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科學：領導者「謀於眾」的智慧

《左傳·庄公三十二年》載,春秋時期虢國大夫史告誡其君:「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諸葛亮北上伐魏時進《出師表》,建議後主劉禪「宜開張聖聽」「,不宜妄自菲薄」,並在《納言》中說:「納言之政,謂之諫諍,所以采眾下之謀也。」可見,自古以來「,謀於眾」就是對為官為上者的基本要求。　　其實「謀於眾」與其說是對領導者的一種要求,倒不如說是領導者自身為官做事應具備的一種智慧。領導者「謀於眾」的過程無一不展示其胸襟涵養、官德品行、人格魅力及領導藝術。　　　　　　　　　　「謀於眾」之「讓人說話」　　「讓人說話」是對群眾話語權的尊重,也是「謀於眾」最起碼的智慧。問計於民、執政為民和民主政治一直是我黨堅持為人民服務宗旨的具體體現,要想了解群眾的所思、所想、所慮、所求,就必須把話語權交給群眾。　　《左傳·襄公三十二年》記載了「子產不毀鄉校」這件事。鄉校是古時鄉間的公共場所,既是學校,又是鄉人聚會議事的地方。鄭國人到鄉校休閑聚會,議論國政,大夫然明對子產說:「把鄉校毀了,怎麼樣?」子產說:「為什麼毀掉?人們幹完活兒回來到這裡聚一下,可以議論一下施政措施的好壞。他們喜歡的,我們就推行;他們討厭的,我們就改正。這是我們的老師。為什麼要毀掉它呢？我聽說儘力做好事可以減少怨恨，沒聽說過依權仗勢能防止怨恨。難道很快制止這些議論不容易嗎？然而那樣做就像堵塞河流一樣。河堤大決口，傷害的人必然很多，我是挽救不了的，不如開個小口導流，我們聽取這些議論後把它當做治病的良藥。」子產把民間輿論看做是矯正自己為政失誤的金石良藥，並闡明了「防人之口甚於防川」的道理。其做法受到孔子的讚揚「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孔子肯定子產旅行的是仁政，事實也是如此。子產先是鄭國人皆曰可殺的眼中釘、肉中刺，幾年後竟舉國擔心沒有他如何活下去。毛澤東同志曾說：「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讓人說話，充分給民眾以發言權，不僅天塌不下來，說不定還能幫著撐起一片天來。　　　　　　　　　　　「謀於眾」之「可以爭論」　　「可以爭論」是群眾路線的具體體現，也是「謀於眾」在境界上升華。尊重群眾、依靠群眾、為了群眾是我們黨執政的基本方針和優良傳統。只有充分發揚民主、廣開言路、集思廣益，才能作出正確的判斷和科學的決策。　　《後漢書.袁安傳》中記述了漢章帝時的一次朝堂爭論。漢章帝時，朝廷與北匈奴和親，在光武帝時就已經依附於漢朝的南匈奴仍然前往北匈奴抄掠。北匈奴單于責怪漢廷欺負他們，並以此為借口意欲侵犯漢朝邊境。元和二年（公元85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朝廷，認為應當歸還南匈奴掠得的北匈奴人口，以安撫北匈奴。章帝召集大臣們在朝堂議論此事，多數公卿認為北匈奴奸詐，慾壑難填，不同意孟雲的上書。太僕袁安力排眾議，堅決主張採納孟雲的意見。司徒桓虞覺得袁安說的有理，遂轉而附和袁安的意見。但很多人仍然堅持原來的意見，鄭弘甚至上綱上線說「凡是主張歸還北匈奴人口的人，都是對朝廷不忠」。有大臣及時報告了章帝，袁安等人深恐，「交印綬，以示謝罪」。結局是，章帝採納了袁安等人的意見。　　作為封建帝王，漢章帝確實可敬可佩，通過朝堂爭論，正確處理了歸還被掠的北匈奴人口的問題。他還說：「事以議從，策由眾定，誾誾衎衎，得禮之客，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就是說，朝廷的事情通過討論決定，朝廷的方策由百官決定，中正和悅，這才符合禮制的法則，而鴉雀無聲，大家都把真實的想法藏在心裡，對朝廷來說並非好事。漢章帝能聽取臣下不同意見，作出正確的選擇，其開明君主的風範得到了後代史學家的好評。毛澤東同志閱讀到這裡，批了四個字：可以爭論。這也是對漢章帝允許朝堂爭論的明智做法的肯定。　　　　　　　　　　　　　　「謀於眾」之「聞過則喜」。　　「聞過則喜」是領導幹部加強官德修養、促進自我完善的一種態度、一種胸懷，表明了敢於正視並糾正自己錯誤的勇氣，這是更高境界上的「謀於眾」。我們都知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也都理解「忠言逆耳利於行」，但是現實生活中也確有一些領導幹部表面上鼓勵群眾監督批評，內心喜歡諛美之詞，表現的是「聞過則喜」，實際上是「聞過則怒」。如果這樣「謀於眾」，無異於葉公好龍。　　《資治通鑒》記載，貞觀元年，因李世民神采英毅，群臣覲見時經常因為緊張舉止失措，李世民了解情況後，為了讓大臣暢所欲言，盡量保持心態、態度及言辭平和，並說：「如果君主剛愎自用，臣下阿諛奉承，君主失去了國家，做臣下的豈能獨善其身？隋朝的虞世基等人謅事隋煬帝，隋煬帝被殺，他們這些人也被殺了。你們應該以此為借鑒，對政務得失盡量發表意見」。唐太宗以史為鏡，鼓勵諫諍，顯示出一代明君的高明和智慧。但是到了「貞觀之治」後期，唐太宗也日益顯露出驕橫之氣，正如魏徵所言：「陛下近來不好直言，雖然勉強包含容忍，可不比當年那樣豁達了」。唐太宗不愧為「千古一帝」，意識到了自己的過失。《貞觀政要》記載，貞觀十八年，唐太宗對群臣說：「現在我想聽聽自己有何過失，你們要暢所欲言，專談我的缺點。」長孫無忌等大臣都說：「陛下以恩德教化，使天下太平，有何過失？」待中劉洎卻說：「陛下聖德確如長孫無忌所言，但近來有人上書，陛下覺得不稱心，當面詰難，使上書者慚愧退下，這不是褒獎進言之路」。太宗聽後，高興地表示：「你說得對，我一定改正」。後人評價說，正因為唐太宗勇於納諫，聞過則喜，才取得名留青史的「貞觀之治」。　　戰國時期秦國賢士趙良曾對商鞅說：「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諾諾，即唯唯諾諾，恭維順從；諤諤，即直言敢諫，犯顏直陳。趙良的意思是，有一千個人說恭維話，不如一個人說真話實話。這好比是一千張羊皮不如一隻狐狸腋下的皮毛。可見，古人對直言、諍言即「諤諤」之言是何等的珍視。這應該引起現代領導者的深思。　　　　　　　　　　　「謀於眾」之「不謀於眾」　　「不謀於眾」出自「成大事者不謀於眾」這句古語，意思是高明的決策者應該有自己的主見，不必和所有的人都商議，只有這樣才能幹成大事。從表面上看，「不謀於眾」與「謀於眾」意思相反，與群眾路線相悖，但其實質是一致的，「不謀與眾」是決策者在「謀與眾」的過程中體現出來的當斷則斷的勇氣和魅力，是在決策過程中搶抓機遇的果敢與善斷，更是「謀於眾」智慧的充分體現。　　《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實施變法時非常有顧慮：「恐天下人議我。」商鞅說：「對於一般人，事情一開始的謀劃和他們談不攏，只有成功以後和他們共同享樂。講究崇高道德的人不附和於俗人，建立大功業的人不必和普通人商議。只要能使國家強盛，舊的章法便可換一換。」也就是「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這句話被後人演化為「成大事者不謀於眾」。商鞅得到了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但是滿朝文武都不大支持，有的甚至極力反對。為實施變法，商鞅把反對變法的太子駟（後來的秦惠文王）得罪了，把太師甘龍（太子駟的岳父）殺掉了，對太傅公子虔（太子駟的老師）施以酷刑（一說割掉了鼻子，一說砍掉了右足），這些也都為其悲壯的命運埋下了伏筆。但是，變法最終取得了勝利，並使秦國從此強盛起來，史稱「改變了秦國的命運，影響了中國歷史的進程」。　　總而言之，只有「謀於眾」，並且儘可能多地「謀於眾」，方能詳察民情，端正人事，順應民意，減少失誤，政令暢通，上下同欲。對於領導者來說，「謀於眾」是一種虛懷若谷的胸襟，是一種海納百川的雅量，更是一種成事興業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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