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是在１９７５年１月中旬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的。總理是周恩來，副總理裡頭還有鄧小平、李先念、華國鋒、紀登奎等人。陳永貴後來談到他的官運時說：「我當副總理，自己思想上真是沒有準備，可開會時一鼓掌就通過了。」在１９７８年２月到３月舉行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陳永貴又一次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然而，這後一屆副
理沒有當到頭。１９８０年９
的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他被解除了副總理職務。滿打滿算，他一共當了五年零八個月的副總理。說陳永貴是半文盲，是指他識字很少。１９６４年３月２９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在河北邯鄲向毛澤東談到陳永貴時，毛澤東問：「陳永貴識不識字呀？」陶魯笳說：「不識字。這些年掃盲，還能看報紙，是個"
老粗"。」毛澤
說：「看來不可輕視"大老粗"。」陳永貴從小窮，沒有上學讀書的機會，１９５４年到１９５５年，他在農村掃盲班
的盲。當時他已是四十歲的人了。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文盲。５０年代初，陳永貴所在的太行山裡有小學文化水平的人就算是知識分子了，他們充當農村的掃盲老師。因而那時的掃盲教育，水平很低，陳永貴也就沒
識很多的字。１９７４年５月，我寫了一篇《群眾知道了真理，就會齊心來做》的稿子，請陳永貴審查。他當然無法讀下去，我念給他聽，他聽
表示同意。我說：「這是專門給《人民日報》的，你光口頭向我說"同意"不行，你得寫上"同意"
個字。」他用我的自來水筆一筆一筆地畫，第一次寫錯了，「意」字多了一橫。我說：「錯了，多了一筆，重寫一個吧。」我告訴他多了哪一筆。他第二次又艱難地一筆一筆地畫，又多了一橫。他搞不清那個「意」字究竟應該怎麼寫。對他來說，握筆遠不如握鋤頭輕鬆。他勉強能
報紙，不少字不認得，能大概知道個意思。講科學的文章，通俗的他也難看懂。他是一個現代科學的「科盲」，不知道水是氫氧原子的結合，不知道什麼是原子，什麼是
子。他能
一兩句話的條子，能在文件上寫一兩句話的簡單批示，但不能寫一二百字的信。信都是由他口授，秘書記下來的，或由秘書按他的意思寫的。他會寫的漢字，超不過五百個，認得但不會寫的也超不過一千個。按８０年代國家規定的農村掃盲標準，必須會認會寫一千五百字，能寫簡單的應用文，能記簡單的賬目，才能算脫了文盲的帽子。他識字和寫
都達不到脫盲的標準。他用筆記賬不行，但心記、心算特靈，我們沒法和他比。天下人有其短，必有其長。他不認多少字，書本知識十分缺乏，但不能因此說他沒有知識。他的知識，無論是農業生產知識和社會知識，都是經驗型的。國務院副總理是一個實職，不是
樣子的。陳永貴分工管全國的農業，天天要看文件，要做指示，還經常要做報告。１９７７年，有一天我們幾個記者去北京東四他住的地方。他那個大辦公室里有一張兩米長的條幾，上面整整齊齊排著好幾十種文件和內部刊物，政治、軍事、外交、工業、農業、教育、文化、科學，哪個部門的都有。他笑著指指這一大堆文件，對我們
：「這是我乾的事嗎？這是你們這些有文化的人乾的事嘛！」陳永
是個半文盲，怎麼辦公呢？他的工作方式也算是世界一絕。小範圍內開會研究工作，這好辦，他可以講話，也可以不講話。視察工作時，發幾條口頭指示，對他來說也不難。就是一到要認字、寫字時，他就難辦了。他每天要批閱的材料很多，這些材料都由他從昔陽縣帶來的秘書先看，然後挑重要的向他說說，或把最重要的地方划出來給他看，認不得的地方給他念念。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畫個圈，或寫個「同意」。好多事，他
在弄不懂，但畫圈卻畫得很快。這是怎麼回事呢？他的親密戰友張懷英曾問過他：「你怎麼畫圈這麼快？」他說，他看見華國鋒、李先念畫圈，他也就畫圈。他信得過他們。李先念是老政治
委員和副總理。他口才
好，講話也有點辯證法，經常有從實際生活里總結出來的新見解，敢講一些別人不敢講的話，語言生動、通俗、幽默。只要是講農村的生產和工作，在內部做報告，他從不用講稿，隨口說去，還很有點吸引力，也不亂。自然，他的這種報告是金子和沙子都有的，但是因為他是沒有文化的老農民，講錯了的地方，大家原諒他，不去抓他的辮子，相反人們倒是盡量挑講得好的地方來讚揚他。到正正規規的公開大會上去做報告，他可苦了。他怕講走火，那就要讓秀才先按他的意思寫出個講稿來，由他到會
去念。這種書面講稿，按我們這樣寫法，他是沒法念的。昔陽縣專門為他印了一種稿紙，一個格子抵得上普通稿紙的四個格子大，行與行之間也空得寬，一頁只有約一百字。縣裡有那麼幾個熟悉他認字習慣的秀才，把他的講稿用正楷抄在這種稿紙上，他不認得的字，要在空行里註上他認得的同音別字，這樣的講稿，他才能念。他在北京要公開做報告，那幾個起草和抄寫的秀才也得到北京來。他對念這種講稿頭痛得要死，覺得是活受罪。這種報告沒有他隨意講話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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