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近半個世紀風雨《紅燈記》：還有多少往事鮮為人知

那是1963年10月的一天，首都北京還沉浸在節日歡慶的氣氛中，晴空萬里、花團錦簇，中國京劇院的總導演阿甲急匆匆地趕往文化部，他剛接到時任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的電話，叫他去自己的辦公室一趟。此時的阿甲並不知道，林默涵等待他去取的是一個劇本，而這個劇本，將改變他與周圍許多人的整個人生軌跡……

這個有著巨大「魔力」的劇本，正是後來成為8個樣板戲之首的《紅燈記》劇本，由上海愛華滬劇團改編自電影文學劇本《自有後來人》。

誰創作了京劇《紅燈記》

「劇本上誰的名字也沒有，就是『中國京劇院集體創作』！」

如今提起《紅燈記》，我們能想起的是李玉和、李鐵梅、鳩山，熟悉這齣劇目的人或許能叫得

上劉長瑜、錢浩梁、高玉倩……

然而，倘若要拂去歷史的塵埃，為《紅燈記》的主創人員們列一張名單，著名的戲曲理論家、

導演阿甲與劇作家翁偶虹的名字，應該列在首位，正是他們二人歷經艱辛，九易其稿，最終合力完

成了對滬劇《紅燈記》的劇本改編。

「還有李少春，當年李玉和的唱段、舞蹈動作基本上都是他設計的，李奶奶的（唱段）是李金

泉給設計的，那可是下了功夫的，把英雄人物（的形象）一下子就給立起來了！」在中國京劇院，

記者見到了當年在劇中飾演王連舉的孫洪勛老人，他也是第一批參與《紅燈記》創排的演員。已經

74歲高齡的他，如今說起《紅燈記》仍然是滿眼滿面的光彩。

與他同來的還有當年負責樂隊編配的張建民老人，今年也已76歲，清瘦清瘦的他總是十分謙

遜。「我原來在中央音樂學院學作曲，1964年京劇院要搞現代戲，需要一些新文藝工作者加入，劉

吉典先生就把我叫來了。」談到《紅燈記》的音樂創作，張建民始終稱自己是「打雜的」，「音樂

方面一直是劉吉典先生領導的，李廣伯也做了不少工作。」李廣伯是當時中國京劇院的京二胡演奏

者，由於李少春、李金泉都不會記譜，就由他來負責理順、記錄他們設計的唱段。

「劉吉典先生進了牛棚之後，基本就是李廣伯在承擔這事了。還有李劫夫，鳩山的唱段剛開始

就是他設計的，後來江青嫌太好聽，只能改掉。」回顧當年的創排過程，張建民不禁感慨，一出好

戲是藝術家和廣大文藝工作者長期勞動的結晶。「那時人真是認真啊，什麼都不為，全心全意就想

把這個戲做好！劇本上誰的名字也沒有，就是『中國京劇院集體創作』！」

京劇「現代化」舉步維艱

「這是一個艱苦的再創造過程，但也是我們在戲曲道路上前進發展的一個里程碑。」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新中國成立不久，人們對建設現代化國家充滿了熱情，並且熱切地期待看到反映革命，反映新生活、新氣象的現代戲。於是，各個劇團開始進行各種內容與形式方面的改革和嘗試，比如加入西洋音樂，演繹現代人物等等。

然而，用已有固定程式且數百年來一直演繹歷史人物的傳統戲曲來演繹現代戲，絕非易事。

「同樣是跑圓場，我們小時候是練勾著腳面跑，因為要表現舞台上的輕盈，如果演鐵梅你也勾著腳面、壓著腳步跑，那就太滑稽了。」已經68高齡的劉長瑜，曾因演繹李鐵梅而為全國人民所熟知和喜愛，演慣了花旦的她，眼睛裡依然透著股少女的天真活潑勁兒。她告訴記者，京劇的「現代化」讓他們經歷了一個異常痛苦的過程。

「我們學戲學的是四功五法，都是塑造古代人、古代文化的，演現代人就要將原來雕塑的那個模子去掉，可要克服這個，是很難的。」

劉長瑜坦承，自己演李鐵梅也走過彎路。「比如鐵梅是個小姑娘，按原來花旦的演法，是甜美的、笑眯眯的，踩著小碎步出場，但鐵梅出場就不能這樣，她要表達對侵略者的憤恨，周總理在這個問題上就專門批評過我。」

「這是一個艱苦的再創造過程，但也是我們在戲曲道路上前進發展的一個里程碑。」劉長瑜說，「當然，這種體會、提煉，不是一個人能夠完成的。我們好幾個人，像杜近芳老師，把李鐵梅的決心唱得那麼聲情並茂、發自內心，我沒有那個功力，得學。最後大家一起來完成這個藝術形象的塑造。」

在音樂的改良方面，張建民和他的夥伴們同樣也經歷了一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

「戲裡有《國際歌》，要表現氣勢，光民樂隊肯定不行啊，後來就根據于會泳的經驗，按照『四三二一一』的編製加入西洋樂器，改成了大樂隊，這在以前的京劇里是沒有的。」張建民告訴記者，在這種中西結合的樂隊中，既要表現出「西的氣勢」，又要突出京劇的「三大件」（京胡、京二胡、月琴），是很難做到的。「沒有政治巨浪的衝擊，實行起來很困難，習慣形成的阻力是很大的，所以說這是從思想上的革命到方法、技術上的革命。」

談及當年試驗的艱苦，張建民向記者講述了這樣一件趣事。加入西洋樂器後，樂隊達到了60人的編製。這個龐大的隊伍先是坐在樂池裡演奏，但這樣一來，就在觀眾與演員之間形成了音牆，就要求把樂隊放到後面去。結果，整個樂隊只能擠在側幕，不光搬道具的人上不去台，觀眾也聽不清楚大提琴從後面發出的聲音。若想讓觀眾聽清，就需要再增加大提琴，可這樣又會在後場形成音庫。怎麼辦？音樂工作者們左右為難。

這個時候，調音台和音響幫了他們大忙。「推一推、拉一拉，就可以調節各部分的音量了，這又進了一步。」張建民稱，正是由於樣板戲的推動，調音台、音響和試音開始為戲曲工作者們所重視。

戲裡戲外的悲喜人生

「當時只要說錯一句台詞，或者耽誤了點時間，就成了『破壞樣板戲的內部敵人』，要開集體大會批判。」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紅燈記》被列為十大樣板戲之首。然而，這出樣板戲的大多數創排者，卻並未和自己的作品一道成為革命的「樣板」，相反，他們因此經歷了自己有生以來最黑暗的一段時光。

李少春和阿甲、劉吉典等因抵制江青不合理意見被打成「破壞紅燈記的反革命分子」，關進牛棚，挨批挨斗，受盡屈辱。

劉長瑜因出身問題而被打成「狗崽子」「修正主義的黑苗子」……大字報鋪天蓋地，甚至停止了演出。為幫助她，周總理在一次200多人的會上有意識地說：「劉長瑜跟我一樣，是舊官僚（家庭）出身，但她現在也跟我一樣叛逆了她的家庭。她演的《紅燈記》是革命的戲嘛。」因為總理的這番話，劉長瑜雖然仍在挨整，卻一直在演李鐵梅。

高玉倩被造反派打成「特務嫌疑犯」受到迫害。後來在周總理的關懷下，才得以解放，並扮演了後來電影《紅燈記》中的李奶奶。

袁世海也被江青一夥趕下了舞台。他演的角色鳩山被人頂替，仍然是在周恩來總理的幫助下，袁世海才得以重歸舞台，繼續參與《紅燈記》的演出，只是被要求「不掛名、不謝幕」。

與同伴們的遭遇不同，錢浩梁有幸成為了這出樣板戲裡唯一的「樣板」人物。李少春被關押後，李玉和正式由錢浩梁擔綱演出，他的名字也根據江青意思改為「浩亮」。他根據張世麟（當時也關押在牛棚）的意見將京劇《鐵籠山》等傳統老戲中的磋步（碎步）等步法身段引進《紅燈記》中李玉和受刑一段，效果頗佳。由於形象英武高大，頗具英雄風範，錢浩梁所飾演的李玉和得到了廣大觀眾的認可。

江青對這位憨厚的年輕演員頗為賞識，錢浩梁接連得到提拔，並於1975年四屆人大後不久成為文化部副部長。那時平步青雲的還有于會泳，他原為上海音樂學院教師，專攻民族音樂，對京劇程式、唱腔尤其內行，由於當年為《海港》、《智取威虎山》設計唱腔而得到江青的賞識，遂升任文化部部長。

對於經歷過這一切的人來說，那段日子仍然像一段噩夢一樣，難以抹去。「當時只要說錯一句台詞，或者耽誤點時間，就成了『破壞樣板戲的內部敵人』，要開集體大會批判。」劉長瑜告訴記者，當時自己由於長期過度緊張，一度患上了神經性皮炎，而另一位演員因為說錯一句台詞，驚恐過度，就此患上了心臟病。

復排：回到人民手中的珍寶

「《紅燈記》就像一個人民創造的價值連城的珍寶藝術品，被壞人拿去了，現在又回到了真正的創造者手中。」

十年浩劫結束，「四人幫」倒台，阿甲等人的冤案得到徹底平反，與此同時，樣板戲也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文革」結束後，樣板戲一度停演，各個劇團都拿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恢復傳統戲。「再不恢復就沒有了，全忘了。」孫洪勛說，但還是有許多群眾想繼續看這些樣板戲，「有些年輕人對現代戲就是有感情」。

1987年，為紀念阿甲從藝60周年，有人提議將《紅燈記》作為紀念演出中的一個劇目復排，張建民正是這次復排的音樂組組長。「壓力很大啊，有人說我們是「四人幫」的信徒，搞復辟，我們心裡清楚得很，《紅燈記》就是人民的財產。」

張建民的壓力還來源於樂隊。復排《紅燈記》，劇本、服裝、布景都沒問題，演員也都能演，就是音樂成問題——中國京劇院已經組織不起當年那樣一個「中西結合」的樂隊了，假如只有民樂隊是根本無法演出的。

最後，張建民想到了MIDI，用錄音來代替大樂隊，「主要是《國際歌》這塊需要西洋樂，歷史上這首歌是聲樂曲，不是器樂曲啊，我就想到了用人聲，結果一炮打響！」張建民從總政歌舞團請了4位歌唱演員分別演唱4個聲部，錄成一個四重唱，然後將這個母帶疊加起來再錄一遍，這樣反覆疊加下來，最後形成了百餘人合唱的效果。

這一年，《紅燈記》原班人馬（李玉和一角由孫岳出演）時隔多年重聚舞台，完美地重演了當年這出經典作品。

現任中國國家京劇院副院長的尹曉東，也見證了當時的盛況。「我那時在北京讀書，確實是盛況空前。走廊上全站滿了人，演員在台上唱，觀眾就跟著在下面哼唱，連什麼時候念什麼台詞都記得清清楚楚。記得當時演員謝幕謝了很長時間，觀眾都不讓他們離開。」

張建民也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情形：「一演完，他們就拍著我肩膀說，這個合唱很好，很有感情，我當時眼淚都要流出來了，總算實現了。」賀敬之看完戲後感慨地對他們說：「《紅燈記》就像一個人民創造的價值連城的珍寶藝術品，被壞人拿去了，現在又回到了真正的創造者手中。」

張建民告訴記者，當時一些人不支持重排《紅燈記》，對他的工作不予配合，但3個理由讓他咬著牙做完了這件事：「要培養年輕演員不用《紅燈記》用什麼？要紀念抗日戰爭不用《紅燈記》用什麼？紀念阿甲、翁偶虹這些老藝術家不用《紅燈記》用什麼？」

風雨五十載誰仍堅守

如今，《紅燈記》又活躍在了全國各地的舞台上，在許多人心中，它已經從「革命」的樣板戲變成了「懷舊」的樣板戲。

從《紅燈記》在京劇院復排至今，一晃又是二十餘載。如今，《紅燈記》又活躍在了全國各地的舞台上，在許多人心中，它已經從「革命」的樣板戲變成了「懷舊」的樣板戲，中年人希望在它的旋律中找回逝去的青春，年輕人則試圖通過它來了解那個時代所發生的種種。

「我們院的一、二、三團都排了這個戲，前不久還在國家大劇院演了好幾場，都是年輕演員演的。我給北京京劇院也排了這個戲，他們說到各地去演出，人家總問，你們有沒有《紅燈記》……」孫洪勛的臉上掛著滿足寬慰的笑容。作為這部幾乎無法逾越的經典之作的全程參與者，他對《紅燈記》有著太深的感情，退休後又返聘至院里，至今仍在對年輕演員們進行經常性的指導。

劉長瑜也仍擔任著院里的藝術指導委員會主任職務，並常常親自教授年輕人，從如何吐字、發音、走步等一點一滴開始。張建民則一直在中國戲曲學院作曲系帶研究生。而已經84歲的高玉倩除腿腳不便，需要靠輪椅代步外，精神尚好。當年負責作曲的劉吉典、飾演磨刀人的谷春章、飾演侯憲補的曾韻清也都還健在。

但當年編劇的翁偶虹、阿甲，扮演鳩山的袁世海，扮演小伍長的劉鳴嘯以及擔任美術的郭大有、趙金生等都不在了。音樂方面損失最大，原班人馬中，鼓師、琴師和京二胡演奏者都已去世。

更多的人或許想了解錢浩梁的近況。「四人幫」垮台後，錢浩梁被定為「犯有嚴重政治錯誤，免於起訴」。隔離審查5年後，又重新回到中國京劇院等候分配。而于會泳則被定為「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隔離審查，期間服毒自殺。

1983年，錢浩梁被調往河北省藝術學校執教，後因身體原因返回北京。

2001年6月，袁世海、高玉倩、劉長瑜、錢浩梁、孫洪勛等當年參演過《紅燈記》的原班人馬又再度復排了這齣戲，這成為戲劇舞台上原劇組重演劇目跨時之最。

據說，因為得過腦溢血，錢浩梁目前的腿腳不大靈便，平常不多出門，更不願接受採訪，只跟少數幾個故交有簡短的電話交流，他希望人們忘記他的過去。（記者焦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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