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詩歌危機芻議

牛耕

　　1998年7月，我曾寫過一篇題為《談文學的功能與危機》的文章，對當代文學的危機做了粗淺分析，並得出如下結論：當代文學的危機，首先不是表現在它的讀者銳減缺乏轟動上，不是表現在它的外部環境和形態上，而是表現在它的內部，表現在文學審美力量的增生上；或者說，集中於作家內部世界的建設上。今天，距離寫作那篇文章12年過去了，當代文學無論在其內部（如小說中出現了《暗示》這樣的實驗性極強的文本，也出現了《你在高原》這樣的450萬字的鴻篇巨製、時代大書；詩歌中出現了知識分子詩人和民間詩人的「盤峰論爭」，也出現了「70後」詩人的集中出場和「中間代」詩人的整體命名）還是在其外部（如網路文學的出現和火熱，「梨花體」的盛行，「羊羔體」的熱議，韓寒對現代詩和現代詩人的詆毀和道歉，等等），都經歷了很大的起伏和跌宕，但我對該文的結論仍然大致認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之所以想再談一談當代詩歌的危機，還主要針對詩歌的特殊性。其一，那種一再聲稱「詩歌死了」的尖厲聲音，更多地作為背景音和警示音而存在，從存在論的向度上詩歌沒有危機——詩歌作為種族記憶的容器或載體，一直是人類古老生存意志的組成之一，是生存意志在文化上的密碼排列或基因遺傳。它以民間傳統（詩經、樂府……）和詩人傳統（屈原、李白、杜甫……）兩種形式，平行又交融地形成了浩蕩的自身之河，用以沉澱和凈化人類豐富而繁多的情感，承載和展示人類對於世界和生命的發現，建構和衛護人類對於生活的夢想……詩歌在人類學意義上的目標，正如詩人臧棣所言，是「幫助我們改造自我，同時擴展一種指涉生存的詩意空間。」如果「詩歌死了」，即意味著人類生存的「詩意空間」的萎縮和拆除——一種非詩意的純物化的存在，對人類而言確實意味著「死亡」，心理和文化意義上的雙重「死亡」。但那又怎麼可能呢？！除非人類放棄其成為「人」的特有標誌和生存意志。　　其二，於存在論向度之外，我們普遍談論的都是現象學意義上的詩歌危機。比如，為什麼大眾遠離了詩歌？邊緣化是詩歌的必然命運嗎？當代詩人是否有足夠的水平和能力去容納和呈現複雜的現實經驗？對時代而言當代詩歌需要承擔什麼？它承擔得是否到位或足夠充分？……如此等等。這些針對詩歌危機的發問，往往都和具體的時代語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拋開具體的時代語境，這些發問極易變質為空洞的論辯和乏味的說教。但有一點需要特別說明：在任何時代，詩歌的好壞都與讀者的數量無關。詩歌本質上是一種「知音」文化，而非讀者文化，亦如詩人臧棣所言「詩為神秘的友誼而寫作」，或「詩歌是為優秀的心靈而存在。」即使在詩歌異常繁盛、蔚為壯觀的唐代，翻一翻《全唐詩》就可以知道：百分之六七十的唐代詩歌，都是友朋之間的唱和詩、酬答詩、離聚詩、宴席詩，詩人們在寫出《贈汪倫》、《贈衛八處士》、《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這樣的詩篇時，根本不會也無須設置一個數量龐大、趣味複雜的讀者群——考慮讀者的寫作是現代產物，是為了市場效益和個人名聲而做出的無謂犧牲和必要妥協。自古至今，一個長遠延伸的牢不可破的詩歌傳統或詩歌常識是：真正優秀的詩人，從來就只為人性的尊嚴、存在的秘密、友誼的深摯和詩歌的驕傲而寫作，不為浮泛的大眾或模糊的讀者而寫作，雖然詩歌的讀者或讀者文化是一種客觀的存在和不爭的事實。　　據此觀照當代詩歌，可以得到一個有趣的悖論：對應於具有轟動效應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詩歌興盛，以及由網路開闢出來的二十一世紀前十年的詩歌繁榮，門可羅雀、寂然無聲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詩歌，在我看來取得了當代詩歌的突出成就——在這個十年里，詩人們耐受並抵禦住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集體和權力社會到個體和消費社會轉型的巨大震蕩和激烈傾軋，持續深入到詩歌的內部去工作，終致化蛹成蝶，獲得並拓出了多方面的成績與進展：多多、王小妮等朦朧詩人，于堅、周倫佑等第三代詩人，牛漢、昌耀等獨立詩人老樹發新花，詩藝提升和人格完善相得益彰；以張曙光、孫文波等詩人為代表的敘事詩成為切入當下和反撥現實的有力武器；以西川、臧棣等詩人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寫作和以伊沙、侯馬等詩人為代表的口語詩寫作進一步成熟，並推出了一批具有相當分量的作品；以歐陽江河的《傍晚穿過廣場》、《咖啡館》等為代表的具有智性和分析性的詩作，開始取代傳統抒情詩和意象詩，並以此對現代性生存做出深度質疑和強力回應；以藍藍、楊鍵、陳先發、俞心焦、沈葦、朱朱、啞石、孫磊等詩人為代表的一批具有精神向度追求的詩人開始嶄露頭角……不妨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詩歌，既超越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詩歌的運動性質和缺乏深度，又規避了二十一世紀前十年詩歌的眾聲喧嘩和垃圾成堆，事實上在整個當代詩歌的演進過程中，有著不可替代的承上啟下的獨異光彩和突出作用。但在喜愛新聞和熱衷喜劇的大眾那裡，它們就是「失敗」的代名詞，「偽劣」的同義語，根本無法與汪國真和席慕容的成就相提並論。但這一切與真正的詩歌又有何關聯？！在我看來，作為小眾的以回到自我為旨歸的當代詩歌，所取得的另外一個顯著成就，就在於它同讀者和市場相互關係塑造上的成熟和自持——在意識上自覺孤立於讀者和市場，在交流上主動疏離於讀者和市場，在影響上自行脫敏於讀者和市場。就此而言，沒有大眾意義的詩歌，只有優質心靈意義的詩歌，大眾所關切和熱愛的詩歌與優秀詩人寫下的詩歌是互不相干的兩個世界、兩碼事情！　　當然，大眾對當代詩歌的疏遠和不滿，我覺得從詩歌的形象運作及其內部成因而言，還存在一淺一深兩個主要因素。從淺處說，就是詩人的公眾形象缺損問題——由梨花體、羊羔體、裸誦等一系列詩歌事件集合起來呈示給公眾的，儘是些負面的低級的缺乏底線感和正面性的詩人形象。對於深具專家崇拜情結和道德評判激情的大眾而言，這足以讓他們從此遺棄並遠離詩歌，同時造成當代詩歌與公眾之間關係的持續對立和高度緊張。在我看來，這一方面緣於大眾視野的窄狹，既不能耐心讀到真正一流詩人的詩作，並從中仔細辨別和認真確立詩人形象，也不能敏銳洞察並深入關注那些真正優秀的潛質股——在既有機制的盲區發出自己獨特聲音但名聲並不彰顯的詩人，他們正在做著的也許是更有力度更有意義的事情，無論是在詩歌文本上，還是在文學生態上，亦或在文化實踐上。另一方面緣於當代媒體的勢利，既不能把詩歌當做一項精深而細緻的藝術勞動來看待，從而對詩人的工作給予相應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又不能失去其「熱點」和「焦點」——一個沒有熱點可賣沒有事件聚焦的當代媒體無異於作繭自縛和快速自殺。因此，把詩壇一些局部的二流甚或三流詩人的個別「事件」，予以打造、包裝且連篇累牘地予以展示、叫賣，並以此上升成對於詩壇的整體指涉和全景描繪，成為很多媒體的本能反應和不二選擇。以至於通過媒體展露在公眾一端的詩人形象總是變形的有缺陷的失去光彩的，對深掩於其中的遮蔽和替換則既無人過問又無人負責。　　　從深處說，就是當代詩歌為大眾設置的閱讀障礙問題——當代詩歌就像一個蹺蹺板，兩端分別蹲坐著「直白無味」的「俗人」和「晦澀難懂」的「怪獸」，兩者都因大眾的乏味感和鈍解力而遭到拒絕和迴避。事實上，在大眾的發難和斥責中，還先天地自然而然地隱含或預設了這樣一個前提、標準或參照：中國古典詩歌。他們的潛台詞是：與古典詩歌的優美意境和充沛詩意比較起來，當代詩歌要麼是「缺乏詩意」的（如大部分口語詩作），要麼是「晦澀難懂」的（如大部分知識分子詩作），因此實際上都不值得或都不吸引人們的注意和閱讀。對此，我的理解是：當代詩歌作為「五四」以來新詩傳統的延續和開拓，是新詩傳統的承繼者和衛護者，對當代詩歌的非議和責難要從其源頭——新詩的生成上——找到回應和辯護的理由。　　首先，我將嘗試著對「缺乏詩意」的非議，找出也許是以偏概全的回應理由：眾所周知，新詩是與中國古典詩歌斷裂而成的產物。這不僅是指在具體詩寫中以白話文代替了文言文，以自由體代替了格律體，更為重要的是它還推出並生成了一種平民意識或平民精神，用以克服或超越古典書寫中的貴族趣味或貴族精神——那樣一種特定階層特定規限的書寫，是對平民權利的剝奪和日常語言的暴政，因此必須將寫作權歸還給普通大眾，將語言域擴展至生活白話。在此過程中，詩人們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對傳統意義上的「詩意」的清除或放逐——將一種相對靜態的刻意營造的以心靈體驗為主體的審美建構，替換為一種相對動態的隨機呈現的以生存認知為主體的寫作習練，以此介入和回應急遽變化並動蕩不寧的社會現實，以期取得「我手寫我口」（黃遵憲語）的觀念落地和語境生成。照此邏輯，當今天的公眾普遍反映和激烈聲討當代詩歌「缺乏詩意」時，是否從反面證實並恰切寓示著新詩的平民意識和書寫實踐在當代取得了實實在在的進步和不容置疑的成果？！　　其次，讓我儘力地為「晦澀難懂」的責難，做出也許是大而不當的辯護髮言：同樣眾所周知，新詩的誕生和成長伴隨著一個急流勇進的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一個五千年文明古國的現代化。新詩為自己創造的奇特命運和深刻悖論就在於：一方面，它既服務和適應於國家與民族的「現代化」——一種以工業化的技術持存和商業化的物質消費為特徵的組織方式、生存樣式和文明類型。如通過引進和推行翻譯體西方詩歌，對語言素材擇取上進一步的自由和包容，措辭系統相對於古典詩歌進一步的降落和鬆弛，言說主題和寫作內容進一步的開放和明晰，等等，都為自身進入到平民社會和現代生活做了語法規則、交往程式、生存理念和美學觀念上的多重鋪墊和有效支撐。因而它並不是「現代化」之外的「天外來客」或神秘產物，而是與「現代化」有著內在邏輯的續接和現實進程的呼應。另一方面，它更遊離和背反於這個宏大的「現代化」主題——一個以效率和明晰為核心的現代生活圖景，總是伴隨著強烈的扭曲和變形：對於自然的深度征服和馭控，帶來了自然的均質化和祛魅化；對於人自身慾望的深入開掘和釋放，帶來了一個人為物役的沒有靈魂生活的精神荒原……現代性話語君臨和挾裹之處，萬物被迫敞開和拉平，同時催生著「存在的被遺忘」——在機聲隆隆和市聲嚷嚷里，自然悄悄地隱而不顯，存在深深地匿而不張。因此，現代詩人和當代詩人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寫作，必然會作為一種抵制和反訴的力量，對現代性話語中的科技理性神話、工具理性霸權和人文理性變異，予以粉碎、消解和超越——效率並非生命的根本需求，明晰也不是生命的內在依據。在我看來，新詩和當代詩歌歷史上，以「晦澀難懂」的語言和文風，所湧現的形形色色的神性（巫性）寫作、自白寫作、烏托邦寫作、象徵主義、非非主義、超現實主義……其基本動力和根本意旨，就在於抗議和反擊現代性話語的暴政，療救這些話語侵蝕下的生命損傷，讓其顯靈、歸真；恢復這些話語擠壓下的自然畸變，為其附魅、招魂；捍衛想像力對存在的觸撫、提取和呈現，以及想像力在生命境界提升和生活意義豐滿上所起的積極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詩的語境里，「晦澀難懂」也許並非完全是一種風格意義上的說辭，而是立於「久在樊籠里」的此岸，對於生命神聖和自然神秘（反之亦然：生命神秘和自然神聖）所發出的「欲辨已忘言」式的彼岸眺望和交感訴說，因而有其本體論的淵源和依據。　　之所以對當代詩歌從大眾角度發出的「缺乏詩意」和「晦澀難懂」的問難，做出力所不逮的辨析和清理，旨在讓當代詩人進一步明確自身處境和寫作使命：在現代化浪潮的深重翻卷和劇烈裹挾之中，還存有多少獨守的空間和越度的可能？！——一方面，詩人們享受著現代文明所提供的舒適和便捷（這是他們隨身攜帶的「軟弱」和隨時懺悔的「原罪」？）；另一方面，詩人們又必須對這個「舒適和便捷」後面的一整套價值觀念、知識譜系和人性境況，予以高度警惕、深刻洞察和深入反思，並在此基礎上進行自己的有效書寫，致力於將生命和詩歌從現代性話語體系的桎梏里掙脫和解放出來。當代詩人所承受的巨大壓力和內在焦慮就在於：當他們這樣做時，往往就把自己推到了自身文明的對立面——一個「異端」的位置上，這和古典詩人們的處境形成了鮮明對照和迥然差異——古典詩人是自身文明的維護者、體現者和提升者，他們對自身文明的缺陷和炎症，只會做局部的診療和微觀的救治，絕不會也不可能有整體意義上對於文明形態的深入反思和艱難抉擇——人類文明的演進，從沒有像今天的「現代化」這樣，內含著如此多的歧義和矛盾、複雜和含混，在理論和現實的諸多維度上都布滿了盲區和迷途、荊棘和陷坑，滿載著多種預期又引爆出無數難題，積蓄著多種可能又充斥了多重危險。與前輩詩人比較起來，當代詩人的工作其實更具嚴峻性和挑戰性——他們必須站在現代化悖論的巨大黑箱和凜冽風口上，深入持久地推進自己的觀察、思考和寫作。在此過程中，和現代化的龐然大物比較起來，「弱小」既是當代詩歌的屬性和宿命，也是它的可貴之處和價值所在——沒有這相對「弱小」的一極存在，就不可能與那種極具擴張性的話語體系（史鐵生說,人是宇宙的局部，局部的無限擴張即癌變）形成砥礪並找到平衡，不可能在物質生活的暖房裡覓到並散發神性和博愛的光輝，不可能有一個無限趨向於善和美的澄明之境的指示和牽引，不可能讓人們在熙攘熱鬧的生命旅途中找到真正的自尊、溫暖、感動、依靠、仰望……　　基於現代化進程的全面、迅疾和猛烈，當代詩歌作為新詩傳統的繼承、延展和拓新，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既無法（也許是無願）跨越新詩與古典詩歌的巨大鴻溝和內在分野，又無力（也許是無意）彌合新詩與現代化命題的緊張對峙和尖銳衝突。「缺乏詩意」和「晦澀難懂」將是公眾拋給當代詩人的無法摘掉的單色禮帽和長期符咒。承受公眾對於詩歌的冷漠和敵意，並在此冷漠和敵意下深入內心與時代寫作，是當代詩人不能迴避並且必須直面的一個基本現實——在一個空蕩無人的劇場里，演出和喝彩均歸於自己。事實上，一個真正優秀詩人的孤寂是無法逃避和選擇的，那既是他的根本處境，又是他必須操持和習練的日課。唯有如此，當代詩人才能在最勤勉的勞動和最平凡的堅守中，形成與自我的耐心辯論和深入對話，並將其引入越度之階和無限之途；唯有如此，寫作過程才能從「口舌之學」上升成「心身之學」，才能在最樸素的層次上不斷抵消那些交際性氛圍的吞噬和和消費性力量的蠶食，使修辭不至於淪為浮華的詞藻和虛榮的噱頭；唯有如此，當代詩人才能在無數黑夜的漂流和引渡中實現靈魂成長和精神傳燈，取得與偉大時代相稱的燦爛創造和輝煌成就；唯有如此，詩人們也才能頂得起「自然之子」和「文明之子」的桂冠，並在漫長的修持和自勵中，逐漸得到文明在更高層級上的接納和認可。主說：你們有福了！　　回到詩歌危機的話題，從現象學和生態學的角度，對二十一世紀前十年的當代詩歌做一下概覽，也許能夠找出分屬於三個不同層面的「危機」：首先，商業原則正在滲透並操縱詩的運作，金錢作為「看得見的手」，正在不遺餘力地推動著「詩歌搭台，經濟唱戲」，推動著一系列詩會、研討會、評獎活動、新人推介的熱鬧和繁榮，而其背後則是作為藝術的詩歌被處理為新聞事件，甚或被簡化成大眾娛樂行為。真正的詩歌，正如海德格爾對自然和真理的揭示一樣，總是躲避熱鬧而明亮的敞開和展示，並在那些熱鬧而明亮的地方自動退隱、自行回歸。其次，正如詩人長征所言：「在目前的寫作中有一種傾向：題材再次佔有絕對的優勢——而對詩歌本質來說卻成了劣勢，道德詩、階層詩、地域詩正在劃分新的勢力範圍。」普泛流行的詩歌寫作，正用外在於詩歌的身份提示（農民、工人、打工者……）、道德包裝（底層關懷、當下關注、時代關照……）和儀軌訓導（慶典、紀念、集會……），以內容決定論、題材優先論的姿態粉墨登場、大行其道，預設並構築起相應的道德優越感和話語優先權，以此替換和擠兌當代詩歌的思想深度和藝術成色，使當代詩歌淪為某種特定身份或儀式的奴僕或人質。最後，也許最為重要的是：在迅速富裕的當下中國，一個趨於小康甚或中產的龐大詩人群體，正闊步走上詩的舞台——《中產階級詩選》已經登堂入室，「新紅顏寫作」正在雕欄玉砌的庭院里幽咽和沉吟……與此緊密影隨的，是生活的同質化和優渥感所帶來的感覺趨同和思想麻醉，正在讓這個群體陷入類型化桎梏和強迫式自戀的泥淖里不能自拔。他們想像力拉平和理解力退化的集群寫作，和泛濫的口水詩寫作一道，正在成為當代詩歌的兩處污染景觀，兩大生態災難。評論家張清華嘗言：可以有中產階級的生活，但不可以有中產階級的趣味。問題是：生活和趣味能截然二分嗎？中產階級的生活，意味著一整套嚴密而自治的塑形規則，趣味只能屈從於其塑形規則，或者說趣味是其塑形規則的產物。由於中產階級生活有效摘除和自動屏蔽了所有感官上的痛感，詩人們很難獲得「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直接震擊和緣此而來的心靈救贖，相應的文字便總是缺乏可靠的生理支撐和充分的人道馳援，詩的品質和境界便在此前後維谷里進退或徘徊。步入富裕和中產的詩人們，對此應有足夠的警醒和自覺的糾正。　　當代詩歌不同層面的「危機」，說到底是「人」自身的危機，是作為個體的人，在人類「征服自然和控制自然」的宏大主題下，在磅礴而泥濘的現代化征途上的掙扎、逃避、失重、膨脹、毀棄、異變、碎裂、重塑……在此過程中，詩歌作為一個元存在，必然充分製造其張力，釋放其活力。它將以詩歌意志的形式，對迅速崛起並匆忙奔赴現代化之途的當代中國的種種生存詰難和諸多價值裂變，予以呈現、回應和反撥，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李鴻章語）里，泥沙俱下般留下其心理反應、心靈記錄和精神影像，並在千淘萬漉的汰洗中，取得與此「變局」相稱的靈魂景深和文字標高。　　（說明：部分觀點和文字引用、修改自拙作《對當代詩若干問題的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