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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佛教2004/03/27毛澤東讀書札記詮釋----九三年刊登在第八期《瞭望》 出入佛道（上） 陳 晉 編者按：毛澤東愛讀書，尤重歷史。古今中外，佛學儒學，無不涉獵。毛澤東思維獨特，在讀書之中常有心得。陳晉同志詮釋的毛澤東讀書札記，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一代偉人毛澤東的思想脈絡，對於愛讀書的同志，不無裨益。陳晉同志的這組文章，我們將陸續刊出。 　　作為宗教文化，佛道兩家蘊含了豐富的哲學思想，對中國人的人生觀有著重要影響。 　　毛澤東，間或也出入其間，閱讀和談論有關書籍，闡發哲學和人生方面的一些道理。 早期論佛 　　毛澤東從早年開始， 就接觸到一些佛學知識。１９３６年，他曾對斯諾說：「我母親信佛確很虔誠。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輸宗教信仰，我們都因為父親不信佛而感到傷心。我九歲的時候，曾經同母親認真地討論過我父親不信佛的問題。從那以後，我們好幾次想把他轉變過來，可是沒有成功。」小時候，毛澤東也是把信不信佛當作很重要的事情的。當然，他接觸的只是民間流傳的初淺的佛教知識。有意思的是，在父親開始信佛以後，毛澤東說：「我越來越不信佛」。 　　在長沙讀書期間，毛澤東也接觸到一些佛學知識，並在文章中有所運用。如在１９１７年４ 月的《體育之研究》一文里，便說「釋氏（按：釋迦牟尼）務求寂靜」，又說：「釋加往來傳道，死年亦高。邪蘇（按：耶穌）不幸以冤死；至於摩訶末（按：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左持經典，右執利劍，征壓一世，此皆古之所謂聖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 　　在稍後讀泡爾生《倫理學原理》寫的批語中，毛澤東還用佛教術語「差別相」來說明宇宙世界和人類生活的千差萬別。在讀《倫理學原理》的批語中，毛澤東第一次表述了他的宗教觀念。泡爾生在第８ 章「道德與宗教之關係」里，說到神的功能，是保護弱者，威懾懲罰那些欺侮弱者的壞人。毛澤東讀此批註：「在未開化之時，宗教亦有抵制蠻暴、保護幼弱之功。」泡爾生接著說：「信神矣，則足以鼓其勇敢而增其希望。．．．．．．無此等俯仰，而能立偉大之事業者，未之有也。」毛澤東又批註：「宗教可無，信仰不可少」。 　　１９１７年暑假期間，毛澤東同好友蕭子升從長沙出發，到湖南好幾個縣的農村「遊學」。行至寧鄉縣溈山密印寺時，他們特意拜訪了老方丈，翻閱了寺藏的各種佛經。據蕭子升後來在《毛澤東和我曾是「乞丐」》一書里記敘，他們從溈山下來後，興緻勃勃地議論起佛教與人生哲學問題。毛澤東說：自古以來，中國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對宗教也不過於執著，不象西方那樣發生長期的宗教戰爭。此外，儒家思想遠比佛、道二教影響為大。兩人都覺得這個問題值得研究。 　　對佛教，毛澤東並非偶然說說而已。在 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致黎錦熙的一封長信中，他向這位處於師友之間的兄長淋漓盡致的傾訴志向，說自己的社會理想就是懷慈悲之心以救苦海的眾生，共同走向大同聖域。這明顯是受康有為《大同書》的影響，儒、佛相融。 　　１９２０年，毛澤東已開始熱切地學習馬克思主義，６月７日，他給黎錦熙寫信，仍然表示：「文字學、言語學和佛學，我都很想研究，．．．．．．希望先生遇有關於言語文字學及佛學兩類之書。將書名開示與我。」 與達賴、班禪論佛 　　建國後，代表中國幾個佛教宗派的經費，《金剛經》、《六祖壇經》、《華嚴經》等，以及研究這些經典的著述，毛澤東都讀過一些。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２３日外出前，他指名要帶走的書籍中，便有《六祖壇經》、《般若波羅蜜多經經》、《法華經》、《大涅經》等。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 日同來訪的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在中南海頤年堂談話時，他便徑直說過：「佛經我讀過一些」，還說：「你在美國（訪問時）常常提起《聖經》，我也想讀讀《聖經》，但一直沒有時間」。據工作人員回憶，後來，毛澤東是抽出時間，讀了《聖經》的。或許正因為人們知道毛澤東注意閱讀佛教經典，對佛學有興趣，在建國初，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民革中央常委的陳銘樞，把自己積年潛心寫作的《論佛法書》，寄呈毛澤東。毛澤東在百忙中，於１９５０年６ 月１２日特復一信，說：「尊著略讀，未能詳研，不敢提出意見。惟覺其中若干觀點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是再與先生商略。」陳銘樞有「佛教將軍」之稱。對佛教，毛澤東有自己的理解，自己的發揮。 　　１９５５年３月８日，在同西藏達賴喇嘛談話時，毛澤東說：「我們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國、把世界搞好，佛教教義就有這個思想。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主張普渡眾生，是代表當時在印度受壓迫的人講話。為了免除眾生的痛苦，他不當王子，出家創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們共產黨人合作，在為眾生即人民群眾解除壓迫的痛苦這一點上是共同的。」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２２日，在同西藏班禪大師談話時，毛澤東又說：「從前釋迦牟尼是個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起，作了群眾領袖。東晉時西域龜茲國的鳩摩羅什，來到西安，住了十二年，死在西安。中國大乘佛教的傳播，他有功勞。漢譯本《金剛經》就是他譯的。我不懂佛經，但覺佛經也是有區別的。有上層的佛經，也有勞動人民的佛經，如唐朝時六祖（慧能）的佛經《法寶坊經》（引按：即《六祖壇經》）就是勞動人民的。」 　　在毛澤東讀過的幾部佛經中，《金剛經》全稱《能斷金剛般苦波羅蜜經》，最早由後秦鳩摩羅什於弘始四年（公元４０２年）譯出。 該經認為世界上一切事物皆空幻不實，故不必留戀執著。歷來弘傳甚盛，特別為慧能以後的禪宗所重。《華嚴經》，全稱《大方廣佛華嚴經》，它所提出的十方成佛和成佛必須經過種種十法階次等思想，對大乘佛教理論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在中國佛教幾個宗派中，毛澤東熟悉的是禪宗。對於禪宗的學說，特別是它的第六世唐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六祖壇經》一書，毛澤東要過多次。該書又稱《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是禪宗六祖慧能說、弟子法海集錄的一部典籍，其中心思想是「見性成佛」，主張「頓悟」。《六祖壇經》的思想對禪宗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國佛教著作被尊稱為「經」的，僅此一部。 　　毛澤東讀佛經，對它的引伸發揮，重在普渡眾生、解民痛苦這一面。為此，他很推崇釋迦牟尼不當王子，去創立佛教的舉動，認為它是「代表當時在印度受壓迫人講話」的。他還把佛經分為「上層的」和「勞動人民的」兩種，提出《六祖壇經》就屬於後一種。這算是他立足於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的家的情感立場的一家之言吧！這個觀點，在毛澤東青年時代即有隱顯。他當時熟讀康有為的《大同書》和譚嗣同的《仁學》，這兩部書吸收了佛教學說的許多思想，強調君子仁人、英雄豪傑當以慈悲為心解除現世眾生的種種苦難。在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致黎錦熙的信中， 毛澤東表達了這樣的觀點：「若以慈悲為心，則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體也」，因此，「君子當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這大概就是他在１９５５年３月８日的談話中，說出佛教徒與共產黨人合作，「在為眾生（即人民群眾）解除壓迫的痛苦這一點上是共同的」，在認識論上的一條伏線吧！ 　　同達賴、班禪討論佛教，無疑是立足於共產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就西藏來說，毛澤東特彆強調，要培養真正懂佛學的知識分子，光搞政治不行。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２日同班禪又有一次談話， 他說：「我贊成（在西藏）有幾千人學經、懂經，成為佛學知識分子，同時你看是不是他們還要學些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懂得政治、科學、文化及一般知識。．．．．．．佛學不可不學，辦了佛學院，兩年畢業，專弄政治，我看這個辦法不行。得搞四年，專門拿兩年研究佛學。光政治好，佛學上沒有學問，還是不行的。」 　　接著，毛澤東頗有興趣地同班禪進行了下面的對話。 　　毛澤東：「西藏是大乘，還是小乘？」 　　班禪：「我們學的是大乘，搞密宗，但小乘是基礎，也懂得小乘。」 　　毛澤東：「釋迦牟尼講的是大乘嗎？」 　　班禪：「釋迦牟尼講經分三個時期，早期和晚期講小乘，中期講大乘。」 　　毛澤東：「《蓮花經》和《金剛經》在藏文的經典中都有嗎？釋迦牟尼著的經典比孔夫子的書還多吧？」 　　班禪：「西藏有《金剛經》，是從梵文譯成藏文的，釋迦牟尼的經書很多。」 　　毛澤東：「《金剛經》，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學，有機會你給我講講吧！」 共產黨人與宗教活動 　　信仰共產主義的，應該怎樣對待現實社會中的宗教活動？毛澤東說佛教論禪，也是把它作為群眾工作方法來看待的。 　　在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３日的一次談話中， 毛澤東說：「我贊成有些共產主義者研究各種教的經典，研究佛教、伊斯蘭教、耶酥教等等的經典。因為這是個群眾問題，群眾有那樣多人信教，我們要做群眾工作，我們卻不懂得宗教，只紅不專。」這個觀點，毛澤東申明過多次，斷非因談話對象是宗教領袖而即興發的議論。在會見外國一些共產黨人時，他也經常談到這個問題。 　　５０年代，一個伊斯蘭國家的共產黨領袖訪華時，對毛澤東談到不願到清真寺去，毛當即說：「既然人民群眾還去教堂，為了接近、團結群眾，我們也應該進教堂。我們可以發表聲明說，我們是唯物主義和無神論者。」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日，會見赫魯曉夫時，毛澤東又說：我看，共產黨人進教堂， 只要群眾去， 是可以的。１９６４年５月２５ 日接見秘魯等拉美國家兩個共產黨學習代表團時，毛澤東同客人討論起秘魯農民信多神教的問題說：「一開始就叫群眾去反對宗教，宣傳什麼『我們是無神論者，你們信神我們不信』，那不行，群眾就會和我們鬧翻了。群眾覺悟是逐漸提高的，要群眾丟掉宗教需要很長過程，信宗教不等於不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 　　對佛經、佛教在傳播過程中，不因循守舊，不死搬教條的做法，毛澤東也是很欣賞的，甚至用它來比喻馬列主義的傳播和運用。１９７５年６月， 在會見一國外共產黨的領導人，毛澤東特彆強調，各國革命要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不要完全照抄中國」。接著，以佛教為例，說：「什法師雲，學我者病。什法師叫鳩摩羅什，是南北朝人。他是外國人，會講中國話，翻譯了許多佛經。這就是要自己想一想。馬克思說，他們的學說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條。中國有個學者叫嚴復，他引了什法師的話，在他翻譯的赫胥黎寫的《天演論》上面說的。．．．．．．赫胥黎贊成印度的佛教哲學。」 重視對佛教哲學的研究 　　任繼愈（１９１６－）是我國著名的哲學史和宗教學家。１９６３年，他將自己於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６２年發表的關於佛教思想的論文，結集為《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交由三聯書店出版。這年１２月３０日，他在一個文件上批示：「對世界三大宗教（耶酥教、回教、佛教），至今影響著廣大人口，我們卻沒有知識，國內沒有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研究機構，沒有一本可看的這方面的刊物。．．．．．．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寫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繼愈發表的幾篇談佛學的文章，已如鳳毛麟角，談耶酥教、回教的沒有見過。不批判神學就不能寫好哲學史，也不能寫好文學史或世界史。」 　　毛澤東重視宗教思想特別是在中國有重要影響的佛教思想研究，但由於種種原因，這方面的研究是比較薄弱的。比如，在毛澤東看來，首先就缺少可意的研究機構和刊物。在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３０日的那個批示中，他還批評了當時的《現代佛學》這個刊物，認為它發表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看來，毛澤東平時較注意閱讀這個刊物。 　　毛澤東肯定任繼愈《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中的文章，一個重要原因，是作者注重把佛教思想放到哲學史的位置上來研究。在批示中，毛澤東提出了相同的觀點：「不批判神學就不能寫好哲學史」。在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８日的談話中， 毛澤東又進一步引伸了這個觀點，他說：「任繼愈，很欣賞他講佛學的那幾篇文章。 有點研究，是湯用彤的學生。講唐朝佛學，不觸及以後的佛學，說明宋明理學是從唐代的禪宗里來的，從主觀唯心論到客觀唯心論，不出入佛道，不對；有佛道，不管它怎麼行？」 　　毛澤東指出唐代禪宗對宋明理學的影響，認為這個影響是「從主觀唯心論到客觀唯心論」。禪宗把佛教從「彼岸」世界引向「我心即佛」，本是從客觀唯心論到主觀唯心論；宋明理學藉助禪宗的認識論，來倡明凌駕一切之上的「道」、「理」、「本」，與物質性的「人慾」等對立，這就是從主觀唯心論到客觀唯心論。不獨宋明理學，唐以後的其他哲學派別也或多或少地受到禪宗影響。在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８ 日的談話中，毛澤東還說過：研究哲學，「不出入佛道，不對；有佛道，不管它怎麼行？」並由此上溯，稱柳宗元是「出入佛老，唯物主義。」 　　毛澤東對任繼愈佛教研究成果很欣賞，讓人找來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閱讀，並在第五章第一節「華嚴宗的相對主義和詭辯論」留下了批語，並劃線劃圈，這些，便是毛澤東很欣賞的地方。發表評論>>>出處： 作者： 時間：2004/03/27相關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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