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戊戌變法期間的保舉(4)

  臣愚以為皇上維新之宗旨既定,而所以推行新法,皆委諸守舊之人,夫非變法則不能自強,而非得其人亦不能變法。昔日本維新之始,特拔下僚及草茅之士,如木戶孝允、伊藤博丈、大久保利通等二十人,入直憲法局以備顧問,不次摧用,各盡其才。新法皆數人所定,用能新政具興,臻於強盛。  儘管從道德的層面來看,康有為託人自保,可予以指摘;但康、梁作為政治下層人物慾有所作為,也可用此作為一種政治策略,似可不必厚非。  康有為於四月二十八日召見後,光緒帝當日發下交片諭旨:「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工部。本日軍機大臣面奉諭旨:『工部主事康有為,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欽此。』相應傳知貴衙門、部,轉傳該員欽遵可也。」總理衙門章京是當時京城各部院司官所心儀的差使,康有為作為候補主事,分部僅三年,又未當差,未經考試與候補,也未經歷「額外章京」的階段,由光緒帝特旨任命為總理衙門章京,應當說是特例,也是令京官注目垂涎的優遇。然而康有為對此並不滿意,梁啟超於康魏見的次日,致函夏曾佑稱:「南海召見,面詢極殷拳,而西王母主持於上,它事不能有望也。總署行走,可笑之至,決意即行矣。」戊戌政變後,康有為於光緒二十四年底在日本撰寫《我史》,對此稱言:  既退出,軍機大臣面奉諭旨,著在總理街門章京上行走。時李合肥謝恩同下,面色大變,對我嘆惜,謂榮裸既在上前面勒我,又告剛毅上欲賞官勿予,當予橄差以抑之。上問樞臣以位里吾時,李仲山欲言請賞五品抑,而剛毅斑在前,請令在總理街門章京上行走,蓋欲以辱屁我也。  向例總署章京由各部員考取又複試之,其最高列者,尚須一二年,然後能傳到。傳到僅當譯電等差,有年乃轉司務廳,又一二年乃得派入各股,又數年乃可升提調,然後升幫辦、總辦。吾被特旨入差,為向來所無,入署即可派總辦、提調。知交多勸就之,吾終不為屈也。  康有為事後所寫的這番話,雖不那麼可靠,但也明確說明了兩點:第一,「特旨人差,為向來所無」;第二,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系「辱屈我也」。相對於徐折中「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的提議,總理衙門章京則被康視為「奔走之差」。  梁啟超於五月十二日由總理衙門查看,次日該衙門上奏:「該舉人梁啟超,志向遠大,學問淹通,尚屬究心時務……一平昔所著述,貫通中西之學,體用兼備,詢為有用之才,擬懇恩施酌予京秩,以資觀感。並可否特賜召對之處,出自聖裁。」當日光緒帝發下交片諭旨:「廣東舉人梁啟超著於十五日預備召見。」五月十五日梁覷見後,光緒帝又發下諭旨:「舉人梁啟超著賞給六品銜,辦理譯書局事務。」由此,梁啟超以六品銜、每月銀3000兩的經費,辦理上海譯書官局及大學堂編譯局。對於這一安排,康、梁也不太滿意。  黃遵憲奉旨人京,但因病拖延。由於時任駐日公使裕庚患有腿疾,要求回國治療,六月二十四日,光緒帝下旨:「湖南長寶鹽法道黃遵憲著開缺,以三品京堂候補,充出使日本國大臣。」但他七月到上海後,再次因病停留,一直到戊戌政變時仍在上海。譚嗣同於七月中旬到達北京,十九日由吏部帶領引見,當日光緒帝發下交片諭旨:「著於二十日預備召見」。此為特例。召見後,光緒帝旨命:「明保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旨著以知府仍發江蘇,儘先補用,並交軍機處存記。」此又屬優遇。由於形勢的急轉,該旨命未行,譚嗣同當日被命為軍機章京。(後將詳述)張元濟原本是刑部候補主事、總理衙門章京,召見後並未立即安排新職。五月二十九日,管理大學堂大臣孫家照派張元濟為大學堂總辦;六月二十四日鐵路礦務總局成立,王文韶、張蔭桓又派其為管股章京。一直到戊戌政變發生,張元濟一直是京城中引人矚目的政治人物。  徐致靖與康有為的交往很可能始於光緒二十四年初,但很快便成為康黨最重要的成員之一。他當時地位並不高,也非為親近之臣,但他的這一份保折卻有四兩撥千斤之力。相比於同時期各位大吏的保舉,包括張之洞、李鴻章、張蔭桓等人,可以明顯地看出光緒帝對康有為及其黨人的優遇態度。從檔案中可知,光緒帝曾於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十一日收到都察院代奏的康有為《上清帝第三書》,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三月初三日、二十三日收到總理衙門代奏康有為的三次上書及《日本變政考》等書籍,應當說,他對康有為的了解還是初步的;然僅以此等資訊的了解,即對康及其黨人如此優遇,又似與翁同斷等人的面保有關,儘管徐折上奏時,翁已開缺。  與徐致靖同官的翰林院侍講學士濟激,於五月二十三日上奏保舉3人:翰林院編修貴鐸、候選道前承德知府啟紹、前山東臨清直隸州知州陶錫棋。要求送部引見。但他就沒有徐致靖那麼幸運,光緒帝對之未予以理睬。  四王文韶、榮祿、陳寶箴、劉坤一等封疆大吏的保舉  儘管徐致靖的保折引發了京城政壇的震動,但在百日維新期間,各封疆大吏依然根據膠州灣事件後的三道諭旨,繼續保舉軍事、政治與外交人才。隨著百日維新的進展,他們保舉的人選及評語也有著不小的變化。  五月初四日,光緒帝收到原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王文韶保折,保北洋委用道傅雲龍、候選道孫寶琦堪任使才,當日軍機處電寄榮祿旨:「北洋委用道傅雲龍、候選道孫寶琦,著榮祿傷令該二員來京,聽候召見。」自召見康有為、張元濟之後,光緒帝對此類人才大多下旨召見,不再是「送部引見」或「交軍機處存記」了。  五月三十日,光緒帝收到浙江巡撫廖壽豐兩件保折:其一是保舉人才,當日軍機處電旨:「廖壽豐奏覽。二品蔭生陶葆廉、江蘇候補知縣鄭清鐮,著該撫即傳旨兩員,來京預備召見。」其二是保舉使才4人:江寧布政使袁租、翰林院侍講黃紹箕、翰林院編修張亨嘉、翰林院庶吉士壽富。光緒帝又發下交片諭旨:「翰林院侍講黃紹箕、編修張亨嘉著於六月初一日預備召見。庶吉士壽富著於初二日預備召見。」  六月初一日,光緒帝收到江蘇巡撫奎俊保舉使才折,稱:「江蘇補用道志鈞,癸未進士,光緒十八年由編修改捐道員,指發江蘇,歷辦商務等局」;「鹽運使銜改留江蘇補用知府劉慶汾,光緒初年隨使日本,充當翻譯、參贊,在洋十餘年,凡東洋語言文字、政治風俗,皆考求精確,洞達淵源。於各國形勢政教亦素留心。」當日軍機處電旨:「江蘇候補道志均、候補知府劉慶汾,著奎俊傳知該二員迅速來京,預備召見。」  六月初二日,光緒帝收到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榮祿保折,共保舉31人。前四川總督鹿傳霖,「清亮公直,守正不阿」,榮祿任西安將軍時,鹿任陝西巡撫,交久誼深。他提議重新起用,「若竟投閑,似覺可惜」。湖南巡撫陳寶蔑,「操履清嚴,識量宏遠」;河南巡撫劉樹堂,「任事果敢,幹略優長」;內閣學士張百熙、瞿鴻截,「練達精明,留心時事」;盛京將軍依克唐阿,「老成宿望,威略冠時,』;甘肅提督董福樣,「忠勇過人,勛勤夙著」;廣西提督蘇元春、廣東陸路提督張春發、新孤提督張俊、直隸提督聶士成、固原提督鄧增,「曉暢戎機,卓著勛績,膽識恩威能結士心而寄軍政」。以上10人皆是一二品實缺大員,榮祿沒有提出具體任用方案,僅稱「各員均經朝廷簡摧,眷任方殷,無待奴才推挽」。湖北布政使員鳳林,「持躬謹慎,處事精詳,勞怨不辭」,榮祿請求給予封孤之位,「倘蒙天恩,界以疆忻,於吏治必有裨益」。直隸按察使袁世凱,「質性果毅,胸有權略,統領新建陸軍,督率操防,一新壁壘」;前太僕寺少卿岑春煊,「激昂慷慨,膽略過人,不避艱險,能耐苦勞」。榮祿稱兩人「皆生自將門,嫻于軍旅,若重任以兵事,必能奮勇直前,建樹殺敵致果之績」。江南道監察御史李盛鐸,「志趣向上,博識多聞,通達中外學問,講求時務」,榮祿請求「簡界重要」。太僕寺少卿裕庚,「精明幹練,夙著勤能」;江蘇蘇松太道蔡鈞,氣心地明白,才略優長」;湖南鹽法長寶道黃遵憲,「氣度沉凝,學有根底」。榮祿稱「以上三員,於外交事務確有心得」,請求派他們出使「大邦」,或命在總理衙門「行走」。陝西渭南知縣樊增祥,「學問優贍,志節清嚴」;兵部員外郎陳夔龍,「秉心公正,志趣清剛」。榮祿提議兩人可充「司道」之選。廣西桂平梧鹽法道黃宗炎,「才具明練,辦事耐勞」;山西澤州府知府陳澤霖,「性情直爽,勤干素著」。榮祿稱兩人「皆以將門之後而有吏才」,請求「量予遷除」。降調渾春副都統恩祥,「才略素優,能勝艱巨」;副都統榮和、壽長,候選知府壽山,「曾在軍營,勇略素著」;總兵王鳳鳴、馬玉昆、宋得勝,西安城守協副將田玉廣,「勇敢善戰,展在前敵立功」。榮祿稱「以上各員均可備將材之選」。榮祿作為地方大吏,一下子提出如此之多的人選,且多為高官,是很不尋常的舉動。對此,榮祿稱:「奴才每念時局艱難,求才為當今急務。要以其人有材,而又濟以實心實力,視公家事如己事,不蹈摸(模)棱敷衍積習者,乃能於事有益。」於保舉使才,榮祿以附片表示了不同意見:  ……惟使才之難,首重品學。必其立身有素,通達政體,本忠愛之忱,充專對之任,始能不辱君命,壇站有光;非僅嫻習語言文字,遂為克盡慶職也。夫語言文字雖亦使才之一端,第中國風氣未開,士大夫肆此者少,大都學堂及商賈出身之人為多。此琴既未素礪風裁,又未熟諳政治,一旦濫竿充數,不獨無稗于軍國,抑且貽俏於遠人。欲讀其選,宜得學識堅率、器局深穩之士,而又濟以通權達變之才,庶幾勝任愉快。  話雖然沒有明說,但其意十分明顯,即不滿於那些學堂及商賈出身、號稱知外情懂洋務的官員。對於榮祿的折片,光緒帝的處理是相當低調的,當日僅旨命將該折「留中」,且未呈送慈禧太后。十一日軍機處上諭檔中,又記錄了榮祿保舉人員的名單,很可能是光緒帝命軍機處再次進呈。據軍機處存記檔冊,光緒帝下令將之全部存記。  六月十四日,光緒帝收到湖廣總督張之洞保舉使才的奏摺、附單,共保5人:降調內閣學士陳寶深、湖南鹽法長寶道黃遵憲、直隸候補道傅雲龍、奏調湖北差委三品銜分省補用知府錢詢、江蘇候補同知鄭孝青。其中對陳寶深的評語稱:「才品兼長,學端志遠,辦事沉毅有為,向來講求洋務,於兵輪商務工作等事並皆熟悉,中外大局皆屬瞭然,能見其大,不同侈談西學皮毛者。」最後的一句,很可能是針對康有為及其黨人的。由於黃遵憲、傅雲龍已旨命召見,當日軍機處電旨:「張之洞奏覽悉。分省補用知府錢詢、江蘇候補同知鄭孝骨,著該督即傷該二員來京預備召見。」  七月十三日,光緒帝收到湖南巡撫陳寶簇兩件保折。其一是保舉本省道府州縣,即回應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諭旨,共15人:候補道夏獻銘、試用道黃炳離、長沙知府顏鍾驥、署衡州府事候補知府陳其攤、署永順府事試用知府任國鈞、候補直隸州知州郭庚平、署江華縣事准補永桂通判車玉襄、武岡知州毛隆章、署寧遠縣事准補邵陽縣知縣卜彥偉、衡陽縣知縣盛綸、衡山縣知縣黎墉、桃源縣知縣湯汝和,署淑浦縣事滬溪縣知縣陳自新、署新化縣事前任芷江縣知縣起複候補知縣李弼清。其二是保京外賢員:  帷是國家當力圖振興之會,庶政方新,需才尤重。凡為臣子,具有天良,苟其人有過人之長,為平日所深悉,自當不限方城,畢以具陳,庶几上副聖主圖治之懷,下追人臣竊位之咎。是以不揣冒昧,謹將臣耳目所及京外各員,擇其名位未顯,而志行可稱,才識殊眾,為臣素所知信者,共得十有七員,謹塔清單,各具考語,隨折上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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