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雲方：讓經貿關係繼續成為中日友好的助推器

中日兩國在1972年實現關係正常化時，雙邊貿易僅有11億美元，雙方人員往來也不到1萬人。而今天，僅在2016年，中日貿易額就達到了3000億美元左右，比45年前增長了270多倍。人員往來也有800多萬人次。截止2016年底，日本在華企業2.3萬餘家，在日企工作的中國員工達1000多萬人。雖然當前中日關係處於困難時期，但中日兩國仍是互為重要的貿易夥伴。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日關係正常化的45年來，經貿關係一直是兩國關係走向友好的助推器和穩定器，它直接造福於中日兩國人民，對東亞地區的穩定、發展，乃至世界的和平、繁榮具有積極的作用。45年來，中日經貿關係，我個人認為大體經歷了三個大的階段。

風從東方來

1972年至1990年，中日經貿關係開啟了以中方向日方借鑒為特點的起步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後，兩國關係發生了質的變化，由單純的民間貿易進入到官民並舉的大發展階段。特別是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國領導人在決策中國經濟如何發展時，主管經濟的國務院副總理谷牧認為，中日兩國同屬於東方文化圈，比起歐美等西方國家，日本戰後經濟高速發展的經驗更值得中國借鑒。

1978年，鄧小平決定借赴日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換文儀式之機，對日本進行實地考察。他的訪日開啟了中日經濟合作的新篇章。

1978年10月24日鄧小平參觀尼桑汽車生產線

訪日期間，鄧小平講了三句具有代表性的話。第一句是他在東京舉行記者招待會上所講的「日本早有長生不老之葯之稱，我這次來就是要得到它。或許沒有長生不老葯，但是我想把日本的經驗帶回去」。第二句是他在乘坐從東京到大阪的新幹線列車時，日本《每日新聞》記者問鄧小平乘坐新幹線有何感受時，他回答道：「就是快，感覺好像有人在後面推著跑，中國現在需要的就是這樣的速度。」第三句是鄧小平結束訪日時，面對記者說的「我是懷著一片喜悅的心情而來，又是懷著一片喜悅的心情而歸。訪問日本讓我明白了什麼是現代化」。

與鄧小平訪日同步，在谷牧副總理的提議下，中央同意聘請外國專家做中國國務院的經濟顧問。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第一次聘請西方國家人員出任國務院經濟顧問。其中，有兩位來自日本的朋友，他們是大來佐武郎和向坂正男先生。

1979年1月26日，大來和向坂先生應邀來到中國。他們向中國高層領導作了《戰後日本經濟發展的經驗和中國的發展》的報告。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中國高層領導第一次系統地聽取外國經濟發展的經驗，不僅對當時中國經濟建設的規划起到了借鑒作用，而且推動中國由計劃經濟走向了市場經濟。

同年10月，大來和向坂再次被請到中國，他們在考察完上海、杭州和北京後，提出了中國經濟應該由「國內自主型、計劃經濟型和重視分配型」向「國際分工型、市場經濟型和資本積累型」轉變。同時，他們還提出，經濟發展的根本是生產力的發展，要擴大生產，提高生產率，必須改善生產體制，引進國外先進技術。1979年以後，中國先後出台了農村改革思路，頒布引進外資的決定以及設立國務院進出口委員會和外資領導小組等措施，其中不乏吸收了日本的經驗。

這一時期，中日經濟關係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出現了中國派遣大批留學生、研修生到日本學習，日本各大機構和企業也紛紛面向中國舉辦經濟交流研討班的前所未有的局面。

在這個過程中，國務院設立了中日經濟交流會。中方成員是包括谷牧副總理在內的主管經濟建設的主要領導。日方則是制定戰後日本經濟發展戰略的核心人物。中國改革開放的戰略性和技術性問題，大多都在這個會上討論過。其中，設立經濟開發區、保稅倉庫、保稅區以及自由貿易區等建設性意見就是出自中日經濟交流會成員的智慧。

與中日經濟交流會同時問世的還有中日政府閣僚會議。中日雙方各出6位現職部長（大臣）出席，中方由谷牧副總理牽頭，日方則是眾議院議長櫻內義雄率隊。會議探討的內容是如何把兩國經濟合作搞得更好，做得更大。

此外，中日民間人士會議也對中日兩國經濟合作的健康發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1978年10月初至11月初，中國經濟代表團受中央指令對日本經濟發展的脈絡進行考察。在這個高級代表團，雲集了當時中國經濟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中央政策研究室領導鄧力群、經委主任袁寶華、北京市委書記葉林、經委副主任劉昆等20人。他們回國後，很快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題為《訪日歸來的思考》的報告，其中首次提出了中國應該實行商品經濟的理念。同時，在全國企業中開展起向日本學習QCサークル（自髮結成小組提高工作效率與產品質量）經驗的質量管理活動。

1984年3月鄧小平在北京親切會見來訪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

1984年，中日關係出現了一個高潮。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受中國邀請來華訪問，中國政府給予了他最高的禮遇——恢復了文革期間中斷的鳴放禮炮和檢閱三軍儀仗隊的禮節；《人民日報》在中曾根首相訪華期間每天都發表一篇通訊；鄧小平、胡耀邦、李先念、鄧穎超等中國高層領導都先後會見了中曾根首相。其中，鄧小平在會見中特別指出，發展中日友好合作關係不是10年、20年的事情，中日兩國政治家應該以長遠的戰略眼光來看待，短視是有害的，是不可取的。從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形勢來說，中日兩國必須搞好關係，擴大一點說，我們兩國關係搞好了，對整個國際局勢也有意義。建設小康社會的提法就是鄧小平在這次會見中首次披露的。

說到這裡，我想回溯一下日元貸款（ODA）。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的瓶頸是資金匱乏。為此，谷牧副總理在1978年特地去日本商談日元貸款問題。1979年年底，大平正芳首相首次訪華時，宣布第一批日元貸款啟動。從1979年啟動日元對華貸款到2006年，日本政府累計向中國提供了32078.54億日元貸款，中國實際利用了23864.13億日元。當時，日元貸款占國外貸款的60%以上，佔中國國內總投資額的24%左右，有力地支持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

日元貸款概況

這一時期，中國的經濟發展打下了戰後日本發展模式的烙印。隨著中日兩國經濟合作的順暢開展，兩國關係出現了中日2000餘年交往史中的「蜜月時期」。

一起攜手走過的日子

1990年至2012年，中日經貿關係進入到以深度融合為特點的互補時代。

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首次訪問中國，中日兩國間掀起了強勁的友好之風，經濟合作邁出了更大的步伐。

1992年10月日本明仁天皇訪華期間，在西安的陝西歷史博物館看到自己的年號「平成」源自中國《開成石經》中的「地平天成」四字，深感中日關係源遠流長

這一期間，中日經濟合作呈現出多樣化，日本企業在中國建廠更加普遍，合資、合併、獨資等形式並舉。中日經貿往來不斷攀升，日本連續10餘年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兩國貿易額最高時達到3400億美元。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日本最大的保險公司——東京海上火災保險公司被批准成為首家在中國開展保險業務的外國保險公司。日本保險業在中國落戶，帶動了大批日本和其他國家企業開始對華投資。

1985年-2015年日本對華投資走勢（JETRO製作）

這一期間，日本對華的直接投資保持著良好的勢頭，上世紀90年代，日本每年對華直接投資都在數十億美元以上。截止到2008年，日本企業對華投資項目達到4萬個，實際投資額達到656億多美元。投資目的也由上世紀80年代以降低勞動生產成本、委託加工為主，轉變成以開拓中國市場為目的。2000年—2004年，日本對華出口年均增長高達25.3%。

然而對於世界經濟來說，上世紀90年代至2012年是一個歷經磨難和重組的時代。其間不僅發生了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還有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這些都給中日經濟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但是，由於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有力地支持了世界經濟的復甦。而且，中日經濟的深度合作也使得在華日企受到的損失相對較小。

面對亞洲金融危機，中國果斷實施了包括行政改革、金融改革、企業改革和農業改革等五大改革。中國在這一系列改革中也吸收了日本的發展經驗，特別是行政改革。1997年，日本行政改革代理委員長宮崎勇先生訪華，他向時任副總理的朱鎔基重點介紹了日本準備在2001年開始執行的行政改革方案，表示公務員人數將因此減少1%。朱鎔基對此非常重視，詳細諮詢了行政改革對日本經濟發展可能產生的貢獻度。宮崎勇先生回答，大約在一個百分點。聽取了日方的介紹後，中國用一年的時間將國務院的行政機構由近70個裁減到28個，公務員減少了一半。1998年，朱鎔基再次會見宮崎勇時說：「我們用一年的時間完成了行政改革。困難的時候，我對大家說，日本能夠做到，我們為什麼不可以？用你的話來鼓勵大家。」宮崎先生對中國經濟做出的貢獻是突出的， 2016年當他去世時，朱鎔基特意發去唁電錶示哀悼。

2009年中日友好協會名譽顧問唐家璇授予宮崎勇（左）「中日友好使者」稱號

中國經濟在這一階段的發展突飛猛進，到2000年，不僅完成了GDP翻兩番的夙願，而且實現了人均GDP翻兩番的目標。這一時期，中日經濟的互補性加強，日本企業在華初步形成了從原材料獲取、生產加工到產品銷售的完整產業鏈。特別是日企在華的本土化戰略讓它們在中國擴大了建廠和生產的規模。而且，帶動了日本對華直接投資更趨戰略性，由過去面對東南沿海地區向西部內陸擴展。2000年，日本投資的23個項目中有10個在內陸地區，期中，包括重慶的城市輕軌、新疆的水資源管理和防止沙漠化項目等。

中國在這個過程中也不再只是一個單純的加工廠，產業結構由垂直分工走向水平分工，由勞動密集型走向技術密集型，產品開始由低端向高端攀升。汽車、機器製造、電子器件和IT產品成為中日經濟合作的主導產品。

因此，雖然上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始，日本經濟遭遇了「失去的十年」，但中日經濟良好的合作勢頭，給日本振興經濟增加了信心。

探索共同繁榮的明天

2012年至今，中日經來到了以探索創新為特點的新時代轉型期。

2012年以後，受中日政治關係的影響，兩國經濟合作發生大幅度的下滑。兩國貿易自2012年以來，連續5年呈現負增長，日本對華投資自2013年開始，也連續4年減少。近年，日本企業撤離中國的現象也在增加。當然，這些情況的出現，不只是政治原因。客觀上看中國工人的工資增長提高了日本企業的成本。日企為了追逐高利潤，自然向越南、印度等低成本國家轉移。同時，中國經濟和產業結構的升級，由資源消耗型粗放式經濟向創新型經濟轉型，由低端走向中高端，傳統的製造業必然受到衝擊。而且，中國經濟進入中高速發展的新常態，需求也暫時下降。

但是，中日經濟合作的互為經貿合作夥伴的關係沒有變；合作共贏的機制和前景沒有變，雙邊合作和多邊合作的潛力也沒有變。

從最近日本商會的調查來看，儘管在華日企人力成本上漲，但仍有60%的企業連續三年盈利。日本企業在華的經常利潤率和當期利潤率，要比在其他國家高出大約一個百分點。

2010年，日資產品在華銷售總額達到26.277億日元，2014年達到42.471億日元，提高了61.64%，中國這個大市場一直向日本敞開著大門。

如何走出當前中日經濟合作不景氣的陰影？首先需要新的思維和堅定的信心。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的問卷調查表明，2016年計劃將在華規模擴大的日資企業從38.1%上升到40.1%。這說明日企的思維和信心正在轉變。

摩拜共享單車進駐日本街頭

創新是新世紀中日經濟合作的亮點。過去是日本向中國單向投資，現在，中國也開始向日本投資了。截止2016年底，中國對日直接投資累計達到35.1億美元（2016年為4.7億美元）。雖然金額不大，但開始出現良好的勢頭。尤其是寧波均勝電子服務公司收購高田公司，今年7月「支付寶」進軍日本市場、摩拜共享單車登陸福岡和札幌，更是引起媒體的高度關注。中日經濟合作的天地是廣闊的，兩國不僅在環保、新能源等領域有合作的巨大潛力，在新材料、特別是IT產業、AI產業方面更具有無比的活力。

加快締結中日自由貿易協定，加快中日韓三國FTA的進程，是改善和加強中日經濟合作的強有力的紐帶，也是穩定東亞秩序的有利因素。

2017年5月16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會見代表日本政府來華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日本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

今年5月，日本代表二階俊博先生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表現出日本政府對「一帶一路」構想的高度重視。今天的「一帶一路」比起古代的絲綢之路，將賦予世界更多國家和人民形成互助合作的契機。僅從今年1—6月發表的數據看，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47個國家新增投資66.1億美元，沿線國家新簽訂的對外包工合同金額為14.2億美元。這僅僅是個開始，今後的前景將更加輝煌。

歷史上，絲綢之路曾給日本經濟和文化帶來了巨大影響，作為絲綢之路的最東端，當年的日本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果日本能夠將它的高科技和資金投入到「一帶一路」的共建中，必將給日本帶來豐厚的利益，這對於日本走出經濟低迷的怪圈是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同時，「一帶一路」也會促進中日經濟合作，使中日經貿雙邊與多邊合作並舉，技術與資金結合，不僅會給兩國的經濟發展帶來福音，也必將對東亞及世界的經濟發展和穩定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這會是新世紀中日經濟合作的又一個亮點。

中國與日本在地理上是移不走的鄰居，在文化上有切不斷的聯繫，在經濟上存在互補共贏的利益，所以合作才是兩國發展繁榮的基礎。當前，中日兩國都要面對一個現實：如何正確看待和處理中國崛起後，中日兩國的雙邊關係和經濟合作的態勢。我們現在遇到的一些問題，正是這種變化帶來的影響。

歷史上，中日兩國還沒有出現過在同一時代共同繁榮的情況。今後，向著共同繁榮的目標努力邁進，實現共贏，才是當今中日經濟發展與合作的最好思路，也是最好選擇。

張雲方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局長

編輯：沈曉寧

《人民中國》

2017年第8期

每月5日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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