為用」的主張吧。故此，儒學的現代轉型不在政治學，而在倫理學。沒有一個社會是只靠法律維繫的，在當下中國，如何使仁、義、禮、智、信超越親情社會關係，成為現代公民社會普遍的道德準則，或許才是值得我們深長思之的問題。

(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