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富先懶」，勞動的成就感去哪了？

勞動者之所以得到尊重，在於勞動本身具有「超越性」

　　什麼是「未富先懶」?

　　國內關於「未富先老」的討論已有許多積累，對「未富先懶」的討論才剛剛開始。追根溯源，「未富先懶」這個概念脫胎於三浦展寫的暢銷書《下流社會》。

　　作者敏銳地看到，在少數IT精英和商界名流醉心於高檔時髦的都市生活的同時，類似於喜歡在便利店裡閱讀廉價周刊的「散漫一族」這樣的低收入人群正在不斷壯大。「下流社會」就指當代消費文化背景下，底層人群放棄了為更高水平的生活而奮鬥的意向，「自甘下流」，以過一種安詳閑適的日子的現象。

　　顯然，對這種個人選擇並不存在社會幹預的必要，既沒有違反法律或道德，也沒有損害他人利益，相反，不妨視為堪稱明智的自主安排：面對過於激烈的社會競爭，個人有權選擇不參與，退守內心的一份寧靜。只是從整體經濟活力角度考慮，社會才需要反思如何保持個人經濟積極性。論及中國「未富先懶」時，同樣需要秉持這樣的基本立場，「懶」在這裡只是一種表達上的方便，不具有任何「道德譴責」的涵義。

　　有些國家在「下流社會」成為現實之前，已經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市民整體經濟狀況、生活質量和保障水平也已達到相當高度，所以屬於「富而後懶」。但在中國，無論國家還是個人都尚未達到富裕程度，為獲得閑適生活而放棄物質追求的心態、價值觀和行為方式卻已經開始蔓延，因此被稱為「未富先懶」。

　　哪些人會「未富先懶」?

　　當下中國的「未富先懶」現象在整個社會層面上都有表現。城市戶籍居民中，無論年輕人自己還是其父母，都求安穩、安逸，而怕動蕩，工資高些最好，但不會為了多些錢，就冒風險、挑重擔，這幾乎已經成為一種擇業風氣。「未富先懶」更顯眼地表現在「二代農民工」身上。相對父輩，他們對打工掙錢的興趣明顯下降，而對城市生活的嚮往之心更加強烈。某種程度上，進城不再是財務壓迫的結果，而是生活本身的要求。所以，面對企業開出的各種「優厚」條件，他們更關心工作中的「人性狀況」：職業本身有沒有意思，社會評價如何，是否有助於「開眼界」，休息天有沒有保障，等等。

　　年輕人之所以「未富先懶」，首先是因為有了可以「偷懶」的家庭條件。城市裡的年輕人如果父母買了多套房子，且結成了門當戶對的婚姻，則未來靠出租房屋為生不成問題，「不勞而獲」成為現實，謀生動力自然下降。「二代農民工」雖然相對條件差一些，但較之「一代農民工」不知道改善了多少，他們中的大多數不再需要寄大筆錢回家，老人看病、小孩上學、房子修繕都等著這筆錢的狀況即便沒有完全絕跡，至少不那麼迫切了。自己收入自己用，已經成為許多打工者的消費模式。外在壓力減輕後，個人選擇的餘地大了，利弊權衡之下，「自甘下流」才有了現實空間。

　　而中國發展30多年，本身就是一個成功門檻不斷提高的過程。從最初做個體戶就可以發財，到後來承包企業、做股票、投資房產，到現在創業成功上市，個人由此獲得的財富從「萬元戶」到「楊百萬」，現在飆漲到如馬雲、王健林身家成百上千億元。與此同時，成功的門檻也越來越高，王思聰們的起點是普通人永遠不可能企及的，人生尚未起跑，終點基本可以期待，除了少數天資聰穎、不落俗套的年輕人之外，絕大多數人選擇不參加比賽也沒有什麼不可理解的，畢竟跳高的橫杆已經升到那麼高，自己又不像一個跳得過去的人，選擇從橫杆下開溜，似乎比摔個鼻青臉腫卻連橫杆沒有碰上的好。「未富先懶」由此蔚然成風。

　　「未富先懶」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在毫無創造性因而枯燥乏味的勞動中，勞動者體會不到任何成就感

　　自古以來，勞動就不但是謀生手段，也是生活本身，在勞動中收穫「超越性體驗」的最好例子是中國莊子的「庖丁解牛」，「工作勤勞和生活簡樸」不只是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筆下的「新教倫理」之核心價值觀，也是千百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價值觀。建國之後，與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相呼應，勞動成為光榮的代名詞。在過去職業底層工作的勞動者，不論掏糞的，還是扛貨的，無論巡迴在織布車間的，還是站立在三尺店堂的，都可以成為勞動模範，接受萬眾敬仰，甚至成為「領導幹部」。勞動的地位不僅在於勞動的物質產出，更在於勞動的精神內涵，勞動者之所以得到尊重，在於勞動本身具有「超越性」。

　　今天重提這些情形，既不是主張拆除流水線，以方便工人「大幹快上」，更不是給老闆以借口，可以剋扣工人額外工作的報酬。而是說，真要維持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提高個人對社會而言有產出的勞動積極性，我們就必須重新認識勞動和勞動觀念本身。當不知道怎麼富裕起來的寶馬車主在亂扔垃圾之後，辱罵對他提出勸告的環衛工;當家長普遍將當普通工人作為恐嚇孩子不好好學習可能遭遇的「悲慘人生」之參照物;當電視相親對普通工人避之不及，而「農民工專場」則引致收視率暴跌;當工會評選勞模都有意選擇「高尚職業」和「財富成功者」，以反映新時代勞模「高大上」的時候，再來批評「未富先懶」，只能讓人覺得從未有過的矯情和虛偽!對於無法讓人感受體面、尊重和崇高，只有屈辱、痛苦和卑微的勞動，個人只要有條件和機會，就逃之夭夭，不是十分正常的嗎?

　　過於繁瑣的管理導致勞動者的客體化，在毫無創造性因而枯燥乏味的勞動中，勞動者體會不到任何成就感。在近年來逐漸引起全社會關注的工人詩歌中，對勞動的意義喪失和勞動者的主體性喪失有著最深切的描述和表達。富士康流水線操作工「13連跳」，不是心理危機，而是意義危機：勞動者先在勞動中失去了存在感，才會放棄肉體在物理空間上的存在。勞動如此墮落，要勞動者在勞動中獲得自我維持的動力，談何容易!

　　勞動的墮落因為勞動階層的社會地位「自由落體般地下墜」。改制時期有國企領導說過一句響亮的話：「工人是工廠的主人，主人怎麼可以下崗?」在理論上，這個觀點完全正確，但現實是大批工人被驅趕下來。那個時期經濟學家最牛氣的論斷是「中國經濟發展必須犧牲一代人，說穿了，也就是犧牲3000萬國企工人!」

　　更能反映勞動地位下降的是農民工這個特殊的勞動者群體及其社會地位。作為中國「工業化快，城市化慢」兩相脫節的極端表現，「農民工」的稱號明確說明他們職業是工人，身份是農民。一方面城市需要農民工從事最臟最累最危險的勞動，另一方面城市吝嗇於給予他們市民的權益。一方面城市強制要求農民工繳納社會保險，另一方面又給他們兌現社會保險設置重重障礙。一方面農民工不進城就會出現民工荒，另一方面農民工在城市不管有沒有正式就業，都會受到排斥和驅趕，所謂「積分制」在某種意義上說，只不過是讓排斥披上「科學和制度」的外衣。在「打工被欠薪，要薪遭毆打，起訴被拒絕，上訪遭拘留」屢見報道的背景下，「勞動光榮、勞工神聖」之類的光環是何等的虛幻?

　　「未富先懶」根本上不是個人現象，而是社會現象。只要大的格局不出現變化，個人對勞動的厭棄將始終難以消除，「未富先懶」不斷加劇的趨勢將難以扭轉。既然任何一個社會都離不開勞動，那麼總有一天，勞動者的稀缺將迫使社會重新認識勞動，不僅在觀念上，更在利益和地位上，尊重勞動，維護勞動。人們有理由期待，這一天將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加速和勞動人口數量下降而日益迫近。

　　(作者：顧俊 上海大學社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