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悅笛：當代哈佛漢學家的「中國觀」(南方都市報 2010-4-11)

當代哈佛漢學家的「中國觀」類別: 瀏覽量:191 版次:GB23 版名:南方閱讀 歷史 稿源:南方都市報 2010-04-11 作者:劉悅笛原創手機看新聞 全國訂報編輯此文

《哈佛看中國：全球頂級中國問題專家談中國問題》,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版。

劉悅笛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

談到「哈佛看中國」，它在中國的意義就不可小窺，因為在本土許多大眾眼中，這種大洋彼岸的遙遠凝視，似乎就代表著「美國看中國」，乃至於「世界看中國」。由張冠梓主編的《哈佛看中國：全球頂級中國問題專家談中國問題》(三卷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以近70萬字的篇幅，對於哈佛大學健在的共47位漢學家與中國問題專家進行了深度的訪談，全面而深入地展現出這座世界學術名府「本色的中國觀」。在一定意義上，這不僅僅是從「哈佛視角」看中國，由於採取了國內學人直接訪談的形式，這三卷本實際上也是通過「中國視角」來看哈佛，或者進一步來說，這是一種中美之間的「互看」。

如果撥開出版商們用「哈佛」作為標籤的教材教輔、學術秘笈及經商寶典的噱頭，回到這所美國「常春藤聯盟學校」的純學術本位，那麼，最為本土思想界所廣為接受的兩位哈佛巨子：一位就是開創了東亞研究的歷史學家費正清，另一位則是拓展了思想維度的思想史家本雅明·史華茲。然而，在費正清所身處的「冷戰時代」，他更多把「中國」看作是面對西方刺激而產生反應的對應物，這種被動反應的存在居然具有某種後殖民的「東方想像」的意味，然而，即使是這樣偉大而嚴謹的漢學家，也並未將中國看作是自主的對象。

深入中國的腹地才能了解中國，這到了史華茲的時代才成為現實。在中美開始交通的時代，史華茲力圖運用超越文化和語言差異的概念，透過表面上的差異從而來尋求中國思想當中的普遍性或者所謂的「思想的一致性」。這就與另一位英國著名漢學大家葛瑞漢(AngusC.Graham)的理路剛好相反，後者則努力透過中西之間所有的共同之處，來發現受文化差異制約的、同漢語與印歐語言結構差異相關的思想差異或者「關鍵辭彙的差異」。但無論是「求同存異」也好，還是「求異存同」也罷，「同」都是比較的基礎，哈佛對中國的關注與中國對哈佛的反應，之所以愈來愈密切，就是因為我們面臨著「共同的問題」，我們有著可以相互溝通的各種平台。

然而，從費正清到史華茲活躍的戰後年代，中國還是政治封閉的國度，他們的研究都是在幾十年之後「時間錯位」地移植到了中國。而且，那時美國的「中國觀」基本上皆帶有「政治的意圖」，費正清的貢獻既在於將近現代中國研究作為東亞研究的主體部分，但是他還是把中國研究打造成為美國對華政策服務的實用性的學問。然而，費正清所強調的從中國特殊的歷史傳統和條件來理解中國的基本思想，在哈佛乃至美國的中國研究當中至今仍一脈相承。

從改革開放之初到奧運盛會結束，而今的中國已成為「世界的中國」，已非原初的那個「僅僅屬於中國自己」的中國，特別是在後金融危機時代，中國的角色在世界之林當中由於經濟的升級與外交的成功而廣被注視。在中國從邊緣移動到中心的意義上，《哈佛看中國》在這個「全球對話」時代，為我們展現出來了哈佛對於「當下中國」的研究、觀感和體認，也就是為我們展現出在史華茲之後哈佛大學的「中國問題研究」的魅力所在。

張冠梓和他的「哈佛計劃」

2008年夏季，張冠梓作為訪問學者在造訪哈佛之前，萌生了「哈佛大學中國問題研究專家訪談活動」的宏偉計劃。他將長達23頁、中英雙語的《工作手冊》呈交給中國社會科學院並獲得了相應的資助。而後來到哈佛他利用了整整一年的時間完成了預期的規劃。但身居哈佛還僅得「地利」，關鍵還需要邀請更多的參與者來實現這個計劃，所以，張冠梓認定的參加訪談的學者的基本條件為：專業研究領域應與被訪問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相同或相近；已獲得一定學術成績，在學術界嶄露頭角；一般應具有博士學位或副研究員以上職稱；以中國前來哈佛求學的中青年學者為主，但也可以是外國中青年學者。從訪談者的陣容，我們就可以看到「哈佛計劃」的層次。從「人和」的意義上看，這個歷史上最大一次「哈佛大學訪談活動」。其中，哈佛肯尼迪學院亞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托尼·賽奇(AnthonySaich)教授對於推動這一工作來說的確是功不可沒的。

這些哈佛訪談錄，具有共同的兩個特色：從形式上說，採取的皆為「一對一訪談模式」，從而使得訪談內容更為深入，張冠梓本人為了訪談，還曾選修了訪談者半年的課之後而進行；從內涵上講，都帶有獨特的「中國問題意識」，這是由於訪談者都在學術前沿工作並生活在當下的中國，所以這些訪談就不僅僅是「就學術而論學術」，反而充滿了「與時俱進」的時代氣息。由此，張冠梓對於訪談做出的基本定位就是：訪談提綱由訪談雙方協商確定，被訪者從本研究領域出發，談對中國問題的總體看法，有自己原創性、代表性的學術觀點，並發表對中國改革發展的意見和建議。對於參加訪談的中國學者，張冠梓也要求訪談記錄應確保客觀、真實；應力求有深度、有思想性、有學術性；應力求可讀性較強，便於其他專業的人士閱讀。這些都保證了《哈佛看中國》的高質量和新鮮度，我們擬從三個中國化的視角來反觀哈佛的「中國觀」。

「複數多元化」的中國文化與學術

首先，《哈佛看中國》讓我們通過哈佛視角看到了「複數多元化」的中國文化與學術。我們知道，所謂的「波士頓儒學」不僅在美國而且在中國都影響巨大，在文化與學術訪談錄當中，杜維明先生首當其衝。他的一貫主張仍是：要使儒學成為「中華文明」、「東亞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精神資源和源頭活水，海外新儒學的目的，就是要把地方價值的全球意義和普世意義開發出來。面對國內日前正在升溫的「國學熱」，哈佛受訪者的態度和立場儘管不同，但是對於傳統中國文化的復興，確實是他們大多數人的希望，因為隨著20世紀80年代的激進西化思潮之後，這些外來關照者更為關注國內的「新保守主義」潮流。但遺憾的是，在史華茲之後，哈佛漢學研究的主流似乎偏離了史華茲所獨創的傳統。這種傳統主張從經驗和常識出發，盡量進入到對方的思想世界並儘可能地做出理解。令人欣慰的是，諸如林同奇這樣的學者卻在堅守著這一思想路線，這在對他的名為《中國思想與文化的新動向》當中可見一斑。

然而，在《哈佛看中國》當中的絕大多數的受訪問者，卻顯露出對於中國的多元化的理解，這意味著，中國的文化和學術是一種「複數」的綜合性存在而非「單數」的統一性存在。這種「多元化的意識」，是筆者在閱讀相關部分的最深切感受。東亞語言與文明系田曉菲教授在《文化的傳承需要世界眼光》的訪談當中，就直接聲明：傳統中國文化並不是純粹的、單一的東西，她非常反對那種認定中國文化就是儒家文化的傳統說法，中國傳統文化是多元的、複雜的、不斷變化的、充滿了矛盾的價值觀的文化。在這個意義上，不同的學者從各自的角度做著不同的貢獻，無論是歐立德(MarkC.Elliott)教授從拒絕「滿族被完全漢化」的角度出發對於滿族史的考察，還是柯文(PaulA.Cohen)教授對於中國文化的「區域性」分殊與差異的關注，都顯露出這種多元意識甚至是邊緣意識。這也就是黃萬盛教授所強調的「文明對話」的觀點，他認為，中華民俗起碼有四個價值資源，比自由、平等和民主更為重要：「安全」是存在，「公益」是社會結構，「信賴」是倫理原則，「學習」才是超越的存在。從比較的視角來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副主任薛龍(RonaldSuleski)教授甚至在《植根於傳統的文化創新》的訪談中認為，中國文化與美國文化是更為接近的，這是因為，它們同樣是寬鬆、開放、多樣並且多變。雖然中國和美國之間存在很多差別，但是相比較日本而言，中國文化更接近美國文化。

「複合整體性」的中國政治與歷史

其次，《哈佛看中國》讓我們通過哈佛視角看到了「複合整體性」的中國政治與歷史。正如著名中國史學家包弼德(PeterK.Bol)在《在細微處觀察中國歷史》的訪談中所認為的那樣，現在所用的中國是「China」的意思，而不是中央國家的意思，20世紀「China」的意義已經不同於古代「China」的涵義。這些都充分說明了中國歷史的變動性，政治體制也由此呈現出一種複合型的結構。哈佛大學亞洲中心主任、美國著名東亞問題專家傅高義(EzraF.Vogel)堅持認為，外來觀者質疑中國發展道路是「姓資」還是「姓社」仍有爭議，但主義只是意識形態問題，只要中國堅持公有制就不必強調姓資姓社問題，我們都知道，這場資社論爭恰恰成為過中國改革開放的瓶頸。肯尼迪政府學院國際事務教授托尼·賽奇更多看到了中國政治和社會的統一性，他認為，中國社會目前的急切任務是找到一種「黏合劑」，就像基督教、天主教發揮同樣作用那樣，但是中國這個非宗教的國家仍需要找到使得整個社會「整合」起來的東西。

美國著名的人類學家華琛(JamesL.Watson)從時間和空間兩方面來看待中國的政治和歷史。從時間上來看，中國的國家政府經歷了千年的歷史，經過了「帝國時期」、「民國時期」、「毛澤東時期」和「改革以來」的不同階段，但是卻保持了民眾對於「中國人」的身份和統一的中國文化的「認同」。從空間上來看，中國地大物博、廣袤多樣，這被華琛生動地比喻為一床五光十色的「百衲被」。當然，這種時間與空間結構是相互融合的，美國漢學家們既看到了中國政治與文化的複合性，又將它們視為有機的統一體。其中，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前院長約瑟夫·奈(JosephS.Nye)的觀點最為引人注目，他在《中國的軟實力與對外交往》的訪談當中，盛讚了中國在文化上、政策上抑或價值觀念上正在形成巨大的「軟實力」的吸引力，這是順應了從早期軍工時代靠「硬實力」向後工業時代靠「軟實力」治理的模式的轉軌。但這並不意味著，國家的發展只靠「軟實力」就足矣了，關鍵是有效結合硬軟實力從而形成一種「智能實力」，這對於中國和平崛起時代打「軟實力」這張牌的路線來說無疑具有很大的啟迪意義。

「復調發展式」的中國經濟與社會

最後，《哈佛看中國》讓我們通過哈佛視角看到了「復調發展式」的中國經濟與社會。這種「復調式」的發展，首先就在於與外部的關係，中國的經濟與社會處於「全球多元發展」的境遇當中。世界著名國際經濟問題專家理查德·庫珀(RichardN.Cooper)就認為，經濟問題並不是「彼與此」的關係，而是「並且」的關係，所以，在這種相關密切關聯和互動的情況下，中國經濟體所發生的事情將影響到世界各地。庫珀教授對於中國的建議是，面對危機要盡量，但是並不是過於謹慎地藉「越管越多」來避免危機，通過危機還可以改善中國的監管體制。但更多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還是關注中國近期的發展，他們都稱讚中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經濟轉型，連續30年取得了年均9.8%的增長率，與此同時還避免了前蘇聯與東歐社會的政治風波。

總而言之，張冠梓主編的《哈佛看中國》對於呈現當代活躍的哈佛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所提出的當下「中國觀」，具有兩種功能：一個功能就是「按圖索驥」，通過他們提供的路線圖，讀者可以自己找到相關的研究線索；另一個功能則是「畫龍點睛」，通過與他們直接面對面的對談，讀者可以從哈佛教授的娓娓道來當中把握到「中國觀」的精髓所在。這便是《哈佛看中國》訪談錄的主要價值所在。http://gcontent.nddaily.com/5/9f/59f807bae2fef0c6/Blog/9db/58ed3d.html

http://epaper.nddaily.com/A/html/2010-04/11/node_5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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