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與江青明爭暗鬥

毛澤東的兩大秘書 陳伯達與江青明爭暗鬥2007年08月02日 08:32東方網江青與陳伯達相識較早，並曾在一起工作。「文化大革命」初期二人也有過合作。然而，後來他們逐漸產生了矛盾，明爭暗鬥日漸激烈，上演了一幕幕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的「好戲」。

毛澤東的兩個秘書面和心不和

早在1939年春天，陳伯達就在延安擔任了毛澤東的秘書。到了20世紀60年代，陳伯達仍然擔任著毛澤東的第一號政治秘書，同時，還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作為毛澤東的夫人，江青也於1956年成了毛澤東的「五大秘書」之一，主管毛澤東生活方面的事。由於二人工作性質不同，工作上也就自然沒有矛盾，在平時，面子上也算和氣。

但陳伯達與江青，卻是面和心不和。在毛澤東的五大秘書中，陳伯達長期位列第一，深受毛澤東的信任，這自然引起名列毛澤東五大秘書之尾的江青的嫉妒。

江青是有政治野心的人，她是一心要涉足政治的，當然想取陳伯達的地位而代之。此外，陳伯達與江青在觀念、習慣、性格等方面也合不來。陳伯達看不上江青的生活方式和頤指氣使的做派，江青也看不起操著一口閩南話的陳伯達，認為陳十分「迂腐」。

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夜，江青在中國政壇上的作用突出了起來，可以稱得上是呼風喚雨的人物了。此時，陳伯達心裡十分清楚江青在那個時候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因此，他主動投靠江青，主動去捧江青。但是，由於江青看不上陳伯達，沒有把他當做心腹，許多重大事情並不告訴他，以至於陳伯達在跟江青的過程中，往往會慢半拍。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署名姚文元的長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此文除了以勢壓人，給人扣上了很多大的政治帽子外，最突出的是以極「左」的面目出現，並涉及當時政治思想領域裡很多重大問題，給當時國內政壇造成了很大震撼。

陳伯達仔細讀了這篇文章後意識到：這篇文章非同凡響，肯定大有來頭。一了解才知道，這篇文章的幕後策劃者是江青，支持者是毛澤東。自己是毛澤東的第一號政治秘書，這樣的重頭文章，毛澤東沒有交給自己策劃，也沒有交給他寫。不僅如此，這篇文章從醞釀到發表經歷了很長時間，自己對此竟然一點也不知道，毛澤東一點口風都沒有透露。

陳伯達感到自己被冷落了。他把怨恨全集中在江青身上。他意識到：既然江青能在幕後指揮搞出這篇大文章，說明江青在毛澤東那裡的政治分量又加重了。

特殊的文件起草小組

確實，江青在那個時候，是深受毛澤東信任的。就在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江青等來了一個更大的機會：毛澤東下決心推倒原來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組織「中央文革」。

原來，在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後期，經黨中央決定，成立了一個「文化革命小組」，由五人組成（亦稱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由彭真擔任組長。《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後，彭真對這篇文章採取了消極抵制的態度，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不滿。

毛澤東認定：以彭真為首的這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已經不能起到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派立場上向「走資派」發起攻擊的領導機構的作用了，不僅如此，這個小組已經站到了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去了，成為向無產階級進攻的組織了。因此，毛澤東下決心撤銷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小組」，重新成立一個「文化革命小組」。

毛澤東把視線投向曾參加起草「五一六通知」的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吳冷西、尹達、穆欣、陳亞丁等人身上。

當時，由於組長陳伯達工作分不開身，文件起草小組會議主要是由江青主持的。

據當時參加會議的人士回憶，那時，在上海的工作地點，江青顯示出了異乎尋常的積極性。主持開會，一開就是十幾個小時，除了吃飯和睡覺之外，參加會議的人幾乎一整天都在小會議室里討論、研究、寫作。江青更是帶頭，她每天最早來到會議室，看文件比誰都多、都細緻。因此，她發議論也多，指令別人看文件和寫作的口氣也嚴厲。江青主持起草文件，還有一手很「絕」：每起草完一稿，她立即讓人抄清樣，由張春橋派專人直送在杭州的毛澤東。毛澤東修改後將文件返回，江青立即組織起草小組再討論、再修改。

這樣幾經反覆，毛澤東對江青主持起草的文件表示滿意。毛澤東認為文件起草小組的這些人都是他信得過的，因而乾脆決定：就以參加中央文件起草小組的人為主，重新組成中央文革小組。

正副組長各拉幫派

1966年8月，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全會選舉中央政治局時，陳伯達不僅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而且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列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之後，他由原來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接連躍升兩級，一下子成為中共中央第五號首長。後來陶鑄被打倒，陳伯達又成了中共中央第四號首長。而此時的江青也被確定為可以列席中央重要會議的人之一。

1966年下發的「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銷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之下。毛澤東又指定由陳伯達擔任這個小組的組長，不僅如此，毛澤東還指定由陳伯達「組閣」，將「中央文革」的辦公地點設在釣魚台。

別看「中央文革」只被稱為小組，它可是當時中國政壇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機構，它是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之下的權力機關。當時，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搞「文化大革命」，而「中央文革」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領導全國各方面工作的核心機關，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書記處。

而陳伯達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擔任這個小組的組長標誌著他的政治地位和權力達到了頂峰。毛澤東同時決定，江青也進「中央文革」，擔任副組長。

當陳伯達選擇「中央文革」成員「組閣」時，自然要面對爭奪權力的對手———江青。這樣，中央文革的正副組長之間，一開始就產生了矛盾。

實際上，陳伯達早就看到江青的勢力正在崛起，也知道江青是要當「中央文革」的組長，實際控制「中央文革」，他是不想與江青鬧翻的。他甚至一度向毛澤東提出：自己不當這個組長，由江青來擔任，但毛澤東沒有同意。

陳伯達在「組閣」時，把自己手下的大將王力、關鋒、戚本禹拉進「中央文革」。而江青一當上「中央文革」副組長，也馬上提議：張春橋進「中央文革」，當副組長。

陳伯達不表態，江青就去找毛澤東，經毛澤東同意，張春橋進入「中央文革」，並且當上了副組長。接著，江青得寸進尺，又要把姚文元拉進來。陳伯達不同意，說：姚文元寫文章不行，不如王力他們，他父親有歷史問題，不便讓他進「中央文革」。

可是，江青不聽陳伯達的，又一次直接找毛澤東推薦姚文元。姚文元發表評《海瑞罷官》的文章後，毛澤東十分賞識他，就同意姚文元進「中央文革」，陳伯達沒有話說了。隨後，江青決定反擊一下陳伯達，她又找毛澤東提出：陳伯達保薦的王力不合適，不能進「中央文革」，想給陳伯達一個「下馬威」。

毛澤東原來就對王力有些看法，也認為王力進「中央文革」不合適。陳伯達也沒有買江青的賬，他直接找到毛澤東力保王力，說王力是「秀才班子」的老人，理論水平高，文筆好，要依靠他寫東西，還要讓他管「中央文革」辦公室的日常工作。

毛澤東同意了陳伯達的意見。同時，毛澤東提議讓陶鑄進「中央文革」當顧問。陳伯達認為，陶鑄地位在自己之上，而且陶鑄總比江青等人強，在許多問題上會幫助自己頂一頂江青，就一口應承下來。同時，陳伯達又向毛澤東提議，讓康生也進「中央文革」當個顧問。陳伯達當時天真地認為：康生可以在關鍵時刻幫助他。對陳伯達的這個意見，毛澤東也同意了。

這樣，由陳伯達「組閣」的「中央文革」班子就定下來了。1966年8月，中共中央下達通知，通報了「中央文革」的名單：

組長：陳伯達

顧問：陶鑄、康生

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

組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謝鏜忠、尹達、穆欣

辦公室主任：王力（兼）

江青成了「中央文革」的實際「當家人」

陳伯達一開始是想利用毛澤東的信任，以組建「中央文革」的班子為契機，自成規模，確立自己在中央舉足輕重的地位，為他以後擔任更高的職務創造條件。但未曾想，江青這個爭權的對手，早已在上海搞起了自己的一套人馬，利用搞紀要的機會與手握軍權的重量級人物林彪建立了合作關係。

在組建「中央文革」時又把自己的親信拉進了「中央文革」班子，再加上毛澤東夫人的身份，氣勢上咄咄逼人。在「中央文革」中，陳伯達與江青形成了勢均力敵的狀態。

「中央文革」成立以後，陳伯達在《人民日報》上接連發表社論或評論員文章：《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大字報揭穿一個大陰謀》、《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一篇篇火藥味十足的社論、文章，起到了擾亂全國的作用。在中央政治局內部，陳伯達直接攻擊劉少奇、鄧小平；他到北京大學去「點火」，趕走工作組；他還到處講演，儼然是當時的「革命派」代表，得到毛澤東的充分信任。

毛澤東還讓陳伯達和他一起起草《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陳伯達還主管著全國的宣傳、思想、輿論工作，可以直接向毛澤東彙報工作，不僅中央下發的文件要由他確定要領後組織人去寫，連中央領導人的公開講話，包括林彪在大會上的講話稿，也要由他審定。

最突出的是，1966年10月16日，毛澤東親自決定，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由陳伯達代表中央作《無產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報告，這個報告，首次提出了中國存在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概念。這時的陳伯達實在是風光了一陣子。

但野心很大的江青根本不會讓陳伯達神氣多久。她必須要控制「中央文革」，以實現自己成為實際的「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的夢想，然後進一步執掌黨的大權，為下一步實現其政治野心打基礎。為達目的她是不擇手段的。

而陳伯達多少有一點書生氣，論權術，他是比不上江青的。他那濃重的閩南口音，也使他不善於口頭表達。「中央文革」里，江青與張春橋一唱一和，開會決定什麼問題，最後都是按他們的意見定。

更讓陳伯達氣惱的是由他一手提拔的三個親信大將：王力、關鋒、戚本禹，也見風使舵，開始向江青一邊靠。原來陳伯達以為陶鑄、康生當「中央文革」的顧問，是會幫自己說話的，至少可以在他和江青之間起調和作用。可是他沒有想到，陶鑄不久就被打倒了。他更沒有想到，康生的城府比江青深得多。政治上老謀深算的康生，自然會站在有特殊地位的江青的一邊。 還有一個原因是，陳伯達在毛澤東那邊的事多、管的面寬，還要起草大文件、大文章，對「中央文革」的事往往顧不過來。

這樣一來，陳伯達這個「中央文革」組長，實際上成了光桿司令，作為副組長的江青，反倒成了「中央文革」的實際「當家人」。

陳、江之間的疙瘩越結越大

面對這一現實，陳伯達心中有氣，但也沒有辦法。江青他惹不起，康生他鬥不過，組員他喚不靈，他只好忍耐。於是，他向江青退讓了一步，乾脆不管「中央文革」的日常工作了，而是讓江青管事。

但他萬萬沒有想到，江青等人又主動向他發起進攻了。江青開始找陳伯達的「茬」。1966年10月，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實際上，陳伯達這個講話的基調是「左」的，他批劉少奇、鄧小平的調子是高的。問題在於：陳伯達在講話中，根據周恩來的意見，說了幾句江青、康生等人不愛聽的話：一句話，是陳伯達提到了要抓革命、促生產；另一句話，是陳伯達說，工作組只是一種組織形式，運用適當是可以的、必要的；還有一句話，是陳伯達提出，要堅持毛主席提出的階級路線，團結大多數。

而江青、康生等人則認為，現在正是要「大鬧天宮」的時候，正是要「革命」的時候，你陳伯達提出要抓革命、促生產，明顯是有意唱反調。工作組是劉、鄧搞的，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陳伯達還說工作組只是形式，這不是和稀泥嗎？現在要打倒一大批幹部，陳伯達卻說要團結大多數，簡直是站在了劉、鄧一邊。

他們抓住陳伯達這三句話不放，讓他必須檢查清楚，陳伯達卻不願意檢查。在雙方僵持不下之時，還是毛澤東救了陳伯達的「駕」。毛澤東發話說：抓革命、促生產，是我讓陳伯達加進講話稿中去的；陳伯達說工作組只是一種組織形式並沒有錯；陳伯達說要團結大多數也是對的，是我的主張。

既然毛澤東這樣說，江青等人也就只好罷手。陳伯達也長出了一口氣。但是，江青與陳伯達之間結下的「疙瘩」卻由此更大了。陳伯達敗了一陣

陳伯達也真下了功夫，他以繼夜日，字斟句酌，完稿後親自動手把抄清的報告稿封在一個牛皮紙口袋裡。在口袋上面，用毛筆工工整整地寫上「即呈毛主席」五個字，然後派人送到毛澤東處。

江青他們也下了功夫，搞出了另一份九大政治報告稿。他們經過研究，決定由江青把報告稿直接送給毛澤東。不久，江青借口去看望毛澤東，送上報告稿。她在毛澤東那裡談了很久。談話中，江青把他們怎樣組織人收集材料、怎樣起草、怎樣反覆研究等經過，彙報得很詳細，還從當前形勢等角度，提出目前這個報告稿不宜過於強調搞生產，還是要突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江青後面這番話，正合毛澤東心意。

此時，毛澤東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思考。他尤其注意的是保證社會主義國家政權不改變顏色，認為與這個重大任務相比，其他問題都是次要的。此時他形成了這樣的思路：通過抓革命來促進生產。

毛澤東的這一觀點，後來在由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稿中體現了出來。九大政治報告稿中有這樣一段話：「『抓革命，促生產』，這個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它正確地回答了革命和生產，精神和物質，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關係。毛主席總是教導我們：『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列寧曾經這樣痛斥那些反對從政治上看問題的機會主義者：『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佔首位。不肯定這一點，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起碼的常識。』」這段話，正與毛澤東當時的一些認識相合。而陳伯達的觀點顯然與毛澤東的想法不合拍。

陳伯達堅持自己的觀點，又不去向毛澤東請示意見，而是自己在家裡面乾等。他覺得，長期以來，毛澤東對自己的理論水平是肯定的，過去，對自己起草的稿子都是十分看重的，這次也會重視自己起草的稿子。可是，這次陳伯達失算了。

沒過幾天，中南海的工作人員給陳伯達送來一份密件，陳伯達打開一看，他親手封好的裝有報告稿的牛皮紙口袋沒有拆封，毛澤東只在口袋上寫了八個字：「退伯達同志。毛澤東」。毛澤東對陳伯達寫的報告稿連看都不願意看了。陳伯達一見到被退回的牛皮紙口袋，感覺就像五雷轟頂一般，他大哭了一場。

在與江青的較量中，他又一次敗北了。

陳伯達投靠林彪

陳伯達雖然在九大上仍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但他很清楚，自己在中央政治局中是孤立的，他的地位是動搖的。

在九大產生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一大部分是林彪的人，另一大部分是江青手下的人。林、江兩個集團的陣勢已經顯露出來，而陳伯達哪一頭也靠不上。

起草中央重要文件的任務，毛澤東逐漸讓張春橋、姚文元擔當。原來由陳伯達分管的部門，也被江青手下的人逐步接了過去。特別是江青借口讓姚文元參與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把陳伯達主管的宣傳理論部門的部分領導權拿了過去，陳伯達感到自己在黨內的地位受到了威脅。此時，他急於在中央內部找到能支持他、為他說話的人，他的目光投向了林彪。

九大後，林彪手下的幹將在中央政治局中占的比重很大，超過了江青集團的人，這當然引起了江青集團的不滿。兩個集團的矛盾愈發尖銳。在此情況下，林彪也要在中央尋找更多的支持者，尤其是尋找能舞文弄墨的人。他手下的幹將均為武將，他缺少的正是筆杆子。於是，林彪也把目標放在陳伯達的身上。

兩個人一拍即合。

陳伯達開始不斷主動地給葉群打電話，與葉建立了「熱線聯繫」。葉群向陳伯達轉達了林彪對陳伯達的「敬意」。陳伯達是一介書生，對林彪、葉群的恩惠無以回報，於是就主動地給林彪和葉群題字。陳伯達寫得一手好字，卻從不給別人寫。陳伯達給林彪的題字是：「天馬行空，猛志常在」，「天馬行空，知無涯」。給葉群的題字是：「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陳伯達在給林彪、葉群題字的同時，也給林彪手下的大將題字。

這樣一來二去，不僅林彪、葉群將陳伯達引為自己人，連林彪手下的幹將們也對陳伯達有了好感。沒過多久，陳伯達就成了林彪在毛家灣家裡的常客。林、陳、葉常在一起謀劃事情。林彪得到了陳伯達的幫助，如虎添翼，他不再怕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用理論來壓他了。陳伯達受到了黨內二號人物的支持，在黨內的地位也穩定下來了。 廬山會議上的較量

九大以後，毛澤東和黨中央都在考慮召開四屆人大，恢復國家正常的行政體系，使國家進一步穩定下來。按過去的慣例，四屆人大主要是通過《政府工作報告》和修改《憲法》，而修改《憲法》涉及國家體制問題。在當時，最集中的問題，就是設不設國家主席。這個問題的背後，實際上涉及一個權力再分配的問題。

為了達到當國家主席的目的，林彪使出了兩手：一手是主張設國家主席，一手是鼓吹天才論。當然，林彪不好把這兩條安在自己的頭上，而是安在毛澤東的頭上。他不顧毛澤東的一再反對，一意孤行，在暗中與毛澤東較上了勁。

1970年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九屆二中全會。主要議題是討論修改憲法問題、國民經濟計劃問題、戰備問題。而林彪所關注的是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陳伯達此次到廬山來開會，主要是為林彪當國家主席出力。他要做三件事：一是鼓吹天才論；二是堅持設國家主席；三是主動向江青一夥發起攻擊，先把他們中地位不算鞏固的張春橋搞倒。

1970年8月，陳伯達一上廬山就跑到林彪的住處去密談。林彪要陳伯達多在理論上做文章，要讓與會人員都知道：天才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陳伯達則給林彪出主意，讓他先在全會之前的常委會上提出設國家主席問題，如果常委會上多數同意了，毛澤東也就沒有辦法了。同時，二人還商訂了如何讓他們的親信在各組相互呼應、如何向張春橋發起攻擊等問題。

8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廬山召開常委會，研究決定九屆二中全會的議程問題。林彪卻拋開議程問題，提出了要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他說：「我考慮再三，還是要設國家主席，設國家主席，國家才名正言順，毛主席完全可以兼國家主席，建國初毛主席就是兼國家主席的。」林彪的話音一落，毛澤東立即反駁。他說：「不設國家主席，不見得就名不正言不順。我們這麼多年沒有設，還不是照樣名正言順？至於我自己，我已經多次說過，我不當國家主席。這不是什麼謙虛不謙虛的問題。」

毛澤東一發話，政治局常委也就不再說什麼了。本來陳伯達想呼應林彪，毛澤東搶先發了言，他也不敢說句話了。第二天上午，陳伯達又跑到林彪的住處去密商對策。林彪說：「現在看，光是提議設國家主席還不行，必須先從理論上先聲奪人，讓大家知道有天才，毛主席是天才，只要在理論上說明白了，把毛主席推為天才，別人就不敢說話了。」

他讓陳伯達搞一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天才的語錄，用語錄統一大家的思想。陳伯達則建議林彪在會議上搞一個長篇發言，專門談天才問題，這樣可以互相配合。回到住處，陳伯達就動手找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天才的語錄。他讓秘書到南昌圖書館借來許多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加上他自己從北京帶來的書，親自動手翻閱，在書中尋找有關語錄。他下了很大功夫，只在恩格斯的著作中找了幾段話，在列寧的書中找了幾段話。他讓秘書把這幾段話抄下來，列印好，發給政治局委員人手一份。

毛澤東很快就看到了陳伯達搞的這份材料，他心裡明白了林、陳的意圖，但並沒有表態，只是靜觀。

8月23日下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開幕。林彪發表長篇講話，核心是講天才論，吹捧毛澤東是天才。接著，他在講話中暗中點了張春橋。他說：「有人不承認（天才）這個觀點，胡說毛主席對馬列主義沒有發展，這是別有用心的。他（指張春橋）是想搞另一個中央，他那個中央和我們這個中央不同，我們這個中央是擁護毛主席的，是承認毛主席是天才的。」

林彪發言後，毛澤東面無表情，沒有講話。林彪以為，毛澤東也沒有什麼辦法阻止別人給他歌功頌德。會後，他通過葉群安排幾個親信在小組會上先發言，附和他的觀點。但是，他們的發言缺少實際內容，份量很不夠，讓林彪很著急。

發言最有份量的還是陳伯達。他在華北組的討論中集中從理論上提出了天才論的問題。他首先談了毛澤東對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的貢獻，然後強調說，毛主席就是天才，馬克思主義承認天才，恩格斯和列寧都說過稱天才的話。接著，他的話鋒一轉，矛頭直指江青、張春橋等人。他說：「現在，在中央內部竟有幾個別有用心的人把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句話說成是一種諷刺，這是想利用毛主席的偉大和謙虛，妄圖貶低毛主席，貶低毛澤東思想，他們正在搞小幫派，他們包藏禍心，目的是篡奪黨和國家的權力，這是絕對辦不到的……他們是虛偽的。我們要識破他們的虛偽，揭穿他們的陰謀。」

接著，陳伯達談到了要設國家主席的問題。

他說：「一個國家哪能沒有國家元首？這關係到一個國家的形象。我們國家也要設國家主席。毛主席就是國家主席的最好人選。毛主席原來就是兼任我們的國家主席的，現在為什麼不能兼任國家主席？現在黨中央內有的人反對毛主席兼任國家主席，是貶低毛主席，是別有用心。這些人是反革命分子，他們一聽說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高興得很，樂得手舞足蹈，像跳舞一樣高興。對這些反革命分子不能手軟，要把他們揪出來。」

陳伯達的小組發言得到林彪手下的親信幹將的群起響應。結果許多不明就裡的人也紛紛跟著贊同。一時間造成了非設國家主席不可、非要把天才論寫進憲法不可、非要搞倒張春橋不可的強大聲勢。

對此，陳伯達感覺還不夠勁。他親自動筆，把林彪的講話稿整理成文字稿，又把自己整理出的關於恩格斯列寧稱天才的語錄再次整理了一遍，然後把這兩份文件一起下發給全體與會者。這兩份文件，成了林彪在廬山會議上的重型武器。

江青等人坐不住了。於是，他們一起到毛澤東的住處去告狀。毛澤東對林彪和陳伯達的活動早有察覺，現在江青、張春橋他們來告狀，更引起他的注意，他認為現在是反擊林、陳的時候了。於是，他立即決定，召開政治局常委會。

當天，政治局常委會就在毛澤東的住處召開，毛澤東一開始就定下了三條：一、立即休會，停止討論林彪在開幕式上的講話；二、收回華北組二號簡報；三、不準揪人，要按照九大的精神團結起來。毛澤東最後強調：陳伯達在華北組的發言是違背九大精神的。毛澤東說完，就宣布散會。

毛澤東很清楚，林彪是要搶班奪權，陳伯達就是為林彪打前陣的。但在當時，毛澤東還不能立刻把林彪揭出來，他要分化林、陳，先批陳，這樣可以保證政局穩定。於是，他動筆寫了《我的一點意見》，矛頭直指陳伯達編的《恩格斯、列寧、毛主席稱天才的幾段語錄》。

毛澤東的《我的一點意見》發給了全體與會者，一下子就把會議風向轉了過來。參加會議的人開始批判陳伯達，林彪及其手下也不講話了。陳伯達感到冷水澆頭，從上涼到下。但是，他把毛澤東寫的《我的一點意見》拿起來反覆看了多遍後，又冷靜下來了。他看到，毛澤東的這封信里，還只是說陳伯達不懂馬列主義，搞謠言和詭辯，搞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他覺得，毛澤東還沒有把他打倒的意思。但是，毛澤東到底怎麼想，他也不清楚。加上江青一夥攻他攻得厲害，與會者也開始把他當作批判的靶子，林彪等人也不說話。他知道，此時能夠救自己的，只有毛澤東，於是，便向毛澤東求見。

見面後，陳伯達聽毛澤東講的，都是他工作作風方面的小事，並沒有提到理論上和政治上的重大分歧，才鬆了一口氣。他趕緊向毛澤東作檢查，說自己犯了重大錯誤，搞天才論，搞唯心主義，主張設國家主席，不聽主席的話。但沒提到到他和林彪勾結，一起向中央施加壓力的事。

毛澤東聽了陳伯達的檢查，並不滿意。他讓陳伯達去找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一起談一談，和他們「團結起來」。第二天，陳伯達去了江青的住處。江青一見面就對陳伯達冷言冷語，然後把陳伯達領到了康生的住處，張春橋、姚文元早就等在了那裡。陳伯達一坐下，他們你一言，我一語，輪番批養陳伯達。他們給陳伯達上綱，認為陳伯達是「反黨分子」。

陳伯達心裡雖然不願意，但為了過關，只好硬著頭皮聽著，並且表示要寫檢查。又過了一天，中央政治局在廬山會議上宣布，要陳伯達寫檢查。陳伯達認為，毛澤東讓他寫個檢查，就是讓他過關，這件事就結束了，因此，他的心情放鬆了。康生代筆替他寫了檢查稿，陳伯達看後，略作了修改，也就同意把自己的檢查下發了。此後，他覺得自己的事情過去了，也就不再在意了。

江青成了「批陳先鋒」

但是，陳伯達沒有料到，林彪一夥會把一切責任都推到自己身上，更沒有料到，江青會一心要把自己置於死地。

毛澤東寫的《我的一點意見》下發後，九屆二中全會上立即掀起了批陳之風。林彪及其手下親信也受到大家的懷疑和批判。林彪一看事情不妙，趕緊讓葉群向他手下親信們打招呼，讓他們把一切責任都推到陳伯達的身上，發言時，大家就都說是自己思想理論水平低，上了陳伯達的當，把問題推得一乾二淨。

江青集團抓住此事，窮追猛打。他們不敢直接攻擊林彪，就揪住陳伯達不放，非要將陳伯達置於死地。

江青先後搞出了兩個材料，一個是《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一個是《反黨分子陳伯達罪行材料》。前一個材料，把陳伯達定性為反黨分子，後一個材料，在原來給陳定的「反黨分子」基礎上，又把陳伯達定為「叛徒」、「國民黨特務」。毛澤東看後，相信了這個材料。

此後，在全國展開的「批陳整風運動」中，江青成了批陳先鋒。她到處作報告，批判陳伯達的反黨罪行。在江青等人的推動下，全國很快就掀起了批陳的高潮。

歷史是無情的，陳伯達和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明爭暗鬥，到頭來，二人都無情地被歷史淘汰。陳伯達於1970年被軟禁，江青則於1976年10月被捕。更有意味的是，江青和陳伯達同時受審。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江青和陳伯達都宣判有罪，使他們得到了應有的懲處。（摘自《黨史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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