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偷走了你的幸福

　　我們時代的病　　不幸福，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病。　　央視財經頻道剛剛發布的一份調查結果，替人們掃描了一下中國人的幸福樣本，在8萬餘份有效問卷中，有超過55%的人沒有感到幸福。荷蘭伊拉斯謨大學和美國密歇根大學社會研究所對中國國民的幸福感進行的調查也顯示，近15年中，中國人的幸福感一直在持續下降。國內知名的諮詢公司零點集團從1995年第一次做中國人幸福感的研究，其總裁袁岳在最近的 「21世紀GNH國民幸福論壇」上也表示，根據零點公司的數據和判斷，過去十多年中國人的幸福感在持續下降。人們越來越不快樂了。　　過去的15年，也是中國經濟最為黃金的時段，人均GDP從1995年的600美元左右，一路升至現在的約4000美元。如果站在外部世界來看，經濟發展與幸福感之間的相悖現象，實在讓人疑惑不解。中國這兩個字，現今是國際上的一面金字招牌，不管是政治家、企業家、媒體還是普通人，不談論中國似乎都是落伍的表現。尖刻的英國媒體最近甚至生造了一個新詞，叫「北京鎊」（Peking Pound），意指富有的中國消費者在英國大手筆購物花掉的錢，據說去年光在打折促銷季中，中國人在英國就花了10億英鎊在奢侈品上。還有德國人，2010年德國經濟強勁復甦，當然這一切都得拜中國所賜，所以《星期日法蘭克福彙報》還刊發了一篇討好中國的文章，標題叫《中國經濟「新年好」》，用近乎誇張和諂媚的語氣寫道：「這是怎樣的一年呀！誰曾想到，德國這麼快走出危機，經濟很長時間以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強勁增長，一度從辭彙中被排除掉的完全就業這個詞又回到人們嘴邊？謝謝中國！因為德國的成就是北京製造的。」　　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奇怪現象。在宏大的國家層面，中國是一個經濟發展的優等生，一個接連舉辦了令人目眩的奧運會、世博會和亞運會的國家，光鮮亮麗；但對個體而言，卻是另外一翻景象：中國自殺人數全球第一，全世界每3個自殺者中就有一個是中國人；中國的抑鬱症患者高達3000萬，有超過1億在異地打工的民工一年才能與家人相聚一次；近9成人表示對自己的心理健康狀況不滿意，經常有孤獨感；幾乎所有人都在為「向上」而努力和焦慮，小老頭一樣的學生背著沉重的書包四處補習，彷徨的大學生焦頭爛額為求得一份薪資低廉的工作奔走；而那些所謂的社會中堅階層，則更為焦慮，養不起房，開不動車，買不起老，一步步從房奴、車奴、卡奴，淪為病奴、菜奴。整個社會的老人、年輕人和孩子，都處在這樣一種煩躁不安的焦慮狀態，幸福，就像詩人里爾克所說，哪裡有什麼幸福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於是我們過早地陷入未富先苦的現代化困境：物質生活條件的不斷改善和生活質量的日益提高卻沒有帶來主觀的幸福感——按照國際社會通行的研究結果，在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後，整個社會才會開始出現這種現象，即客觀福祉的提升，很難再提升人們的主觀幸福感。我們在通往原始積累的路上一路狂奔，以為GDP可以衡量一切，到頭來卻發現：它不包括幸福這件事。而如果不能幸福，我們的生活，又是為了什麼？　　是時候檢討和改變我們的生活了。　　雄心勃勃的英國人已經投入了這項最具時代意義的探索，卡梅倫政府從今年開始，正式啟動了「國民幸福感調查計劃」，從而成為世界上首個對此進行實測、並將收集來的數據作為制定國策時的依據的國家。這項「幸福政治」，不是作秀，不是為了選票，而是先富國家在人類文明史上的一項重大探索，它向人們傳遞出人類未來發展的方向：從大航海時代開啟的一直以在物質上進取、索取和對外擴張為主基調的西方文明，正試圖轉入一個更加內斂的新階段，它將越來越多地專註於內省和人心的探索，這將是文明的另外一種飛躍。正如卡梅倫所說：「是時候承認生命的意義遠不止於賺錢了，我們不能只盯著GDP……幸福不能用錢來衡量，也不能通過買賣得來。幸福取決於我們的生活環境的好壞和文化的優劣，核心在於彼此的關係是否密切。」　　中國人的幸福權重　　幸福是一種純粹的個人精神體驗。它不可量化，不能被科學定義，它不是外在可見的物質，而是一種主觀感受。這種感受糾結了人類數千年。亞里士多德說，幸福是人類的終極追求。人們學習、識字、工作、娛樂，都是為了通過這些活動，來求得生命中的幸福感。也因如此，幸福感的測量變得如此困難，西方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及各種研究機構，都已對此探索了數十年甚至上百年，即便如此，也未有任何一種幸福感測量工具能夠得到普遍的認同。　　運動對體育愛好者是樂趣，對宅男則是苦刑；逛街對女人是享受，對男人則是折磨；商旅人士會厭煩千篇一律的星級酒店，無家可歸者卻會在找到一處臨時庇護所時欣喜不已。這就是幸福，它因人而異。個體的人格特質、性別差異、年齡大小、財富多寡、社會文化背景等，諸多差異都會使得人們對幸福的理解不盡相同。　　儘管如此，就一個社會的整體而言，大多數人對於怎樣才算幸福，哪些東西決定了我們的生活是否滿足，是否幸福，依然有大致確定的共識。它包括了整體的生活滿意度和日常性的生活愉悅感，要有穩定、富足的生活，要有基本的醫療保障和社會福利體系，要有日常的生活安全感，個人的尊嚴能得到保證，有積極健康的精神狀態，豐富的文化娛樂生活，要有暢通的向上通道，個人的潛力能夠發揮，人們憑藉努力能改變當下的生活狀態，可以告訴自己，明天會比今天更好，等等。因此，為了更準確地衡量當下中國人的幸福狀態，我們在執行這期專題時，根據中國社會的特點，制定了這份有關幸福指標的量表，讓受訪者根據他們的理解來打分，來確定哪些事物與生活幸福與否的關係最大。　　富裕離幸福有多遠　　人們經常尋思，金錢是否能讓人幸福？這取決於你如何定義幸福，在前頁的「幸福權重圖」上，你可以看到，中國人定義的幸福中，金錢佔據了絕對的首要位置，換句話說，缺少了富足生活的幸福，只是空中樓閣，難以持久。　　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11版《社會藍皮書》指出，2010年中國城鄉居民總體生活滿意度下降；同一天，中國人民銀行發布報告稱，第四季度近74%居民認為物價高，滿意度達到11年以來最低，超七成居民認為房價過高難以接受。城鎮居民的職業滿意度、社保滿意度、業餘娛樂生活滿意度等指標下降至2006年以來的最低點；農村居民的職業、經濟和社保滿意度均下降至2006年以來的最低點，業餘娛樂生活滿意度也處於較低水平。　　大眾收入增長的乏力，與GDP增速和財政收入增速的對比，顯得觸目驚心，多年徘徊在大致相同的區間，使得人們對個體收入上行的預期，感到挫敗而焦慮。與此同時，與收入對應的物價上漲、房價高企、社會保障不健全等大大降低了人們的滿意度。「豆你玩」、「蒜你狠」等詞語的流行，是人們對物價不斷走高、生活成本大大上升和壓力迅速增大的一種無奈自嘲。　　社會保障的不健全，更是讓收入處於中間值的職業階層不得不靠儲蓄來應對風險，而他們正是中國民間存款的主力，很難期望他們通過消費來提升生活品質。　　因此，批評中國人的「金錢崇拜」不僅毫無意義，而且顯得偏激：當一個人還在為明天的麵包、小孩的學費、父母的養老、個人的醫療等問題而焦慮時，很難想像他會感到幸福。只有當絕大多數家庭的收入至少能保證全家過穩定、富足的生活，不一定要很多，但一定要有保障，要比自己過去強；醫療保障、社會福利體系、子女教育都能切實到位，讓自己和全家無後顧之憂；畢業生不會為找不到工作而憂慮，找到工作的人不會為失去工作而憂慮，絕大多數的家庭都不會為住房負擔而擔憂時，幸福才有可能來敲門。　　蓋洛普的調查為我們佐證了這一點。在整體生活滿意度指標上，排名前四位的依次是丹麥、芬蘭、挪威、荷蘭等4個北歐國家，這幾個國家的共同點是全社會都有非常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此外北美、西歐、日本、澳大利亞和沙烏地阿拉伯都很富裕，其總體生活滿意度也較高，平均國民生活滿意度的範圍在7.5至8.5之間（總分值10分），而這個星球上對自己生活很不滿意的地方，幾乎都分布在貧窮國家，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海地和柬埔寨等。　　你有壓力我有壓力　　中國人正在慾望和生存的兩個極端間徘徊，透支幸福，也透支未來。　　在北京治堵新政出台的前夜，從各種渠道獲得消息的人群，從北京市區各處蜂擁而來，在9個小時里，將北京幾乎所有4S店和經銷商的現車、樣車爭奪一空。2010年12月 24日，新浪汽車頻道公布了一份針對30多家4S店的調查，估算出北京在12月23日當晚共售出了10萬輛機動車，其他版本的估算更高。一位在當天買到了車的媒體記者寫了篇文章，說自己在付錢的那一刻，感到的不是幸福，而是一種空虛和失落：付出了幾十萬元的現金，卻絲毫沒有感受到一絲一毫作為消費者的尊嚴。　　重慶版房產稅的出台，更是讓本已承擔較重稅負的房奴、渴望成為房奴者焦慮難安：一旦地方政府能夠拋開程序徵稅，那麼存在謀利衝動的各個地方政府，將會相繼步重慶之後，在全國全面開徵房產稅，這必將使每個家庭供養房子的成本增加一大塊，而買不起房子的人們，也會承擔成本轉移的風險，到那時，不管有房子還是沒房子，日子都會更難熬。日本的《選擇》雜誌2010年11月刊，不諱言地認為 「中國的中產階級只是一個幻影，而且瀕臨瓦解」。　　而在農村，人們臆想中幸福感高過城市的地區，光景也好不到哪兒去。學者梁鴻的《中國在梁庄》一書，成為2010年尾最為火暴的一本著作，她將自己對農村的愛意，訴諸文字，直擊了當下中國鄉村之痛。那些彷徨遊盪的少年、那些無依無靠的老人、那些背井離鄉打工的青年、那些留守在土地上的成年、那些污染敗壞的河流和坑塘，都戳破了一個長久以來的神話，那就是農村人的幸福感更高一些。在經濟高速發展多年之後，一個人數龐大的農民工群體，始終無法發展出一條向上的通道，他們人數超過2.6億，但即使進城打工從事工業勞動，在整體社會結構中的地位也並沒有明顯變化，始終處在下層的位置上，上升的通道幾乎都完全堵死。　　零點集團最新完成的《2010年中國居民生活質量指數調查報告》指出：約1/5受訪者認為自己比周圍人窮。這在一定程度上，正好是中國社會現狀的反映。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達到0.5，超過國際上公認的0.4的警戒線，快速增長的財富大部分流入到國家財政、資本所有者的腰包，流入到了少數人的口袋。貧富的巨大懸殊，使得許多人有了一種深刻且無力的「相對剝奪感」。在媒體上，人們看到的是豪宅、私家車、時裝、珠寶、晚宴、情調、隨時去全球度假，現實生活中，許多人卻會覺得自己像個窮人，挫折感與失落感憤怒感齊飛，而且停不下來，一項經濟政策的改變，油價、房價、股價的波動，都可以瞬間衝擊到千萬人對未來的信心。 所有人都成了這張大網裡一個悲摧的個體，「童年時不快樂，長大成人後也不快樂；身無分文時不快樂，腰纏萬貫後依舊不快樂；被人使喚時不快樂，使喚別人後仍然不快樂；當學生時不快樂，打工掙錢後還是不快樂；在國內不快樂，折騰到國外後同樣不快樂。」　　這些壓力的根源，歸根結底來源於人們對未來沒有信心：如果通過自身的努力不能獲得成功，不能改變不幸福的狀態，那今天怎麼會幸福？歌里唱明天更美好，縱使今天不如意，只要有希望去改變現狀，人們的幸福感就不至於太低。今天錢少點沒關係，只要明天多起來就好；今天房子小點沒關係，只要明天能大起來就行；一時的社會不公可以容忍，但明天一定要好起來。　　虛妄的休閑　　儘管每年擁有115天法定假日，休閑時間約佔全年的1/3，休閑生活對中國人來說，仍然顯得飄渺而虛妄。人們的生活像陀螺一樣不停旋轉，很難停歇下來，現實生存與生活的種種壓力，讓自由時間變成了稀缺資源，對絕大多數社會群體而言，擁有閑暇時間只不過是難以企及的奢求。　　表面上，8小時工作制、雙休日及其他法定節假日，普通人的假日時光似乎的確很充足。但現實社會普遍的生態卻是：九成中國人都在加班，其中逾七成是被動加班。一項統計表明，每周加班1到3天的佔39.82%，加班3到5天的有32.84%，更有20.93%的人每天加班，人們因此推論說，任何發展中國家想要追趕中國，都要付出代價——看看他們的國民能不能像中國人這般加班。在今天的中國，加班已成為普遍事實。　　沒有人喜歡加班，但在就業和生活的壓力之下，普通的國人，怎敢不珍惜手頭的飯碗？特別是面對當前諸如教育、住房、醫療等領域的高消費，大多數人都在現實地承載著沉重生活與生存壓力。於是，一種無形的力量，就強迫著人們加班加點，快節奏地進行工作。富士康十連跳的悲劇，不過是這種現實的極端寫照。　　由此，廣大中國人展現的休閑狀態，大抵不外乎有假日無休閑，或是拚命工作然後拚命休閑，還有很多人即便在休閑中，仍然還在直接或間接地工作。這樣概念上的休閑時間，正在勞動中被異化、被奴役。而真正的休息時間，必須是「非勞動時間」，「不被生產勞動所佔用的時間」。當人們在休閑時間裡，內心仍然有著太多的羈絆時，很難感悟到生命的美好，個體生命很難達到內在的身心和諧狀態，這樣低下的休閑質量，難以讓人擁有幸福的感受。　　2009年的兩會上，一項「國民休閑綱要」吸引了人們的眼球，對那些每天擔憂工作和操心柴米油鹽的大眾來說，能夠在生活中找到個興奮點總是好的。可惜，這項綱要火暴了一陣之後，也就歸於沉寂了。這倒是很好理解，雖然抱怨無聊空虛的人多，倘若你讓他們放下工作、放下追求升職加薪，花很多錢和時間，去做自己喜歡的事，經營某個與工作無關的社團，追求一個純粹的業餘愛好，很可能會被周圍的人視做不務正業，遭到親朋好友的埋怨與白眼。在全球許多頂級跨國公司的員工中，不僅活躍著各類體育文娛協會，每年度還有公司撥款，飛躍大洲大洋開展聯誼活動。在中國的公司，不拚命加班，那工作真是朝不保夕。　　休閑首先要有錢有閑。許多年來，我國一直實行的是低工資戰略，一是為了國際競爭，一是為了國家資本積累，這導致勞動者工資普遍增長非常緩慢，許多行業一份工作的工資已經越來越難以支付醫療、教育、住房等越來越高的生活成本，許多人不得不通過加班、兼職等方式增加收入。這點辛苦攢來的錢，又因為社會保障體制的不健全，出於對未來的擔心不敢花。此外，公共產品的匱乏和服務的低下，也阻礙了人們的休閑生活。比如作為重要公共休閑資源的各地風景名勝區，不斷地被私益化，成為牟利的工具；我國平均每60萬人口才擁有一家公共圖書館，人均擁有公共圖書館藏書不足1冊；至於在城市中，要想找一處可以免費享受體育運動的場地，那就更難了。　　畸形的幸福觀　　在一個封閉社會中，由於缺乏與其他社會之間的比照，儘管這個社會的物質發展水平不高，但由於心理守常和習慣定勢的作用，其成員便可能知足常樂，表現出不低的幸福感；而一個處在開放之初的社會，面對外來發達社會的各種衝擊，開始了外在參照，因此，其成員的幸福感便可能呈現下降之勢，因為此時他們原有的自尊受到了創傷。這種心理參照系的重大影響，通俗來說，就是「比較出來的幸福」。　　電影《求求你表揚我》中有一句台詞，流傳甚廣，正是對這種參照的寫照：「我餓了，看見別人手裡拿個肉包子，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見別人穿了一件厚棉襖，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個坑，你蹲那兒了，你就比我幸福。」這句話頗受好評，因為正好暗合我們這個社會中喜歡比較的心態。乍看之下，似乎沒有問題，可是仔細想想，卻是一種非常扭曲的幸福觀。那就是，幸福感是比較出來的。這種幸福感的來源，已變成根深蒂固的觀念，深深紮根於國人心中，變成了無意識。　　中國父母從小就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出人頭地，上一個好的中學、好的大學、找一份體面光鮮的工作，超過鄰居朋友同事的小孩；社會和媒體時刻都在營造一種成功人物光芒四射的氛圍，鼓吹人們擁有更多的財富和權勢。家庭和社會，從一開始就鼓吹功利化的人生，心照不宣地相信社會生活的等級化，依靠比較來評判一個人的生活幸福與否。這種十分畸形的幸福觀，在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亞地區根深蒂固。　　這樣比較出來的幸福感，反過來就使中國人的幸福走上了一條畸形的道路，最終通過誰的地位高誰的財富多的比較，來決定誰更幸福。這樣的結果是，普通老百姓固然感到不幸福，富裕起來的人們，也並沒有多大幸福感，因為只要有比較存在，就難以幸福起來。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11年《社會藍皮書》中，對全國286個城市的小學四年級和初中二年級在校生及其家長進行調查，結果顯示，25％的家長希望孩子成為醫生、律師、記者等專業人員；15％的家長希望孩子成為科學家、工程師；另有15％的家長希望孩子成為教師；選擇讓孩子當政府官員的佔11.6％；而選擇讓孩子成為工人、農民的家長僅為1.2％。　　父母當然希望子女幸福，而工人和農民在我們的語境下，顯然擁有幸福的可能更低一些。而做出這種推斷的依據，就是比較：處於相對低的階層、收入也較低。而在像丹麥這樣的高稅收高福利國家，政府承擔了所有國民的醫療和教育費用，對老人和孩子的照顧更是無微不至，人均支出世界第一，所以在丹麥，一個清潔工和一個中產階級的收入並不懸殊，他們可以購買相同的房子比鄰而居，而不會產生強烈的落差。　　中國人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到競爭中去，比職位、比房子、比財富，追求的不是「我幸福」，而是「比別人過得好」，或者至少不能比別人差，一旦人追求的東西不再立足於自身，那幸福也就離自己遠去了。在這種比較的心態下，很少有人能知足常樂了，有了房的想換別墅，有了車會想換更好的車，有了錢還想掙更多的錢……這些慾望，驅使著人們無休止地奔波勞碌。　　真正的幸福感，來源於人自身天性的興趣，來源於人自身身心的舒展，來自於人自身個體需求的真正滿足，絕不是通過外界的比較就能得來的。比較得來幸福感，只會讓社會浮躁功利化。當我們都在追逐功利而獲取幸福時，幸福已遠離我們而去，最後只剩下功利化的社會、梯次分明的職業等級、物慾橫流的現實和日益冷漠的人心。　　慾望需要管理　　薩繆爾森曾經提出過一個「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慾望，試圖彌補經濟學對於幸福研究的缺失。雖然難以定量衡量幸福，但從這個公式正好可以看出中國人的幸福在哪裡。我們可以將每個人獲得的效用理解為一個人獲得的財富或權力，當然這個財富和權力並不是完全能夠得到的，它代表一個人的價值觀。但是你能夠分辨出，你自己的幸福取決於財富或權力與慾望的相互替代。　　在社會恆定的情況下，中國人的幸福感取決於財富或權力和慾望，當財富或權力越大，慾望不變，就會獲得幸福；當財富或權力不變，慾望越小，就會獲得幸福。著名心理學家張怡筠表示，通常有三種人活得不快樂不幸福，即活在過去的懊惱中、活在未來的擔憂中、活在當下的比較中。在這三者中，又以活在當下的比較中最容易引發人的憂慮和痛苦。也就是說，人往往不會單單因為自己擁有某樣東西而感到滿足和快樂，而會因為自己擁有別人沒有的東西或者比別人擁有更多的東西而感到滿足和快樂，反之則會感到不滿。　　就像美國有一句諺語叫：「與鄰居瓊斯家保持一致」，意思是說如果你的鄰居比你有錢，你就會感覺自己不幸福，但如果你比你鄰居有錢，你一開始會感到幸福，但很快你就不願意再與那些比你窮得多的鄰居為伍，你會覺得自己高他們一等，於是就搬去了更高級的社區。但在那個社區中，你又發現有許多比你更有錢的鄰居，於是你又感到不幸福了，你又要想方設法讓自己賺更多錢，去與鄰居保持一致……然而，除非你是世界首富，否則你總能在世界上找到一個比你更有錢的人。　　由此可見，雖然今天幾乎每一個中國人的物質生活條件都要比改革開放前好得多，但人們對物質條件的期望值也在不斷提高，在一輪又一輪的造富運動中，許多人沒有搭上財富快車，就會產生強烈的挫折感，有些人雖然搭上了財富快車的邊，但也因此看到了更多乘坐在舒適的財富快車車廂里的那些富人們的生活，於是就產生了更加強烈的挫折感。　　根據薩繆爾森的幸福公式，在不能很快積累財富的情況下，要讓自己活得幸福，唯一的辦法，就是讓自己的慾望增長速度慢一點。政治家、經濟學家是教育人們怎麼樣讓財富的積累趕上慾望的增長；而宗教採取另外一個辦法，不管財富積累，而是要你慾望的增長速度慢一點，或者讓你慾望的結構發生變化，讓你的慾望增長的方向發生變化。比如讓你去關愛別人，把這個慾望增長，而把吃肉的慾望減少。所以你不必讓你的財富奔跑，而應該讓你的慾望停下來，那就要祈求宗教，祈求倫理，祈求你其他價值觀的改變，能把你的慾望管理好。如果有一天你能管理好你的慾望，即使金錢增長的速度不快，你的幸福感也會增加。所以，在金錢社會特別應當學會管理慾望，管理你的慾望增長速度和發展的方向，以及慾望的構成，這樣才會使幸福感不斷上升。　　在社會恆定的情況下，中國人的幸福感取決於財富或權力和慾望，當財富或權力越大，慾望不變，就會獲得幸福；當財富或權力不變，慾望越小，也會獲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