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秘密訪蘇，江青敬酒，劉少奇謙讓，斯大林做自我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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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師哲（1905.6—1998.8），俄語翻譯家，曾先後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訪問前蘇聯及東歐，任俄文翻譯。他多次參與中蘇兩國領導人對話，見證無數歷史進程。　　1949年，在建立新中國的前夕，中共中央決定派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代表團秘密訪蘇。7月2日，劉少奇、王稼祥從清華園車站出發北上。第六天中午，代表團抵達莫斯科。

　　（1949年，劉少奇(中)同高崗(左三)、王稼祥(左一)在莫斯科合影）　　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別墅新建的二層樓上舉行宴會，招待代表團及江青。　　斯大林首先注意到人們的外觀，他說中國同志都這麼年輕。相互問好後便就座入席了。海闊天空地講了一陣諧趣的話。江青表現反常，她十分拘謹，一言不發。（事後我才知道，劉少奇事先和她打過招呼，讓她不要多講話。她為了準備向斯大林的祝酒詞，和林利討論了整整一天。）　　忽然，斯大林起立，離開了座位，走到宴會廳的另一角。這時，馬林科夫、貝利亞等勸江青向斯大林敬一杯酒。江青立刻表示同意，接受了這個建議。於是，他們請斯大林回到餐桌旁，聽取江青的祝酒詞。　　江青舉起酒杯，走到斯大林跟前，說：「我請大家一起舉杯，共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乾杯！斯大林的健康就是我們的幸福！我祝願斯大林同志永遠健在！請大家同我一道為斯大林乾杯！」　　聽了這段祝詞後，斯大林開懷大笑，其他的與會者也都喜氣洋洋地前來碰杯，一飲而盡。接著，斯大林走近中國的同志們的旁邊說：我的健康，竟可成為大家的幸福，這恐怕太高抬了。　　他說：中國共產黨已度過了它的幼年與青年時期，現在已經是政治上成熟的黨、成年的黨了。它在鬥爭中成長起來、成熟起來了！看來，中國黨主要的成就是有了在實際鬥爭鍛煉中培養出來的幹部，他們經過了實踐考驗，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中國黨是一個在烈火中鍛煉成熟的黨！　　過了一會兒，斯大林離開了大家，忽而又轉回來，似乎帶著一種隱情，又帶著某種傷感說：「我們（中、蘇）兩兄弟之間的友好團結是最重要的，對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斯大林在世，我們兩國人民應該是團結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應該是團結的。團結就是力量！我們之間的團結，是與世界革命和人類命運息息相關的，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接著，大家異口同聲地說：斯大林會健在，願斯大林永遠健康！　　這時，斯大林舉起酒杯，深有所思地面對中國同志說：祝我永遠健康的美詞和良好的願望，使人聽了快意，但事實上人總有一死的。接著，他動情地說：我從來不喜歡奉承人家，但別人卻對我有許多奉承，我也覺得很厭煩。我說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成熟了，蘇聯人及歐洲人要向你們學習的話，並不是奉承你們，不是客氣話。西歐人由於驕傲，在馬克思、恩格斯死後，他們就落後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東方，現在又移到了中國和東亞。　　斯大林建議：在國際革命運動中，中蘇兩家都應多承擔些義務，而且應該有某種分工，就是說要分工合作。希望中國今後多擔負些對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方面的幫助，因為中國革命本身和革命經驗會對它們產生較大的影響，會被它們參考和吸取。蘇聯在這方面起不到像中國那樣的影響和作用。這個道理是明顯的，猶如中國難以像蘇聯那樣在歐洲產生影響一樣。因此，為了國際革命的利益，咱們兩家來個分工：你們多做東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工作，在這方面多多發揮你們的作用和影響。我們對西方多承擔些義務，多做些工作。總而言之，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國際義務！　　他說：關於馬克思主義，在一般理論方面，也許我們蘇聯人比你們知道得多一些。但是，把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則應用於實際中去，則你們有許多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在過去，我們已經向你們學習了很多。一個民族必須向另一個民族學習。哪怕是一個很小的民族，都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學習。我聽到中國人特別勤勞的許多事實，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今天，你們稱我們為老大哥，但願弟弟能趕上和超過老大哥。這不僅是我們大家的願望，而且也是合乎發展規律的，後來者居上。請大家舉杯，為弟弟超過老大哥，加速進步而乾杯！　　少奇說：兄長總是兄長，老弟還是老弟，我們永遠向兄長學習！他拒不接受敬酒。　　這時大家都有些驚奇，蘇聯同志都異口同聲地圍上來勸飲，希望接受斯大林的良好祝願和盛情。他們多數人不懂得為什麼中國人不願意接受斯大林的美好祝願。須知，這只是祝酒儀式中的盛情和美意的一種表示而已。尤其是按高加索各民族的風俗習慣，每次祝酒都要講一番美好動聽的言辭，如祝願對方進步、勝利、快樂、幸福、健康、長壽等，以表達自己的盛情和美意。在家庭成員之間，每逢佳節喜事，也同樣要有這樣一番美好祝願的敬酒詞。這是一種風俗習慣。　　斯大林說：難道弟弟不應該超過兄長么？！我的意思是說，弟弟應該加倍努力，力求上進，爭取超過兄長，這也是為了你們將來要承擔更多更大的國際義務。現在，中國不是孤立作戰，這會使將來的發展和進步更快些，應當承擔的國際義務也會增多起來的。　　就這樣，推來讓去，少奇始終沒有接受這杯祝酒。對方一直是驚異而莫明其妙的。雙方由於心理上的差異和習慣的不同，或許還有人情風俗上的隔閡，所以出現了這個互不理解的奇特局面。

　　（1949年訪蘇時，劉少奇在所住地留影）　　斯大林同少奇交換了亞洲各國共產黨的情況及看法。斯大林認為，中國加入歐洲情報局不適當，因為中國與歐洲各國情況不同。中國是長期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不同於歐洲各國資產階級。他說，歐洲情報局與過去的共產國際組織完全不同。如果一國共產黨不同意，即不能通過決議。他認為，各國共產黨不能將自己的意見強加在別人的頭上。他說，我們的意見並不都是正確的，各國共產黨可以拒絕我們的建議。當然我們也可以拒絕各國共產黨的建議。　　會談繼續進行。劉少奇談到關於打倒國民黨的問題時說：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國民黨叛變，我們毫無準備，受了很大的挫折、失敗。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我們的頭腦清醒了。所以抗日戰爭結束後，蔣介石叛變，我們是有準備的。　　斯大林說：這是敵人教訓了我們。接著，他突然說：「在你們進行鬥爭中，我們是不是擾亂過或妨害了你們呢？」　　少奇回答說：沒有。毛澤東可以不去重慶，有恩來就夠了。但是毛澤東到重慶後結果是很好的。使我們立即有了政治上的主動權。　　斯大林說：毛澤東到重慶去是有危險的，CC 等特務有謀害毛澤東的可能。他又一次問：「你們在美國人參與的和平運動中是否受了損失，（我們）妨害了你們？」　　少奇答覆說：在和平運動中，中共中央的頭腦是清醒的，只受了若干不大的損失。但那次和平運動很有必要，孤立了美蔣，使我們後來能夠推翻國民黨，打倒蔣介石。沒有一個人說我們這樣做得不對。　　斯大林說：「勝利者是不受審判的，凡屬勝利了的都是正確的。」他接著說：「中國同志總是客氣的、講禮貌的。我們覺得我們是妨礙過你們的。你們也有意見，不過不肯說出來就是了。你們當然應該注意我們講的話正確與否，因為我們常常是不夠了解你們事情的實質，可能講錯話。不過，如果我們講錯了，你們還是說出來好，我們會注意到的。」斯大林是以深感內疚和抱有歉意的語氣講了這番話。因為1945年8月他給中共中央的電報認為，如果中國內戰爆發，將導致中華民族的毀滅。歷史的發展與斯大林的預見相反。他感到內疚和不安。　　這是斯大林主動地向中共代表團公開做的自我批評。當時中共代表團對此感到有點意外，因代表團並沒有要求他做自我批評，也沒有對他們提出過什麼批評意見。他主動做自我批評，表現了一個偉大導師的胸懷，並贏得了更多的尊敬和愛戴。　　轉載請聯繫微信號：jzhpress　　本文來源於《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最新增訂本）師哲口述李海文著，九州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內容簡介：　　師哲親歷了中蘇關係從20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諸多重大事件，如：國共第一次合作、大革命失敗、反對托洛斯基、江浙同鄉會、蘇聯肅反、國共第二次合作全民抗戰、皖南事變、蘇聯衛國戰爭、整風運動、重慶談判、轉戰陝北、土地改革、戰略決戰、建國、《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毛澤東選集》出版、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蘇聯援助一百五十六項、日內瓦會議、蘇共二十大、波匈事件。他曾隨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彭德懷五次訪蘇。　　這本回憶錄重點刻畫了毛澤東和朱德、周恩來、任弼時、劉少奇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形象，引人入勝，並系統地介紹了師哲本人所經歷的中蘇往來關係的發展變化，其內容都是他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親身經歷的，所以生動、具體、可信；加之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同志幫助查閱了大量檔案資料，使其內容更加翔實、準確、可靠。　　作者簡介：　　口述者　　師哲（1905—1998）陝西韓城人。1924年參加革命，1925年加入共青團，同年赴蘇學習。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秋集體加入蘇共（布）。1929年到西伯利亞邊疆區內務部工作，1938年到莫斯科任中國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任弼時的秘書。1940年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隨周恩來、任弼時回到延安，參與中蘇兩黨中央交往，任翻譯。1943年兼任陝甘寧邊區保安處一局局長，1944年夏任中央社會部一室主任。1945年七大後任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1948年任政治秘書室主任。1949年後兼任馬列主義編譯局、俄語專科學校校長、外文出版社社長。1957年任山東省書記處書記，1959年任陝西扶風農場場長。1962年被軟禁。1966年被關入秦城監獄。1975年再次到扶風農場。1982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蘇東研究所顧問。　　整理者　　李海文，中共黨史研究室研究員。1968年底畢業於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1978年先後到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歷任周恩來年譜生平小組副組長、組長，周恩來研究組副組長，研究員。1998年到中央黨史研究室，任《中共黨史研究》副主編，《中共黨史資料》主編。長年研究周恩來、毛澤東、華國鋒、彭真及中共黨史。任《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一書副主編，主編《周恩來家世》、《周恩來之路》、《中共重大歷史事件親歷記》等。發表文章百餘篇，其中四十餘篇收入《中共黨史拐點中的人物與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