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社會的文化權力運作

——博德里亞後現代消費社會理論研究王岳川　　在後現代消費社會中，人的心理和行為方式有了顯著的變化。如何對這種心理和行為變異進行社會學的深層分析，揭露這個高速發展社會下殘存的機制和精神生態困境問題，進而解構舊的體制和認識論價值論模式，沿著現代性批判理論的道路對西方社會出現的新變化進行分析，理清消費社會中的客體、符號以及符碼的多層複雜關係，呈現後現代社會的消費主義本質，成為當代世界學界重量級思想家為之努力的方向。為了完成對後現代社會的總體性分析，法國著名文化理論家讓—博德里亞（Jean-Baudrillard)藉助諸多新術語，諸如：「仿像」、「內爆」、「超真實」、「消費」「致命」等，進行新一輪的後現代社會學美學批判。博德里亞在西美爾、馬克斯·韋伯之後，直面當今社會的各種問題而大量寫作，出版多部論列廣泛、頗有影響的著作，主要有《生產之鏡》、《仿像與模擬》、《冷酷的回憶》、《完美的罪行》[i]等。其中《消費社會》等引起觸及到當代社會的靈魂——消費問題而成為影響深遠的著作，系統地提出了當代世界若干前沿學術問題，這些具有宏闊視野和深遠歷史感的話語，值得我們深加思考。一 現代性問題與「完美的罪行」　　對當代傳媒形態和全球化境況中生存層面的關注，使博德里亞更為關注當代人缺乏交流、閉鎖心靈和充滿誤解誤讀的現狀，這使其將思考的重點放在信息傳播和技術霸權問題的研究上，從而為當代信息播撒和心靈整合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可資重視的文化視點。　　在出版《消費社會》、《生產之鏡》、《擬像與模擬》、《冷酷的回憶》等著作並獲得巨大的聲譽後，在其新著《完美的罪行》中，博德里亞進一步將自己的研究領域拓寬，不僅研究現代性傳媒和技術問題，而且廣泛地探索後現代社會中的諸多問題。其中，對完美的罪行、逼真的技術、鏡中之物、冷漠和仇恨等當代存在狀況進入了深度分析。　　在他看來，「罪行」雖然從來不是完美的，但在「完美的罪行」中，完美本身就是罪行，如同在透明的惡中，透明本身就是惡一樣。「完美的罪行就是創造一個無缺陷的世界並不留痕迹地離開這個世界的罪行。但是在這方面我們沒有成功。我們仍然到處留下痕迹——病毒、筆誤、病菌和災難——像在人造世界中心人的簽名似的不完善的標記。」[ii]博德里亞在分析當今世界的典型事例中，澄清了一系列的誤區，諸如當代人容易將虛擬的事物看成現實實在，將心造的幻想當成現實，將超驗之思想看成必然的境況，將表面現象當成事情本身。尤其是通過罪行的分析，指明將罪行完美地遮掩使之具有合法性，從而達到消除對世界的激進幻想：「在我們不斷積累、增加、競相許願的現代性中，我們已忘掉的是：逃避給人以力量，能力產生於不在場。雖然我們不能再對抗不在場的象徵性控制，我們今天還是陷入了相反的幻覺之中，屏幕與影像激增的、幻想破滅的幻覺之中。」[iii]　　人類目前正處於一個新的類像時代，計算機信息處理、媒體和自動控制系統，以及按照類像符碼和模型而形成的社會組織，已經取代了生產的地位而成為社會的組織原則。後現代時期的商品價值已不再取決於商品本身是否能滿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換價值，而是取決於交換體系中作為文化功能的符碼。博德里亞聲稱：「這個世界的氣氛不再是神聖的。這不再是表象神聖的領域，而是絕對商品的領域，其實只是廣告性的。在我們符號世界的中心，有一個廣告惡神，一個惡作劇精靈。它合併了商品及其被攝製時候的滑稽動作。」[iv]後現代類像時代是一個由模型、符碼和控制論所支配的信息與符號時代。任何商品化消費（包括文化藝術），都成為消費者社會心理實現和標示其社會地位、文化品味、區別生活水準高下的文化符號。「長久以來，電視和大眾傳媒都走出了他們大眾傳媒的空間，從內部包圍「現實」的生活，……我們都相信自己的感受器，這就是因為生活過於相近、時間和距離萎陷而產生了強烈的霧視效果。……我們曾批評空想的、宗教的、思想的所有幻覺——當時是令人高興的幻覺破滅的黃金時代。現在只剩下一個：對批評本身的幻覺。進入批評射程的客體——性、夢、工作、歷史、權力——以它們自身的消失進行報復，反過來，產生出對真實事物的令人快慰的幻覺。由於不再有受害者可折磨，對批評的幻覺就自己苦惱了。比工業機器更糟，思想的齒輪處於技術性的停頓狀態。在其行程的盡頭，批評思想纏繞在自己身上。」[v]　　事實上，當代傳媒中的垃圾信息以各種高清晰的圖像呈現出來，人們在購買消費、工作選舉、填寫意見或參加社會活動中，受到傳媒不斷的鼓動和教唆，大眾由此而逐漸滋生一種對立厭惡情緒。於是，冷漠的大眾變成了憂鬱沉默的一群，社會也因缺乏反饋而消隱。不同階級、不同的意識形態、不同文化形式之間，以及媒體的符號製造術與真實本身之間的各種界限均已消失。鏡頭代替了任何批判理論模式，因為符號已不再指涉外在的真實世界，而僅僅指涉符號本身的真實性和產生符號體系本身的真實性。如此一來，「大眾傳媒的『表現』就導致一種普遍的虛擬，這種虛擬以其不間斷的升級使現實終止。這種虛擬的基本概念，就是高清晰度。影像的虛擬，還有時間的虛擬（實時），音樂的虛擬（高保真），性的虛擬（淫畫），思維的虛擬（人工智慧），語言的虛擬（數字語言），身體的虛擬（遺傳基因碼和染色體組）。……人工智慧不經意落入了一個太高的清晰度、一個對數據和運算的狂熱曲解之中，此現象僅僅證明是已實現的對思維的空想。」[vi]這一內在而真實的揭示，使人洞悉了當代技術至上主義的內在困境。　　更為嚴重的是，當代人過分依賴計算機，「在普及的介面中，思維自身將變成虛擬的實在，合成影像或文字處理自動輸入的等同物。……帶著虛擬的實在以其所有的後果，我們走到了技術的盡頭，站在作為非常表面的技術一邊。在盡頭的那一邊，不再有可逆性、痕迹、甚至對先前世界的懷念。」[vii]博德里亞對這種狀況甚為憂慮，並進而注意到：非群體性的個體「軟性」問題，諸如個人、身體、文化等，成為了當代理論關注的熱點。殊不知，對計算機的依賴最終表徵為對網路這一新傳媒形式的依賴，巨大的頁面瀏覽量已經正在使網路成為平面媒體之後的第四媒體，這種媒體巨大的盈利慾望造就設定了廣告＋電子商務（網上商店）的贏利模式，等著每一個打開網頁瀏覽的人。於是消費和誘導就成功地結合起來。　　現在世界盛行的是對理性本身的反動，而事實上理論家們又找不到取代理性之物，於是在思想的空場中，理性日益喪失其當代合法性。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也日益重視偶然原則、賭博原則、機遇原則，於是拋棄理性標準成為這個時代的思維慣性，並遭遇到若干嚴重的後果。「大眾傳媒的真相就是：它們的功能是對世界的特殊、唯一、只敘述事件的特性進行中性化，代之以一個配備了多種相互同質、互為意義並互相參照的傳媒的宇宙。在此範圍內，它們互相成為內容——而這便是消費社會的總體『信息』。」[viii]博德里亞已經看到後現代傳媒在加劇人們心靈的異化、在肢解社會心理和個體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嚴重威脅，並進而對傳媒在「文化工業」生產中消蝕意義的功能加以清算，這是頗具獨到眼光的。　　在一個技術崇拜的時代，複製成為這個世界的最大膽的謀劃。「支配這個世界的不再是上帝，是我們自己的感覺器官。……我們甚至不再提亞當的臍的問題：是整個人類必須裝上一個逼真的臍，只要我們身上不再有會把我們與真實世界連接起來的期待的任何痕迹。在一定的時間內，我們還是婦女所生，但不久，我們就和試管嬰兒這一代人一起返回到亞當的無臍的狀態：未來的人類將不再有臍。」[ix]應該說，博德里亞對當代問題的思考是有深度的。在我看來，衡量一位思想家的最好的尺度，就是看它在所謂的流行文化或者泡沫文化前的反思性深度，以及對歷史的深切了解所達到的文化批評悟性。只有庸俗的評論家，才會對一切新潮的東西低能地叫好，才會無原則地從事短期行為的平面性文化泡沫活動。對技術性問題帶來的負面效應，對當代新文化現象的剖析，使得博德里亞的分析上升到文化哲學高度。於是一種獨特的人文悲情躍然紙上：「我們既被吞食，又被吸收和完全排除。列維—斯特勞斯劃分了兩種文化：吸收、吞食和掠奪的文化——吃人肉的文化，及嘔吐、排出、驅逐的文化——吸人血的文化。現代文化。但是，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當代文化似乎在兩種文化之間，在最深入的結合：功能的結合、空間的結合、人的結合和最激進的排出，幾乎是生活必需的排斥之間實現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綜合。」[x]這種激憤的言辭在這部書中可以不斷看到，使《完美的罪行》成為當代人真實人生的獨特寫照，同時也是對現代性的合法性的新層面的質疑。　　起碼，博德里亞告訴我們，在現代性的境遇中，思想者的魅力不在於慫恿價值平面化，而是追問深度模式是怎樣消失的，而且質疑那些現代性的罪行怎樣被新的技術烏托邦修辭成為「完美」的。二 消費社會中的日常生活精神頹敗　　消費源於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可以不斷製造出來。當代人缺乏交流、閉鎖心靈和充滿誤解誤讀的現狀，使博德里亞將思考的焦點放在後現代信息傳播和消費社會中的人的價值存在研究上。一方面他關注電視傳播的正負面效應的研究，為當代信息播撒和心靈整合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可資重視的文化視點。另一方面，關注消費社會中身體與自我問題、身體與他者問題、肉體取代靈魂而靈魂在肉體中沉睡問題，這些諸多問題已然成為今日文化研究所關注的救贖與解放的問題。　　一般而言，當代消費社會具有幾個明顯特徵。　　其一，從消費社會根源而言，消費社會以最大限度攫取財富為目的，不斷為大眾製造新的慾望需要。在個人暴富的歷史場景中，每個人都感到幸福生活就是更多地購物和消費，消費本身成為幸福生活的現世寫照，成為人們互相攀比互相吹噓的話語平台。社會物質不再是匱乏的而是過剩的，思想不再是珍貴的而是老生常談的，節約不再是美德而是過時的陳詞，社會財富這塊大蛋糕等著人們瘋狂地分而割之，「據為己有」成為「豐盛社會」的個體原則。　　其二，消費意識的轉化，超前消費和一擲萬金成為時代精神的表徵。消費社會運作結構善於將人們漫無邊際的慾望投射到具體產品消費上去，使社會身份同消費品結合起來，消費構成一個慾望滿足的對象系統，成為獲得身份的商品符碼體系和符號信仰的過程。加上廣告的轟炸誘導，當代人不斷膨脹自己的慾望，紛紛拋棄了獨立思考的原則而加入到聽從廣告消費的物質饕餮大軍之中，更多地佔有更多地消費更多地享受成為消費社會中虛假的人生指南，甚至消費活動本身也成為人獲得自由的精神假象。從而喪失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他人、人與自我的豐滿關係，成為全面地商品拜物教的信徒。正是基於消費社會的特殊性，在《消費社會》中，博德里亞鮮明而清晰地剖析消費社會中人與社會生產、人與物質消費、人與大眾傳媒、人與精神存在的多重多維關係。強調將消費主義社會與工業資本主義社會加以比較，看到工業資本主義比消費主義少一些誘惑欺騙性。而消費社會卻承諾其無法給與的普遍的「幸福」和通過消費達到的「自由」。從而使「幸福自由」本身被消費化了。可以說，這部篇幅不大的書使博德里亞成為當今消費社會最為清醒的反思批判家，也使當代問題得以顯豁出來：　　首先，日常生活中的大眾交流問題。　　當今世界的物質性使得人們慢慢地變成了官能性物質性的人。人類生活在「物的時代」，因不斷張揚物質生活的合法性而貶低精神存在，而使人日益成為「物」。這就是博德里亞對當代人生活處境的總體判斷，這一判斷隱含了深刻的批判力量和未來憂患意識。　　全球化使得整個世界的運行速度加快並超速，速度本身成為人與團體成功的砝碼，於是大眾交流中獲得的不是現實，而是對現實產生的眩暈。這種眩暈不僅是日常生活的節奏加快所造成的，而且是主體在生活中不能真切地把握自身的存在，使日常生活成為生活的河床，並將這種意義加以碎片化造成的。「日常性提供了這樣一種奇怪的混合情形：由舒適和被動性所證明出來的快慰，與有可能成為命運犧牲品的『猶豫的快樂』攪到了一起。」[xi]面對種種日常社會現象的解釋，需要關注這種日常生活為人們了解生命的意義提供了怎樣的新視界，為觀察變動不居的世界提供了怎樣的新角度。因為日常生活與日常生活的批判是面對一種事物的不同闡釋結果。在這個後現代或者後物質時代，文化已經商品化，而商品又已經消費化。也就是說，文化只有成為商品進入市場，才能被「炒」作和被關注，而商品的價值已不再是商品本身是否能滿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換價值。日常生活的意義正在於其消費性和個體慾望滿足性。但是，博德里亞同時注意到事物的另一方面：日常經濟活動帶來了公共環境的破壞。噪音、空氣和水污染、自然的破壞和大型公共設施的建造，以及汽車的全球化後果，引起了巨大的技術上、心理上和人力上的赤字。這種現代性的生活，有可能在旋轉的生活漩渦中感到世界的龐大和自身的渺小。生活的日常性逐漸演變為一種生活的挫折感並導致一種得過且過的犬儒主義流行。於是，一方面人在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中感到幸福生活為期不遠，另一方面這種「增長」的神話「掩蓋一種集體迷戀的巫術」。[xii]因此，經濟學家成為這個世界的權力運作人，他們一會兒堅持豐盛必將到來的神話，轉眼之間又哀嘆未來社會的物質匱乏和浪費。使得人生的意義在日常生活的低水平滿足中，遺漏了最為重要的重心。在我看來，在日常生活和大眾文化交流中，如何弄清個體存在意義，闡明在物質世界中人的存在的精神性，以及透視經濟生活導致的幸福神話，對從事文化研究和日常生活研究的人來說，殊為重要。　　其次，消費社會的潛在危險。　　消費生活與當代人的生存意義之間有不少差距。「生存意義」的價值貶抑往往在消費社會中意味著經濟價值的增長。在日常生活消費中心論者看來，極大豐盛的物質在消費中才有實際意義，而精神生活則好像成為反日常生活的概念。如今全球化語境中，創業者的傳奇已到處讓位於消費人的神話。「自我奮鬥者」、創始人、先驅者、探險家和墾荒者的一生的傳奇色彩已經失效，不再是新生代的偶像。今天的極度消費的「大浪費者生活」亦已成為「簡單的」日常生活，生活的意義僅僅是瘋狂購物，過花天酒地、紙醉金迷的生活。生活的社會功能和意義在於「奢侈的、無益的、無度的消費功能」。當這一切成為全民共識時，消費中的驚人浪費就成為日常生活的合理景觀。「在我們目前的體制中，這種戲劇性的浪費，不再具備它在原始節日與交換禮物的宗教節日里所具備的集體的、象徵性的而且起決定作用的意義。這種不可思議的消耗也具有『個性』並由大眾傳媒來傳播。」[xiii]　　更為嚴重的是，在全球軍備和擴軍中，用于軍事預算和國家官僚開支中的社會財富數額巨大：「這種浪費與贈送禮物的宗教節日里的象徵性的芳香毫不搭界，它是一種墮落的政治經濟體制中絕望的、生死攸關的解決方法。這種最高層次的『消費』與個人對商品如饑似渴的渴望一樣屬於消費社會的一部分。……在這個社會中，浪費式消費已變成一種日常義務，一種類似於向接賦稅的通常無形的強制性指令，一種對經濟秩序束縛的不自覺的參與。」[xiv]可以說，如今的巨大浪費正是在國家的軍事投資、官僚體制的維護、人們消費觀念的轉變上。這造成了當今社會僅僅追求發展速度和人人拚命競爭的根本原因。說到底，消費社會需要商品來維持這個社會良性發展的假象，而真實的命運是政府和個人在需要物質消費中摧毀這個社會的和平和持續發展。商品過渡消費和刺激消費只會導致其社會機體和心理慢性墮落。在這種慢性社會性自殺中，日常生活的原初意義沒有得到應有的升華，相反，卻使得體制性思想得以順利征服所有的喪失自我主體的「消費人」。　　消費人價值認同的形成，具有相當複雜的社會機制，除了整個生活質量、文化信念、消費程度的社會價值認同外，主要是個體身份的確認，在社會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獲得整個社會的反饋和公認。商品消費的象徵符號表達不僅是某種流行式樣風格，而是名牌政治的聲望和權利。人們在消費商品時已不僅僅是消費物品本身具有的內涵，而是在消費物品所代表的社會身份符號價值。諸如富貴、浪漫、時髦、前衛、歸屬感等象徵衍生價值就像異靈附身於商品上，散發出身份符號的魅力魅惑著消費者。消費者在一種被動迷醉狀態下被物化成社會存在中的符號——自我身份確認。然而，在日益龐大的消費中，能夠獲得這種自我身份的真實確認嗎？應該說，用消費主義理念支撐的社會，完全有可能成為大眾媒體與世俗文化主導的世俗社會。這種社會的運轉機制和存在問題都是需要審理的。　　其三，廣告中虛假幸福與民主的承諾。　　大眾傳媒在不斷地造成信息發出、傳遞、接受三維間的「中斷」。傳媒「炒」文化的負效應使人們不再重視心靈對話的可能性，而是傳媒成為一種話語權力的炒作。這種權力轉化為金錢話語使得「廣告」成為當代消費社會中的不倒翁。當代廣告是商場貨品的展示在空間上的巨大擴充。廣告通過軀體慾望和消費需要的生產調動人們的內在慾望。在聳人聽聞的廣告詞語後面的「幸福」話語，成為消費社會的人生意義「拯救」的代名詞。廣告在不斷重複的「平等」和「自由」的廣而告知中，消解了西方新教倫理對民眾的精神壟斷和行為規範。這種平等神話的出現，使得社會階層在消費層面上達到平等，但這種所謂的平等掩蓋了內在深刻的不平等。「這種『消息』話語和『消費』話語的精心配量在情感方面獨獨照顧後者，試圖為廣告指定一項充當背景、充當一種喋喋不休因而使人安心的網路功能，在這一網路中，通過廣告短劇彙集了一切塵世滄桑。在這些塵世滄桑，經過剪輯而變得中性化，於是自身也落到了共時消費之下。每日廣播並非聽上去那樣雜亂無章：其有條不紊的輪換強制性地造成了唯一的接受模式，即消費模式。」[xv]在消費體系中，廣告明白無誤地誘導和訓導人們該怎樣安頓自己的肉身，獲得軀體感官的享樂。並由此使得大眾彼此的模仿攀比，進入一個高消費的跟潮的消費主義狀態。大眾在模仿他者偶像之中「挪用」他者的形象，這種消費式的模仿將權力視覺化，或者將話語權力的表徵表面化和消費化。[xvi]　　當代理論家萊斯理·斯克萊爾在《文化帝國主義與在第三世界的消費主義文化意識形態》中認為：廣告，這種消費主義的文化意識形態傳播的主要渠道，常常將自己裝扮成教育的、至少是提供信息的正面行為。這裡存在兩個問題：第三世界的大眾媒體問題。對第三世界大眾媒體以及其與廣告的關係的研究，正適於著手研究消費主義的文化意識形態的運行方式。這一研究應在文化和媒體帝國主義的理論框架之內進行。廣告的類型在國家和國家之間儘管有些微差別，在每日出版和定期出版的媒體、電台、電視以及露天宣傳欄廣告之間也有些差異，但是商品和服務廣告的絕大數都是與消費相關的，而無關於生產。媒體帝國主義在邏輯上是由文化帝國主義所導出的。如果允許美國或者西方對文化的控制，那麼它顯然是通過對大眾媒體的控制來達到，因為它製造了使人服從於「霸權文化」的條件，並且限制了對它進行有效抵抗的可能性。　　不難看到，現代廣告傳媒的權力集中體現在影視和廣告等具體形式上。現代生活離不開廣告，以至於美國一個年僅16歲的少年，就已長期受到10萬條廣告的衝擊。廣告的負面效應在於：充滿誘惑的廣告本身就是一種世界性的言說方式，一種制約人的意識的不可選擇的「選擇」。而這消費至上所引發的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世界的緊張關係卻不期然地被超前消費性生活包裝所掩蓋，在國際和國內問題成堆的今天，影視娛樂與傳媒廣告卻無視這些一觸即發的問題，甚至以表面的熱鬧掩蓋這些問題，從而呈現不出任何時代的癥候。正如博德里亞所說的那樣「物的量的吸收是有限的，消化系統是有限的，但物的文化系統則是不確定的。相對說來，它還是個無關緊要的系統。廣告的竅門和戰略性價值就在於此：通過他人來激起每個人對物化社會的神話產生慾望。……機動、慾望、奇遇、刺激、別人的不斷判斷、不斷發展的色情化、信息以及廣告的煽動：所有這些在普遍競爭的現實背景中，構成了一種抽象的集體參與的命運。」[xvii]在這個虛擬時代，是真實的「現實」還是虛假的「複製品」已不再重要。相反，電子時代生產的虛擬形象比真實的現實還要「逼真」。　　然而，這種「逼真」畢竟不是「真實」本身。人們看廣告似乎常常覺得效果「正相反」，上面吹得天花亂墜的同它實際上指涉的東西恰好相反。「問題」正是在其「沒有說出的話」中無意透露的。「廣告既不讓人去理解，也不讓人去學習，而是讓人去希望，在此意義上，它是一種預言性話語。」[xviii]現代某些傳媒廣告在許諾人世間溫情時又顯示出錢權交易性。這種表面熱鬧的畫面其本質是將虛設和冷漠作為其性格，其外熱內冷的冷漠性表徵出現代社會意識話語的冷漠性，並以其內部和外部的巨大反差顯示了空隙的界限。這表明意識話語同真實歷史的衝突關係，從而以自我揭露的方式不斷消解虛假。當消費的意識形態通過傳媒而上升為大眾的顯意識時，人們一旦誤認為錢是正常的唯一意義所在時，社會的失序就不可避免。　　在這個鼓勵消費的社會體制中，儘管創造的機遇和分配的制度不是平等的，但「豐盛」社會的新結構使這一問題得到了重新解決。除了巨富以外，剩下的人被排斥在工業體系增長之外成了「窮人」。這樣，消費社會的民主問題凸現出來。社會真實平等如能力、責任、社會機遇、幸福的平等，轉變成了在物以及社會成就和幸福的其他明顯標誌面前的平等，轉變為地位、電視、汽車和音響的消費形式上的民主。博德里亞指出：「在社會矛盾和不平等方面，它又符合憲法中的形式民主。兩者互為借口，共同形成了一種總體民主意識，而將民主的缺席以及平等的不可求的真相掩藏了起來。」[xix]人們在消費社會中被虛假的自我平衡——崇尚同一時裝、在電視上觀看同一個節目、大家一起去某俱樂部等所迷惑，甚至用消費平均化術語來掩蓋真實問題，其本身就已經是用商品消費與符碼標誌，來替代對真正不平等問題和對其進行的邏輯的和社會學的分析。進一步看，問題的深層在於：在當代社會中，電視正在對「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間的界限加以消解，從而使得一切私人生活空間都有可能被公眾化。　　其四，人造物質的豐富與自然權力的匱乏。　　跨國傳媒的意識形態化造成了東方對西方「文化霸權」的潛移默化的認同。它意味著消費主義的一元性排斥其它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一方面是人造物質日益過剩：消費、信息、通訊、文化均由體制安排並組織成新的生產力，以獲取最大利潤也完成了「從一種暴力結構向另一種非暴力結構轉化：它以豐盛和消費替代剝削和戰爭。」[xx]另一方面，是自然物質權力的日益匱乏，即城市工業界的影響使得新的稀有之物出現：「空間和時間、純凈空氣、綠色、水、寧靜……在生產資料和服務大量提供的時候，一些過去無需花錢唾手可得的財富卻變成了惟有特要者才能享用的奢侈品。」[xxi]在空調、手錶、電視機、汽車等日益過剩而貶值的的狀況下，「綠色」卻成為昂貴而需要重新爭奪的資源。如今，人們熱衷於談論健康權、空間權、健美權、假期權、知識權和文化權。那麼是誰剝奪了這些自然權力？是誰在重新分配這些自然權力？在博德里亞看來，「新鮮空氣權」意味著作為自然財富的新鮮空氣的損失，意味著向商品地位的過渡，意味著不平等的社會再分配。這種盲目拜物的邏輯就是消費的意識形態。[xxii]　　可以認為，極度生產以及耗費資源，龐大的消費主義並刺激消費慾望，日益成為人們生活大循環中的癌症，使一種喪失了簡樸精神生活狀態成為當代物質過剩中的精神貧乏常態。面對這種當代生存狀態，應該反思現代性社會的合法性問題。因為：「物質的增長不僅意味著需求增長，以及財富與需求之間的某種不平衡，而且意味著在需求增長與生產力增長之間這種不平衡本身的增長。「心理貧困化」產生於此。潛在的、慢性的危機狀態本身，在功能上與物質增長是聯繫在一起的。但後者會走向中斷的界限，導致爆炸性的矛盾。」[xxiii]博德里亞的警告並非聳人聽聞，而是將物質豐富化與心理貧困化聯繫起來，並將過渡的物質消費同人的精神生態問題聯繫起來。三 商品拜物教中的人文審美生態危機　　消費社會中精神生態問題，關涉到人類未來發展的諸多問題。博德里亞洞悉後現代傳媒在社會心理和個體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威脅，並進而對傳媒在「文化工業」生產中消蝕意義的功能加以清算，是頗具獨到眼光的。尤其是他對後現代傳媒的審理，進入到後現代理論本身的審理，認為其理論模式已經被「後現代化」，理論不再是反思和劃定邊界，而是為了迎合當今時代的快速、時髦、膚淺和片斷化特徵。理論在這種自我蒸發中變成了一種「超級商品」，成為無思時代兜售和宣揚最時髦消費意識和人生態度的一種謊言工具而已。博德里亞尤其關注以下緊迫問題：首先，城市的異化與人的片斷化。　　城市從西美爾開始就被看成是現代性中一個極重要的場域，是現代性膨脹的溫床。城市對現代性從生產本位主義的選擇與暴富，到消費的無限性，提供了最好的競爭和分配場所。在其中，人與他自己的關係被虛擬化、神秘化，變得更有利於操作。人們在消費物的同時也消費這種主體成功的神話。於是，對一個自由的、有意識的主體提出永恆價值的假設，便成為一種過時的晚裝。如今，「消費是一個系統，它維護著符號秩序和組織完整：因此它既是一種道德（一種理想價值體系），也是一種溝通體系，一種交換結構。」[xxiv]事實上，流通、購買、銷售、對作了區分的財富及物品符碼的佔有，這些構成了當代社會語彙和行為的編碼，整個社會都在物質和消費層面上獲得溝通和交談。這種消費結構，使得個體的需求及享受成為關鍵詞：「這裡起作用的不再是慾望，甚至也不是『品味』或特殊愛好，而是被一種擴散了的牽掛挑動起來的普遍好奇——這便是『娛樂道德』，其中充滿了自娛的絕對命令，即深入開發能使自我興奮、享受、滿意的一切可能性。」[xxv]　　如果說，在「消費主義」風靡之時，個體就進入到大眾生活邏輯之中，成為一種新型權力話語瀰漫在世界邏輯中，並有效地排除了人與人之間、以及群體與群體之間面對面的直接交流的需要，從而使文化傳播成為一種世俗性的便捷方式。伴隨著數碼複製的新傳媒方式的出現，一種新的大眾生活交流方式已然來臨，同時也將新的問題擺在了我們面前。　　其次，文化消費與「媚俗」的審美時尚。　　文化消費中的最嚴重問題在於精神性的「文化危害」，又稱為「智力危害」。一種文化模式被另一種話語體系重新論述，並且將歷史維度抽離而成為一種非歷史的替代品時，就變成了消費對象。這在大眾傳媒的網路時代尤其明顯。　　過分的文化消費是對歷史的平面化消解，或者對被消費對象進行滑稽追憶，在這個過程中，一切曾經嚴肅發生的事情都被加以調侃模仿和遊戲化消解。這樣，「大眾傳播將文化和知識排斥在外。它決不可能讓那些真正象徵性或說教性的過程發生作用，因為那將會損害這一儀式意義所在的集體參與——這種參與只有通過一種禮拜儀式、一套被精心抽空了意義內容的符號形式編碼才能得以實現。」[xxvi]這意味著，藝術作品不再成為特殊時間和空間中的被欣賞對象而孤芳自賞，相反，消費大眾感到藝術品帶來的真正快樂在於在文化工業再生產中可以製造出價廉物美的藝術品「備份」。　　於是，在博德里亞看來，媚俗成為時代審美的風尚，那些過分粉飾的、偽造的「蹩腳」物品，附屬物品、民間小雜什、「紀念品」，成為人們生活中的裝飾品。「媚俗有一種獨特的價值貧乏，而這種價值貧乏是與一種最大的統計效益聯繫在一起的：某些階級整個地佔有著它。與此相對的是那些稀缺物品的最大獨特品質，這是與它們的有限主體聯繫在一起的。這裡與「美」並不相干：相干的是獨特性，而這是一種社會學功能。」[xxvii]在媚俗而貧乏的文化氛圍中，人們分成不同的階層並形成日益弱化著自身的欣賞趣味。「媚俗」提出了其「模擬美學」——失去原作精神的滑稽模仿。這種缺乏實際操作意義的對功能的模擬美學，是與社會賦予媚俗的功能深刻相關的。「這一功能便是，表達階級的社會預期和願望以及對具有高等階級形式、風尚和符號的某種文化的虛幻參與；這是一種導致了物品亞文化的文化適應美學。」[xxviii]　　連結在傳媒系統中媚俗，並在多重傳播與接受過程中，將不同人的思想、價值認同都整合為同一觀念模式和同一價值認同。這種傳媒介入所造成的私人空間公眾化和世界「類象化」的家庭化，導致了傳媒的全球化傾向。從此，「媚俗美學」成為後傳播時代的審美風尚，即美學已滲透到了經濟、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中，因而喪失了其自主性和特殊性。「可以把流行定義為心理認知不同層次的一種遊戲或操作：一種心理的立體主義，它不根據空間分析，而根據整個文化，以其知識和技術裝備，如客觀現實、反映寫照、繪畫表現、技術表現（攝影）、抽象概括、推論敘述等等，為出發點在幾個世紀的過程中制定的種種認知模態來尋求對物品進行衍射。另一方面，音標的使用和工業技術造成了分割模式、雙重模式、抽象模式、重複模式。」[xxix]。這導致藝術判斷的喪失和藝術市場標準的喪失：一方面是媚俗藝術品漫天要價，使得價格不再代表作品的相對價值，而只是表現了一種「價值的瘋狂」和價格的暴力，另一方面，是消費邏輯取消了藝術表現的傳統崇高地位，媚俗藝術品成為一個身份和地位的矯情的符碼。更為嚴重的是，將日常性作為藝術作品的精神氣質，在重複之中顯示重複的乏味，或者在作品中注重對象的日常性、偶然性、粗糙性，使藝術成為生活無力的附庸品，從而將藝術的獨創性和革命性加以消解。　　第三，電視播撒與消費心理模式　　電視傳媒指出的事件是打上了權力話語的烙印的。博德里亞強調，媒體讓我們看到的世界以犧牲世界的豐富性為代價。人成為媒體的附屬或媒體的延伸。媒體將人內化，使人只能如此看、如此聽、如此想。「大眾傳播的這一技術程式造成了某一類非常具有強制性的信息：信息消費之信息，即對世界進行剪輯、戲劇化和曲解的信息以及把消息當成商品一樣進行賦值的信息、對作為符號的內容進行頌揚的信息。簡而言之，這是一種包裝。」[xxx]人從接受的主體成為媒體的隸屬品——終端接受器，接受儲存了很多信息，而卻無法處理，因為人腦已被這些信息塞得滿滿的，人從思想的動物退化為儲存信息的動物，並因超負荷的信息堵塞而導致信息膨脹焦慮症和信息紊亂綜合症。「電視帶來的『信息』，並非它傳送的畫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關係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團傳統結構的改變。談得更遠一些，在電視和當代大眾傳媒的情形中，被接受、吸收、『消費』的，與其說是某個場景，不如說是所有場景的潛在性。」[xxxi]電視始終將不同文化、不同習俗、不同品味、不同階層的人，連結在傳媒系統中，並在多重傳播與接受過程中，將不同人的思想、體驗、價值認同和心理慾望都「整流」為同一頻道、同一觀念模式和同一價值認同。在這裡，人與世界、人與自我、人與他人的對立似乎消失了，似乎不再有主體與客體的對立，不存在超越性和深度性，不再有舞台和鏡像，只有網路與屏幕，只有操作的單向涉入與接受的被動性。[xxxii]　　值得注意的是，電視在根據某種編碼規則對現實進行了重新詮釋後又不加區別地將它們播發出來，在博德里亞看來，這一編碼規則既是一種意識形態結構，也是一種充滿大眾文化意識形態的編碼規則的技術結構。「大眾傳媒化消費中的意義轉向、政治的非政治化、文化的非文化化、主體的非性化都是超越於對內容的『肆意』重新詮釋之上的。一切都是在形式上發生了改變：無論何處，在真實的地點和場所之中，都有完全產自編碼規則要素組合的一種『新現實』的替代品。」[xxxiii]　　同時，媒體具有「敞開」（呈現）和「遮蔽」（誤導）二重性，當今世界通過鏡頭組接以後的彌天大謊層出不窮，甚至電腦特技製造的「真實的謊言」或「虛假的真實」比比皆是。於是，媒體不斷地造成各種「熱點」和「事端」，媒體成為當代價值的命名者——在製造虛假和謊言的同時，不斷地塞給人們虛假的幸福感和存在感。「電視傳媒通過其技術組織所承載的，是一個可以任意顯像、任意剪輯並可用畫面解讀的世界的思想（意識形態）。它承載著的意識形態是，那個對已變成符號系統的世界進行解讀的系統是萬能的。電視只是希望能成為一個缺席世界的元語言。」[xxxiv]　　人們通過媒體看到的是，媒體與其它媒體之間不斷參照、傳譯、轉錄、拼接而成的「超真實」「超文本」的媒體語境，一個「模擬」組合的「數碼複製」的世界。這種複製和再複製使得世界走向我們時，變得主觀而疏離。「它就這樣偽造了一種消費總體性，按麥克盧漢的說法就是使消費者們重新部落化，就是說通過一種同謀關係、一種與信息但更主要是與媒介自身及其編碼規則相適應的內在、即時的勾結關係，透過每一個消費者而瞄準了所有其他消費者，又透過所有其他消費者瞄準了每一個消費者。」[xxxv]尤其是在多媒體電腦加工的文化品，更日益成為成為溝通中的「絕緣體」。傳媒在多頻道全天候的持續播出中，人不斷接受儲存很多蕪雜的信息，而這些信息卻無法處理，並因超負荷的信息填塞而導致信息膨脹焦慮症和信息紊亂綜合症。　　當然，就積極意義而言，傳媒在促進人們彼此間的信息交流方面，提供了快捷多樣的形式。我以為，拒絕傳媒是愚蠢的，然而，同時又必須看到，大眾傳播行使自己的權力時，又在不斷地造成信息發出、傳遞、接受三維間的「中斷」。傳媒「炒」文化的負效應，使人們跟著影視的誘導和廣告的誘惑去確立自身的行為方式，傳媒的全能性介入中斷了人的獨處內省和人我間的交談。大眾傳播的播出的單向度屬性，是一種「無回應」缺乏反饋的話語輸出，但是其自由選擇模式掩蓋了這種「無回應話語」的不平等話語權力實質。「電視廣播傳媒提供的、被無意識地深深地解碼了並『消費了』的真正信息，並不是通過音像展示出來的內容，而是與這些傳媒的技術實質本身聯繫著的、使事物與現實相脫節而變成互相承接的等同符號的那種強制模式。」[xxxvi]　　人們凝視電視而達到一種「出神忘我」的狀態，這實際上是一種「窺視欲」的生產與再生產。人們藉助電影、視盤、電視可以窺視他人的生活，乃至犯罪的過程、性與暴力的過程。人們的私有空間成了媒體聚焦之所，整個世界方方面面的事又不必要地展現在家裡。尤其是那些矯情的、色情的、無情的片子，更是使人在迷醉中得到下意識慾望的滿足又膨脹出更刺激的慾望。不難看出，這種傳媒介入所造成的私人空間公眾化和世界「類像」的家庭化，導致了傳媒(尤其是衛視)的世界一體化，從而使紊亂的信息傳播全球化。這一方面有可能使信息擴張和誤讀造成「文明的衝突」（亨廷頓），另一方面，傳媒信息的膨脹因失去控制而使當代人處於新的一輪精神分裂和慾望慫恿的失控狀態之中。　　其四，身體策略與生命自戀　　人們在放棄了最終的價值承諾以後，開始在消費社會中充分地享受身體慾望的放縱。於是，「在經歷了一千年的清教傳統之後，對它作為身體和性解放符號的「重新發現」。人們給它套上的衛生保健學、營養學、醫療學的光環，時時縈繞心頭的對青春、美貌、陽剛/陰柔之氣的追求，以及附帶的護理、飲食制度、健身實踐和包裹著它的快感神話——今天的一切都證明身體變成了救贖物品。在這一心理和意識形態功能中它徹底取代了靈魂。」[xxxvii]　　身體在消費神話中成為新的神話：人具有自己的「處身性」，人的本質不再是一些抽象的形式原則，而是充滿肉體慾望和現代感覺的「生命」。身體已經從「面容之美」表現走向了「軀體之力」的表現，從精神意象的呈現走向了慾望肉體的展示。身體成為肉體性、享受性和存在性的證明，臉逐漸被肉體所取代。不僅如此,身體地位成為一種文化表徵，在文化話語中，身體關係的組織模式都反映了事物關係的組織模式及社會關係的組織模式。這要求社會說明：身體「這一話語是如何打著協調每個人與自己身體關係的幌子，在主體與作為雙重威脅的客觀身體之間，重新引入了與社會生活關係相同的關係、與社會關係的規定性相同的規定性：訛詐、鎮壓、被迫害綜合症、配偶神經症。」[xxxviii]身體的痛苦和走向死亡的靈魂，使得消費社會中個體神經處於高度敏感和麻木無感兩極之間，身體慾望由於金錢的強勢牽扯，已經很難對真正的精神價值作出切實的判斷。身體的滿足成為靈魂逃亡的最新形式——休閑本身的意識形態。於是，在消費中進行集體性的身體「指導性自戀」，成為今天社會慾望再生產的一個無窮寶庫。「休息、放鬆、散心、消遣也許都是出於『需要』，但它們自身並沒有規定對休閑本身的苛求，即對時間的消費。自由時間，也許意味著人們用以填滿它的種種遊戲活動，但它首先意味著可以自由地耗費時間、有時是將它『消磨』掉、純粹地浪費掉。」[xxxix]休閑並非對時間的自由支配，那只是它的一個標籤。身體的外表前所未有地成為虛假的美麗修飾，在錯覺的年代裡身體策略成為刺激生命原始慾望的方式。人們在高速社會節奏中，將身體和慾望作為交換價值並被它所操縱，個體在日常生活的錯覺中，自覺主動地變成了金錢和時間的附庸。　　博德里亞所描述的後現代消費社會，是一個充滿風險和危機的社會，隱藏在這個社會表面反常背後的，是模態社會的支配性權力結構。首先，現代性理性在純粹肉身慾望的衝擊中，已經成為理性的碎片，並遭遇到非理性意志全面侵佔。享樂主義拜金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清教道德而成為整個世界的生存法則，如今的生存指南已經不再是由思想者發出，而是由電視消費廣告播撒。消費成為刺激慾望再生產慾望的人生道德主宰，人在消費慾望之流中才能感到自己的存在意義。消費慾望終於在金錢經濟支配的大城市生活中樹立起來，它在推動現代人去涉獵私人權力和私人空間當中，卻開始拋棄了公共空間和公共權力，隨著這種身體空間感和生命時間感的進一步加固，由身體狀態的膨脹就引申出這樣的當代文化意識形態：個體對異化社會的反抗是沒有意義的，堅持理想精神同樣是凌空蹈虛而無實際利益，個人無限制地獲取慾望滿足是正當的，所以無論怎樣沉醉在消費中都不過分。在這樣的邏輯之下，凡是滿足慾望的消費又具有終極合法性，凡是個體身體的慾望就只能釋放出來。這樣一來，社會意識形態整體上轉化為消費意識形態，並不斷被消費意識話語所控制，於是人類的道德體系和心智原則有限性終於讓位於個體消費慾望的無限性，消費神話在價值失范和道德滑坡中變得冷漠起來。　　應該說，在西馬學者執著於社會異化、意識形態、階級鬥爭、希望絕望問題之後，文化學家開始注視著平等、消費、電視、身體等問題；在解釋學與解構學爭論文本意義的正讀與誤讀、差異與共識時，消費文化研究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機制，分析內在運作機制和話語表徵關係、文化意識轉型。這種從巨型社會文化意識形態分析到微型文化消費意識形態轉化，使得問題有可能得到真實的顯露。四 白色社會中的大眾傳媒鏡像　　生產過剩的「豐盛」社會中，當代人的活法是「白色」的，沒有感情介入，沒有形而上衝動，也不可能再有異端邪說。在博德里亞看來，後現代時期的商品價值已不再取決於商品本身是否能滿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換價值，而是取決於交換體系中作為文化功能的符碼。這是一個充斥著預防性白色的飽和了的社會，一個沒有眩暈沒有歷史深度的社會，一個除了自身神話或者不斷神話之外，沒有其他神話可以立足點的消費社會。也許只有激進的革命的突發事件和意外的分化瓦解才能打碎這「白色的彌撒」。　　在這個日常消費生活的「白色社會」中，我們應該聽聽思想家的警示：「在利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情況下，每一個他人都和其他人一樣。這樣的雜然共在把本己的此在完全消解在『他人的』存在方式中，而各具差別和突出之處的他人則又更其消失不見了。在這種不觸目而又不能定局的情況中，常人展開了他的真正獨裁。常人怎樣享樂，我們就怎樣享樂；常人對文學藝術怎樣閱讀怎樣判斷，我們就怎樣閱讀怎樣判斷；竟至常人怎樣從『大眾』中抽身，我們也就怎樣抽身；常人對什麼東西憤怒，我們就對什麼東西『憤怒』。這個常人不是任何確定的人，而一切人（卻不是作為總和）都是這個常人，就是這個常人指定著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xl]海德格爾的話，敲響了現代性日常生活世界享樂中「常人」的危險警鐘。　　同樣,當代法國社會思想家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在《現代世界知識分子的角色》中也認為：經濟對人文和科學研究的控制在學科中變得日益明顯。那些依附於報紙、電台、電視的生產者，也越來越被迫接受和採用像工作節奏這樣的規範，他們多多少少無意識地把這樣的規範當作知識分子成就的普遍標準。危險在於產生了知識分子用自己的標準評價自己和自己的生產的特權這樣一種傾向。知識分子發現，他們越來越被排除在公共論辯之外，而越來越多的人(技術官僚、新聞記者、負責公眾意見調查的人、營銷顧問，等等)卻賦予自己一種知識分子權威，以行使政治權力。這些新貴(new madarins)毫不猶豫地聲稱他們的技術或經濟——政治文化具有超越傳統文化，特別是文學和哲學的優越性。傳統文化發現自己被貶到無用、瑣碎，雌伏的地位上。在大眾傳播的控制下，有的知識分子運用其權威促成了一種普遍化的不負責任的態度，使公民不再關心公共事務，從而壟斷了公共領域。傳統式的知識分子的預言功能被拋棄了。「這一套機構只是電視德行使了一種形式特別有害的象徵暴力。象徵暴力是一種通過施行者與承受者的合謀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種暴力，通常雙方都意識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在承受……電視成了影響著很大一部分人頭腦的某種壟斷機器。然而只關注社會新聞，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空洞無聊或者無關痛癢的談資上，這樣一來，變排斥了公眾為行使民主權利應該掌握的重要信息」。[xli]　　事實上，整個西方社會運動尖銳對峙的矛盾開始為追求幸福生活的信念所撫平，社會境況日益成為消費性的和科技中心的，科技成了新意識形態。政治和文化的尖銳衝突隨著時間的沖洗，其價值觀、自我的政治觀，逐漸為生活的有序感、現實的身份感和理想的幻滅感所取代。於是，人們更多地感到社會共同體中的地位，在整個政治譜系中存在認同意義的延續性，這一延續性意味著政治責任感的持續影響和自己新身份的不斷確認。　　消費世紀是資本符號下加速了的生產力進程的歷史結果，因而這個世紀是徹底異化的世紀。商品邏輯成為整個人類生活的邏輯，猶如一種迷醉劑，消費邏輯不僅支配著生產的物質產品，而且支配著整個文化、性慾、人際關係，以至個體的幻象和衝動。在博德里亞看來，「一切都由這一邏輯決定著，這不僅在於一切功能、一切需求都被具體化、被操縱為利益的話語，而且在於一個更為深刻的方面，即一切都被戲劇化了，也就是說，被展現、挑動、被編排為形象、符號和可消費的范型。」[xlii]人類目前正處於一個新的類象時代，計算機、信息處理、媒體、自動控制系統以及按照類象符碼和模型而形成的社會組織，已經取代了生產的地位，成為社會的組織原則。儘管媒體也造成事件，媒體製造熱點媒體也忽略那些不應忽略的價值，甚至媒體也製造虛假和謊言。人們所凝視的僅僅是事件與其它媒體之間不斷參照、傳譯、轉錄、拼接而成的「超真實」的媒體語境，一個「模擬」組合的世界，一個人為的「複製」的世界。　　不難看到，博德里亞已經洞悉後現代傳媒在社會心理和個體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威脅，並進而對傳媒在「文化工業」生產中消蝕意義的功能加以清算，是頗具獨到眼光的。尤其是他對後現代傳媒的審理，進入到後現代理論本身的審理，認為其理論模式已經被「後現代化」——理論不再是反思和劃定邊界，而是為了迎合當今時代的快速、時髦、膚淺和片斷化特徵。理論在這種自我蒸發中變成了一種「超級商品」，成為無思時代兜售和宣揚最時髦消費意識和人生態度的一種謊言工具而已。　　這位後現代主義者指出，在超真實的符號生產和媒體謊言中，大眾傳媒(mass media)一方面對經濟利益的全面追求，另一方面又對大眾文化播撒苦心經營。大眾傳播打破了表層與深層的二元對立的深度模式，以一種「真實的內爆」使出現於屏幕的真等同於在場的真，這種「真實」使人停留在畫面的切換上，鏡頭代替了任何批判理論模式，因為符號已不再指涉外在的真實世界，而僅僅指涉符號本身的真實性和產生符號體系本身的真實性。就本質而言，人們需要傳媒是因為人們需要彼此間的信息交流。傳播與回應的不均等關係，使權力屬於能施予而又使對方無能償付回應的一方。就這一關鍵性問題而言，傳播是對接受者自由選擇的限定，因為說到底，大眾傳媒的受眾只有收看或不收看的自由，而沒有對答回應這種平等交流對話的自由。　　從更深一層看，電視的確使我們與世界的距離拉近了，它通過編輯好的「實況」的真實世界，使人看得遠(tele-)並更為多樣地觀看這個感性世界；然而，人與世界之間因為有了媒體而「遠視」的同時，看的方式卻因媒介的中介作用而被限定。然而，信息的傳播並非是均質的，而是少數信息發送者支配著文化象徵符碼的運作權利。這種新溝通系統的多重模式及易變特性，使其成為一種虛擬的真實，並在指涉不同權力利益、價值範圍，象徵想像和社會衝突中，具有權力呈現和阻隔二重性。弄清這個系統中的互動者及其權力支配系統，殊為重要。[xliii]　　對完美的罪行的分析、對仿像世界和指涉關係的批判，和對消費社會的審理，使博德里亞注重後傳播時代仿像流中運作的權力關係和意義消解問題。因為這種不斷複製傳播的、內爆的、虛假的仿像，使得世界上的政治經濟文化消失了界限，社會萬象處於目眩神迷的變幻流動之中，哲學話語、社會理論、大眾傳播理論及政治理論的邊緣正在侵蝕消融，甚至不同社會形態和意識形態結構都不再壁壘森嚴，而是在消費主義中內爆為一種無差別的仿像流，一種現實與仿像彼此不分的新狀態。[xliv]但是這種現實與仿像部分的狀態中的問題卻相當複雜。法國「五月風暴」後，資本主義社會中傳統正統的、官方的價值觀倫理觀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和消解。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對當代電影、電視、小說、社會新聞等文化商品加以權力運作，不斷顛覆著各種社會秩序文化禁忌，張揚造反的文化嬉皮士和大眾丑學。如此一來，影視傳媒中的黑道大盜、冷麵殺手成了時代的英雄和人們仿效的對象，鏡頭的血腥感成為刺激都市人惰性生活的興奮劑，慾望寫作和激情戲成為感官壓迫和解放的動力，傳媒調動一切手段刺激人們放縱自己的慾望，挑動身體感覺、本能情緒、形下器官的後現代手法日漸滿足人們的窺視欲。於是，文化頹敗不可避免地推倒了自己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文化的商品化和文化的世俗化並沒有消解官方主流文化，而是日益消解著知識分子的精英文化，並常常打著「主流文化」的招牌或者與之合流，進行世俗文化擴充和當代文化的混雜，使當代社會在全面繁榮的假象下，誕生出內在的意義危機，並播撒著文化商品正使社會價值系統崩潰的文化細菌。　　進入80年代，博德里亞面對現實的尖銳問題而更加勤奮地寫作，出版了《致命的策略》（1983）、《扭曲的神性》（1987）、《美國》（1987）、《冷靜的回憶》（1987）、《痛苦的昭示》（1990）等著作，其大量論著被譯介到英語世界，並不斷確立其後現代文化理論「精神導師」的地位。在反響很大的《致命的策略》中，他依照西方主流學界提出的「主體的消解」論，進一步貶低主體地位和存在價值，要求主體放棄它要求主宰客體世界的籲求，使自己成為一個堅定的客觀主義立場的後現代客觀物質主義者。從某種意義上說，那種文藝復興時期以來的主體的人，那種具有絕對主體價值的大寫的「人」，那種被整個西方傳統鍛造成主體神話「人」，在後現代後殖民時期缺席了。於是「個性化」填充了這個缺席的「人」的地位，並且以其日常生活的方式使任何想重建主體的人的想法歸於落空。應該說，博德里亞的文化研究理論對「個體身體」私人空間的重視，對過去那種唯理性的否定感性生命的做法，確有糾偏作用。但是這種「跟著慾望走」，又使當代消費主義在個體的狹窄空間中不斷播撒非主體意識，從而使當代個體膨脹中，少了一種社會價值的內在焦慮感而重新被物化為白色的「客體」。於是，「致命的策略」就成為——將任何邏輯推導極限，從而使其走向自身的反面：消費社會的極限就是無止境地瘋狂消費，傳媒的極限就是徹底拋棄形而上學而追逐世俗化，從而使這個理性社會走向反面——非理性。在我看來，博德里亞已經面對後現代傳媒社會的病灶卻無力開出藥方，這種所謂極端的「策略」本身是「致命」的。因為全球化所帶來的消費的全球化，不是通過慫恿和推到極限就可以復歸的，相反，這種喪失了人文知識分子精神籲求的非理性做法，可能是雪上加霜，後果不堪設想。這裡也可以看到博德里亞理論的內在困境。五 博德里亞文化理論的意義與局限　　同福柯、德里達、拉康相比，博德里亞的思想影響的深度和廣度都不能與之比肩。但80年代後期，博德里亞的主要著作被廣泛譯介到英語世界，參與了後現代譜系的重新修訂，並很快確立其後現代理論大師的地位。儘管在社會知識譜系分析、形而上學的顛覆、話語心理無意識結構的剖析上，博德里亞理論缺乏原創性深度性，但在對消費社會、傳播機制、文化心理制約、後現代文化權力運作等方面的研究，無疑具有獨得的創建性和啟發性，並成為當代十分熱門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評」的理論基礎。因而，博德里亞學說具有不容忽視的當代意義：　　其一，在對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博德里亞的分析仍然超越了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的西馬分析模式，而採用後現代式的話語權力分析方式——不僅否認直接經驗之下有任何實在意義存在，而且不再希望在表層後面能夠尋到深層本質，虛擬的形象後面有任何的真實闡釋「深度模式」。其所繪出的後現代社會大眾傳媒的圖景，在某種意義上提供了一種闡釋後現代社會鏡像的新視角。　　其二，在後現代時期，政治經濟文化哲學和藝術美學上轉變是根本性的，無論是從經濟上清理跨國資本運作與文化霸權的關係，還是從政治上看全球化中的東方主義與西方主義的權力角逐，無論是從文化上看數碼複製時代的平面化問題，還是從大眾傳媒和消費社會的種種問題看人類話語泡沫中的失語，都能發現某種新視角和新問題。具體地說，消費社會已經進入一種文化身份的符號爭鬥中。商品權力話語消解了高雅文化的壁壘而與通俗文化合謀，輕而易舉地地通過大眾傳媒侵入到當代文化的神經，並將日常生活作為市場需求和世俗文化模式設定為當下社會文化的普遍原則，並企圖將消費主義作為當代人生活的合法性底線。於是在哲學「元話語」的失效和中心性、同一性話語的消失後，人們在焦慮、絕望中尋找到挽救信仰危機的解救方法。然而傳統美學趣味和深度的消失使得「表徵紊亂」成為時代的癥結，本能慾望的滿足和慫恿成為消費時代的焦慮。因而後現代消費時代問題的袒露性，顯示出這個時代的複雜性，並對當代問題的深層面揭開了重要的一角。其三，西方「他者」的警示作用。後現代大眾傳播和消費社會是西方社會的現實寫照，這一問題在全球化的播撒中已經逐漸延伸進在當代中國大眾生活。中國近年來出現的消費主義思潮和以電視媒體的膨脹的世俗化傾向，已經和正在深刻地改變著當代中國個體空間和大眾場域。博德里亞文化理論提醒我們對知識生產重新理解和認識，對其立場、前提、利益衝突、文化產業資本加以深切的反思。應該說，當代中國學者面對的是一系列複雜的世紀之交的問題，除了第一世界他們所面臨的「現代與後現代」傳媒和消費問題外，我們自身也面臨「現代性轉型」問題。因此，如何張揚一種健康的文化，而非一種頹敗的文化，如何保持文化理論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對各種文化符號資本在社會中的權力運作加以分析定位，並對一切文化特權的加以質疑，必得成為我們思考的重要層面。　　在我看來，博德里亞消費社會和大眾傳播理論，其新穎的意義又是同他內在的局限同時矛盾地混合存在一起的，值得認真分析。　　首先，過分強調喪失深度價值的傳媒時代的技術中心主義情結。除了消費的名牌政治和大眾傳媒的虛假身份外，其他好像都不再有意義。現實與符號象徵再現的區別在象徵領域已然被取消，這使生活在象徵境遇中的人類的溝通模式遭到改寫——從手寫文明到印刷文明和電子媒體，形成新的「真實虛擬」的溝通系統。這種不同含義的意義編碼構成了文化的多重癥候，對應著人類文化心靈的各個層面，但由於符號象徵系統還能指涉未經編碼的內容，因而與其現實的對象又處於非對稱狀態，使得現實在被感知時成為一種虛擬的狀態，成為多餘的剩餘物，人們就被置於一種「超實在」（Hyper reality）虛無中。[xlv]應該說，博德里亞的這種虛擬理論的關鍵在於，他已經取消了現實的第一性問題，將觀念對現實的折射過分誇大了。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傳統意識形態是文字時代用文字與精神意識的對稱性來談論問題，而仿像時代是圖文時代甚至圖圖時代，用仿像的圖文表徵問題。於是，永無休止的為新而創新傳媒形式使最時尚的消費形式成為時代中心，並耗盡了當代人精神內容和信仰形式的全部資源——當代人整體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異。　　其次，消費主義成為時代精神和個體享樂的問題。無論如何，在後現代高速發展的經濟戰車中，人們基於對社會個體身份的和歷史虛無的理解，不再將理想主義作為自己的存身之道，而是將消費主義作為達到世俗幸福的捷徑。於是消費成為獲得身份建構自身以及建構與他人關係的關鍵環節，甚至成為支撐現行體制和團體機構生存發展的潤滑劑。消費不再是為了刺激再生產，而是在名牌政治化和時尚崇尚克隆呈當代崇洋心態——商品拜物教和西方中心觀念。「消費」心態觀念與「西方」名牌政治，終於成為一個銅幣的兩面。在這個商品經濟全球化時代，傳媒廣告等與商業合謀擴展了消費時代的廣度和深度，名牌消費和攀比心理正在使人只能在消費中才能獲得自我身份，才能獲得佔有慾滿足的虛假觀念。消費對象的品牌最終成為新新人類的新意識形態。這裡，不僅可以看到博德里亞過分注重消費社會中的信息意識形態和傳媒意識形態問題，而將真正的社會與人的「異化」理論，消泯在傳媒的平面流動中了，故其思想深刻之中也呈現出觀念保守主義的傾向。　　從形而上學理想化到大眾傳媒時代世俗化的進程，可以看到西方最前沿的歷史文化的軌跡和精神蛻變脈絡。這一脈絡表明，從現代社會進入後現代社會以後，每個人的生活維度都不在是單維的，而是集體網路關係中的一員，具有相互交往的深層因素和變異的可能性。這種身份和認同是相互作用的，一個人雖然具有多重身份，但最主要的身份是通過社會交往社會傳播獲得社會認同。社會認同是隨著時間的流逝、政治身份的變化以及他人合作方式的空間轉換而相對固定的某種文化屬性，這種文化社會身份不是一成不變的，因為身份認同是通過社會過程形成的，隨著社會關係的重新組合，在共同語境中不斷獲得修正和重塑。大眾傳媒加速了對傳統價值顛覆的個體日程，相當多的人進行了自我反叛，個體認同產生了不可忽略的危機。揭示這種危機並開創新的問題領域以化解這種後工業社會中的消費主義癥結，成為當代文化研究的理論的努力方向。這也許是博德里亞文化理論在當今世界不斷升溫，並日益引起人文學界重視的內在原因。[xlvi]　　總體上看，博德里亞《完美的罪行》、《消費社會》、《生產之鏡》等的社會文化分析，在當代世界的思想界有相當的影響力。就思想價值取向而言，他對電視傳媒的負面效應是持冷峻批判態度的。因此，他在西方後現代文化語境中被認為是「非樂觀態度」的後現代學者。他已經洞悉後現代傳媒在加劇人們心靈的異化、在肢解社會心理和個體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嚴重威脅，並進而對傳媒在「文化工業」生產中消蝕意義的功能加以清算，[xlvii]這是頗具獨到眼光的。可以說，他在消費社會中警醒人們注意生命的本真意義，在傳媒熱衷於製造「追星」群體和消費「熱點」之中，給當代失重的人們亮出了另一種價值尺度。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