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是我們的生活方式——郭齊勇先生訪談錄

郭：我看過這套誦本，非常好。我想沒有什麼好批評的。在西方，學習誦讀他們自己的經典，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中國人讀中國自己的經典，竟然會引起爭議和批評，豈非咄咄怪事。總不能中國人都讀《聖經》，這些持反對意見的人才不會反對了吧？宋代以後，《四書》之於中國，如同《阿含經》之於印度，《可蘭經》之於阿拉伯，《新約》、《舊約》之於西方。我認為，不但兒童要適當讀些中國的經典，成人也應適當讀些，至少是大學生應當讀。當然不能象華中科技大學某人士那樣歪讀《老子》。他自己讀不懂，又瞎講，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誤人子弟。在今年剛修訂通過的我們武漢大學的人文學本科生的培養方案中，我們明確地把《四書》、《老子》、《莊子》、《史記》、《漢書》、《詩經》、《楚辭》等列為必修課程。哲學學院開了大量的中外哲學原著原典課。我們創辦的國學試驗班、中西比較哲學試驗班更是以經典導讀的課程為主，揚棄了自50年代初學習蘇聯以來，中國大學教育變成的以概論加通史為主的課程方式。經典具有原創性，有廣闊的詮釋空間。整天教概論，把學生的創造性都泯滅了。我帶的博士生，讀經典這一關是必須過的。我現與他們一起，利用周六上午的時間會讀《禮記》，連同經文與注箋，一個字一個字地讀，我的一些已經畢業仍在武漢市工作的博士生們也都回來參加。我們要學習日本的中國學學者，他們對中國經典的細密嚴謹的研究，功夫很深。　　王：奇怪的是，在這次讀經問題的辯論中，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人很少公開支持讀經，相反，倒是有部分自由主義學人支持。　　郭：研究傳統文化的人沒有表示支持，我想，或者是不知道，或者是不屑於討論。西方的自由主義學者本身也有自己的經典。在中國，不是西方的自由主義引發了中國的問題，而是中國的問題引發了自由主義的探討。要解決中國的問題，暫且不管自由主義的進路是否正確，他們首先必須了解中國；要了解中國，就必須了解中國的文化經典。進一步說，中國問題的解決，必須是中國式的，其思想資源必須是中國的內生資源和本土資源。部分自由主義學人支持讀經，我想可能是意識到了這點了吧。　　王：一些人反對中國人讀經，實際上有個價值預設在裡面。比如陳明提出建立"新儒教"，很多人立即火冒三丈，表示反對，但他們卻對基督教在中國的迅速擴張不加理會。　　郭：這種價值預設是很有問題的，往往唯西方文化馬首是瞻。對於儒家歷史上是不是、有沒有宗教的問題，爭論很多了。我個人認為，歷史上的儒教首先不是西方的基督教意義上的宗教，而是人文教，是道德的宗教，亦有終極性的關懷。儒家在中國對世道人心的維繫，與基督教在西方，為異曲同工之妙。我對陳明先生的"新儒教說"不太了解，但就我個人的意見而言，儒家很難建立起類似基督教的宗教，很難跨越當今世界各大宗教有著幾千年歷史的門檻和現代人理性審視的門檻。

　　王：近代以來，儒家的歷史上倒是也有人，比如康有為，嘗試過建立儒教，但不了了之。　　郭：康有為嘗試建立儒教，是從"保教"的角度來切入的，不是很成功。所以，後期的新儒家基本放棄了這種嘗試。　　王：目前，港台新儒家受到不同層面的批評。比如蔣慶，認為內聖和外王本是儒家的兩大傳統，外王不必由內聖開出；陳明認為港台新儒家形上建構和格義、逆格義的理路不但不符合儒家本義，而且也解決不了中國的現實問題，因而提出"即用見體"。　　郭：港台新儒家在儒家文化"花果飄零"的時候，奮力捍衛，苦苦堅守，希望儒學一陽來複，是很不容易的。如今，他們都逝去了，成為歷史了。今人批古人、活人批死人，很容易。但我們批評他們有什麼用呢？如果把我們放到他們的歷史場景下，我們未必就能比他們做得更好。我們應該對他們報以同情和敬仰的態度，而不是輕易抹殺他們的成績。至於蔣慶的批評，具體的情況我不太了解。但我看牟宗三先生40年代的書，比如《歷史哲學》、《政道與治道》，等等，並不是強調什麼內聖開出新外王的。蔣慶先生把政治儒學與心性儒學對立起來，其實你們看宋元明時代的儒者，談心性都不是空談，都有實踐性，都參與政治活動，以理念干政，限制君權，倡導公正。你們看看余英時的《朱熹的歷史世界》，余先生對所謂心性儒學有了新的看法。他過去批心性儒學，也是很厲害的。至於陳明的"即用見體"，我不了解。儒家文化的建設，需要在現代化與中西比較的前提下，應對中國問題，解決中國問題。陳明年輕，我希望他能拿出自己的東西來。　　王：在大陸，蔣慶、陳明、盛洪、康曉光等人從不同理路靠近了儒家，走著一條與體制內和學院化的知識分子完全不同的民間弘道的進路，被人稱為是大陸新生代新儒家，並被冠以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名號。您對這個群體有什麼評價？　　郭：我希望在中國大陸，出現幾個儒學的領軍人物。對你所說的這個群體，我對他們的具體進路不太清楚。我當然樂觀其成。　　王：龐朴先生曾談到，在八十年代的國學熱或文化熱中，"現代化"是人們的主要訴求，而本世紀之初則是"全球化"壓力下喚起了人們對傳統文化的訴求。您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　　郭：龐先生對這個問題抓得還是非常準的。"五四"時期文化主流派以啟蒙心態打破了一種狹隘和偏執，卻導致了另一種狹隘和偏執。八十年代的國學熱或文化熱，再次繼承了這一思維模式和價值觀念。走出這個誤區，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或許，在全球化的壓力下，國人能真正認識到儒家文化的意義。此外，我還想對龐先生補充的一點是，"現代化"與"全球化"也有某種程度上的勾聯。當然，我所說的這種"現代化"，不是反傳統的，而是在中國歷史的一貫性和文化的內在性中生髮出來的"現代性"。　　王：您有很多的弟子，您教育學生的原則和體會是什麼？　　郭：我希望他們做人與做學問一致，希望他們活得有格調，希望他們認真地學好西方的哲學傳統，又能對先聖先賢懷有一種敬意，用心去體會古人的著述，因為這樣做容易貼近和理解古人，作心靈交流與思想的對話，而不是人云亦云或者不知所云。至於體會，我的感覺是，平等，從道不從師。而且，我也很強調教學相長和與學生做朋友。行教和身教重於言教，師生之間有真誠的感情，而不是庸俗化的。這是儒家教學方法中很寶貴的傳統。我是很欣賞《禮記.學記》中的教育原則和教育方法的。　　王：最後，如果給您一個思想學術的價值取向上的定位的話，如文化保守主義者、大陸新儒家、體認傳統文化的學者，等等，你認為什麼定位最為合適？　　郭：我從不給自己貼標籤，也不習慣別人給我貼標籤。但儒學是我的生活方式，我也希望自己能為儒學做點事情。　　來源：中國儒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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