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30年後，「醜陋的中國人」更醜陋了

作者：朱大可

來源：鳳凰文化

— 柏 楊▼上下划動觀看「醜陋的中國人」小漫畫

在柏楊先生《醜陋的中國人》出版30周年之時，不妨來回顧一下這個議題的兩位主要引導者。

首次談論國民醜陋性的著名人物是魯迅。在小說《阿Q正傳》里，魯迅以黑色喜劇的風格，塑造出一個舊帝國底層的代表性人物，成為當時中國人的共同精神肖像。魯迅是幸運的，他生活在富有自省能力的民國時代，所以沒有受到太多非難，反而因這部小說（也許還應加上《狂人日記》等）而成為宗師和不朽者。

但柏楊未能享用到這種文化待遇。他的《醜陋的中國人》，引發20世紀第二次民族國家的自我反省，卻遭到台灣民眾的激烈攻擊，而中國大陸亦從1980年代的傾聽轉向了謾罵。在狹隘民族主義思潮的包圍中，任何自省和反思的努力，都會面臨聲勢浩大的敵意。

但無論如何，前有魯迅，後有柏楊，中國人終究為自己留下了幾面自省的鏡子。這是本國的終極精神財富。它不僅是說出真相的勇氣，更是一種洞察惡疾的智慧，並最終成就為偉大的品格。反思力的存在，或者說，擁有足夠的自我批判的力量，是衡量民族國家是否健康的重要標尺，也是所謂「國家軟實力」的堅硬核心。

柏楊所使用的「醜陋性」或「丑性」一詞，屬於美學範疇，跟美感和生理反應密切相關；另一種社會學語詞也曾被廣泛使用，叫做「國民性」；我們也可以套用生物學語詞，把它跟「中國病毒」掛鉤，更可以租借心理學術語，將其描述為「中國綜合症」和「負性文化人格」，等等。而我則更傾向於使用「文化人格障礙」之類的中性語詞。所有這些語詞都從各自角度，向我們描述了病變的基本狀況。

令人難堪的是，柏楊的警告沒有奏效，反而成為難以解決的跨世紀難題。在「中國式病毒」的大肆侵襲下，30年以來，國民人格的集體性崩塌，已經勢不可擋。人們從正直、法治、誠實、信用、勇氣、膽略、獨立、尊嚴、教養、責任、勤勞等美德中大步退出，轉向貪婪、無禮、粗鄙、說謊、投機、好賭、哄搶、欺詐、剽竊、冷漠、甚至為了一己私利，不惜在空氣、土壤、食品里投毒，自上而下形成龐大的互害型景觀。滿目蒼夷，一地雞毛。這的確是醜陋的奇觀，劇烈地傷害著我們的眼睛和心情。問題在於，對人格障礙的基本覺知，仍然沒有建立起來。而沒有診斷與報警，就沒有改造和療愈的空間。

有一種「理性的聲音」宣稱，感染這種病症的只是極少數人，因而「醜陋的中國人」的描述，毀損了大多數人的形象。這種貌似政治正確「多數論」，始終是探討問題的理論瓶頸。常識告訴我們，出現「集體性人格障礙」的比率，哪怕只有百分之一，都足以構成一種危機。文化人格障礙是一種高傳染性病毒，如果缺乏魯迅/柏楊式的警覺而任其滋長，就會動搖中國社會根基，甚至向外部世界蔓延，對整個人類文明產生傷害。

為了更清晰地表述這個觀點，不妨援引SARS（非典型性肺炎）作為例證。當年中國的SARS患者，官方數據是4,698例，而中國人口時為13億，這意味著病患者僅佔總人口的1/270,000。但它已經引發巨大的公共衛生災難和民間恐慌。這種現象就是「SARS效應」。以上述比率為基礎，再放大10,000倍作為加權，就構成測試社會感應度的「SARS指標」。它的意義在於，在14億中國人中，只要27人中出現一位人格/倫理障礙者，就足以描繪整個民族國家的不良圖像，並觸發關於集體人格障礙的警報。

但中國的實際情形，遠遠超過了這個指標所描述的範圍。另一典型案例，是四年前發生於廣東佛山的小悅悅事件。2011年10月13日，2歲的小悅悅（本名王悅）相繼被兩車碾壓，7分鐘內，18名路人從她身邊經過，全部視若罔聞，最後，小悅悅被第19位路人——拾荒者陳賢妹所救，但已回天無力，成為道德冷漠的犧牲品。這則新聞對「SARS指標」做了根本性倒置，也即以1/19的比率，描繪出文化人格危機的嚴重現狀。在19人中間，只有1個人是正常人，沒有遭到病毒的侵蝕，這就是「小悅悅指標」。它雖然源於單一「樣本」，卻有廣泛的警示意義。這個幼小而脆弱的生靈，對中國人的文化人格障礙，做了嚴厲的控訴。任何稍有良知的人，都不會對此無動於衷。

另一則經常被引用的自慰式格言是：「狗不嫌家貧，子不嫌母醜。」它的意思是，儘管母親又老又丑，忠孝的兒子不應嫌棄。在古老鄉村社會，這種道德勸勉是有意義的，它捍衛了家庭倫理的基本結構，而一旦將其轉換到國家敘事層面，就會出現嚴重的邏輯錯誤。「醜陋」一詞的所指，恰恰不是「祖國」，而是每一位人格破產的個體（「子」）。正是那些作為個體的「無名氏」（路人、顧客和遊客），以其出現在新聞或日常生活里的醜行，拼貼出祖國（「母」）的負面容貌。

據說，鴕鳥在被追急的時候，除了揚沙踢腿，還會撅起身子和屁股，把腦袋埋進沙里，以為看不見獵手，獵手就不復存在。這類自作聰明的鴕鳥，在中國很多，而他們營造的「沙窩生活」，無助於難題的解決，只能加劇文化人格病症的惡化。

「人格障礙」的療愈和改造，是一個比覺知更難討論的話題。魯迅和柏楊，未能來得及出示有效的療法。但已經有部分中國人覺察了自身的問題，並試圖接受真理，尋求有意義的生活，由此形成學儒、讀經、禪修、拜佛和瑜伽等方面的宗教性潮流。儘管這些活動有時還駐留在事物的表層，猶如一場時尚表演，但如果這種時尚能夠變成生命的內在需求，深入骨髓和靈魂，就有望成為自我療愈的良方。

宗教療愈的最大障礙，在於導引者方面出了麻煩。在仁波切、大法師、上師、大師和騙子云集的時代，究竟有多少真正的精神導師，這才是修行者的最大困惑。著名的佛寺主持——少林寺方丈釋永信，正在面對各種匪夷所思的道德指控，儘管事實尚待澄清，但它已經加重世人的疑慮。導師問題成堆，他們所推銷的「思想」，又如何能令人信服？

早在民國早期，蔡元培就發現宗教療愈的諸多「弊端」，試圖以「美育」取而代之。這種集體療愈的策略，就是放棄病入膏肓的成人，轉身從孩童教育入手，以文藝為藥劑，陶冶情感，消除「丑性」，令文化人格在教化中變得美好起來。

「蔡元培策略」的核心，是在德、智、體、美、勞五育里，把美育推到最崇高的地位，而用於美育療法的途徑，除了建築、雕刻、圖畫和音樂與文學外，還應包括「美術館的設置，劇場與影戲院的管理，園林的點綴，公墓的經營，市鄉的布置，個人的談話與容止，社會的組織與演進，凡有美化的程度者，均在所包，而自然之美，尤其重要。」(原載《現代學生》第1卷第3期）。其中的關鍵正是「社會組織的演進」。假如「社會組織」已經腐化，喪失美的結構和體貌，就無法指望它能提供美育榜樣，引領民眾走向有良知的健康生活。

跟宗教療愈困境相似的問題是，究竟由誰來承擔這神聖的美育使命？眾所周知，中國教育正在陷入 「主體性危機」。作為教育主體的美育機構，一旦淪為官僚機構，被各種謊言所充斥，而教育者缺乏美感根基，甚至連人格都充滿陰影，又何以推行正確的美育，將學生帶入美好的生命感受？美育是一種嚴密的代際傳承結構，其中一代人所受教育的好壞，取決於上一代人（教師）的品質。蔡元培的「美育」信念，只能基於對當時教育體制、教師人格和基本美感的信賴，但在21世紀的語境里，這些支撐性要素都在瓦解和流失。

「柏楊難題」的解決，暫時還沒有令人信服的方案。

這是一本極具爭議的書。雖然已出版31年，但至今爭議不斷。書單君認為可以用更為開闊的眼光來看待本書，它的價值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反思自己的契機。

看過《醜陋的中國人》的書蟲，歡迎在下方留言中寫下你的一句話推薦理由，大家一起討論。

▲柏楊，著名作家

柏楊，原名郭定生，自稱是「野生動物」。一生念過很多個學校，但從沒有拿到過一張文憑，為上大學數次使用假學歷證件，曾被教育部「永遠開除學籍」。他的言論和書籍在社會各界產生了廣泛爭議。 代表作《醜陋的中國人》、《中國人史綱》、《異域》。2008年，在台灣新店耕莘醫院逝世，享壽89歲。

《醜陋的中國人》結集作者柏楊的數十篇雜文，主要內容是批判中國人的劣根性。作者以"恨鐵不成鋼"的態度，將傳統文化種種弊端喻之為"醬缸文化"，指出中國傳統文化有一種濾過性疾病，子孫後輩永遠受感染，且持續不斷。那麼，什麼是"醬缸文化"呢？

醬缸文化之一，是對權勢的崇拜狂

在古代中國，最優權勢的人當然是皇帝。倫理觀念對皇帝陛下概不適用，皇帝所有的旁系尊親屬，在皇帝面前只不過是「臣」是「奴才」而已。這種逆倫滅性的畸形道德，不但無人反對，反而認為天經地義。 以權勢崇拜為基石的五千年傳統文化，使人與人之間，只有「起敬起畏」的感情，而很少有「愛」的感情。所謂「仁」也者，似乎只能在書本上找，很難從行為上找。而「仁」似乎也並不是平等互惠性的。

古往今來，做官之所以把人吸引的如痴如狂，原因有四：

一、有權在手，可以某種程度地為所欲為；

二、受人崇拜；

三、學問變大；

四、財產增多。

醬缸文化之二，是自私與不合作

中國人太聰明，聰明的極致就是太自私，以致使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用在窩裡鬥上。窩裡斗的劣根性是不合作的最主要原因，而弱者「明哲保身」，強者「定於一」也是構成不合作的習慣反應。（所謂「強者」僅指不安分的人，不怕鋌而走險的人，也是「打天下」的人；所謂「定於一」，是指一種獨斷專行的氣質：凡是有老子在的地方，一切都得聽老子的！）

醬缸文化之三，是淡漠、冷酷、猜忌、殘忍

因為處處是淡漠、冷酷，用正常的腳步寸步難行，特權現象乃油然而生。談到猜忌，這跟官的大小成正比。古往今來有多少功臣良將因受到帝王的猜忌而慘不忍睹。談到殘忍，柏楊提到宦官，提到女人纏足。中國人居然會想出這麼殘忍的玩意兒，簡直就是中國人的恥辱!

提到殘忍，還有就是刑求。中國歷史上冤獄無數。冤獄不一定來自刑求，但刑求必然導致冤獄，所謂「三木（古代刑具）之下，何求不得！」古時候偵查刑案，不憑推理，不憑證據，自抓人到判刑，全憑辦案人和審判人的自由心證。最常見的是：抓到疑犯，送上公堂後，先不問情由，打他三十大板再說，算是來個下馬威，假如再不招供的話，那「好戲」還在後頭呢。

醬缸文化之四，是文字欺詐

柏楊認為，在我們的文化中，似乎只有「美」，只有「善」，而很少有「真」。

「真」在中國歷史文件中，幾乎沒有地位。《公羊傳》曰：「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諱」者，就是文字詐欺。諱來諱去，剩下的不「諱」（也就是真的部分），還有多少呢？關於中國正史上明目張胆的文字詐欺，更是屢見不鮮。君不見有多少「天降異象」，而帝王生的記載。更進一步，文字詐欺，乃是來自對權勢的崇拜。所以中國歷史學家沒有原則，沒有是非，只有功利。成者為王，敗者為寇。

醬缸文化之五，是對殭屍的迷戀和膚淺虛驕

對殭屍迷戀的第一個現象就是：「古時候啥都有」；第二個現象更糟：「古時候啥都好」，包括古人人品好，古代法令規章好，古書好，古代名詞好。

第一個較突出的史例：宋代王安石先生，算是跳出了醬缸。他說過三句衝擊力很強的話：「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結果一些對殭屍迷戀的人，群起而攻之，這股反對力量，如排山倒海而來，迫使他的變法最終失敗。假如王安石的變法成功，中國的歷史恐怕要改寫了。

讀過的人如何評價這本書？

贊同方觀點

▲陳忠實

《醜陋的中國人》里的柏楊，是一個犀利到尖銳的思想家，而敢於直面直言說出自己的獨自發現，讓我看到一個獨立思考者的風骨，甚至很自然地聯想到魯迅。

▲陳建功

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寫雜文，文筆犀利，時有新見，振聾發聵，世人矚目。柏楊先生的許多文字都以猛烈抨擊社會痼疾和社會黑暗面為主題，《醜陋的中國人》以獨到的思考和深刻的剖析，警醒著一代讀者，也必將成為一代一代中國人傳之久遠的精神財富。

▲李敖

所謂醜陋的中國人只是一種刻板印象而已，柏楊將一部分中國人的醜陋加諸於所有中國人之上，是懦夫的行為。

▲謝璽璋

柏楊是一個鬥士型人物，語言帶有挑戰性和攻擊性。但很難擺脫那個時代，那個反對獨裁大體制下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他過度誇張了文化的作用，而且看文化的角度過於絕對。

《醜陋的中國人》書中觀點，你認可嗎？

1.中國人由於常年的戰爭，比較憂慮，總是充滿了敵意，非常擔心自己的利益，於是我們成天惶惶然，為了自衛而虎視眈眈。

2.中國人太聰明，聰明的極致一定是太自私，凡是不自私的行為，不自私的想法，都會被譏笑為傻子。

3.中國民族性不如以色列強悍，中國人一切聽天由命慣了，以色列人則還擊力很強，遇到苦難，他們會掙扎，要對方付出代價，中國人是「算了，算了。」一句話，一筆勾銷。

4.國人聰明，但卻把聰明用到抗拒改善自己的品質，動不動就翻天印和窩裡斗，聰明反被聰明誤

5.中國人內心的複雜，恐怕舉世無雙。不要說政治問題各有主見，就連幾個小流氓在一起，動不動就看不順眼打起來，心胸狹窄，已到了可厭的程度。

6.我認為崇洋有什麼不可以？人家的禮義確實好過我們的粗野，人家的槍炮確實好過我們的弓箭。如果朋友之中，學問道德種種比自己好，為什麼不可以崇拜他？中國人沒有讚美別人的勇氣，卻有打擊別人的勇氣。

7.中國有句話說，做事容易，做人難。做人是什麼呢？就是人際關係處得好不好。這就是官場的習性，人際之間的關係變得非常的扭曲。

8.常聽到中國人說老美好笨，好容易騙。其實，這種說法反應的不是老美笨，而是中國人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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