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閑書話』承擔,獨立,自由,創造——錢理群先生從《民國那些人》談起(轉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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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問心不答提交日期:2007-9-20 22:2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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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13日於北大靜園五院 「永遠的北大人」的聚會 今天來參加《民國那些人》座談會,我還帶來一本書,是我和嚴瑞芳老師共同主編的《我的父輩與北京大學》,全都是北大的歷史老人——從京師大學堂時代的李端 、張百熙、林紓,到五四那一代的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劉半農、錢玄同,等等——他們的後人所寫的回憶文章。我在序言里寫道:「本書是『永遠的北大人』的一次聚會,一次難得的歷史的聚會」。我覺得,我們今天的座談會,其實也是一次「永遠的北大人」的聚會。《民國這些人》里,就有不少北大人,打開書,你依次見到了:李賦寧,馮友蘭,趙元任,葉企孫,丁文江,傅鷹、蔣夢麟,馬寅初,傅斯年,王瑤,金岳霖,陳貽火欣,丁西林,楊晦,吳興華,曹靖華------,這一個個都是「北大魂」,通過作者的描述,他們已經穿過時間的隧道,來到了我們中間。而書的作者徐百柯也是一個北大人:他在1996年至2003年,就讀於北大中文系。我想,如果沒有北大精神的熏陶,浸染,他也寫不出這本書。今天到會的同學,又都是北大的在校學生,而我自己,則是北大的退休教授。我們這些北大人聚集在一起,談這本書,談民國那些人,談北大的前輩,在我看來,就是在「尋求真的北大的聲音」。 為什麼要「尋求」?因為這些「真的北大聲音」我們已經很少聽到了,被許許多多的嘈雜的聲音淹沒了,慢慢地,就被遺忘了。我讀這本書,最感驚心動魄的,就是制定清華大學校訓的周詒春老校長,在今天的清華幾乎是無人知曉了。在座的同學也不妨自問一下:北大校長中,你可能知道蔡元培,馬寅初,但你知道自稱「北大『功狗』」的蔣夢麟校長嗎?你如果是西語系學生,你知道「翻譯過但丁、莎士比亞的「天才」詩人吳興華教授嗎?你是中文系的學生,你可能從老師那裡知道吳組緗、林庚、王瑤的名字,但你知道老師們為什麼如此傾倒於這些老先生嗎?記得在《我們》社成立十周年紀念會上,我就向同學們提出過這樣的問題:「你認識腳下的北大這塊土地嗎?」如果你對曾經發生在這裡的人和事,對這塊土地的精神,傳統,認知上是陌生的,在情感、心理上甚至有疏離感,那麼,你不過徒有北大的學籍,你不會有「北大人」的感覺,當然就談不上是「永遠的北大人」了。(全場活躍) 想起了十年前的紀念 其實,早在十年前,就有過這樣的「尋求北大的真聲音」的呼籲和努力。1997年,那正是北大百周年校慶的前一年。學校成立了許多新的學生社團,其中也包括「我們社」:我查了你們的社史,它就成立於1997年5 月1 日,在10月的迎新會上,我也像今天這樣有一個發言。先後成立的,還有「時事社」,「百年同行」等等。我這裡還保留了一份時事社所辦的《時事》雜誌1997年11月試刊號,它的編輯部發刊詞題目就叫《尋找真北大的聲音》 ——後來,我把它收到自己主編的《走近北大》一書(200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卻沒有引起任何反響,但在我看來,它應該是北大校史的一個重要文獻。因為它傳達了九十年代中後期北大學生的心聲。我讀一段給大家聽聽:「一切的大興土木似乎在表明北大是欣欣向榮的。可是我感覺不到一點新鮮的氣息,只有壓抑的感覺,因為三角地上只有培訓和招聘廣告了,因為民主草坪上只是坐著相互擁抱著的情侶了,因為圖書館裡只有一張張透出英語單詞和微積分的麻木的臉孔了,理想和責任感已經在我們的頭腦中缺席了。我不斷地問自己:我是在北大嗎?怎麼我聽不到五四的吶喊,怎麼我看不到三角地的指點江山,怎麼我看不到熱血沸騰的青年,怎麼我感受不到心憂天下的責任-------失去了精神的北大,正如一個被抽去脊柱的巨人,他的肌肉在不斷發達,可他總也立不起來」。(鼓掌)文章最後表示,要「以昂揚的風貌維繫北大魂」,「為北大,為中國,撐起一方理想主義的天空,讓你聽到真北大的聲音,讓你感受到多少年來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真北大的精神」。(鼓掌) 這也正是面臨一百周年校慶,許多北大人都在思考的問題。我在此之前,1996年10月25日,就向全校的新生作過一次題為《周氏兄弟與北大精神》的演講。不知道徐百柯你聽過沒有?(徐答:我沒有在現場,但後來讀過整理後發表的演講稿)演說一開始,我就提醒大家注意:「後年是北大建校一百周年,——現在的一、二年級學生能趕上這個盛典,真是諸位一生中最大的幸福」。——順便說一下,明年,2008年,又是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慶,在座的同學能趕上這個節日,也應該是很幸運的。我接著又說:「因此,大家都在考慮:到哪裡去尋找北大的傳統?記得在北大九十周年校慶時,中文系的王瑤教授(他也是我的導師)當時還健在,他寫了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蔣夢麟校長的一段話:『一個大學有三派勢力,一派是校長,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學生-----』。這就是說,特定歷史時空下的校長、教師與學生的活動構成了所謂『校園文化』,一個學校的傳統自然也主要體現在這三類人身上。比如『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以北大教授為主的,『五四』愛國學生運動是以北大學生為主,而蔡元培校長的『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則對師生的活動起到了保護與推動的作用:這三方面的努力就構成了北大的『五四』傳統。如果我們再做具體分析,還可以發現,在這三類人中,學生是流動的,即人們通常說的,是『飛鴿牌』的(笑);校長呢,按我們國家的體制,是由主管部門指令的,會隨著政局的變化而變化;只有教師、教授是『永久牌』,是相對穩定的,幾年、十幾年、幾十年『一貫制』(笑)。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又可以說,一個學校的傳統主要體現在教師、教授身上,並且主要是由他們一代又一代的傳遞的」。因此,「同學們想要了解和繼承北大傳統,我建議大家不妨從本系本專業入手,調查一下,一個世紀以來,有過那些學術和人格都堪稱一流,或者在某一方面有著鮮明特色與貢獻的教授,他們開設了什麼代表性著作或講義,還可以通過回憶文章、傳記等,進一步了解這些教授的生平,思想,品格,精神風貌-----這樣,同學們就可以從中觸摸、感覺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北大(本系,本專業)的學術傳統,精神傳統」。 後來,一部分師生在北大百周年校慶前後,就發起了一個以「重新認識老校長,繼承與發揚蔡元培先生開創的北大精神傳統」為中心的民間紀念活動,除了自編、自演話劇《蔡元培》外,還舉辦了一系列的講座與研討會,最後出版了《校園風景中的永恆——我心目中的蔡元培》一書(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在校內外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參與者中,更是留下了終身難忘的記憶(全場活躍)。 現在,在十年之後,又是北大一百一十周年前一年,讀到了這本由當年的在校學生寫的《民國那些人》,重現北大老校長、老教授,以及那一代知識分子的身影,我確實有許多的感慨。這又是一個歷史時機,讓我們通過這本書生動,感性的歷史敘述,再一次觸摸、感覺那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北大的,以及整個中國知識界的學術傳統,精神傳統,再一次傾聽這些年我們已經很少聽到的,被遮蔽了的北大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真聲音」,以便於我們更清醒、更真實地面對我們自己和今天北大與中國知識界的現實。——這大概就是在我看來的《民國這些年》這本書出版的意義和價值。 以上算是我的「開場白」(鼓掌)。 為什麼「並不遙遠」又「相距甚遠」? 但今天我們讀這本書,卻不能不感到一種無奈與沉重。書的封底的一段話,引起了我的強烈共鳴:「曾經有那樣一個時代,曾經有那樣一批人物。他們那樣地想著,那樣地活著。他們離我們今天並不遙遠,但他們守護、在意、體現的精神、傳統、風骨,已與我們相距甚遠。讀著他們,我們感到恍然隔世;撫摸歷史,我們常常浩嘆不已」。 我的問題是,為什麼「時間上他們其實離我們很近」,而我們又覺得他們「與我們相去甚遠」呢?——然而,真的很遠嗎?我們能不能拉近這樣的距離,由「遠」而「近」? 我們面對的,正是現實生活中的當代北大人和歷史上的北大人的關係。講到這裡,我突然想到,假設這些老北大人,今天真的來這裡參加聚會,在座的大學生、研究生們,和這些前輩有共同的話題嗎?這共同話題又是什麼呢?(全場活躍) 這就是今天我要和諸位討論的問題。 「我們」的問題在哪裡? 於是,我注意到書中提到的一位當代大學生的反應,他說:「我們這些自由而無用的靈魂,不會感應那些老先生的」。 這話說得很坦率,也很令人深思。因此,我想把我們的討論拉扯開去,說一些「題外話」。我想起了去年北大團校舉辦了一個「生於八十年代」徵文比賽。這裡說的「生於八十年代」,其實就是「我們」——當代大學生的一個自我描述和命名,也即人們通常所說的「80後」。徵文小組請我當首席評委,還要我作總結髮言,我也真的認真準備了一個「如何看待80後這一代」的演講稿。但後來卻突然通知我,頒獎大會不舉行了,我也不必講了,弄得我有些莫名其妙。今天就把我原先準備的講稿的主要內容在這裡講一講,也算是一個彌補吧。我首先談到的是《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一個數字:從1980年至1989年的十年中,中國約有二億四百萬人出生,即使排除中途夭折的,「80後」也有兩億人左右,這確實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群體。(全場活躍)而且你們中間的代表,像姚明,劉翔,郎朗,都被世界看作是中國形象的象徵了。(笑,鼓掌)「80後」這一代已經如此重要,但對他們的評價卻有很大的爭議。據《中國青年報》的一個調查,「80前」的各代普遍對這一代人評價不高,而「80年後」的自我評價卻不錯,(笑)這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反差。 怎麼看待這種現象呢?我在研究這一百年的歷史時有一個發現:這樣的前一代人對後代人的指責、批評,以及後代人對這樣的批評的不滿和反擊,在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也可以說是一代傳一代的。(全場活躍)比如說,我們剛才也提到的五四那一代的劉半農,就曾經寫文章大罵三十年代的青年,說他們不讀書,字寫得不好,等等。——這和今天一些人對80後的批評也差不多。(笑)我是在三十年代末出生的,大概也屬被罵之列。(笑)但,在今天,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以至五十年代出生的,都被說成非常了不起的幾代人,因此,有資格來罵後代人了,包括諸位在內。這就是說,「每一代人都被他的上一代所不滿,最後還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歷史賦予他們的使命,以至有資格來批評下一代人」。你們也一樣,聽說再過幾年,大學生就都是「90後」了,那時候,你們這些「80後」大概也要批評他們了吧。(笑)我由此得出一個結論:「為下一代人,尤其是年青人擔憂,實在是杞人之憂。每一代人都會有他自己的問題,但既不能看得太重,最終也要靠他們自己來解決問題。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時間:這大概也是我的兩個基本信念吧」。(鼓掌) 我在很多場合都談到了這樣的看法,得到許多朋友,包括「80後」的年輕朋友的認同。不過,也有「80後」的同學對我說:你說每代人都會有自己的問題,儘管這些問題要靠我們自己解決,但我們也很想聽聽你對這一代人存在的問題的看法,至少可以提供我們來思考吧。那麼,我就姑妄說之,諸位也就姑妄聽之吧。 這一代人是在應試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從小就以「考大學,特別是名牌大學」作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現在如願以償,進入了大學,在最初的興奮過去以後,就突然失去了目標與方向。這背後其實是一個信仰的缺失的問題。(全場活躍)這個問題,不僅你們這一代有,我們也有,「上帝死了」,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我們這一代曾經以「革命」為自己的信仰,現在我們卻發現「革命」有許多問題,需要反思、反省,也就有一種失落感。不過,我們年紀已經老了,可以按原先的慣性生活;而諸位不行,一切都還沒有開始,不能這樣胡胡塗塗地過下去,於是,就有了許多苦悶與煩惱。我讀過一位大學生的自述:「歲月讓我們變得對一切麻木,變得對一切冷漠,變得對一切無所謂,失去了許多作為人的最純潔的感動」,「我現在對自己的將來卻毫無所知,而且不願意去知道。就這樣,讓我們年輕的生命消逝在每天每時的平庸里,整天就這樣飄來飄去,沒有方向,漫無目標------」。或許這裡說得有些誇張,但沒有信仰,沒有目標,什麼都不在意,都無所謂,這確實是個大問題,生活中沒有了依賴,人就失去了主心骨,脊樑也就挺不起來了。(全場活躍) 這一代人的人生道路上,所面臨的,就是這樣一個「如何建立信仰,確立生活目標與方向」的問題。或許我們正可以帶著這個問題,去請教我們的前輩,和他們進行心的交流。 「生活裡邊有個東西,比其他東西都重要」 我們一起來讀這一篇:《曾昭掄:不修邊幅的名教授》。從表面上看,這都是「名教授」、「名士」的怪癖傳聞:「他曾經站在沙灘紅樓前,和電線杆子又說又笑地談論化學上的新發現,讓過往行人不勝駭然;一次他帶著雨傘外出,天降暴雨,他衣服全濕透了,卻仍然提著傘走路(笑);在家裡吃晚飯,他心不在焉,居然拿著煤鏟到鍋里去添飯,直到他夫人發現他飯碗里有煤渣(笑);他忙於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到家裡,保姆甚至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當客人招待,見他到了晚上都不走,覺得奇怪極了(笑);而他所穿的鞋,聯大學生幾乎都知道,是前後見天的;他平日里走路,總是低著頭,不是不理人,而是根本就看不見。(大笑) 且莫把這些都看成逸聞趣事僅作談資——我知道,做學生的,最大的樂趣,莫過於晚上熄燈以後,躺在床上,回味、談論某位教授的逸聞趣事。我們當年做學生的時候就是這樣,我深信諸位現在也是如此,這也是學生的「傳統」。(大笑)但我們又不能僅止於此,還要想一想隱藏在其背後的東西。 費孝通先生有一個十分精到的分析。他說:「在他心裡想不到有邊幅可修。他的生活裡邊有個東西,比其他東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奪志』的『志』。知識分子心裡總要有個著落,有個寄託。曾昭掄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學裡邊,沒有這樣的人在那裡拚命,一個學科是不可能出來的。現在的學者,當個教授好象很容易,他已經不是為了一個學科在那裡拚命了,他並不一定清楚這個學科追求的是什麼,不一定會覺得這個學科比自己穿的鞋還重要」。——「生活裡邊」有沒有「比其他東西都重要的東西」,有沒有「不可奪」之「志」,這是一個關鍵,要害:有了,你的心就有了「著落」,你的精神就有了「寄託」,人就有了「安身立命」之處,於是,就總要有所「在意」,有所「守護」;沒有,心無所系,精神無所寄託,你就沒著沒落,既無法「安身」,也無以「立命」,也就不「在意」什麼,一切都「無所謂」,也就自然談不上要「守護」什麼了。(全場活躍) 可以看得很清楚,對曾昭掄這樣的學者,學術,就是他的「比什麼都重要的東西」,就是他的「不可奪」之「志」。他對化學學科,有一種使命感,有一種生命的承擔,因此他願意為之「拚命」,獻身。前面說到的他的那些逸聞趣事,正是這樣的拚命、獻身,以至達到忘我境地的一個外在的表現。學術,學科,對於他,就不僅是一種謀生的職業,謀取名利的手段,而是他的情感,精神,生命的寄託,依靠,是安身立命的東西。這就是這一代學者和費孝通先生所說的「現在的學者」根本不同之處。 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也是講這一代學者,知識分子,題目是《有承擔的一代學人,有承擔的學術》。也就是說,這一代人,做人做事,都是有承擔的。我還談到這樣的承擔,是有三個層面的:對國家,民族,人類,對歷史,時代,社會,人民的承擔;對自我生命的承擔;對學術的承擔。 我讀這本《民國這些人》,感觸最深的,也就是這「三承擔」。——讓我們一一道來。 「鐵肩擔道義」:對社會、歷史、民族的承擔 這本書寫到了幾位以身殉道、殉職的學人、報人,其中就有因拒收張作霖三十萬元「封口費」而慘遭殺害的民國名記者邵飄萍。他有一句座右銘:「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我想,「鐵肩擔道義」是可以概括這一代人共同的「不可奪」之「志」的,也是他們對國家,民族,人類,對歷史,時代,社會,人民的承擔意識的集中體現。這也是對自我在社會、歷史中的角色、立場的一個選擇,認定:用今天的話來說,他們都自命為「公共知識分子」,他們代表的,不是某個利益集團的利益,更不是一己的私利,而是社會公共利益,是時代的正義和良知的代表,即所謂「鐵肩擔道義」。 本書在寫到被公認為「宋史泰斗」的北大歷史系教授鄧廣銘時,特地提到他的老友季羨林先生在回憶文章中所提到的一個詞:「後死者」。——這是一個極其深刻的概念。這裡討論的是一個學者,特別是歷史研究者,他和他的研究對象的關係:不僅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係,更是「後死者」與「先行者」的關係。因此,先行者對後死者有「託付」,後死者對先行者有「責任」和「承擔」,後死者不僅要研究、傳播先行者的思想,功業,還負有「接著往下講,往下做」的歷史使命。在這裡,我可以向諸位坦白我的一個追求:我研究魯迅,不僅要「講魯迅」,而且要「接著魯迅往下講,往下做」(鼓掌)。這就是一種歷史的承擔意識;在我看來,這才是一個歷史學者,一個知識分子,他所從事的歷史研究的真正意義和價值所在。 知識分子,學者,對社會、國家、民族、人類的承擔,我覺得在兩個時刻,特別顯得重要。一個是民族危難的時刻。本書寫到曾任輔仁大學校長,北京師範大學校長和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的史學大師陳垣老先生,在北平淪陷時期就這樣對啟功先生說:「一個民族的消亡,從民族文化開始。我們要做的是,在這個關鍵時刻,保住我們的民族文化,把這個繼承下去」。另一位復旦大學的老校長馬相伯在抗戰時期逝世,弟子于右任的輓聯中讚譽他「 生死護中華」,說的就是他在民族危亡中對民族文化的承擔。 在社會道德失范的時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民族危難的時刻,所以我們的國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是時刻有著警醒的意義和作用的。危難中顯本色,越是社會道德失范,知識分子就越應該承擔「精神堅守」的歷史責任,大學,也包括北京大學,就越應該發揮「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的「精神堡壘,聖地」的作用。但現實卻恰恰相反,許多令人痛心的醜聞都發生在大學校園裡。因此,那些有節操,甚至有潔癖的老一代學者,就特別令人懷想。在林庚先生九五華誕時,我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那裡有一方心靈的凈土》。我這樣寫道:「無論如何,老人們仍然和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這個事實確實能夠給人以溫暖」,「因為這個越來越險惡,越來越令人難以把握的世界,太缺少他這樣的人了——這樣的好人,這樣的可愛的人,這樣的有信仰的,真誠的,單純的人了」,因為「經不起各種磨難,我們心中的『上帝』已經死了,我們不再有信仰,也不再真誠和單純,我們的心早就被油膩和灰塵蒙蔽了」。這就是北大校園裡的林庚和他那一代人的意義:「幸而還有他,不然,我們就太可憐,太可悲了。當我陷入浮躁,陷入沮喪,頹廢,絕望時,想起燕南園那間小屋裡那盞燈,我的心就平靜起來,有了溫馨與安寧,有了奮進的力量。是的,那裡有一方心靈的凈土」。(全場動容)。 「把心思用在自己怎麼看待自己」:對自我生命的承擔 這本書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所描述的三位教授的三堂課,我想把它稱之為「最迷人的課」。 第一堂課,是西南聯大的劉文典教授開設的《文選》課。劉老先生講課不拘常規,常常乘興隨意,別開生面。有一天,他講了半小時課,就突然宣布要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七點半繼續上課。原來那天是陰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講《月賦》。——同學們不妨想像一下:校園草地上,學生們圍成一圈,他老人家端坐其間,當著一輪浩月,大講其《月賦》,儼如《世說新語》里的魏晉人物:這將是怎樣的一番情景! 第二堂絕妙的課是四川大學教授蒙文通的考試課:不是先生出題考學生,而是學生出題問先生,往往考生的題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學生的學識程度。如學生的題目出得好,蒙先生總是大笑不已,然後點燃葉子煙猛吸一口,開始詳加評論。(笑)考場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邊望江樓公園竹叢中的茶鋪里,學生按指定分組去品茗應試,由蒙先生招待吃茶。(大笑) 這樣的課,絕就絕在它的不拘一格,它的隨心所欲,顯示的是教師的真性情,一種自由不拘的生命存在方式,生命形態。因此,它給予學生的,就不只是知識,更是生命的浸染、熏陶。在這樣的課堂里,充滿了活的生命氣息,老師與學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生命相互交流,溝通,撞擊,最後達到了彼此生命的融合與升華。這樣的生命化的教育的背後,是一種生命承擔意識。(全場活躍) 而將這樣的意識提升到理論高度的,是我親自聆聽的林庚先生的「最後一課」。當時我剛留校當助教,系主任嚴家炎老師要我協助組織退休的老教授給全系同學開講座。林先生欣然同意,並作了認真的準備,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反覆琢磨,講課的題目都換了好幾次。最後那天上課了,先生穿著整潔而大方,一站在那裡,就把大家震住了。然後,他緩緩地朗聲說道:「什麼是詩?詩的本質就是發現;詩人要永遠像嬰兒一樣,睜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圍的世界,去發現世界的新的美」。頓時,全場肅然,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先生又旁徵博引,任意發揮,足足講了兩個小時,還意猶未盡,學生們也聽得如痴如醉,全然忘記了時間。但我扶著先生回到家裡,先生就病倒了。先生是拼著生命的全力上完這最後一課的,這真是「天鵝的絕唱」。(鼓掌) 我們現在再來仔細體會林庚先生的這段話:這是他一生做人、治學、寫詩經驗的凝結,是道出了文學藝術,學術研究,科學,教育,學習,以至人生的秘密與真諦的。這裡的關鍵詞是「好奇」和「發現」:首先要保持嬰兒那樣第一次看世界的好奇心,用初次的眼光和心態,去觀察,傾聽,閱讀,思考,去上你已經上了無數次的課,去寫已經成為你的職業任務的文章,你就會不斷產生髮現的渴望與衝動,而且你果真會不斷有新的發現,新的創造。這樣,你就會有古人說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感覺,也就是每日每時每刻都在進入生命的新生狀態。長期保持下去,也就有了一顆「赤子之心」。你們看,我們前面說到的老人,無論是曾昭掄,還是劉文典,蒙文通,以及所有的「民國那些人」,哪一個不是終生都完整地保持著生命的「赤子」狀態?我曾經說過:北大「大」在哪裡?就「大」在有一批大學者。大學者「大」在哪裡?就「大」在他們始終葆有赤子般的純真,無邪,對世界,社會,學術永遠有好奇心與新鮮感,因而具有無窮無盡的創造力。這就是沈從文說的「星斗其文,赤子其心」!(長時間的鼓掌) 這是能夠給我們以啟示的:那一代人,無論做學問,講課,做事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進去的,學問、工作,都不是外在於他的,而是和自我生命融為一體的。這樣,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會使他自身的生命不斷獲得新生和升華,從中體會、體驗到自我生命的意義、價值和歡樂。本書就記述了這樣一個很有名的故事:金岳霖教授在西南聯大講邏輯學,有學生(我記得這是後來成為巴金夫人的蕭珊)覺得這門學問很枯燥,就問先生:「你為什麼要搞邏輯?」金教授答:「好玩」。(笑)大語言學家趙元任也是對他的女兒說,自己研究語言學是為了「好玩兒」。誠如作者所說,「在今人看來,淡淡一句『好玩兒』背後藏著頗多深意。世界上許多大學者研究某種現象或理論時,他們自己常常是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義,不是沽名釣譽,更不是嘩眾取寵,不是一本萬利』」。還可以補充一句:不是職業式的技術操作,不是僅僅為了謀生,而是為了自我生命的歡樂與自由。 當然,這絕不是要否定謀生的意義,如魯迅所說,「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人對物質利益、金錢的追求都是人應有的權利,所謂「安貧樂道」,如魯迅所說,那是一種統治術,鼓吹者自己是不準備實行的。對這樣的說教者,年輕人應該保持必要的警惕。但在生存、溫飽基本解決,即達到衣食無虞以後,人在精神與物資上應有什麼追求,就是一個大問題。我們所討論的這些學者、教授,他們顯然更注重精神對人的生命的意義,他們追求的是「簡單的物質生活與豐裕的精神生活」。他們不追求外在於自我生命的東西,因此,就能如孔夫子所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那都是身外之物,是應該而且可以淡然看之的。 本書特地提到了費孝通先生對他的老師潘光旦的評價:「我們這一代很看重別人怎麼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們深一層,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麼看待自己」。——這話頗值得琢磨:「看重別人怎麼看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評價,地位,那其實都是虛名;而「心思用在自己怎麼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對不對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斷創造與更新,從而獲得真價值,真意義。我們一再說,對自我生命要有承擔,講的就是這個意思。而我們的問題,也恰恰在這裡:許多人好象很看重自己,其實看重的都是一時之名利,對自己生命的真正意義、價值,反而是不關心,不負責任的,因而也就無法享受到「民國那一代」人所特有的生命的真正歡樂。「自己對不起自己」:這才是真正的大問題。 「捨我其誰」:對學術的承擔 關於學術的承擔,前面在講曾昭掄先生時,已有論及;這裡再作一點發揮。 又是劉文典先生在西南聯大的故事:一日,日本飛機空襲昆明,教授與學生都四處躲避。劉文典跑到中途,突然想起他「十二萬分」佩服的陳寅恪目力衰竭行走不便,就連忙率幾個學生折回來攙扶著陳先生往城外跑去,一邊高喊:「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笑)這時只見他平素最瞧不起的新文學作家沈從文也在人流中,便轉身怒斥:「你跑什麼跑?我劉某人是在替莊子跑,我要死了,就沒人講莊子了!你替誰跑?」(大笑) 這大概有演義的成分,但劉文典的「狂」卻是真的;所謂「狂」無非是把自己這門學科看成「天下第一」,自己在學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這門學科就沒了!這種「捨我其誰」的狂傲,氣概,其實是顯示了學術的使命感,責任感,自覺的學術承擔意識的。所謂「天生我才必有用」,天生下我來就是做學問的;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這些學者就是為某個學科而生的,如曾昭掄為化學而生,劉文典為《莊子》而生,林庚為唐詩而生,等等。 因此,在他們眼裡,學術就是自己的生命,學術之外無其他。哲學家金岳霖如是說:「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學動物,我自己也是一個。就是把他們放在監牢里做苦工,他們腦子裡仍然是滿腦子的哲學問題」。 這裡還有一個例子。具有世界聲譽的古希臘經典著作翻譯家羅念生,人們說他的一生,只有一個單純的主題:古希臘。他自己也說:「每天早上,我展開希臘文學書卷,別的事全都置諸腦後,我感到這是我平生的最大幸福」。他一生充盈著古希臘,用古希臘著作的精神來對待世界。兒子小時候接受的故事全是古希臘的;和友人聚會,他講的笑話全部不出古希臘;好友失戀要自殺,他勸好友:「去看看《俄底浦斯王》吧,你會明白人的意志多麼寶貴」。(笑)他兒子回憶說,當年自己勸說父親不妨去爭取一些頭銜和榮譽,父親湊近他,帶著一種混合著頑皮、滿足和欣喜的神態,輕聲說:「我不要那個,那個是虛的」。——他的生命中有了古希臘,就足夠了。18世紀,德國藝術史大師溫克爾曼稱,古希臘藝術是「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羅念生的一生浸泡於其間,他的生命也獲得這樣的「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鼓掌) 什麼叫「學院派」?這就是真正的學院派!什麼叫「為學術而學術」?這樣的以學術為「生命的自足存在」,才是真正的「為學術而學術」!沒有生命承擔的學術,談不上真正的學術! 對這樣的把握了學術真蒂的學者,學術是無所不在的,他們無時不刻不處在學術狀態中。這裡又有一個「建築史上應該記錄的有趣的飯局」: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國最負盛名的兩位建築師楊廷寶和梁思成,以及他們的學生輩,在北京東安市場一家飯館就餐。談話間,楊廷寶突然從座位上站起來,又坐下,又站起來,打量著面前的桌椅,然後從懷中掏出捲尺,量好尺寸,一一記錄在小本上。——原來他發現,這套桌椅只佔了極小的空間,而坐著甚為舒服,這在餐廳建築設計上是有參考價值的,而他總是隨身帶著量尺與小本子,以便隨時記錄的。 我們在前面談到過的著名記者邵飄萍也有這樣的經驗:記者要時刻生活在角色中。閑談中,眾人皆醉,唯我獨醒,「新聞腦」始終緊張活動;一旦提筆行文,則又「狀若木雞,靜穆如處子」,傾注整個身心。 這時時刻刻「傾注整個身心」,其實就是一種對學術,對自己的工作的痴迷。痴迷到了極點,就有了一股呆勁,傻氣。人們通常把這樣的學者稱為「書獃子」,在我看來,在善意的調侃中,是懷有一種敬意的:沒有這樣的「書獃子」氣,是不可能進入學術,升堂入室的。——望在座的研究生,切切記住這一點。(笑) 這篇講話實在太長了,但我還有話要說。(笑)那就再簡要地講一點吧。(鼓掌) 我要講的是,這樣的有承擔的學者,教授,知識分子,就自有一種精神。在我看來,主要是獨立精神,自由精神與創造精神。 獨立精神:「匹夫不可奪志」 還是先講幾個小故事吧。 1944年,著名的歷史學家傅斯年在參政會上向行政院長孔祥熙發難,揭發其在發行美金公債中貪污舞弊,會後,蔣介石親自請他吃飯,為孔說情。席間,蔣介石問:「你信任我嗎?」傅斯年答曰:「我絕對信任」。蔣介石於是說:「你既然信任我,嗎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鼓掌)——有人說,這樣的對話,「當今之士,且不說有過,又可曾夢想過?」(鼓掌) 還是那位劉文典教授。1928年蔣介石掌握大權不久,想提高自己的聲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劉文典主持校務的安徽大學去視察,但劉拒絕其到校「訓話」。後來,蔣雖如願以償,可是他在視察時,校園到處冷冷清清,並沒有領袖希望的那樣隆重而熱烈的歡迎場面。一切皆因劉文典冷冷擲出的一句話:「大學不是衙門!」(鼓掌)後來安徽發生學潮,蔣介石召見劉文典。見面時,劉稱蔣為「先生」而不稱「主席」,蔣很是不滿,進而兩人衝突升級,劉文典指著蔣介石說:「你就是軍閥!」蔣介石則以「治學不嚴」為由,將劉當場羈押,說要槍斃。後來多虧蔡元培等人說情,關了一個月才獲釋。——後人嘆曰:「今天,這樣的知識分子已無處尋覓,所謂『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鼓掌) 名士習慣於「見大人,則藐之」:不僅「笑傲王侯」,對「洋大人」也如此。研究現代英美詩的葉公超教授在出任駐美大使時,對朋友說:「見了艾森豪維爾(美國總統),心理上把他看成大兵,與肯尼迪(美國總統)晤談時,心想他不過是一個花花公子,一個有錢的小弁而已」。(笑) 小故事裡有精神。什麼精神?孔夫子說的「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獨立人格,氣節和風骨也。(鼓掌) 我還要向諸位鄭重介紹一篇北大校史上的不可忽視,卻長期淹沒的雄文,我也是在讀本書時才知道的。1939年前後,國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訓令西南聯大必須遵守教育部核定的應設課程,全國統一教材,舉行統一考試等等。——這樣的在當今中國教育中已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行政干預,卻遭到了聯大教務會議的拒絕,並公推馮友蘭教授起草《抗辯書》。其文寫得不卑不亢:對教育部的訓令,「同人所未喻」,不明白者有四:「夫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要當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豈可刻板文章,勒令從同」:此「未喻者一也」。「大學為最高教育學術機構」,「如何研究教學,則宜予大學以迴旋之自由」,豈可由「教育行政機關」隨意指令:此「未喻者二也」。「教育部為政府機關,當局時有進退;大學百年樹人,政策設施宜常不宜變。若大學內部甚至一課程之興廢亦須聽命教部,則必將受部中當局進退之影響,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進行,肅學生之視聽,而堅其心智」:此「未喻者三也」。「今教授所授之課程,必經教部指定,其課程之內容亦須經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學生心目中為教育部一科員之不若」:此「未喻者四也」。最後又歸結為一點:「蓋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自有其傳統,「似不必輕易更張」。 作者說:「今人讀之,拍案稱絕,繼而嘆息良久。知識分子的尊嚴應該是這樣的,政府,官員盡可以發號施令,但請注意,我們不敢苟同更拒絕執行——此之謂『同人不敏,竊有未喻』。知識分子的矜持也應該是這樣,不濫說成績,但內心懷有對學術的自信和對傳統的期許——故『不必輕易更張』」。 我們已經有了陳寅恪紀念王國維的雄文,為學人立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讓我們永遠懷想;而現在,面對馮友蘭這篇「抗辯」雄文,所立起的「力爭學術自由,反抗思想統制」的標杆,不禁發出感嘆:魂兮胡不歸,大學之獨立精神!(大鼓掌) 「還是文人最自由」 這是葉公超教授的一句醒悟之言:他先當教授,後又去從政;但終因「放不下他那知識分子的身段,丟不掉那股知識分子的傲氣」而棄官,回來當教授,於是,就有了「還是文人最自由」的感嘆。——然而,「畢竟文人最天真」,不久,有關方面便來干預,向校方施壓。葉教授的課匆匆上了一個學期,便被迫收場。 但說「還是文人最自由」,仍有部分的道理:我們在包括葉公超先生在內的這一代學人身上,還是可以看到一種自由精神:所謂身子被捆著,心靈是自由的。 這樣的自由精神,在我看來,不僅表現在這一代人大都具有的傳統「名士」的真性情,真風流,更是一種「大生命」的「大自由」。 我們談到了這一代的「大承擔」;其實,「大承擔」的背後,是一個「大生命」的觀念。如魯迅所說:「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所謂「心事浩茫連廣宇」,在他們的心目中,整個民族,整個人類,整個宇宙的生命都和自己的生命息息相關。只要國家、民族、人類、宇宙有一個生命是不自由的,他們自己也是不自由的。有人說,真正的詩人是能感受到天堂的歡樂和地獄的痛苦的;看到別人被殺,是比自己被殺更苦惱的。因此,他們追求的個體精神自由是包含著博愛精神,佛教所說的大慈悲情懷的。這是一種「天馬行空」的境界,獨立不依他的,不受拘束的,同時又可以自由出入於人我之間、物我之間的,大境界中的大自由狀態:這是令人神往的,也是這一代人的魅力所在。相形之下,我們一些人所追求的一己之「自由」,就顯得太委瑣了。 人的創造力究竟有多大 讀這本書,最強烈的感受,就是「民國那些人」的創造力,實在驚人。 請看這位語言學大師趙元任教授:他一生最大的快樂,就是到世界任何地方,當地人都認他做「老鄉」。二戰後,他到巴黎車站,他對行李員講巴黎土語,對方聽了,以為他是土生土長的巴黎人,於是感嘆:「你回來了啊,現在可不如從前,巴黎窮了」。(笑)後來他又去德國柏林,用帶柏林口音的德語和當地人聊天。鄰居一位老人對他說:「上帝保佑,你躲過了這場災難,平平安安地回來了」。(笑)趙元任的絕活,是表演口技「全國旅行」:從北京沿京漢路南下,經河北到山西、陝西,出潼關,由河南入兩湖、四川、雲貴,再從兩廣繞江西、福建到江蘇、浙江、安徽,由山東過渤海灣入東三省,最後入山海關返京。這趟「旅行」,他一口氣說了近一個小時,「走」遍大半個中國,每「到」一地,便用當地方言土語,介紹名勝古迹和土貨特產。這位被稱為「中國語言學之父」的奇才,會說三十三種漢語方言,並精通多國語言。(驚嘆)人們說他是一個「文藝復興式的智者」。——恩格斯早就說過,文藝復興是一個出「巨人」的時代,而思想文化學術上的巨人,是不受學科分工的限制的,是多方面發展的通才:而未來學術的發展,將越來越趨向綜合,所呼喚的正是新一代的通才。 還可以舉一個例子:前面提到的北大西語系的吳興華教授也是這樣的多才多藝的通才,全才。別的不說,他打橋牌的做派就是朋友圈裡的美談,十足「談笑風生,睥睨一切」:他一邊出牌,一邊講笑話,手裡還拿著一本清代文人的詩集,乘別人苦思對策的間隙,扭過頭去看他的書。(笑)——你可以說這是「逞才」,但卻不能不嘆服其過人的才氣,而才氣的背後,是充沛的創造活力。逼人的才情,逼人的創造力,人活到這個份兒上,就夠了。 面對這一代思想學術上的創造,我常想:人的創造力究竟有多大,真的是無窮無盡,無窮無盡!在前輩面前,我們也不必自慚行穢,因為就人的本來的資質而言,我們並不缺乏創造力。前人做得到的,我們也能做到:年輕人應該有這樣的志氣。 把「承擔,獨立,自由,創造」的精神化為日常生活倫理 這就是「民國這些人」:這是有承擔的一代學人,這是有獨立、自由、創造精神的一代知識分子,他們因此而成為民族的脊樑,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學術的頂天大柱,並且如魯迅說的那樣,為我們「肩住了黑暗的閘門」。作為後人,得以得到這一代人精神的守護與滋養,是人生之大幸。但斯人遠去,黑暗依在,只有我們自己來肩住閘門,自己來承擔,自己來堅守前輩留下的獨立,自由,創造的精神:這是你們這一代,「80後」的這一代的歷史使命,也是你們「建立信仰,確立生活目標與方向」的一個關鍵。 我最後要說的是,體現在這一代身上的「承擔,獨立,自由,創造精神」,也就是我們所要追尋的北大精神,所要傾聽的北大真聲音。追隨這樣的北大精神,傾聽這樣的北大真聲音,將把我們帶入人生的大視野,大境界,大氣概——如果我們只是咀嚼一己的悲歡,並且視其為整個世界,我們就太卑瑣,太可憐了。但我們還要自覺於,善於把這樣的「承擔,獨立,自由,創造」的北大精神化為日常生活倫理,落實到具體而微的生活實踐中,這就是我經常說的「想大問題,做小事情」——而好高騖遠,眼高手低恰恰是北大人的一個弱點,或者說一個誤區,甚至成了北大人的一個歷史包袱。今天的北大人,不僅有繼承北大精神的責任,還有克服北大的歷史積弊,成為既目光遠大,又腳踏實地的更為健全的新一代北大人的使命:這都是「後死者」應有的歷史承擔。 我的講話完了,謝謝大家。(長時間的鼓掌) 2007年9月16日——20日整理,略有補充 (《民國那些人》,徐百柯著,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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