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真相難覓

老六月雪

中國的歷史，有太多的撲朔迷離；中國的現實，有太多的撲朔迷離。然而，社會需要真相，公眾需要真相。因為真相關乎正義，關乎公正，關乎社會文明。然而，把真相拿出給公眾，留下給後人，何其難哉！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始終翻卷著追求真相和製造假象兩朵浪花。

造假：諱文化當是源頭

「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語出《春秋公羊傳·閔公元年》，這是孔子編纂刪定《春秋》時的原則和態度。這一態度是儒家「禮」文化的重要內容。

孔子的諱原則是：「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諱莫如深，深則隱。」　所謂尊者，就是那些有身份地位的人，他們的豐功偉績可以大講特講，而他們干過的不太體面的事或者壞事不能提，不能講。對於最高統治者來說更是如此，他們的缺點、錯誤、罪惡，成了碰不得的禁區。誰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就有性命之虞。

事實上，要「諱」的還不止這些，連「大人」們的名字都要「諱」。

因為唐太宗名字叫「李世民」，觀世音便成了「觀音」，史書中的「民」字便寫成了「人」字。

好在歷朝歷代皇上只一人，雖造成許多麻煩，但還可忍受。只無奈，此風蔓延天下，為眾多「大人」「尊者」們所效仿，造成許多古文令後人不知所云。

宋·陸遊《老學庵筆記》卷五：「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於是舉州皆謂燈為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游觀，吏人遂書榜揭於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俗語云，「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本此。一個小小的郡守，一個芝麻綠豆大的州官，居然如此威風八面，如此文化土壤所能產生的「真相」，也只能是「官家」的「真相」。

據說，世間堅守真相者，首推文人。此話，從某種意義上說，似乎有些道理。但古代文人為賢者諱，把孔子的「丘」字，念成「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太史公司馬遷把《史記》中所有諱其父的「談」字都去掉。可見，「諱」文化的根深蒂固。

由於「諱文化」在中國有著正宗的地位，遂給歷史造假提供了合法依據，造成綿延不絕的假種流傳，於是，真相撲朔迷離，追求真理的真誠被戕害，學術風氣，甚至做人原則被毒化，貽害無窮。

其實，為歷史造假的，大概只有文人；為今天造假的，又有幾個白丁呢？

名利：隱藏真相的動機

真相明明白白，說出來很容易，隱瞞真相，很難。可為什麼那麼多人在事件發生後，會費勁巴列地雲山霧罩呢？保官位，保名譽，保利益。

春秋時，齊莊公，姜姓，呂氏，名光。與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崔杼知道後，便設計殺了庄公，立庄公的異母弟杵臼為君，是為景公。崔杼也自封為相國，飛揚跋扈、專斷朝政。但他對弒君之罪十分惶恐，怕丟了高官厚祿，擔心被史官記錄於史，留下千古罵名。於是他下令將專管記載史事的太史伯找來，說道：「昏君已死，你就寫他是患病而亡。如若不然，可別怪我不客氣！」

齊太史伯不慌不忙地拿起竹簡，提筆而書。書罷，他將竹簡遞給崔杼。崔杼接過竹簡一看，上面赫然寫著：「夏五月，崔杼謀殺國君光。」崔杼大怒，命人殺了太史伯。

崔杼召來太史伯的二弟太史仲，說道：「你要把我的話記入簡冊，」崔杼的雙目透著殺氣道：「就寫：『庄公以瘧疾歿』。」

太史仲冷靜地攤開竹簡，提筆寫道：「夏五月，崔杼謀殺國君光。」崔杼怒不可遏，又殺了太史仲。

「叫太史叔來！」崔杼怒氣未消，又令人召太史伯的二弟進府。

「太史叔、太史季已在府門外等候召見。」侍者說。

太史伯家兄弟四人都是史官。仲被崔杼召走後，叔、季二人知道仲不會將偽史寫上簡冊，必死在崔杼的刀下，於是一起來到左丞相府前等候崔杼的召見。

太史叔站到崔杼面前蔑視地問：「左丞相召我，是為庄公之事嗎？」

「是，你想怎樣寫？」

「與兄同。」

崔杼被氣得七竅生煙，咬牙切齒，把太史伯的三弟碎屍萬段，令太史季補缺。

太史季把竹簡攤開來遞給崔杼，崔杼一看，依舊是那幾個字，嘆息一聲，讓太史季退下。

太史季在回史館的路上，遇到史官南史氏持簡匆匆趕來。

「季，崔杼弒君之事怎樣了？」南史擦著額上的汗問。

「已記到簡上了。」太史季打開簡冊說。

南史慨嘆道：「我聽說你們兄弟四人都被崔杼殺死，擔心崔杼弒君之事無人記載，便匆忙地趕來。看來我已不用死了。」

由此，史書上便留下了：「周靈王二十四年，齊莊公六年，春三月乙亥，崔杼弒齊莊公光於其府……」

崔杼以殘害史官的手段沒能阻止真相留存於世，由此可見文人的氣節。這一千古佳話其實恰恰證明了堅守真相的史官屬鳳毛麟角。

宋太祖似乎熟知此典。

宋太祖經常在皇宮的後園打鳥玩。一次，有幾個臣子有急事求見，宋太祖雖在興頭上，但還是召見了。但召見之後，見他們上奏的都是些很普通的事情，於是很不高興地問：「為什麼用此等小事打擾於我？」

一個臣子回答說：「臣以為這些事情比打鳥更緊急。」

宋太祖更加生氣了，順手抄起斧子，用斧子柄打那個人的嘴，打掉了兩顆牙齒。那個人慢慢彎下腰，把牙齒撿起來，放在懷裡。

太祖罵道：「你揣個牙齒，是想保留證據告我呀？」那個臣子回答說：「臣是不會告陛下的，但史官會把這件事情記下的。」宋太祖忽然大笑起來，賜了那個大臣一些黃金錦帛安慰他。

「伏清白以死直」（屈原：《離騷》）不將偽史入冊，敢於為正義獻身，是中華民族引以為自豪的美德。

理念：也能使事實失真

《左傳·宣公二年》：「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這樣的記載，顯然與事實不符，然「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孔子何以對董狐「偽史入冊」大加讚揚呢？因為，這樣的記錄符合當時政治道德的「真實」。

相關鏈接：

董狐，春秋晉國太史。董狐秉筆直書的事迹，實開我國史學直筆傳統的先河。《左傳》宣公二年記載，晉靈公夷皋聚斂民財，殘害臣民，舉國上下為之不安。作為正卿的執政大臣趙盾，多次苦心勸諫，靈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殘害。他先派人刺殺，未遂，又於宴會上伏甲兵襲殺，未果。趙盾被逼無奈，只好出逃。當逃到晉國邊境時，聽說靈公已被其族弟趙穿帶兵殺死，干是返回晉都，繼續執政。　　

董狐以「趙盾弒其君」記載此事，並宣示於朝臣，以示筆伐。趙盾辯解，說靈公是趙穿所殺，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說：「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意思是他做為執政大臣，在逃亡未過國境時，原有的君臣之義就沒有斷絕，回到朝中，就應當組織人馬討伐亂臣，不討伐就未盡到職責，因此「弒君」之名應由他承當，這是按寫史之「書法」決定的，這樣的「假」，才是當時的「真」。

欣慰：中國不乏喜歡真話的明君

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正月，一位98歲的老人在北魏京師平城（今山西大同）悄然逝世。孝文帝下詔賞給絹1000匹、布2000匹、絲綿500、錦50匹、雜色絲織品100匹、糧谷1000擔，作為喪葬期間使用。臨下葬，又追封老人為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將軍，謚號利文，賜給制服一套。對逝世官員如此高規格的待遇，是自北魏建國100餘年來所沒有過的。他就是中書監高允。

高允，字伯恭，渤海（今河北景縣）人。北魏太武帝神四年（公元431年）被北魏拜為中書博士，後兼任著作郎，參與編寫魏史《國書》。文成帝時任中書令兼著作郎、秘書監，不久又晉爵為梁城侯、左見將軍。獻文帝時任中書監、散騎常侍（在皇帝左右規諫過失）。孝文帝時加官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以98歲高齡逝世。

　　太武帝詔令高允跟司徒崔浩一起編寫魏朝國史《國書》。崔浩是曾為北魏三個皇帝當過高參，為北魏政權鞏固出過大力的人，他在主編過程中接受了別人的賄賂，《國書》編好後，又聽了善於諂媚的著作令史閔湛、郄標的建議，在首都平城南郊的一個十字路口建造了一個巨大的石碑，將他主編的《國書》和注釋的《五經》一起刻在石碑上，藉以宣揚自己正直無私、秉筆直書的精神。

　　高允對崔浩的這種做法堅決反對，但崔浩自持功高仍一意孤行。這種作法在鮮卑人看來是不體面的，引來議論紛紛，惹得太武帝大怒，下令逮捕崔浩，並要追究參與編史者的責任。

　　太子拓跋晃見高允出事，決心解救老師。他帶高允一同進見太武帝，說：「高允自到東宮，小心縝密，我很了解也很器重他。他雖跟崔浩同事，但地位卑微，身份低賤，文章都是崔浩所寫，請饒他一命。」太武帝問高允：「《國書》都是崔浩寫的嗎？」高允回答說：「《太祖記》是前任著作郎鄧淵撰寫的，《先帝記》和《今記》是我和崔浩一同執筆。但崔浩因兼職太多，對撰寫《國書》的事不過是總攬大綱而已，實際工作我比崔浩做得多。」太武帝說：「這比崔浩更嚴重，怎麼能不死！」

拓跋晃在一旁解釋說：「我從前曾問過他，他說全是崔浩寫的。」

高允說：「太子念舊情，想救我，其實太子沒有問過我，我也沒說過這話。我都是據實回答，不敢胡言亂語。」

　　太武帝感嘆地對拓跋晃說：「高允正直啊！能面對死亡說真話，這是一般人難以做到的。我寧可漏失一名有罪的人而赦免他的罪。」

忠告：社會需要真相

一個文明的社會，一個穩定的社會，必然是一個不計代價追求真相的社會。一個沒有真相的社會，一定是謠言叢生，肆意蔓延，導致人心惶惶，無所適從。社會一旦失去公信力，國人便失去的是安全感，這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

建設和諧社會，讓真相明明白白是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