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啟文:當下報告文學面臨空前挑戰與生死考驗
來源:上觀新聞
原標題:【徐芳訪談】陳啟文:當下報告文學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與「生死考驗」
如果報告文學一旦沒有了真相,沒有了審視,沒有了追問,沒有了思辨,沒有了批判,又怎能不被社會冷落和讀者拋棄呢?其實不是社會冷落了你,而是你對社會漠不關心;不是讀者拋棄了你,而是你先拋棄了讀者,拋棄了自己的靈魂。
那不是社會冷落了你,而是你對社會漠不關心;不是讀者拋棄了你,而是你先拋棄了讀者
徐芳:當下報告文學的寫作,也許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和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文學剛剛復甦時的社會環境相比,報告文學受重視的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如何在新形勢下促進報告文學的蓬勃發展,需要認真研究報告文學所面對的外在環境的變化、反映內容的開拓、傳播方式的轉變和創作模式的更新等諸方面問題,又該如何找出當下報告文學所存在的癥結,從而改變這一尷尬的局面?報告文學作為一種文體,或者作為一種「問題」,也代表了數十年來高端藝術的成就,無論是總結成就還是「問題」,對了解這個時代都意義重大吧?
陳啟文:如你所說,當下報告文學的寫作確實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我以為甚至是「生死考驗」。近年來一些批評家對報告文學這一文體的合法性或敘事倫理紛紛提出質疑,有人追問「報告文學死了嗎」,有人甚至已提前宣判「報告文學已死」。我的一些報告文學作品,在文學期刊上發表時也被貼上了「非虛構」的標籤,「報告文學」幾乎成了一個「虛名」。
究其原因,其實並不複雜,文學的發展,是受文學內部和外部各種因素影響的複雜過程。從外在環境的變化看,報告文學的處境和整個文學生態是一樣的,隨著文學不斷邊緣化,近年來關於「文學死亡」的話題也層出不窮。
然而,我覺得,宣告某一文體或整個文學死亡,不是杞人憂天就是故意聳人聽聞的「危言」,我也深信,文學與哲學、宗教一樣,都是人類不可或缺的精神支點和終極關懷,無論是虛構類文學還是非虛構類的報告文學,又無論以怎樣的方式表現、以怎樣的媒介傳播,文學都將陪伴人類走向終極,人類不死,靈魂不滅,文學永垂。
你所說的「報告文學受重視的程度」,我不知具體指哪方面的重視,這裡我就設定為社會關注度和讀者吧。從報告文學發展史看,報告文學受重視的程度或受關注的程度,取決於其揭示真相的程度,而其揭示真相的程度,與所處時代的容忍度是一致的。
我覺得1978年是一個分水嶺,以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為標誌,報告文學這一由來已久又長期與通訊特寫、敘事散文混為一談的文體,不但被確認為是一種與小說、散文、詩歌並駕齊驅的文體,甚至是一種更強勢、更具穿透力和影響力的文體。
這一時期的報告文學作家,對避免報告文學的工具化、功利化寫作都有高度自覺,從而儘可能排除了來自外界的干擾,以獨立調查和獨立立場去書寫自己的真實體驗、獨特發現,並作出自己的價值評判。又能把報告文學敘事建立在文學的藝術表現上,讓「報告」與「文學」達成了時代性與文學性的和諧兼容,眾多價值取向不同、風格各異的報告文學作家以各自的方式,共同書寫了新時期報告文學異彩紛呈的黃金時代,無論是「正面報告文學」,還是具有批判與思辨色彩的「問題報告文學」,都保持了一種蕪雜而蓬勃的共生狀態。
事實上,一個社會的正能量,從來不止是由那些「正面報告文學」來提供,只有讓各種力量都有足夠的空間釋放,才有足夠的寬度和深度來承載一個偉大的時代,這樣的文學生態,正是多元的、健康的、生機勃勃的。
當下報告文學遭遇冷落的命運,我認為問題的癥結主要不在於「反映內容的開拓、傳播方式的轉變和創作模式的更新等諸方面問題」,其根本癥結恰恰是沒有「問題」。面對各種尖銳複雜的社會問題、生存問題,一些報告文學寫作者做出了「識時務」的聰明選擇,或逃避現實,或曲意逢迎,像捷克報告文學作家基希所提倡的那種「藝術地揭發罪惡的文告」幾乎很少。
如果報告文學一旦沒有了真相,沒有了審視,沒有了追問,沒有了思辨,沒有了批判,又怎能不被社會冷落和讀者拋棄呢?其實不是社會冷落了你,而是你對社會漠不關心;不是讀者拋棄了你,而是你先拋棄了讀者,拋棄了自己的靈魂。
只有追尋真相、揭示真相,報告文學才有直抵靈魂的真實力量
徐芳:有人說「抓住題材就抓住了報告文學創作的一半」,還有一句話就是強調「報告文學三分在寫七分在跑」,在您看來,「抓功」、「跑功」、「寫功」,究竟哪一功更重要?或者說,您是怎麼做到這之間關係的平衡處理?
陳啟文:無論發現和捕捉題材的「抓功」,還是調查採訪的「跑功」,還有駕馭文本的「寫功」,皆為報告文學寫作的基本功,這三功缺一不可,密不可分,很難說哪一功更重要。怎麼做到其中關係的平衡處理?我還真是很少思考這個問題。
就我個人的創作實踐看,在很長時間我一直是一個職業虛構者,一個所謂的純文學寫作者,我也更願意生活在虛構之中。但在我從不惑走向知天命之際,有越來越多的東西,逼著我去直面絕對不能虛構的現實。
從「誰在養活中國」的吃飯問題,到萬劫不復的水危機,當我眼睜睜地看著離我最近的洞庭湖正在乾涸,離我最近的一條大河正在散發出刺鼻的味道,而這是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要喝的水,我實在難以袖手旁觀。
於此可見,所謂「抓功」,絕非為題材而題材,主要還取決於你對某一社會問題、生存問題的關注程度,這是自覺的選擇,甚至是下意識的選擇。
所謂「跑功」,說穿了就是一個追尋真相的過程。對於報告文學及所有非虛構類文體,真實性是其文體存立之根本。丁曉原先生認為,「基於非虛構的現實品格,是報告文學文體的核心價值,是報告文學之謂報告文學的文體支撐。」而真相或真實性是有層次的,一方面它必須保證客觀事實的真實,一方面它還必須有作者真誠的精神參與,即主觀的真實。
我覺得大致可分為三個層次,層層遞進:第一是必須追尋事實真相。這個追尋真相的過程隨時都會遭遇各種困難和人為的干擾,因而不止要有「踏破鐵鞋」的精神,還必須是獨立調查;
第二是你對真相所揭示的深刻程度。這是對報告文學更具挑戰性的難度,報告文學不但要直面真相,還必須穿過事相的外殼去探尋更深層的、更複雜的社會問題,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發現表相背後的真相,探悉並揭示出其真實的本質,有時候甚至會發現真相背後的假相。
這個難度在於,一個報告文學寫作者很容易迷失在紛繁複雜變幻莫測的現實事件里,有時候離真相愈近,愈是看不清真實;
第三在於你敢不敢直面真相、揭示真相。我覺得這是考驗報告文學真實性的最高難度。當你試圖了解真相的時候,就已經很危險了,當你試圖揭示真相的時候,就高度危險了。
有些人哪怕洞悉了真相也會失語,而失語對報告文學作家是一種失職,也會導致報告文學的嚴重失真。
譬如說某些「非虛構」寫作者,為了規避揭示真相的風險,在其「非虛構」作品中卻虛構了絕對不能虛構的地點、人物,對時間採取模糊處理,其中寫的那個地方你在現實中根本找不到,那些人物都是無法查證的化名。
這樣的「非虛構」寫作,直接違背了「非虛構」寫作的基本倫理。只有不顧一切、敢於犧牲的大無畏的精神,才能讓你像追尋真理一樣追尋真相、揭示真相,報告文學才有直抵靈魂的真實力量。
徐芳:寫民生,正是報告文學描述探究社會生活的能力的價值所在?而反過來說,如果失去了對社會現實的關注和表達的自覺,報告文學就很容易簡單地變成對生活的「照相式截取」和「技術化剪裁」?怎樣的選題是具有較高社會文化價值的報告文學好選題?
陳啟文:一個社會的綜合問題、諸多癥結,均可歸入「民生」問題,這也是當下最直接的現實生活。你說到的對生活的「照相式截取」和「技術化剪裁」,我是這樣理解的,前者截取的是浮泛的表象或現象,沒有觸及到社會生活的內核或本質,後者則是在刻意迴避一些不能迴避的問題,說穿了也是不敢直面真相,或是有選擇地說真話,以部分真實去掉了另一部分他不敢正視的真相。
至於那些具有較高社會文化價值的報告文學,我以為選題並非決定性因素,最重要的還是能否體現知識分子的寫作立場。如果說「非虛構」更能體現純文學作家的審美追求,報告文學則更突出地體現了知識分子寫作的特徵,也是最能體現知識分子寫作的文體。
誠如李炳銀先生所說,「它是一個作家、一個知識分子社會責任感的人文情懷的表達,通過這種表達,它能使你的思考變得更有價值更有力度。」知識分子的標誌之一,就是具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從中國古典士人的優秀傳統看,還必須具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位卑未敢忘憂國」等憂國憂民的人文精神。
誠然,在揭示真相上更需要魯迅先生那種「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的真勇士精神,如此才能在報告文學中體現出人文精神在當代文學中所達到的境界。這也是社會文化價值的高度體現吧。
廣義的時代性,也可謂是當下意義或現實品格
徐芳:當下報告文學的問題意識和文體意義在哪裡?它能否在鋪天蓋地的文化傳播領域裡仍然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有人說現在要為報告文學的尊嚴而戰,您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的?挑戰?或者當作「警示」?
陳啟文:關於當下報告文學的問題意識,如我此前提及,在每年批量生產的報告文學作品中最缺乏的就是問題意識,壓根就沒有問題,一個答案在采寫之前就早已預定,而且是標準答案。關於報告文學的文體意義,或主要特徵,其實從這一文體誕生以來就一以貫之,主要是通過新聞性、真實性和文學性來實現的。
也許,在中國新聞獎的評選中,報紙副刊作品中的報告文學可以跨界參評,就在於它具有新聞性。而在歷經多年發展後,報告文學的新聞性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狹義的新聞性,已經逐漸演繹為廣義的時代性,也可謂是當下意義或現實品格。
判斷一個作品是報告文學還是「偽報告文學」,我覺得這是一個真偽立判的標準,那就是看一個報告文學作品是否具有當下意義和現實品格。在丁曉原先生看來,「當前報告文學創作中最缺失的就是現實品格。報告文學的現實品格,要求作家能主動回應社會的關切、介入現實、呈現真相。」而當下報告文學的又一突出問題,就是以時代性為表徵的現實品格的根本缺失,從而造成文體邊界的模糊不清。
很多歷史題材的紀實文學、傳記文學甚至人物評傳性的隨筆也被貼上了「報告文學」的標籤——歷史報告文學。這與報告文學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倫理上的悖論。對這種「以紀實文學置換報告文學的傾向」所造成的文體邊界不清的狀況,丁曉原先生指出,「本來報告文學作為一種特殊的新聞文學,邊界是比較清楚的,但歷史報告文學的風行甚至泛化,使得對其邊界的定義難以自圓其說。」
對丁曉原先生的上述觀點我是高度認同的,歷史題材作品如作為報告文學不是不可以,但應該通過當下的現實去打通。從我個人的寫作實踐看,像《共和國糧食報告》《命脈——中國水利調查》《大河上下》《袁隆平的世界》,這一類時間跨度很大的報告文學,你不可能只寫一年的糧食、一年的水危機,必須向歷史縱深開掘。
這樣的報告文學,雖然穿插了歷史敘事,但必須以當下現實為出發點和最終的依歸,不止是對過往歷史的呈現,而是在當下現實中對歷史的發現和重新發現,它是有鮮明的時代性或當下性的,從歷史回到當下,幾乎沒有了時間的距離感。
報告文學能否在鋪天蓋地的文化傳播領域裡仍然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就看它是否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從當下看,真正意義上的報告文學,應該是「時代的報告」,它的真實性是小說等虛構類寫作無可替代的,一直是最具時代性的一種文學類文體。它的文學性又是新聞無可替代的。
儘管報告文學雖不具備在第一時間發現新聞的價值,卻有新聞報道所缺少的深邃與厚重。實際上,報告文學就是介於新聞和文學之間的跨文體,取兩者之長,補兩者之短,承擔了新聞和別的文學體裁都無法承載的使命,這是報告文學無可替代的文體意義,也是報告文學誕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合法性。
一如木弓先生所言,「它比其他任何文學體裁更深地受時代生活影響,也就更直接更敏感地與一個時代的現實生活和精神緊密聯繫在一起。這是報告文學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報告文學美學力量所在。它的文學優勢是小說、散文、詩歌在正常的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所不可企及的。」
當下報告文學所面臨的挑戰也好,警示也罷,我覺得首先是報告文學寫作者的自我挑戰,而要為報告文學的尊嚴而戰,報告文學寫作者先要有自尊,還要有對這一文體的尊重。當下報告文學最突出的問題,還不是為許多評論家所詬病的文學性缺失的問題,而是報告文學恪守真實的立場發生了致命的傾斜,當權勢和資本一次次綁架報告文學,一個報告文學寫作者很容易出賣自己的靈魂,以致墮落為某些利益集團或權貴利用的工具,很多「報告文學」一生下來就是一個充滿了銅臭味和奴顏婢骨的「死孩子」。
正是這樣的「偽報告文學」大面積地侵害了報告文學生態,嚴重毀掉了報告文學的名聲,聲名狼藉。真正的報告文學作家,必須恪守堅定的知識分子立場和信念,才能保證自己的調查和寫作盡量客觀公正。這其實也是我對自己的拷問。
捫心自問,這些年來我一直恪守著幾條基本底線:第一,我的寫作與任何寫作對象都不能發生直接對應的利益關係;第二,在採訪過程中我必須保證獨立調查;第三,在寫作過程中我堅拒一切來自外部的干擾,我不對任何單位或個人負責,但我必須對自己寫下的每一個文字承擔責任。
我覺得,一個報告文學寫作者,只要堅守住了這三條基本底線,就可以保證自我的尊嚴,同時也可以維護報告文學這一文體的尊嚴。
【嘉賓介紹】陳啟文,1962年6月生,湖南臨湘人,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報告文學委員會委員,一級作家。主要著作有長篇小說《河床》《夢城》《江州義門》、散文隨筆集《漂泊與岸》《孤獨的行者》、長篇報告文學《共和國糧食報告》《命脈》《大河上下》《袁隆平的世界》等20餘部。曾獲第二屆中國出版政府獎、第四屆老舍散文獎、第五屆徐遲報告文學獎、全國電視紀錄片一等獎等。
編輯 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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