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的遠慮與近視

2013/08/14 06:55:37政治家的遠慮與近視馬勇常言道，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當晚清政治改革進入「深水區」，許多事情局外人一目了然，但當局者如攝政王載灃就是看不清，一錯再錯。如果有機會仔細閱讀嚴複寫給《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的信，就很容易發現沒有遠慮的政治家必有近憂。嚴復是始終如一的君憲主義者，他在生命最後20年從未懷疑君主立憲的意義。在預備立憲的日子裡，嚴復是積极參与者，1909年派充憲政編查館二等咨議官，翌年任資政院議員，對晚清憲政改革貢獻極大。然而，出人預料的是，就在中國即將踏入君憲門檻時，親貴內閣和鐵路幹線國有兩個愚蠢舉措將君憲希望之火澆滅。此後，持續動蕩近半年，湖北新軍起而發難，打破僵局，無意中啟動了大清王朝走向毀滅的程序。中國怎麼會到這種地步，究竟在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嚴復在1911年11月初致信莫理循，強調應該注意這樣幾點：第一，攝政王及其大臣極端無能。第二，心懷不滿的記者給老百姓「洗腦」，帶來一系列偏見、誤解。第三，秘密會黨和在日本的反叛學生醞釀已久。第四，幾年來經濟下行潛藏著巨大危機，長江流域饑荒頻仍，全國商業不景氣，各通商口岸信貸緊縮。嚴復認為這些原因客觀存在，但執政者的無能、短視使中國錯過了許多機會。錯誤積累終於引發如此大的巨變，是天意，也是人為。天作孽猶可違，人作孽不可活。「今上」接班前，在慈禧太后、光緒帝「共治」時代，由於歷史原因，在海外有兩個反政府團體。其一為孫中山的同盟會。這是一個反滿會社，帶有一點共和主義味道。但在嚴復看來，孫中山屬於被逼上梁山的好漢，按照孫的本意，並不一定要進行體制外革命。但清政府一系列做法太讓孫失望了，使孫覺得支持清政府改革不是代價太大，而是根本不可能。孫的遠見在很多年並不被各方所接受，但後來的歷史證明，支持滿洲人進行和平變革，確實有點浪費時間，統治者不會平白無故分享權力，而等到他們願意分享時，已經沒有機會。另一個團體為保皇會，其頭領為康有為，他們宣稱要保衛光緒帝，因為他們認為光緒帝是清廷政治中的健康力量，屬於改革派，值得支持。康有為的政治綱領溫和、理智，儘管他不遺餘力反對慈禧太后，但誰都看得出來，他始終如一討好朝廷，隨時準備返回中國，介入政治改革。康有為保皇黨內部有一個最值得注意的輿論領袖，這就是梁啟超。嚴復認為，梁啟超那支常帶感情的巨筆可以攪動天下，最值得注意。根據嚴復的看法，聰明的政治家應有寬廣的心胸，應對政治有前瞻性考慮，應注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最壞的情形，不能將那些一廂情願支持朝廷的人變成敵人。然而可惜的是，在「今上」接班後，朝廷錯過了修正前朝錯誤的機會。攝政王沒有利用新舊政府交接時清盤，最大限度化解前朝積累的問題。誰都看到，康有為、梁啟超等流亡人士對國家對朝廷的忠誠，攝政王只要有一個簡單地表示，康梁等人就會肝腦塗地為我所用。康梁也看到了新舊交替的機會，他們利用各種關係敦促朝廷重審十年前那場未遂政變，為他們平反，大赦黨人。假如攝政王此時這樣做了，或許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慈禧太后、光緒帝的意志，但必將因此而實現從未有過的國家和解，康梁等大批流亡者必將回來成為君主立憲的重要力量。攝政王辜負了這些人的期待，他在與慶親王、張之洞等老臣交換看法後，不是為十年前那樁舊案平反，而是決心沿著前朝施政理念繼續走。攝政王的決斷讓滿懷期待的康梁從失望到絕望，此後，他們義無反顧參加反滿活動，毫不留情攻擊攝政王，發誓推翻現政府，改朝換代。據嚴複分析，1911年春天「黃花崗起義」中犧牲的那些人，有一些就是康梁的學生，康梁利用這一事件大肆炒作，攻擊清廷，但並沒有成功。然後是倒霉的盛宣懷倡導鐵路國有政策。這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最好借口：政府無信、掠奪人民正當財產。嚴復指出，如果朝廷知道如何對付四川人民，事情或許會好辦些。但清政府除了懦弱、無定見、自相矛盾，出爾反爾外，什麼也沒有做。而革命黨在這個時候開始致力於各省咨議局聯合，就在這個時間點，武昌起火了。湖北新軍起事後，清廷中樞按照預案啟動應急程序，加大「維穩」力度，政治高層沒有一個人想到這是大清王朝的末日。所有中國現代軍隊的組建幾乎都與張之洞有關，南北洋大多數軍官來自張之洞的武備學堂，而後或在湖北由日本軍官加以訓練，或被送往日本學習軍事。與此同時，他們吸收了革命思想，也吸收了「被曲解了的愛國主義的真理」。因此，當兩支部隊奉派調往漢口鎮壓造反軍隊時，他們竟然敢於第一次起而抗爭，聲稱「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個口號在嚴復看來，就像一個巨魔的幽靈，剎那間將滿洲人苦心經營268年的大清王朝推向絕境，進而將中華帝國撕成碎片。滿洲人做夢也不會想到，他們所倚仗的東西有朝一日會轉而猛烈地反對自己，因為滿洲人不知道他所倚仗的這支軍隊已被幾百名新聞記者的革命宣傳所洗腦。隨後的一切都失去了控制，甚至北方的軍隊也殺機畢露。於是清廷在1911年10月底倉皇退卻：1、資政院迅即通過決議，建議朝廷將憲法草案儘快交給資政院「協贊」；2、資政院議決奏請罷免親貴內閣，重新選舉賢能為內閣總理大臣，重組內閣，整合人心；3、以皇帝名義下詔罪己，延攬責任，乞求原諒，發誓與「我國軍民維新更始，實行憲政」；4、根據資政院決議，朝廷宣布開放黨禁，「所有戊戌以來因政變獲咎，與先後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懼罪逃匿以及此次亂事被脅自拔來歸者，悉皆赦其既往」；5、頒布《憲法十九信條》，宣布皇族不得為總理大臣及其他國務大臣並各省行政長官。清廷在不得已壓力下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讓步，但並沒有贏得各方面普遍歡迎，反而引起一些人的質疑。人們不禁要問，這些讓步，比如開放黨禁，已經呼籲了很多年，朝廷為什麼始終不願回應，而這一次又這樣慷慨呢？政治家的智商確實無法高估。歷史給大清王朝兩百多年的時間，即便從新政算起，也有了十幾年，假如清廷早點改、主動改、徹底改，哪兒還會遇到這樣的慘景？即便對清廷無限同情的嚴復，也不能不發出這樣的感慨：如果朝廷這幾項決定中的任何一項在一個月之前實行了，將在中華帝國產生多麼大的作用啊！歷史往往會重演，這與18世紀末路易十六所作所為何其相似乃爾。做得太晚了，沒有任何效果！黑格爾說：人類惟一能從歷史中汲取的教訓，就是人類從來都不會從歷史中汲取教訓。信然。（本文作者馬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著有《中國文明通論》、《晚清二十年》等。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