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音樂家的遺產
科特的初衷是為《滾石》雜誌寫一個8000字的採訪，不料伴著伏特加酒和美食，還有香煙，伯恩斯坦興之所至，跟科特暢談了12小時，談他對人生、宗教、政治、音樂、音樂家和他們的作品的看法，談他作為藝術家曾經歷過的內心掙扎。這場漫長的家宴的結果，便是這本膾炙人口的《與萊尼共餐：最後的訪談錄》。
科特寫道，「雷納徳·伯恩斯坦與其他同時代的音樂家不同，他堅定不移地，有時候有爭議地，拒絕將他感性的或理性的、情慾的或政治的期望與音樂經驗相隔離和分割開來。」
在談話中，伯恩斯坦回顧了他1942年來到紐約的情景。阿倫·科普蘭勸告他說，「別指望出現奇蹟。當一陣子什麼都沒有發生，也彆氣餒。這就是紐約。」不料，不到一年，紐約愛樂樂團藝術總監阿托爾·羅德金斯基選擇伯恩斯坦當他的助手。他說，「我考慮了所有我認識的指揮家，我最終詢問上帝我該選誰，上帝說，"選伯恩斯坦。"在此三個月後，德高望重的指揮布羅諾·瓦特突然生病，無法指揮星期日下午的音樂會。伯恩斯坦得到通知時僅僅只剩幾個小時，排練已不可能。更加糟糕的是，前一天晚上他剛在招待會上因喝酒過量而胡鬧。
最終，這場向全美國廣播的音樂會取得了極大成功。儘管伯恩斯坦說，對於這場音樂會，從他走上指揮台，一直到走下指揮台，他什麼也不記得了，但樂團中的一位小提琴演奏家仍然記得，這場音樂會上，「他是一位最不同尋常的音樂家，」曲終時，連樂隊也都歡呼起來了。
他的談話很大一部分涉及馬勒。他是如此的崇拜馬勒，他甚至要求逝世後在他的胸口安放馬勒的第五交響曲曲譜安葬。伯恩斯坦認為，如果有一位作曲家是屬於他的時代的話，那就是馬勒，他是一位預言家，他已經知道半個世紀之後的世界將會知道、並承認的東西。馬勒的音樂基本上是描述衝突，作為創作者的馬勒與作為演奏家的馬勒之間的衝突，猶太人與基督徒的衝突，浮士德式的哲學家與東方神秘主義的衝突。一提到馬勒，他心頭浮現的形象便是一個橫跨那神秘「1900」日界線的巨人。他站在那兒，左腳（更靠近心臟！）堅實地插在豐富的、親愛的19世紀，而右腳卻較為不堅定地踩在20世紀，在尋覓一個堅實的踏腳之地。
伯恩斯坦談到了他對於亡妻費莉西亞的思念。他說，「亡人似乎一直存在著。我敢打賭費莉西亞常常跟我在一起……當然不是在她原來的形體里。有一隻白色的小蟲或者一隻白色的蝴蝶常常來造訪我……我知道那是費莉西亞。我記得在她的葬禮上，一隻白色的蝴蝶飛進了屋，天知道是從哪兒飛來的，在房間的每一個人的身上停棲一下，在每一個孩子身上，在拉比身上，在祭師身上，在她的小叔子身上，在她的妹妹身上，在我的身上，停棲一下，然後飛走了。」
伯恩斯坦還談到孩子，特別是幼童的教育。他認為，音樂在幼童的成長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終身受用。在人生轉折的關頭，音樂教育每每可以幫助人們平穩地渡過難關。他認為，孩子學習音樂，就像需要食品一樣。伯恩斯坦致力於古典音樂的民主化，他熱望所有人都能接觸到古典音樂，並受其熏陶；他熱衷於對無權無勢的人們進行音樂教育普及。
書中，科特回憶了他一次與伯恩斯坦的邂逅。那是1979年，在聽完了伯恩斯坦在卡內基音樂廳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演奏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後，他和一位朋友來到「54工作室」酒吧，那時這是唯一的一家半夜還開放的酒吧。在充斥著跳舞的人們的舞廳里，突然有人在他背後撞了一下。他轉過身，看見衝撞他的人是伯恩斯坦。「他正在瘋狂地跳著舞，穿著一件黑色的皮夾克，露出了胸部。」沒問題，萊尼顯然決意要過一種粗野而放肆的生活。
據科特記述，伯恩斯坦最鮮明的特點，就是那旺盛的生命力，他不想將自己局限於僅僅指揮世界上最偉大的樂隊，僅僅在指揮台上詮釋貝多芬或者勃拉姆斯。他說，「我不想像托斯卡尼尼那樣，不斷地學習和再學習同樣的50篇音樂作品度過一生。那將無聊得要死。我想往指揮。我想往彈鋼琴。我想往為好萊塢創作。我想往成為一個音樂家（也就是說音樂家這一美妙的名詞所包含的全部含義）。我也想往去教書。我想往寫書和賦詩。」
伯恩斯坦說，作曲家在所有時候都是在互相模仿。當然這種模仿是無意的，但這表明，「所有音樂都是相互關聯的！」他指出，莫扎特用一種出眾的創造性的想像力融會貫通了古典時代的音樂程式。他說，就指揮而言，一場音樂會進展順利，指揮本身就是一種創造性的行為。「我感覺我是在最初將它創造出來。」
伯恩斯坦說，「沒有音樂的生活是不可思議的。沒有音樂的生活是拘泥刻板的。那就是為什麼我與音樂的接觸是一種全面的擁抱。」這部書真實再現這位偉大的音樂家，如何用生命擁抱音樂，又如何用音樂禮讚生命的。
《與萊尼共餐：最後的訪談錄》 作者：Jonathan Cott
出版方：牛津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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