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新鄉河段河道變遷考

黃河新鄉河段河道變遷考 2016-07-12 15:07閱讀： 摘要：黃河新鄉河段位處黃河下游上首。北宋以前，該河段相對穩定。金、元時期，災害加重，河道遷徙不定，常多股行河。明、清時期，河道逐步穩定下來。如今，河道寬、淺、散、亂，主流擺動頻繁，為典型的遊盪性河段。深入研究黃河新鄉河段河道的變遷特點，不僅能夠增強人們對該河段防洪重要地位的全面認識，而且於治理工程的科學實施也必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關鍵詞：黃河；新鄉；河道變遷新鄉古稱庸國，春秋屬衛，戰國屬魏，漢為獲嘉。隋文帝開皇六年(公元586年)始置新鄉縣。新中國成立之初，曾是平原省省會所在地。新鄉市現為河南省省轄市，轄輝縣、衛輝兩市，新鄉、獲嘉、原陽、延津、封丘、長垣六縣，衛濱、紅旗、牧野、鳳泉四區，以及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西工區、新鄉工業園區，總面積8629平方公里。黃河新鄉河段位處黃河下游上首，西與焦作市武陟縣接壤，東與濮陽市濮陽縣毗鄰，流經原陽、封丘、長垣三縣南界，長165公里，其間有黃河一級支流天然文岩渠匯入，流域面積4558平方公里。原陽至封丘河道系明清故道，距今有500多年的歷史，兩岸堤距5～12.7公里，河道寬、淺、散、亂，主流擺動頻繁，為典型的遊盪性河段；長垣河道形成於1855年銅瓦廂決口改道後，僅有150多年的歷史，兩岸堤距一般5～20公里，最寬處達24公里。歷史上，該區域災患嚴重，為黃河下遊河道變遷最為頻繁的河段之一。在黃河下游26次大改道中[①]，決口地點直接發生在這一地區的就有8次，僅原陽縣就達4次。本文著重以今天新鄉市管轄區域為河道變遷的考證範圍，對與之密切相關的，如鶴壁浚縣、安陽滑縣，以及開封市、鄭州市等相關地區河道變遷的歷史狀況也略有涉及。一、相對穩定的北宋以前河道在西漢故道形成前，今滎陽、武陟以下黃河故道有山經故道和禹河故道。當代學者通過衛星影像判別和實地考察後認為：「山經河」在新鄉境內的具體走向為「武陟東石寺——獲嘉照鏡——新鄉市區北部——衛輝」，與郇封崗遺迹同，在禹河故道之西，且先於禹河故道。禹河故道則起「自武陟北郭，經圪壋店南、新鄉七里營北和朗公廟、衛輝東……」。［1］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黃河在今鶴壁浚縣西南宿胥口（今淇河與衛河交匯處附近）決口改道形成西漢故道。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再次在浚縣和安陽滑縣交界處決徙。在長達1730年中，黃河下

載入中...內容載入失敗，點擊此處重試載入全文 游共發生大的決口改道12次，其中與該區域密切相關的有3次，決口地點均處於與新鄉緊鄰的滑縣和浚縣交界一帶，黃河新鄉河段河道變化不大，決溢災害亦相對較輕。據文獻記載，唐代以前發生在新鄉境內黃河決溢僅兩次，均在今延津縣境。一次是魏哀王十年（公元前311年），「河水溢酸棗郛」［2］；另一次發生在漢孝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河決酸棗，東潰金堤」 ［3］。至五代，王景治河後形成的東漢故道已進入行河的晚期，加之藩鎮割據混戰，黃河下游災害日趨嚴重。50多年間，僅新鄉境內黃河決溢就達7個年份，決口9處，其中原陽多達7處。宋代，黃河下遊河道變遷更加劇烈，發生大的改道多達6次，有兩次是由浚縣、滑縣一帶堤防決口引發的，新鄉河段河道基本維持原有走向。黃河新鄉河段災患較輕、河道相對穩定，成就了新鄉地區經濟社會長期的繁榮發展。如濱臨黃河的原陽，自西漢至唐宋先後湧現了周勃、陳平、婁師德等14位官抵宰相的著名人物，留下了跪履三約、細柳囤兵、唾面自乾等千古美談，被譽為「宰相之鄉」和「成語之鄉」。由此不難想見其文化底蘊之厚重，經濟社會之繁榮。分析宋代以前黃河新鄉河段河道相對穩定的原因，除與該地區地質、地理、河流地貌和河床演變密切相關外，主要是河道泥沙淤積尚不嚴重。據有關專家考證，今滎陽與武陟交界為黃河出晉豫峽谷後，入華北平原轉向東北流的拐點。今滎陽市、鄭州惠濟區和武陟、原陽、獲嘉交界一帶，即為《禹貢》記述的禹河故道顯著地貌特徵——大邳山之所在［4］。至今，原陽沿黃一帶仍有大面積的台地。正是黃河故道南岸這些山體的存在，為該河段的長期穩定奠定了基礎。而下游平原足夠的泥沙堆積空間，則相應減緩了黃河新鄉河段河道的淤積抬升速度。河道淤積輕，縱比降大，洪水排泄順暢，堤防決徙發生的可能性就小；泥沙淤積加重，河床抬高，縱比降減小，洪水壅堵，就極易導致堤防決溢的發生，甚至引發河道的劇烈變化。這從該時期黃河決口改道的頂點主要在滑縣以下即可得到證明。至於黃河泥沙在下游平原的淤積問題，突出反映在濟水、漯水、濮水等河流的堙沒，及黃澤、雞澤、大陸澤（漢以前位於黃河北部），滎澤、圃田澤、萑苻澤、逢澤、孟諸澤、菏澤（位於南部）等湖泊的淤廢。如位於鄭州以東的圃田澤，是黃河下游濟水及鴻溝水系的巨大調節湖泊，《水經注》時代仍跨中牟、陽武（今原陽縣東部）二縣，東西長20多公里，南北寬10公里，面積約200平方公里。元、明時演變為沼澤，清中葉以後已成為平陸。位列我國「四瀆」之一的濟水，因地處黃河下游沖積平原，長期遭受黃河泛水、泥沙的侵襲，宋以後已難覓其形。而在我國漕運史上有著重要地位和作用的黃河、汴河，也因種種原因逐漸被京杭大運河所取代。黃河泥沙的另一空間是填海造陸。據實測資料，到達黃河入海口的泥沙大約有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淤積在三角洲上，三分之一多被帶到外海和三角洲兩側的海灣，發展十分迅速。今天渤海和黃海的淤泥質海岸，其形成大都與黃河有關，或者是黃河泥沙的直接淤積。如墾利縣，即為黃河近代新淤的陸地。二、決溢頻繁、多股分流的金元河道宋末金初，由於黃河下遊河道的不斷變遷、泥沙的長期淤積，大部分平原湖泊逐漸湮沒，濟水等河流也難覓蹤跡，加之滎陽、武陟一帶大邳山在河水侵蝕、人力開鑿的雙重作用下逐漸消失，大河主流逐步南移，黃河下游在今河道以北行河的局面基本終結。與此同時，黃河決徙地點進一步上提，從而導致新鄉河段河道變遷頻繁，災害進一步加重。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五月河決陽武，由鄆城東流入梁山伯」，決口地點大致在今原陽縣東北與延津交界處。大定八年，河決李固渡（今延津與滑縣交界沙店村附近），滑縣、長垣、東明遭災，曹州城（今曹縣西北）被淹，在單縣分流，「南流」奪全河十分之六，「北流」僅佔十分之四。決口後，都水監粱肅上奏朝廷：「新河水分六，名塞新河則二分複合為一，如遇漲溢，南決則害於南京（今開封），北決則山東、河北皆被其害」。又稱：「沿河數州之地，驟興大役，人心動搖，恐宋人乘間構為邊患」。［5］因而未及時堵塞決口，僅在李固渡南筑堤以防決溢，致使黃河第13次大改道的發生。此後近30年間，黃河在今衛輝、延津和原陽一帶頻繁決溢，新鄉成為重災區。大定十一年，河決原陽王村。十二年尚書省奏：「水東南行，其勢甚大，可自河陰廣武山循河而東，至原武、陽武[②]、東明等縣，孟、衛等州增築堤岸。」大定二十年，黃河「決衛州及延津京東埽，瀰漫至於歸德府」，「遂失故道，勢益南行」。為防止黃河泛濫，「自衛州埽下接歸德府南北兩岸，增築堤以捍湍怒」。［6］據《黃河水利述要》分析，大定二十七年前後黃河下游大致分走三條泛道：正道由滎陽、原陽、新鄉、延津、衛輝、長垣、東明等地，至徐州會泗入淮；北面一支從李固渡東北經滑縣、濮陽、鄆城、嘉祥、沛縣，至徐州南流入淮；南面一支由延津西分出，經封丘、開封、杞縣、睢縣、商丘，至虞城與正流匯合［7］。明昌五年（1194年），「河決陽武故堤，灌封丘而東」，泛水大致經由封丘、長垣、東明，仍至徐州以南入淮。由於「金以宋為壑，利河之南，而不欲其北」，加之國勢衰微，未行整治、堵塞，黃河再次改道。自此，大定末年所行河道盡塞，衛輝、延津不再行河。哀宗天興三年（1234年）蒙古軍南下決開開封北的寸金淀，「以灌南軍（宋軍），南軍多溺死」。［8］黃河東南奪淮入海的大勢已成定局。至元代，黃河南下奪淮後，由於長期多股分流，河道淤積加重，決溢更加頻繁。從至元九年（1272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的95年中，史書記載的黃河決溢年份達40餘年。新鄉發生決溢年份達16年，占決溢總年份的近一半。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黃河在新鄉、鄭州、開封、許昌、周口、商丘等地決口達15處。至元二十五年，黃河再次在河南境內決口30多處，其中原陽決口導致黃河下游發生了又一次大的改道。「自此河出陽武縣南，而縣北之流絕，新鄉之流亦絕，水道一變。」（《禹貢錐指》）原武、陽武兩縣從此隔河相望，直到明正統十三年（1448年）河決滎澤姚村，河徙原武縣南止。三、逐步穩定的明清河道明代，仍是黃河改道的頻發期。從洪武元年（1368年）至崇禎十七年（1644年）的270餘年間，黃河下游發生大的改道達7次，其中兩次是由原陽的堤防決溢而引發的。明代前期，黃河下遊河患多、河道亂、變遷多，主要是明王朝重北輕南，以保漕為主的治河策略所導致的。「北岸築堤，南岸分流」，是這一時期治河的主要措施。明初的新鄉河段大致經由河南滎澤（今鄭州惠濟區北）、原武（今原陽西部）、開封。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原武黑羊山大決，致使河道大變。泛水分而為三：一支東經開封城北，折向東南流，再經陳州、項城、太和、潁州、潁上，至壽州正陽鎮入淮，後人稱為「大黃河」；一支仍東流走徐州以南入淮，因水流較小，後人稱為「小黃河」；另一支由曹州、鄆城漫東平之安山，淤塞元代開鑿的會通河［9］。洪武二十五年，河決陽武，導致11州縣受災。當年，朝廷「發河南開封等府民丁及安吉等十七衛軍士」［9］修築了陽武堤防。明成祖朱棣即位後，國力日漸充實，對黃河災害的防禦和堤防修守逐漸加強。河南孟津、武陟、陽武、開封等地堤防得以修繕。至永樂九年（1411年），工部尚書宋禮在開封組織完成河道疏浚工程後，黃河復歸明初故道。正統年間，黃河決溢仍以河南境內為最多，開封尤重，並於正統十三年（1448年）發生新的改道。這次改道是由新鄉八柳樹和滎澤孫家渡（今原陽鹽店庄北、姚村西）堤防決口而造成的。決口後，河分三股：一支「自新鄉八柳樹，漫曹、濮，抵東昌，沖張秋，潰壽張沙灣，壞運道，東入海」；一支自滎澤「漫流於原武，抵開封、祥符、扶溝、通許、洧川、尉氏、臨潁、郾城、陳州、商水、西華、項城、太康」，［10］南入於淮；東出徐州的賈魯故道，水流微弱，幾近湮沒。弘治二年（1489年），陽武至開封河段南北兩岸多處決口，並引發新的改道。北決泛水再次侵入張秋運河，嚴重影響漕運。當年，朝廷任命白昂為戶部侍郎，修治河道。白昂在實地查勘後，提出了在南岸「宜疏浚以殺河勢」，「於北流所經七縣，築為堤岸，以為張秋」的整治意見。次年，白昂「乃役夫二十五萬，筑陽武長堤，以防張秋。引中牟決河出滎澤陽橋以達淮……」所謂「陽武長堤」，指黃河北岸原武、陽武、祥符、封丘、蘭陽、儀封、考城至山東曹州之大堤。弘治七年，劉大夏採取遏制北流、分水南下入淮的方策治理黃河與京杭運道，修築了太行堤。該堤起自延津縣北胙城，「歷滑縣、長垣、東明、曹州、曹縣抵虞城，凡三百六十里」。從此，築起了阻擋黃河北流的屏障，大河「復歸蘭陽、考城，分流經徐州、歸德、宿遷，南入運河，會淮水，東注於淮」［11］。明代後期至清代，黃河下游大部分時間仍然經河南、山東、南直隸（今江蘇省），在清河與淮水會合，東注入海。新鄉河段河道與今河道同，兩岸堤防逐步完善，決溢災害大大減輕。這一時期的黃河洪水災害以山東和江蘇為最重，尤其集中在曹縣、單縣、沛縣和徐州等地，所發生的4次大的改道均在蘭考以下。分析蘭考以上河道相對穩定的原因，主要與明代後期及清代重視堤防的作用有關。這一時期，黃河治理基本上執行的是潘季馴「以河治河，束水攻沙」方略。實施該方略的主要措施，就是強化堤防工程。而要鞏固堤防，首先要不斷完善堤防工程建設體系，更要重視堤防決口的堵塞，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了穩定河道的目的［12］。如果決口難以及時堵塞，改道也就很難避免。另外，清咸豐五年（1855年）銅瓦廂決口改道後，受溯源沖刷的影響，河床普遍下切，也相應促進了該河段河道的相對穩定。四、結語今天，黃河新鄉河段為典型的遊盪性河道，具有泥沙淤積嚴重，槽高、灘低、堤根窪，泄洪不暢，主流擺動頻繁，極易發生斜河、橫河危及堤防安全的突出特點。同時，該河段還囊括了黃河下遊河道的五項之最：最寬的河道斷面——長垣大車集至山東閻潭閘堤距24公里；最大的臨背懸差——封丘曹崗險工臨背懸差達10米；最大的河道橫比降——長垣馬寨斷面橫比降達3.85‰0；最多的灘區人口，近52萬，約佔黃河下游灘區總人口的近1∕3，河南黃河灘區總人口的1∕2；最大的蓄滯洪區，包括灘區、倒灌區、滯洪區和分洪區等總面積達2473平方公里。另外，該河段也是黃河北決災患損失最嚴重的區域之一。黃河治理是長期的、複雜的、艱巨的，要實現「維持黃河健康生命」的終極目標，既要充分運用現代科學技術手段，科學治河，又要注重歷史經驗的總結，在借鑒中謀創新、求發展。黃河新鄉河段河道變遷有其內在規律，深入研究，科學總結，不僅能夠增強人們對該河段防洪重要地位的全面認識，而且於治理工程的科學實施也必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參考文獻][1] 安芷生.黃土黃河黃河文化〔M〕.鄭州：黃河水利出版社，1998. 102-105[2] [3] [5] [6] [7] [8] [9] [10] [11]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黃河水利史述要》編寫組.黃河水利史述要[M].北京：水利出版社，1997：39. 54. 205. 205. 20.205-206.235.240.249-251[4] 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民主黨派辦公室.治河文選〔M〕.鄭州：黃河水利出版社，1996：25-31.[12] 趙煒，曹金剛，曹為民等.長河驚鴻——黃河歷史與文化[M].鄭州：河南科技出版社，2007：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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