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中國的「選賢任能」模式具有強大生命力

【文/張維為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本文原載於《北京日報》。】

五年前，我曾在《紐約時報》上發表過一篇評論文章，談中國的選賢任能模式是如何超越西方模式的。

西式民主是保底的「下下策」

我的文章里有這樣的話：

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都在經歷最高領導人的換屆，這種巧合被西方媒體描述為一個不透明的共產黨國家與一個透明的大眾民主國家的鮮明對比。這種對比是非常膚淺的，它實際上涉及的是兩種政治模式之間的競爭：一種是更強調選賢任能的模式，另一種則是迷信選票的模式。相比之下，中國選賢任能的模式可能勝出。

在中國，領導人要麼擔任過省級領導職務，要麼具有其他相應的工作歷練。治理中國一個省的工作，對主政者才幹和能力的要求非常之高，因為中國一個省的平均規模幾乎是歐洲四五個國家加起來的規模。很難想像在中國這種選賢任能的制度下，像美國和日本過去一些年裡的平庸領導人能夠進入國家最高領導層。

亞伯拉罕·林肯的理想是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在現實中這一理想並非輕易可及。美國的民主制度距林肯的理想還相當遙遠，否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就不會批評美國的制度是「1％有、1％治、1％享」。

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改革的實驗室。中國這種「選拔+選舉」的模式完全可以和美國的選舉民主模式進行競爭。溫斯頓·丘吉爾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壞的制度，但其他已嘗試的制度更壞。」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情況可能如此。許多中國人將丘吉爾的這句名言意譯為「最不壞的制度」，也就是中國偉大戰略家孫子所說的「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證不合適的領導人出局。然而，在中國選賢任能的政治傳統中，政府應該永遠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標，力求選拔出儘可能卓越的領導人。這當然很難做到，但這種努力不會停止。中國通過政治制度上的創新，已經產生了一種制度安排，它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上上策」（選出久經考驗的領導人）與保底的「下下策」（保證應該離開領導崗位的人離開）的結合，這是超越西方那種只有「下下策」的制度安排的。

西方政治缺乏「選賢任能」的制度安排

五年過去了，我的這些話依然有效，因為它準確概述了中西方政治制度的差異。令人感嘆萬千的是：五年時間飛逝而過，中國的選賢任能模式產生的一流領導人及其團隊推動了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的迅速崛起，而西方選舉政治模式產生的平庸領導人導致西方世界更快地衰落。

從中國人的視角看，西方社會今天極其缺乏具備戰略眼光和執行力的領導人，原因就是西方政治制度中缺乏「選賢任能」的制度安排。在許多西方國家裡，多黨民主制度早已演變成一種「遊戲民主」，即把民主等同於競選，把競選等同於政治營銷，把政治營銷等同於拼金錢、拼資源、拼公關、拼謀略、拼形象、拼演藝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諾無需兌現，只要有助於打勝選戰就行。這種沒有「選賢任能」理念的「遊戲民主」所產生的領導人能說會道者居多，能幹者極少。

此外，西方國家普遍陷入財政危機，一個主要原因是平庸的政客只會競相討好選民，開出各種各樣的福利支票，結果耗盡了國庫，最終惡果還是要老百姓來買單。

中國較好地結合了「選拔」和「選舉」

中國選賢任能模式與此形成了鮮明對照。1978年，鄧小平提出中國必須確保各項改革開放政策的連續性，確保國家全面現代化目標的如期實現，確保國家的長治久安。他強調需要通過選賢任能，從組織上保證這些戰略目標的實現。他在1992年視察南方時強調：「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經濟能不能快一點發展起來，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

經過數十年的實踐，中國在政治改革的探索中已經把「選拔」和「選舉」較好地結合起來。在過去一段時間裡，我們形成了能夠致力於民族長遠和整體利益的領導團隊和梯隊。這套制度建設意味著，大部分領導幹部的晉陞都經過大量的基層鍛煉，經過不同崗位的工作實踐，經過包括初步考察、徵求意見、民調、評估、投票、公示等一系列程序，最後才能擔任關鍵職務。雖然這種制度設計還有不足之處，還在繼續完善之中，但就現在這個水平也足以和西方選舉政治模式競爭。過去數十年中國的迅速崛起和西方的持續衰落就證明了這一點。

從思想傳承來看，這種「事業成敗，關鍵在人」的思想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源遠流長。「治國之道，務在舉賢」（《諸葛亮文集·便宜十六策·舉措》）、「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難致治」（《貞觀政要》）表達的都是這個思想。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中國政治文化中的一種深層次的心理結構，從百姓到幹部在文化心理上都認同「治國必須靠人才」。像西方那樣，能說會道就可以競選當總統，與中國政治文化深層次的心理結構格格不入。

從制度傳承來看，中國選賢任能的制度源於持續了上千年的科舉選拔制度，也融入了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一些做法，如民調和選舉等。這種集古今優勢和中外長處為一體的制度安排無疑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一大制度保證。

中國可為解決「柏拉圖之問」提供經驗與智慧

兩千多年前，古希臘哲人柏拉圖就選舉政治提出過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他說，如果你患了病，你是到廣場上召集民眾為你治病呢，還是去找醫術精湛的大夫呢？你一定會去找醫術精湛的大夫，那麼治理一個國家，其責任和難度百倍於治療一種疾病，你該找誰呢？柏拉圖提出的問題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很多國家就是因為一人一票選出了惡人而走向了災難。

最典型的例子當屬德國的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當時的魏瑪共和國是良好憲政設計的產物：選舉公正，輿論自由，憲政民主。但納粹黨利用人們的各種不滿，採用民粹主義的手段，在1932年的選舉中獲得37%的選票，而在1933年更是獲得了44%的選票，比另外三個政黨的票數之和還多，成為德國議會的第一大黨。以理性著稱的德國人卻選出了仇恨人類的希特勒執政，最終不僅給德國帶來了滅頂之災，也差一點毀掉了整個西方文明。如果柏拉圖活到1933年的話，他一定會說，我早就預料到了這一切。同樣，如果他活到今天，看到西方世界各種「黑天鵝」現象頻發的狀況，估計他也會說，我早就預料到了這一切。

西方自由派曾創造出一種「制度萬能論」的話語：只要制度好，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選個傻瓜治國也沒有關係。但隨著全球化和國際競爭的加劇，隨著中國和中國模式的迅速崛起，這種「制度萬能論」不攻自破，連「歷史終結論」的作者福山先生也不會接受了。更何況，不同的制度各有優勢，西式民主絕非最好的制度，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自有其優越性。

中國人經過百折不撓的探索終於走出了自己的成功之路，我們今天可以為許多國家提供治國理政的經驗和智慧，這是值得我們自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