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醫往來才俊出

——廣東十三行的西學跡象

文匯報2017-03-03文匯學人

1845年11月8日，《倫敦新聞畫報》圖文並茂地報道，兩名來自廣州十三行商人家庭的男孩郭亞成（A-SHING）和陳亞裔（A-YOW）。

各類病理示意圖，關喬昌畫，1836-1837年。

關喬昌畫室實景，定官畫，1840年。

邱熺著《引痘略》，1832年版。

伯駕醫學傳教集輯（季度報告）

伯駕與關韜在診所，關喬昌畫，1839年。

方益昉

史學界應該驚訝的是，伯駕在報告中，重點分析了加大培訓清國西醫人才，並將他們送達歐美醫學院深造的計劃。這份西洋留學提議，比目前認為中國最早的容閎版出洋奏議，即1867年後，容閎向江蘇巡撫丁日昌，首次和盤托出的「教育計劃」，提前25年還不止。

有關廣州「十三行」在中國社會進程中的經濟地位和歷史作用，梁家彬先生1937年所著《廣東十三行考》，基本確立框架。儘管後學新論不斷，「十三行考」已成顯學，但是，論述視野很少注意這個滿清開放窗口，在促進西醫東漸和外向人才培育方面的萌芽跡象。

1841年9月，入駐廣州十三行、行醫5年有餘的耶魯大學醫學博士皮特·派克（1804-1888,Rve.PeterParker,MD），即清代通事舊譯「伯駕醫生」者，以中華外國佈道會美籍醫學傳教分會（MedicalMissionaryoftheAmericanBoardofForeignMissionsinChina）名義，致函蘇格蘭首席醫生約翰·阿伯克龍（1780-1844,JohnAbercrombie,MD)，詳細介紹入華醫學傳教業績，同時藉機募集善款，以期拓展興醫規模。

史學界應該驚訝的是，伯駕在報告中，重點分析了加大培訓清國西醫人才，並將他們送達歐美醫學院深造的計劃。這份西洋留學提議，比目前認為中國最早的容閎版出洋奏議（容閎著，徐鳳石與惲鐵樵譯《西學東漸記-容純甫先生自敘》，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即1867年後，容閎向江蘇巡撫丁日昌，首次和盤托出的「教育計劃」，提前25年還不止。

「基於國王學院已經設立獎學金，專註醫學傳教培訓。皇家外科學院業已培訓了專門人才，倫敦教會將洛柯哈特（1811-1896，舊譯雒魏林WilliamLockhart)派至中國從事醫學傳教，也應該將中國年輕人送往英國，接收醫學傳教培訓……其實培訓中國年輕醫學專職人員的工作，我們已經實施，非常有效。好些年輕人正在廣州的培訓課程中，他們與社區關係密切，可用漢語和英語同時教習。有位學生的父親（筆者按，實為叔父）支持兒子放棄科舉，投身西醫。已經有紐約醫學紳士承諾，皇家外科學院接受幾位學生，他就贊助同樣的學生名額。為何劍橋、牛津、利物浦、格拉斯哥和愛丁堡的大學不能啟動類似計劃？」

報告內容翔實，將實施可能、預算估計和尚存難處，逐個加以討論，目前國內學界還沒引起重視。自民國初年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以降，探索近代中國現代化人才起源，學界先後成型幼童說、洋務說、庚款說、女性說等。筆者以為，19世紀最早提議選送俊傑出洋留學，或直接在本土造就外向型國際接軌人才的，應該包括醫源說在內的可能路徑。

1.本土西醫關亞杜

現代西方醫學充任宗教侍女，有規劃、有規模地登陸華夏，已成學界主流共識。1835年11月4日，伯駕在十三行豬巷（HogLane）3號,即新豆欄7號豐泰行（Fung-taeHong，San-taulanstreet）設立新豆欄醫局，無疑可視作傳教士醫生入華執業源頭。其首日診所工作日誌記載（內容有細微不同，參閱EdwardV.Gulick:PeterPakerandtheOpeningofChina1973,HarvardUniversityPress）：

一共來了四個求診者。一位雙眼全瞎的女性，另一位雙眼視力幾乎喪失，但不忍告訴患者，恢復視力渺茫，幾乎沒有治癒可能，聲稱竭盡努力。還有一位25歲的慢性紅眼炎症，一位雙眼翼狀胬肉，伴右側上眼瞼內翻患者。

由於伯駕醫術領先，免費為窮人治病，求醫者日益增多。那個時候，衛計委官員還沒有編入衙門序列，或者說，府台老爺壓根兒不相信，不識岐黃的紅毛番鬼，還有治病救人的能耐。可見，創新往往發端於政策盲點，是機遇的恩賜。年輕的花旗佬伯駕，鑽了監管的空子，憑藉西醫好手藝，逐步賺到治病救人好名聲。

生意興旺，忙煞想幹事、能幹事的伯駕醫生。他開始師徒式傳授醫技，最高記錄同時指導5位本地習醫者，從英語教學，到臨床操作，規範培養。其中，伯駕最著名的學徒要算關韜，又稱關亞杜（英文名KwangAto），是伯駕研究助理關喬昌（林官，英文LamQua）的侄子。關韜就是伯駕經常向西方募捐人介紹的父子同心、投身西醫傳教事業的學習標兵（伯駕醫學傳教季度彙報，1841年9月版）。

19世紀30-40年代，通過科舉選拔人才，還處於千年文官制度的興盛時期。年輕學子普遍以追求功名為首選，以期光耀門第，繼而名利雙收。而對關家這個十三行地區的傳統商家，伯駕的出現居然影響了家族規劃。商二代後人毅然放棄科舉機會，拜師紅毛夷人習醫救人，以當下的話語表述，是屬於思想創新、開拓進取的新一代。

從此，本土西醫第一人關韜的生平，與新豆欄醫局的發展聯繫起來。1855年，從費城傑弗遜醫學院畢業的醫學博士嘉約翰（1804-1901,JohnGlasgowKerr,MD）將新豆欄醫局升級為集博濟醫局、博濟醫學堂一體的醫學機構，關韜以紮實的漢學與西學複合文化背景，憑藉本土西醫精英的獨特身份，繼續服務於博濟，成為西方醫學傳教士雲集行業中的頂梁角色。

博濟系發展期間，關大夫一度從軍，稱其為我國軍醫第一人，也許不算誇張。但他人微言輕，在現代科學建軍思想被朝廷全面採納之前，僅靠個別醫生的技能，無法改善部隊戰鬥力，中日甲午戰爭的較量就是實證（宗澤亞《日清戰爭》商務印書館，香港2011版）。

2.病理畫師關喬昌

伯駕行醫十三行，盛邀同文街16號繪畫作坊的關喬昌畫師與其合作。從目前流傳於世的大量醫學示意圖來看，關畫師對促進西醫東漸，乃至西醫現代化進程所做貢獻，尤為特殊。我國醫學史界對其成就的重視程度和研究成果，遠遠不如包括耶魯大學在內的西方學界。

十三行邊界上的同文街是個華夷混雜的區域，特別吸引小商、小販。關喬昌原本主業肖像作品，他技術好，銷售一幅可入賬15銀元。但他常被客戶議論，不願為了多掙錢，美化肖像本人，看到多少細節，就畫多少筆墨。所以，借用他的畫作，當作研究史料，基本靠譜。

把畫坊設在特區旁邊，爭做洋人生意，通常是畫坊的基本業態。西洋商人來華定製精美瓷器，常常專門要求燒制家族族徽，或者外來文化特色的圖案，以滿足特殊用途。畫坊則按照窯場的工藝流程，將外商帶來的圖案，重新繪製成符合瓷器加工標準的中國式作品。

為此，理解並且講究解剖、比例、視角、焦點、明暗、色彩等技巧的西風畫室，在窯場和外商之間，架起了西畫東漸的橋樑。從明末利瑪竇傳入西畫起，恐怕泱泱中華，只有蘇州桃花塢年畫師傅，以及廣州十三行瓷畫師傅，開始掌握西畫的基本概念和用色筆觸。

掐指算起，關喬昌可算19世紀最早的境外培養國際接軌人才。他曾經在葡萄牙人統治了幾百年的澳門，師從英國著名畫家喬治·欣納利（GeorgeChinnery1774–1852），深得油畫真傳。讀者閱讀關喬昌作品，其肖像、場景、視角和色彩，與欣納利的大作極其相似。但關喬昌聲稱比洋師傅畫得更好，理由是，欽差大人林則徐也請他畫肖像。

在沒有照相機等儀器設備的時代，伯駕出人意料地聘請這位懂得西方解剖、透視原理的畫家，一起記錄了上千個圖文配套的臨床手術寫實案例。這支史上最早的中外合作醫學研究團隊，對廣州地區罕見病，或者因為缺乏西醫外科

救治，久病耽擱成重症的病例，如晚期乳腺癌、肉瘤和淋巴瘤的研究記錄，影響至今。

伯駕研究團隊積累的原始資料，不僅被博濟醫療機構用作未來醫學教學案例，也成為向歐美慈善機構募集資金、擴大傳教與醫療規模的實物憑證。同文街附近的行販們都知道，要是16號畫坊里見不到關畫師，那他一定在新豆欄診所繪製現場病例。

比如23歲的包阿興，左臂反覆骨折，腫大成瘤。1836年11月15日上午11點施截肢手術，患者一年後成婚，靠賣水果生活。又如13歲女孩阿開，右邊太陽穴有巨大肉瘤，1837年1月19日被麻醉後切除，14天後痊癒。至於20歲的楊施，頸部肉瘤下墜至臍部，手術切除後，楊家祖父寫下「秋菊初綻馥郁，謹以數語感念先生之大德與高技，今鄙孫子女得以康復，願先生之名留傳千年子孫，願先生之功德萬年遺福！花縣楊玉德」。晚期乳腺癌患者更是佔了絕大多數（耶魯大學醫學圖書館藏品）。

這批華洋精英合作的藝術與醫學交叉的腫瘤病案，作為獨特的原始資料，不僅符合現代醫學共同體的認知規則，還另有社會價值，即南方油畫前輩，把握人體解剖常識，勝過中原傳統醫家。從王清任《醫林改錯》等醫家所述可以發現，清代不乏關注人體解剖的有心人，但他們孤軍摸索，除了改良傳統中醫的勇氣，實際解剖學研究成果有限。

3.痘師大佬邱浩川

19世紀初，英國醫生琴納發明牛痘疫苗，預防烈性天花傳染。200年前的這項成果，標誌人類從以毒攻毒的籠統概念，開始掌握利用低毒病菌，通過激活體內免疫力，抵禦疾病的科學路徑通達了。牛痘疫苗臨床成就的歷史地位，不妨類比當今科學家正在孜孜以求的艾滋病疫苗研究開發，如一旦突破，則功高至偉。

1802年，東印度公司駐澳門的資深僱員，作為皇家外科學會成員的皮爾森（1780-1874,AlexanderPearson）醫生，在澳門啟動牛痘接種，且種且摸索，探究適合牛痘進入澳門及周邊人群的實用方案，比如人員培訓、牛痘來源、痘種保存和接種技巧。這些有關疫苗防病能否本土化成功的要素，一個環節掉鏈子，就將全盤失效。

轉折性的機遇出現在1805年，廣州十三行行商注意到了，皮爾遜已經在澳門接種防病3年。這批嗅覺靈敏、頭腦精明的本土粵商，開始接洽皮爾遜大夫，發掘潛伏在牛痘上的創新機遇。他們不是醫學人，但歷來養成關注海外新產品、新技術、新理念的職業思維，發現並惦記著接種牛痘、預防天花這件醫學相關事宜。

十三行行商判斷，抗擊天花的技術產品和接種服務，不僅帶來商業利潤，還可兼顧積德行善。這個源自商業系統的明智決策——在人口世界第一，特別是居住密集的城鎮接種牛痘，本質上打響預防天花的世紀戰役第一槍，承擔起動員全社會徹底消滅天花的歷史責任（拙著「晚清痘師局：商業路徑與職業操守」，載《知識分子》2016年6月27日）。

也就是說，科班出身的醫生和連篇累牘的醫學，原本並非健康促進的充要條件。十三行集資創新的牛痘接種善局，比耶魯大學伯駕醫學博士首次引進現代醫學概念的新豆欄醫局，整整提前30年。痘局直接由代表行商協會的公行出面，負責投資運營，出手格局非同一般，大過皮爾遜的小打小鬧，接近現代衛生站配置。

牛痘新品從唯一開放的廣州登陸，符合十三行的流通規定。有識之士熟知相關進口皇法和相關夷務，先去道台衙門登記賦稅，再回行商棧房升匾開張。接下來的新產品、新技術與古老社會如何融合，就是市場的法則和商人的本事了。

出任痘局接種員者稱痘師，需具備英商館工作經驗，類似現在外資企業履歷。首批參加皮爾遜醫生培訓的，好比黃埔一期赤腳醫生，要求掌握皮膚清潔、刀具衛生、痘症護理和疫苗處置等手藝。廣州地區民眾，有錢的花一塊洋銀，可享受上門服務；貧困的捐贈痘孢膿汁，也可免費接種。前者是純商業營利的，後者付出身體代價，交換種痘服務。

當年人們擔心，捐痘會大傷元氣，但元氣之說在商業倫理下，被有效耕織為健康網路，成為十三行的創意發明。在沒有冷鏈運輸知識和技術的2個世紀前，商船航運和商貿人員，從遙遠的西半球，歷經上百天海上旅途，如何將牛痘疫苗運達東方港口，同時又要保證疫苗的高效活性，就是值得醫學、運輸和商界各方，嚴肅對待的重大科學事件。

為此，痘師們專挑皮下皰疹碩大的接種對象，截流保存其再生牛痘膿汁，用於下一位接種對象的疫苗。商人們最現實，牛痘大規模接種，依賴進口不現實，細胞培養靠人體！如今，基於人體交叉污染愈演愈烈，從母乳到血清，現代醫學已將過往類似的便利手段全部摒棄。純潔醫學被人類自身顛覆得越來越糾結。

1817年，經皮爾森一期培訓，編撰《引痘略》的痘師邱熺（浩川），即西方人筆下的A.Hequa或Dr.Longhead，歸納疫苗接種內容，提出天花預防的本土服務模式，重點改良疫苗的留種、擴增與保存，程序細節相當接近免疫學和細胞學的先驅性工作。即使皮爾遜的種痘技術，傳世已經10多年，但並未阻礙邱熺與西洋夷技較量的勇氣，他最終自成一派。

其實，在推進牛痘接種的市場份額和社會效應中，邱熺面臨的政商干擾、技術困境、療效質疑，不比目前臨床新技術應用時的境遇寬鬆。他統籌打點種痘之外的心思，一樣繁雜而且焦慮。各地衙門不時裝瘋賣傻，官吏們無非要點小實惠。史實是，未來一個世紀，牛痘接種居然在無需政府調控，沒有衛計委監管，不依託傳統中醫的局面下，真的逐漸營造起來。

仰仗傳統的商業德行和邱系的技術標準，根植於儒家文化的痘局與痘師，哪怕看在飯碗的份上，也懂得買賣自律規範，不敢弄虛造假，逾越雷池。邱禧父子及其後世的天花預防事業造福華夏，史上冠以「邱氏世業」盛名。以今日眼光定位，本質上是轉化西方新穎技術，不僅建立中國式生命科學的實用模式，更是首創社會共建防病機制的成功案例。

4.夷務小吏李致祥

大清皇法歷來規定，外商洋人不得跨出500多米長、200多米寬的十三行外貿窗口。為此，荷蘭、丹麥、英國、法國、美國等各國商行，以及潘行（PanQua）、胡行（HowQua）等華商巨賈，在此構築高大結實、西式洋派的庫房與店面，辟有舊中國街、新中國

街、豬巷即新豆欄街等幾條通道，直達沿江碼頭，又與同文街上小商販交通。

以往，常來十三行港口的，多屬遠航來華船醫。這些外輪公司的僱員，哪裡忍受得了狹小憋屈的空間，最多待上幾年就拜拜。但自伯駕開始，傳教醫生髮誓插隊落戶，紮根皇土改造自己，拯救他人，終老此地。其言行影響了社會風氣，甚至改變大清命官所思所想（拙著《除了治病救人，西醫入華還催生了什麼正能量》，載《賽先生》2016年9月1日）。

1842年某日，十三行里的小教堂，舉行著一場特殊的基督教婚禮。男方是月俸15銀元的六品夷務小吏李致祥，他年前還在為欽差大臣林則徐奔走。1841年夏秋，林大人被革職充軍，李致祥與父親乘賦閑在家，商量著把延續香火的大事辦了。李家是本地望族，父親李新華與林欽差還是同年進士，雖說官至三品，卻並不迂腐。

女方蘇珊小姐是美國傳教士京威廉的女兒。這個在十三行街區居住多年的基督教家庭，只被允許在距離羊城一里處，散發福音小廣告，被當地人戲稱「番鬼紅毛」。大清境內，以官二代身份明媒正娶洋二代，李家恐怕真的要數滿清入關後第一遭。年方28歲的李致祥原本以為，已在十三行從醫多年的伯駕醫生，理應娶24歲的洋牧師女兒蘇珊做新娘。

他曾經按捺不住問美女，是否喜歡美國帥哥。蘇珊大方地告訴李夷務，自己對伯駕醫生的愛，是基於對上帝的愛，愛他熱心傳播上帝福音，愛他用心救治本地病人。這些愛的箴言，即使年輕的李進士早已博得功名，卻未曾在諸子百家中讀到過，這番愛的啟蒙，要算在異域文化頭上。

西洋婚禮結束後，男方在廣州城裡安排了傳統的拜堂儀式，宴請200多位賀喜嘉賓。據現已定居阿拉斯加的李氏家族嫡孫記載，當日婚宴僅十三道菜，計有「永結同心、百年好合、鴛鴦戲水、紅鑾金鳳、如意吉祥、花好月圓、百子千孫和滿堂吉慶」等冷熱大餐與點心。

倘若此事屬實，相比道光年間農家土豪和氏族大戶的婚慶排場，李氏娶親真是既吉利光鮮，又移風易俗。過去幾年，李致祥和蘇珊這對受過良好教育的新人，在語言、文學和宗教諸方面互學溝通，繼而衍生愛慕，完全合乎情理。相鄰熟視無睹，社會習俗接納，以致十三行首富浩官胡秉鑒，也憧憬過移民美國的晚年夢想。

李致祥隨洋家庭雲遊各地長見識，最終舉家移民美國，替首富同鄉實現了夢想。而更多年輕學子的西洋願景，不久就兌現了。1845年11月8日，《倫敦新聞畫報》圖文並茂地報道，兩名來自廣州十三行商人家庭的男孩郭亞成（A-SHING）和陳亞裔（A-YOW），從利物浦上岸，8個月後移居倫敦。「他們面目聰慧，外表儒雅，英語能力日趨上進，開始參與社會活動。」

如果說，新聞畫報上少年秀麗的漢字簽名，還只是他們的出洋憑證，那麼稍晚湧現初曉紅毛番語的通事翻譯，佼佼者如林鍼（又名針，留軒，景周，景春）、戈鯤化等，竟成學者型通事，前者曾在曼哈頓法庭為華人主持公道，後者曾任哈佛大學首位華人漢語教授。

哪怕當年廣州俚語創新「番鬼紅毛」，其實也並無惡意，比如出版商壁經堂，特意翻印《紅毛通用番話》，是為了滿足民間與洋人溝通的社會需求。通事們除了日常語言中介，還記錄了諸如《西海紀游草》等海外掌故。在外籍人士擁擠的十三行狹小地界，東西方文化自然接觸，傳播西洋物事，對傳播先進技術和社會觀念，貢獻不容小覷。

相比晚明以來十三行的外貿窗口功能，廣州十三行行商在其最後的幾十年里，關注海外技術，包括醫學技術的引入和投資，運用新技術有效改善生存環境，並促進本土外向配套型人才的培育。這些孕育現代化進程的民間萌芽和歷史細節，有待學人繼續發掘。

（作者為旅美醫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