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2012年閱讀書目

又到年底寫讀書總結的時候了，我感到慚愧。總的來說，這一年讀的書不多，而讀的不多的原因之一是有本書讀得太多了。

這本書是布萊斯勒（Charles E. Bressler）的《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導論》（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第五版。一個偶然的原因，我接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之約，與我的幾位學生一道上了翻譯這條「賊船」。我並沒有把翻譯看得多麼簡單，但還是嚴重低估了它的麻煩程度。每個人承包一章或兩章內容，翻譯出來的東西自然有別，有人譯得老實，有的譯得花哨，這或許還可稱是翻譯風格，但漏譯、誤譯，甚至個別章節三句一小錯，五句一大錯，恐怕就很難說是風格問題了。今年春節之後，我除自己翻譯的那部分外，開始投入到逐字逐句的校譯之中，但斷斷續續弄到6月，也只是校出了將近一半內容。進入7月，我不得不加班加點了，有時從早上5點半不歇氣干到晚上11點半，也只是能校出三、四千字的樣子。那段時間我生氣、撮火、灰頭土臉；我向遠在美國的朋友請教疑難雜症，與近在眼前的兒子商量句子的理解；我狠狠批評了幾個學生的認真指數太低，因此還傷了和氣。

就這樣，一直折騰到9月中旬，才覺得這本書可以拿得出手了，但出版社又遇到了第三方版權問題，出版的時間不得不一再推遲。

既然大半年反反覆復都在讀這本書，我似乎應該談一談這本書的主要內容。但說來話長，還是留點神秘感吧。這裡我只是把瑞恩（Z. A. Rhone）在「序言」中的結尾段拿過來，做個廣告：「在過去15年的時間裡，布萊斯勒的這部著作已上升為美國文學批評方面最暢銷的入門書之一。學生與教師均已發現，布萊斯勒對於文學理論與批評中許多抽象且艱澀的理論概念都做了深入淺出的講解。我相信，這個新出的第五版不僅為錯綜複雜的文學理論界提供了一種可以理解的批判性視角，而且也為理論運用到文本與課堂之中打開了方便之門。」

因為翻譯和校譯，我讀了一些奧康納的小說《好人難尋》，還讀了讀《濟慈詩選》《濟慈評傳》《濟慈書信集》之類的書，算是一點意外的收穫。

翻譯和校譯之餘，我認真讀過的書大概只有三本：《路上的春天》（聶爾著），《純真博物館》（帕慕克著）和《〈紅岩〉是怎樣煉成的——國家文學的生產與消費》（錢振文著）。

《路上的春天》我已寫過書評——《美文是怎樣煉成的》，但我還是想在這裡再說幾句。我記得讀聶爾的第二本散文集《最後一班地鐵》時，其中的一個句子曾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對我來說，所有的感情都不單純。它們不光是感情，它們也凝結著思想的血。它們需要細緻，曲折，獨特的表達方式。」（P14）最近浦歌訪談聶爾，當問到「什麼是好散文」時，他似乎也在回顧那個句子：「我喜歡那種飽含著思想之血的文字。我不太欣賞抒情散文。我也不適應那些描寫過多或單純敘述的文字。」讓思想之血充盈於散文之中，這大概也是聶爾散文寫作的秘密，如此一來，他的散文便有了筋骨、味道和嚼頭，好讀而且耐讀。這種散文觀常常讓我想起薩特的那個說法：「人們不是因為選擇說出某些事情，而是因為選擇用某種方式說出這些事情才成為作家的。而散文的價值當然在於它的風格。」（《什麼是文學？》）薩特所謂的散文與聶爾筆下的散文肯定不是一回事，但我卻總覺得這兩者之間好像有什麼關聯。

因為《路上的春天》的出版，我邀請聶爾來北京做了次講座；因為那次講座，我後來讀完了《純真博物館》。

聶爾是在舉例時提到帕慕克的這本小說的，他說他甚至被這本小說感動了。桑原武夫說過，人到中年之後，我們就成了文學方面的老油條。我想飽讀詩書的聶爾或許比其他人更油，這種人是輕易不會被感動的。而他居然也為之動心動容，一定是這部小說有著不一般的魅力。於是我立刻決定買回這本小說瞧瞧。結果可想而知，我也被感動了。

當凱末爾「順」走了芙頌用過的許多物件（包括鹽瓶、小狗擺設、頂針、筆、發卡、煙灰缸、耳墜、紙牌、鑰匙、扇子、香水瓶、手帕、胸針和芙頌抽過的4213個煙頭等）來治療他的愛情之痛時，精神分析學家估計有了用武之地，但小說的魅力卻也由此顯示出來。現代小說似乎已不像古典小說那樣能夠包羅萬象了，它們往往選擇人性的一個部位，開鑿鑽探，直到把這口井打出水為止。像庫切寫的那種「恥」，像帕慕克寫的這種「痛」，都寫到了一個極致。深水井裡的水顯然更好吃，而被它感動似乎也就容易解釋了。

大概是想弄清楚帕慕克的文學觀，我又讀了他的《別樣的色彩》和《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中的一些篇章。讀這兩本書，我知道了帕慕克是本雅明的「傾心仰慕者」（《別樣的色彩》，P3），他熟讀的那些作家作品我們往往也耳熟能詳。我還知道他「必須每天服用文學這劑藥丸」，只有這樣，寫作才能成為一種救治（《別樣的色彩》，P7）。我也約略了解了《純真博物館》的寫作過程。作者先是在楚庫爾主麻區買下了一座廢棄的建築，然後開始改造成一個博物館空間。然後他開始在二手商店和跳蚤市場搜集那個虛構家庭中使用過的種種物品。有一天，他「發現一件淺色的裙子，上面裝飾有橘色玫瑰和綠葉子。我認為這正好適合小說女主人公芙頌，我把裙子擺在眼前，開始寫芙頌身穿這個裙子學開車的場景細節」（《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P113－114）。這種寫小說的過程讓我感到奇特，作者似乎是要重建「觸景生情」、「睹物思人」的場景，讓想像有了對應物、或讓物品激發了自己的想像之後，方才運思落筆。而這種寫法和做法也誕生了兩個作品：作為小說的《純真博物館》和現實世界那座實實在在的「純真博物館」，後者已於今年的4月27日正式開張。

然而，在今年11月的一次會議上，我卻聽到趙白生教授（北京大學世界文學研究所）說，帕慕克並不是土耳其最好的作家，這個國家真正的大作家是薩克默（音）——土耳其的文學之父，連格拉斯都稱他是土耳其的托爾斯泰，但這個名字我卻從沒聽說過。

《〈紅岩〉是怎樣煉成的》是我讀過之後準備寫書評的書，但半年多過去了，我依然沒有動筆。我想寫書評，不光是因為這本書寫得地道，而且我還見證了作者從選題的焦慮到查資料的艱辛的一些片斷。作者在「後記」中說：「當代文學研究工作固然是一種腦力勞動，但也是一種需要付出艱辛勞作的體力勞動。」（P283）這是他的經驗之談。這種依靠「田野調查」做成的學問，明顯比每天守著電腦在網上扒資料所做的學問要紮實。這本書出來，好多當代文學史教科書的一些地方都需要重寫，或許也證明了它的價值。

從翻譯和校譯中走出來之後，我想趕快寫兩篇約稿還債，但恢複閱讀容易，恢複寫作似乎出現了一些問題：下筆就是長句子，定語套定語，歐化味可憎。這時候我才意識到，我在那條「賊船」上已待得太久了。

因為寫作，我讀了1982年出版的一本小冊子：《怎樣鑒別黃色歌曲》。這本書今天看來可能荒誕不經，但我還是從中讀出了一些別樣的意味。寫那些文章的作者都是音樂理論家，他們當然左得可愛，但他們對流行音樂的技巧分析卻依然堪稱精湛。比如有人分析鄧麗君的《夜霧》時說：「由於大量採用閃過強拍的連續切分節奏，就使人體本來要與音樂正常節奏相協調的律動要求，總是落不到點上。它既不斷地引著你去協調，又總讓你抓不住，於是就感到受到它的『誘惑』而一誑一閃、動動蕩盪，再加上軟綿綿的曲調，嬌膩的演唱」，誘惑效果也就隨之而生（周蔭昌：《怎樣看待港台「流行歌曲」》）。除去那些政治因素，你還真不能說這種形式分析不到位。但由此我想到的是，我們的情感世界其實是有不同的部位的，豪情如大江東去，柔情似曉風殘月。在「高強硬響」的時代，由於革命歌曲抑制了人們的柔情，所以才有了80年代初期接受鄧麗君的狂熱，其實那是人們柔情世界的蘇醒。如今，我們早已不再把鄧麗君及港台流行音樂視為洪水猛獸了，但鄧麗君歌聲的「誘惑性」，估計好多人還沒想明白。而這本書我們反著讀讀，可能就會明白一些事理。

還是因為寫作，我在十一長假讀完了周雲蓬的兩本書：《綠皮火車》和《春天責備》。

我是在2008年知道周雲蓬的，那時候我只知道他是一個唱過《中國孩子》的盲人歌手。後來我在《獨唱團》里讀到了他的《綠皮火車》，大為驚異。他在篇幅不長的散文里把人生況味寫得跌宕起伏，五味俱全，讓人嘆服。而讀他這兩本書，也進一步驗證了我先前那種模糊的感覺：這位盲人歌手不光在詩（歌詞）里、歌（如《九月》）里有出色的藝術感覺，而且文字的感覺也不同凡響。比如，因為紀念鄧麗君，他曾寫過這樣一個文案：「鄧麗君，我們音樂的後娘，我們色情的大姐姐，如果你生在二十一世紀的北京，一定會成為若干地下樂隊的女主唱。北京的沙塵暴將使你的支氣管無比堅韌，北京強悍的搖滾音樂人絕不允許你至死未嫁抱恨終生。」（《春天責備》，P229）這種文案別出心裁，它彷彿是《怎樣鑒別黃色歌曲》的遙遠迴響，但幾乎是同樣的主題，當年那種義正辭嚴的批判話語如今已演變成這種調侃式的稱頌。

關於這兩本書，我也想寫一寫書評，但剛寫了一半，莫言獲獎了。

按說莫言獲獎與我沒有任何關係，但他跟中國文學有關。而我所在的學校為了強化與莫言的關係，也頻頻出招。於是，當Beijing Nomal University被網友歡快地稱作Beijing Nobel University，當我所在的國家重點研究基地被稱作諾貝爾獎培養基地，當我的導師成為「莫言導師」我的同學被稱作「莫言好友」時，我在這「魔幻」中似乎也出現了某種幻覺：我是不是最終也會與莫言沾親帶故？莫言獲獎後，一位美國朋友寫文章時引用了我的一些說法，並稱我「很多年裡一直是莫言的粉絲，寫過不少莫言評論，而且在不計其數的文學場合與莫言有過接觸」，我讀後嚇了一跳，立刻寫郵件糾正她的錯誤說法。我說我與莫言有過接觸，但極為有限，真正面對面似只有一次，「不計其數」太誇張了；我只寫過兩篇關於莫言的評論，談不上「不少」；我讀過他的許多作品，但算不上粉絲。如此糾正時，我一方面是要還原一個基本事實，另一方面我也深知，粉絲的情感指向一般都是非理性的，一旦把誰說成是誰誰誰的粉絲，他的價值判斷很可能就會出現問題。

後來我在一次會議上聽到了北大中文系邵燕君的一句高論：路遙是有粉絲的，但莫言沒有。這個說法讓我沉思良久，她不經意間點出了兩種類型的作家作品最終會催生出怎樣的文學受眾。

我不是莫言的粉絲，但我確實從80年代以來讀過他的不少作品。當然也有漏網之魚，比如長篇中的《生死疲勞》，當年我只讀了一半；而那本《酒國》我也只是有所耳聞，卻並沒有下決心找來一讀。伴隨著莫言獲獎的喧囂，我決定把這兩本書讀完補課，順便搭配著讀他那本52萬字的《莫言對話新錄》。而這兩本小說讀完，莫言的長篇我就全部讀過了。

我現在得承認，《生死疲勞》當年之所以只讀到了「豬撒歡」，是因為儘管它新式新穎，但內容卻相對貧乏。我讀小說讀到這個年齡，可能對花里胡哨玩形式的實驗已心生厭倦。我想從小說中讀出點乾貨，如果它不能滿足我的期待，我幹嘛要把時間搭進去呢？但莫言獲獎之後我聽到一種說法：因為《生死疲勞》去年剛好翻譯成了瑞典文，評委寫出的那兩句話很可能就是從這本小說中概括出來的。這麼說，我當年的閱讀狀態是不是有問題？我沒把它讀完，怎麼能肯定它後半部沒幹貨呢？自我檢討一番之後，我立刻拿起這本書，調整好閱讀狀態，把它從頭讀到了尾。

但遺憾的是，我依然沒讀出多少乾貨。而為什麼沒有乾貨，我在那篇《莫言這個「結構」主義者》的文章中已有所表達。我說：「過於豐盈的形式壓倒了內容，過於密集的動物描寫淹沒了人物命運，過於講究的技巧逼退了思想。在西方那些真正的結構主義大師眼裡，結構就是一切，人的所作所為都是結構的產物。而在《生死疲勞》中，我似乎也看到了被「結構」主義全副武裝起來之後的文學圖景，莫非莫言真的參透了結構主義的高級機密？」因為這篇文章是與友人通信的方式寫成的，我也得到了友人的回應。聶爾（文中用的是L兄）說：「《豐乳肥臀》我大概是在1996年讀的單行本，記得當時讀得很激動，立刻推薦給朋友們讀。但現在重新打開這本書，當年的感覺完全消失不見了，滿眼看見的只是那些粗糙和玩鬧一般的句子。」這種回應讓我吃驚。我立刻想起布魯姆的那個說法：「一項測試經典的古老方法屢試不爽：不能讓人重讀的作品算不上經典。」（《西方正典》，P21）而《豐乳肥臀》我一直覺得代表著莫言寫作的最高水平，那也是我當年閱讀留下的印象。聶爾的話嚇得我不敢打開這本書了。

接著我又讀了《酒國》。讀這部長篇我也充滿了某種期待，因為《莫言對話新錄》中說：「在我目前所有的創作裡面，下刀最狠的是《酒國》。因為它所觸及的問題是極其尖銳的，而且是在那麼一個時期。1989年春夏之交這一場學生的運動，最早的起因是對社會腐敗現象極其強烈的不滿。」（P211）又記得莫言剛獲獎時在媒體見面會上說：《酒國》等作品，是「對社會上我認為的一切不公正的現象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這種說法更是讓我好奇，我期待著能在這部作品中讀出一種批判效果。

但讀過之後，我卻依然比較失望。莫言說過「結構就是政治」，並說「如果要理解『結構就是政治』，請看我的《酒國》和《天堂蒜薹之歌》。我們之所以在那些長篇經典作家之後，還可以寫作長篇，從某種意義上說，就在於我們還可以在長篇的結構方面展示才華」（《酒國》，P6）。莫言的這部長篇確實展示了結構的才華，它小說（《酒國》）里套小說（李一斗的各種小說實驗），莫言（真實作者）寫莫言（真真假假的虛構人物），集荒誕、魔幻、戲仿、偵探、黑色幽默、超現實敘事於一體，把丁鉤兒去酒國市調查吃人（紅燒嬰兒）的案件寫得風生水起。但說實在話，這部長篇我只看到了精緻的結構，卻沒看到多少政治。這是不是意味著結構擠壓了政治，結構放逐了政治？記得一次有關莫言的會議結束後，一位研究當代文學且寫過莫言專著的學者問我：「都說《酒國》與六四有關，你看出這種關聯了嗎？」我說沒看出來。他馬上說他也沒看出來。我現在想說的是，如果連專門研究當代文學的教授都看不出這種東西，它的批判性將如何體現？

不過，《莫言對話新錄》我覺得是本值得一讀的書。如果說作者在小說中藏得很深，那麼在與評論家、漢學家、大江健三郎、記者等人的對談中，莫言卻敞開了心扉。我讀莫言遇到的一些困惑差不多都在這裡找到了答案。比如，莫言與多人對談時曾經說過，他欽佩左拉那種敢於發出「我控訴」的聲音的作家，但具體到他本人，他卻不願意站到作品之外說話，之所以如此，是教育背景、知識結構、生存狀態、個人性格等等使然。他說：「我的性格可能不太合適扮演這種台前角色，以非文學的方式扮演社會良心、社會代言人的角色。」（P168）既如此，我們在《講故事的人》中聽不到我們想聽到的東西也就可以釋然了。

但問題馬上接踵而至：這究竟是莫言一個人的性格還是中國當代作家的集體性格？如果是前者，為什麼當代作家大都只願在作品中說話？

大概是要尋找答案，我讀開了金雁的《倒轉「紅輪」：俄國知識分子的心路回溯》，邢小群的《我們曾歷經滄桑》。其中還夾雜著閱讀江飛的散文集《紙上還鄉》（已寫書評），哈維的《巴黎城記：現代性之都的誕生》（讀書會上布置的書目），莫利斯的《裸猿三部曲》（譯者何道寬先生所贈之書）等等，它們構成了我在2012年年底頗為凌亂的閱讀風景。

2012年12月10日寫成，2013年1月8日改定

(原載《博覽群書》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