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的決策和影響

第三，儘管中國軍隊是以志願軍名義參戰，但美國仍可能對中國公開宣戰，或至少以其空軍轟炸中國許多大城市及工業基地，以其海軍攻擊中國沿海地帶，並且支持台灣蔣介石軍隊或美蔣軍隊聯合進攻大陸。同時，由於志願軍武器裝備落後，在朝鮮不能大量殲滅美軍，戰爭形成僵局，影響中國整個恢復和建設計劃，引起國內許多人不滿。這是最不利的結果。

　　在中共中央決策出兵後，周恩來受中央委託同林彪一起與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會談，得知蘇聯不準備出動空軍到朝鮮境內掩護志願軍作戰後，中共中央認為，出現第一種情況的可能性很小，而可能出現的情況主要是後兩種，後兩種情況又以第二種情況的出現可能性更大些。中共中央的態度是以實現第二種可能為基點，力爭第一種可能，力避第三種可能。

　　周恩來曾明確指出，經過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使美國在朝鮮遭到嚴重打擊和損失，使它碰得頭破血流，知難而退。這種「可能性要大些，而這也是我們所要爭取的。我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就是要爭取這種可能的實現，我們相信自己的力量是可以爭取這種可能的實現的。」[16]「假如敵人知難而退，就可以在聯合國內或聯合國外談判解決問題」。[17]

　　順便說明一下，為什麼用志願軍名義而不用解放軍名義參戰。應該說這是一種政治策略，就是為了不給美國對中國宣戰以口實。以志願軍名義是非官方的民間性質，而如果以解放軍名義則是官方性的國家行為。1950年8月13日高崗在東北邊防軍師以上幹部動員大會上講話時，就指出：邊防軍出動時「到朝鮮去是以志願軍的名義出現，穿朝鮮服裝，用朝鮮番號，打朝鮮人民軍的旗幟，主要幹部改用朝鮮名字。這樣的處置，可以使朝鮮人民喜歡，又很策略。」10月16日，彭德懷主持召開志願軍師以上幹部會議，進行臨戰前的動員時指出：我們只是以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名義，支援朝鮮人民革命戰爭，並不等於向美國宣戰。10月24日周恩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18次常務委員會會議上的報告中也明確指出：「方式上，我們採取志願軍的形式，無需宣戰。」[18]直到1958年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與朝鮮政府會談志願軍全部撤出朝鮮時，在中國政府的聲明中以及中朝兩國政府的聯合聲明中，仍將中國人民志願軍與中國官方分開，說法上用的是「商得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同意」，「向中國人民志願軍提出了主動撤出朝鮮的建議」等，以此表明中國人民志願軍不是中國官方派出的部隊。

　　現在再來介紹一下學術界關於抗美援朝出兵決策的不同看法。主要有如下幾個說法：

　　第一種說法：戰爭對於中國並不是迫在眉睫，中國出兵援朝是蘇聯鼓動和壓力的產物。[19]

　　第二種說法：毛澤東決策出兵朝鮮的動機「更多的成分是出於意識形態，而不是站在現實基礎的考慮」。[20]

　　第三種說法：抗美援朝出兵決策是毛澤東的個人決斷。「把美帝國主義作為直接對手的革命情結，對社會主義陣營承擔的國際主義責任，特別是保護新中國安全和主權的領袖意識，這三者構成了毛澤東決策出兵的基本動機和目的。」[21]

　　這三種觀點都是否定抗美援朝的必要性，都是根本站不住腳的。對前兩種說法筆者在介紹中共中央決策出兵的原因中已經明確否定了。下面主要針對第三種說法，談點個人的認識：其一，中共中央出兵決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集體研究討論作出的，不是毛澤東一個人作出的。否則中共中央書記處或政治局不會至少於1950年10月2日、4日和5日召開三次會議才作出決策。其二，當時新中國成立剛剛一年，國家狀態千瘡百孔，面臨的情況相當嚴峻，雖然毛澤東在黨內已具有任何人無法相比的威望，但這時毛澤東的領導作風還是比較民主的。薄一波在其《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專門指出：「建國初期，毛澤東對重大問題的決策是很謹慎的，對不同意見也很尊重」，並特別舉例關於新區土改保存富農經濟政策的形成過程。[22]因此，當時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或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出兵決策的人都是敢講真話的，否則在作出決策前也不會多數主張不出兵或緩出兵。無論贊成出兵的意見或不贊成出兵的意見，都是黨內民主的體現，都是正常的，況且無論哪種意見都是出於對黨和國家利益負責的考慮。其三，當時中共中央作出這個決策是很難下決心的。周恩來後來說：「當著朝鮮正受到美帝國主義摧殘的時候，美國侵略軍越過了三八線迫近鴨綠江的時候，那時下這個決心，在我們革命的進展歷史中是很不容易的。下這個決心，在當時的情況有許多顧慮，而從過渡時期來看這些顧慮是合乎實際的。」[23]胡喬木後來也回憶說：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20多年，記得有兩件事是毛澤東很難下決心的，其中一件事就是1950年派志願軍入朝作戰。[24]最後政治局還是一致贊成出兵援朝。其四，中共中央決策作出後，全國黨政軍民協同一致保證和支援抗美援朝戰爭。無論當時參加會議的當事人，還是後來歷屆中央高層領導，沒有任何一個人對當時決策的必要性、正確性提出質疑。一方面這更加說明中共中央決策不是毛澤東個人決斷，另一方面也更加說明中共中央出兵援朝的決策是必要的、正確的。

　　三、抗美援朝戰爭取得了了不起的勝利

　　（一）抗美援朝戰爭簡要過程

　　中國人民志願軍於1950年10月19日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率領下入朝，此時美軍已佔領朝鮮的平壤、元山一線。10月25日抗美援朝戰爭打響（抗美援朝紀念日就定在這一天），至1953年7月27日戰爭雙方簽訂朝鮮停戰協定，朝鮮戰爭結束。中國人民抗美援朝戰爭是兩年零九個月，整個朝鮮戰爭是三年零一個月。

　　抗美援朝戰爭經歷兩個作戰階段。第一階段從1950年10月25日開始至1951年6月中旬結束，歷時七個半月。這期間美國的軍事戰略目標一直是武裝佔領全朝鮮。志願軍在第三次戰役結束後，曾經一度設想再經過幾個戰役根本解決朝鮮問題，但很快就放棄了。這一階段是運動戰階段，也叫協助朝鮮人民軍實行戰略反攻階段。主要進行了第一次至第五次五個戰役，第一、第二次戰役基本上是志願軍自己打的，在戰役計劃部署上沒有人民軍部隊的任務，這時人民軍主力被隔在敵後向北撤退，並失去聯繫，但在戰役具體實施中有人民軍零星部隊配合。從第三次戰役開始，志願軍和人民軍實行聯軍作戰，成立了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聯合司令部，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此後的作戰都是由聯合司令部統一指揮部署，直至朝鮮停戰。運動戰階段的五次戰役中，第二次戰役打得最漂亮，給美軍的打擊最狠、最疼。一舉將進到鴨綠江邊的美軍打退到三八線。第三次戰役又將美軍打退到三七線附近。第四、第五次戰役雙方大體在三八線和三七線之間形成拉鋸局面，最後雙方在三八線南北地區形成戰略相持局面，出現了停戰談判的形勢。

　　第二階段從1951年6月中旬至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歷時兩年零一個半月。由於美軍在戰場上難以達成軍事佔領全朝鮮的目標，1951年5月美國當局將武裝佔領全朝鮮的軍事戰略目標調整為通過停戰談判沿三八線一帶實現停戰。這一階段是陣地戰階段，也叫戰略相持階段。1951年7月10日停戰談判開始後，雙方的作戰行動都是為了配合停戰談判，邊打邊談，打談緊密結合。這期間的主要作戰行動有：美軍為配合關於軍事分界線問題的談判，對志願軍和人民軍施加軍事壓力發動的1951年夏季和秋季局部攻勢，從8月18日開始至10月22日結束，相對應的，志願軍和人民軍進行夏秋季防禦作戰，粉碎了美軍的進攻。美軍在夏季攻勢開始的同時，利用其海空軍優勢，集中其空中力量，以摧毀朝鮮北方鐵路系統為目標發動了「絞殺戰」，在1951年9~12月確實給志願軍、人民軍的物資運輸造成很大困難，志願軍和人民軍進行反「絞殺戰」鬥爭，至1952年6月粉碎了美軍的「絞殺戰」，美國遠東空軍自己也承認「絞殺戰」失敗了，而志願軍和人民軍經過反「絞殺戰」鬥爭，則建立起了鐵路運輸、公路運輸和人畜力運輸相結合，防空、搶修、搶運相結合，縱橫交錯的兵站運輸網，也就是「打不斷、炸不爛」的鋼鐵運輸線。志願軍解決了物資運輸問題，1951年12月~1952年8月又在正面戰線構築了以坑道為骨幹的堅固陣地防禦體系，加上全國人民捐獻飛機大炮運動改善了志願軍的武器裝備，所以從1952年下半年開始，志願軍越戰越強，越戰越主動，為促進停戰談判和促進停戰實現，於1952年秋季發動了戰役規模的全線戰術反擊作戰。其間美軍為行報復，先後以三個多師六萬餘人對金化以北、上甘嶺以南志願軍各以一個連防守的兩個陣地發動了「金化攻勢」，志願軍也先後投入三個師又一個團共四萬餘人，依託以坑道為骨幹的堅固陣地，與美軍和南朝鮮軍反覆爭奪43天，最後陣地屹立未動，美軍寸土未得。志願軍在1953年春完成防敵登陸的準備後，於5~7月又發動了夏季進攻戰役，特別是第三次進攻的金城戰役，一舉突破南朝鮮軍四個師防守的正面25公里的堅固陣地，突入縱深最遠達18公里，有力促進了停戰的實現和保證了停戰後的形勢穩定。1953年7月27日雙方以三八線南北地區的實際接觸線為分界線實現了停戰。

　　在陣地戰階段，美軍還曾在戰場上實施細菌戰。關於美軍實施細菌戰問題，美軍和美國官方一直否認，也一直沒有解密有關檔案。國內有些知名學者也對此表示質疑，甚至認為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中朝軍民進行的反細菌戰鬥爭，「在很大程度上是當時中國、朝鮮、蘇聯三國政府共同發動的政治宣傳，其目的在於迫使美國改變在停戰談判中關於戰俘處理原則上的立場」。我們研究抗美援朝戰爭史，看到中國的檔案表明：反細菌戰確有輿論宣傳緊密配合，但志願軍於1952年1月底開始，確實在朝鮮戰場的寒冷冬季發現了美軍飛機投擲和布撒的昆蟲；中央軍委和中國政府對此極為慎重，20多天後，才根據戰場不斷報告的有關情況作出美軍確實在實施細菌戰的判斷，並確實按美國實施細菌戰而採取措施進行應對，反細菌戰與停戰談判毫無關係。

　　（二）為什麼說抗美援朝戰爭取得了了不起的勝利

　　朝鮮戰爭的結局，是敵對雙方通過停戰談判在三八線南北地區劃定軍事分界線而達成停戰的。這場戰爭起始於三八線，又停止於三八線附近，這就給人一種印象，即戰爭雙方打成了平手，雙方沒有勝利者，也沒有失敗者。國內學術界和社會上都有這種認識。當然，對於這場戰爭的結局從直觀上看，從形式上看，得出這樣的結論不能說沒有道理。但對這場戰爭中雙方的情況稍作具體分析，就會覺得這個結論不太合適。如果把這場戰爭比作擂台比武，較量的雙方，一個是明顯的強者，一個是明顯的弱者，在規定的時間之內，比賽的結果是不分勝負，並且強者身上還多帶了幾處傷，那麼裁判員除了按規則裁定雙方打成平手外，恐怕誰都不能不認為這場擂台比武的弱者是贏家，是個了不起的贏家，而那個強者是輸家。強者自己也不會認為就是比了個平手，而是認為自己輸了。作為強手與弱手比賽，不贏就是輸了，反過來作為弱手與強手比賽，不輸就是贏了。這是很淺顯的道理。如果對抗美援朝戰爭中敵對雙方具體情況進行分析，那麼也會很自然地得出結論：中國人民志願軍在這場戰爭中取得了勝利，不僅僅在政治上而且在軍事上也取得了勝利，是了不起的勝利者。我作了幾條比較分析，國內全盤否定抗美援朝戰爭的人批駁我的這幾條分析，但那種批駁除其目的是根本否定共產黨、否定毛澤東外，沒有任何能說服我的道理。我的幾條分析是：

　　第一，從戰爭雙方人員傷亡和財力物力消耗看。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1953年8月14日公布，1950年6月25日~1953年7月27日，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共殲敵（包括斃、傷、俘）109.3萬餘人。美國和韓國公布其各自在這場戰爭中人員陣亡、戰傷、失蹤和被俘的數量之和大於志願軍和人民軍公布殲滅其人員的數量。1953年10月23日美聯社公布的「聯合國軍」傷亡總數是147萬餘人。美國官方公布的美軍損失情況是：陣亡3.36萬餘人、戰傷10.32萬餘人、失蹤和被俘0.51萬餘人，共14.2萬餘人。韓國國防部公布的南朝鮮軍的損失情況是：陣亡22.78萬餘人、戰傷71.71萬餘人、失蹤和被俘4.35萬餘人，共98.84萬餘人。美國與韓國官方公布各自損失數字總和為113萬餘人（不包括其他「聯合國軍」傷亡）。而整個戰爭期間志願軍和人民軍作戰減員總數為62.8萬餘人（志願軍36.6萬餘人、人民軍26.2萬餘人）。按志願軍和人民軍公布的殲敵數字計算，敵我傷亡損失對比為1.7比1，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是勝利者。

　　單從1950年10月25日~1953年7月27日誌願軍作戰的結果看，情況是，志願軍共殲敵71萬餘人。而志願軍的作戰減員，根據1953年8月志願軍司令部作戰處的統計共36.61萬餘人。敵我傷亡損失對比為1.9比1，志願軍是勝利者。[25]

　　美國在戰爭中的戰費支出是400億美元，消耗作戰物資7300餘萬噸。而中國支出戰費62.5億元人民幣（相當於25億美元），消耗作戰物資560餘萬噸。這樣對比，志願軍也是勝利者。

　　第二，從雙方戰線進退的情況看。自從志願軍參戰後，雙方戰線互有進退。志願軍入朝打響時，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地面部隊已進至清川江以北地區，後又進至鴨綠江和圖們江邊地區，而志願軍連續舉行第一、第二兩個戰役，就將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地面部隊打回到三八線及以南地區，第三次戰役志願軍和人民軍又將其打退到三七線附近地區。「聯合國軍」也從三七線附近和漢江北岸兩度將戰線向北推進，但也只推進到三八線南北地區，最後雙方在三八線附近地區形成了相持局面，戰線穩定在三八線地區。雙方進退相抵，志願軍凈進了從鴨綠江到三八線的數百公里，而「聯合國軍」凈退了從鴨綠江到三八線的數百公里，志願軍和人民軍徹底粉碎了美國當局軍事佔領全朝鮮的企圖。兩相比較，志願軍當然是勝利者。[26]

　　第三，從雙方部隊在作戰中遭受打擊的情況看。志願軍入朝後的第一、第二次戰役是在雙方對進的狀態下進行的。第一次戰役志願軍就給予美軍歷史最長的「王牌」部隊騎兵第一師以重創，並殲滅其一個團大部。第二次戰役中志願軍在東西兩線予美軍參戰七個師中的第二師、第七師、陸戰第一師三個以殲滅性打擊，並予美第25師以重創，整個戰役打得痛快淋漓。雖然這次戰役中在東線作戰的志願軍第九兵團減員比較大，但那主要不是因為遭受美軍打擊，而主要是因為該兵團臨急入朝，志願軍運輸補給能力跟不上所致。相反，志願軍第九兵團在這樣困難情況下，卻將美軍陸戰第一師和步兵第七師打得落花流水，美陸戰第一師這個美軍「王牌」部隊也不得不在其歷史上第一次使用「撤退」的字眼。幾乎所有美國當局軍政要員都認為這是美軍歷史上的一次慘敗，一次丟臉的失敗。[27]而志願軍除在第五次戰役進攻作戰結束後轉移準備休整過程中，第180師為掩護主力轉移，因處置不當等原因被圍遭受重大損失外，沒有一個建制團以上部隊遭受如此不預的打擊。雖第四次戰役中在漢江南岸防禦的第50軍和第38軍第112、第114兩師部隊傷亡較大，但那是為了掩護主力殲敵而預期的傷亡。到了抗美援朝戰爭陣地戰階段，特別是1952年夏季以後，志願軍在戰場上越戰越強，越戰越主動，採取「零敲牛皮糖」打小殲滅戰的方針，對「聯合國軍」營以下兵力防守的陣地幾乎是攻則必克，攻則必殲。到了1953年的金城戰役，志願軍可以對南朝鮮軍四個師防守的堅固防禦陣地同時發起進攻，突入陣地最深達18公里，一舉殲滅其四個師大部。而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地面部隊，從1952年夏季以後，除發動一次他們自己稱為失敗的惡性賭博的「金化攻勢」外，[28]直至朝鮮停戰一直處於被動挨打狀態，幾乎沒有什麼作為。這一點美國人寫的戰史和韓國人寫的戰史都是承認的。

　　第四，特別應該指出的是，中國人民志願軍是在作戰條件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取得勝利的。這個困難主要是同美軍這個作戰對手相比，武器裝備落後懸殊和經濟力量極為薄弱，具體情況，在前面已介紹過了。此外，美國在朝鮮戰爭中，使用了除原子彈以外所有當時的現代化武器，包括細菌武器和化學武器，使用其優勢的空中力量對志願軍和人民軍後方進行毀滅性轟炸，在朝鮮北方12萬平方公里的狹小戰場上，共投擲炸彈69萬餘噸，平均每平方公里落彈5.8噸，在某些地區的投彈密度達到世界戰爭史上最高水平。中國人民志願軍在如此困難條件下作戰，把武裝到牙齒的美國軍隊從鴨綠江邊打回到三八線地區，並在三八線地區堅持作戰兩年多，最終迫使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簽字停戰。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勝利。

　　美國人在評論這場戰爭時，只是說成功地阻止了共產主義的進攻，海空軍優勢的威力得到了充分展示，除此幾乎沒有一個美國人認為美國在這場戰爭中取得了軍事勝利。講到這場戰爭時，多是用「受挫失利」、「苦澀」、「損失」、「沒有獲得勝利」等字眼。美國知名政論著作家約瑟夫?格登，在他所著的《朝鮮戰爭—未透露的內情》一書的引言中，一開篇就說：「美國政壇老手艾夫里爾?哈里曼談到朝鮮戰爭時，稱它是『一場苦澀的戰爭』。」「在美國不甚愉快的經歷中，朝鮮戰爭算是其中的一個：當它結束之後，大多數美國人都急於把它從記憶的罅隙中輕輕抹掉。出於某一原因，朝鮮戰爭是美國第一次沒有凱旋班師的戰爭。美國使朝鮮處於僵持狀態，同共產黨中國這個龐大而落後的亞洲國家打成了平手。」[29]「聯合國軍」第三任總司令馬克?克拉克後來也說了一段著名的話：「1952年5月，我受命為聯合國軍統帥，代表17個國家，在韓國抵抗共產黨侵略。15個月以後，我簽訂了一項停戰協定，這協定暫時停止了……那個不幸半島上的戰爭。對我來說這亦是表示我40年戎馬生涯的結束。他是我軍事經歷最高的一個職位，但是他沒有光榮。在執行我政府的訓令中，我獲得了一項不值得羨慕的榮譽，那就是我成了歷史上籤訂沒有勝利的停戰條約的第一位美國陸軍司令官。我感到一種失望和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麥克阿瑟和李奇微兩位將軍一定具有同感。」[30]

　　這些充分說明，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不但取得了政治上的偉大勝利，而且也在軍事上取得了偉大勝利。

　　四、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意義和影響

　　中國人民在這場戰爭中付出了重大犧牲和代價，但是中國人民取得了這場戰爭的偉大勝利，這是新中國歷史上取得的第一個重大成就，無論在新中國歷史上還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歷史上都具有重大積極意義，並且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極大地提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地位

　在1840年以來的近代中國，除1931~1945年的抗日戰爭取得反法西斯侵略的勝利外，只有遭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和掠奪的挨打受欺歷史，只有任人宰割、割地賠款的屈辱歷史。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但無論當時的資本主義陣營還是社會主義陣營，都沒有正視已經站起來的中國人民。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誕生後的第一聲吶喊。這聲吶喊震驚了全世界。中國人民志願軍敢於出現在朝鮮戰場與美國軍隊作戰本身，就在國際上產生鉅大影響，尤其中國人民志願軍依靠落後武器裝備，打敗了完全現代化裝備的美國軍隊，不但美國而且整個世界，包括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都不得不對中國刮目相看了。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打出了中國人民軍隊的國際威望，打出了新中國的國際威望。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一掃中國近代以來歷史上的恥辱，中國人民真正地揚眉吐氣了，中國真正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了。可以說，這場戰爭對於中國人民是自鴉片戰爭以來最了不起的正氣篇。正如毛澤東所說的：「帝國主義侵略者應當懂得：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31]不僅剛剛解放了的中國人民，而且在世界各國的華人、華僑作為中國人和中國人的後裔都感到從未有過的驕傲和自豪，許多紛紛回到國內參加新中國各項建設事業。1960年代帶有美國陸軍官方性質的《朝鮮戰爭中的美軍陸軍》一書，在評論朝鮮戰爭時說：「在遠東，從朝鮮戰爭中出現了兩個比過去越來越強大的國家。其一便是韓國，……另一個在戰爭中提高了地位的國家是共產黨中國。從中國人在整個朝鮮戰爭期間所顯示出來的強大攻勢和防禦能力中，美國及其盟國已經清楚地看出，共產黨中國已成為一個可怕的敵人，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那個軟弱無能的國家了。由於共產黨中國有取之不盡的人力資源和堅強有力的領導，因此它也在朝鮮戰場上贏得了自己的聲譽，而且看來會成為遠東與西太平洋地區共產黨的領袖。」[32]正是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志願軍打疼了美國侵略軍，打疼了美國侵略當局，從此美國不敢再輕視中國人民，在亞洲和國際事務中不得不把中國擺到適當位置。1955年4月第一次亞非會議能在萬隆召開和中國代表團能在會議上發揮主導作用，1958年台海危機中為台灣國民黨軍艦護航的美國軍艦一遇人民解放軍炮擊就退入公海，1960年代越南戰爭中美國地面部隊未敢越過北緯17度線，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國第38屆總統理查德?尼克松訪華，1979年美國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以致今天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發揮重大作用等，都有中國人民取得抗美援朝戰爭勝利這個重要因素的影響。（不用說別的，抗美援朝戰爭的意義有這一條，就足以說明：抗美援朝戰爭是偉大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中國人民是偉大的。況且抗美援朝戰爭的積極意義還不僅此一條。）

　　（二）有力地鞏固了新中國人民民主政權

　　全國解放時，國民黨當局有計劃地在大陸潛留了大批特務。他們聚集潰散的國民黨軍部隊，會同慣匪、反動會道門組織、地主惡霸，組織反動土匪武裝，企圖與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長期對抗，破壞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權，並在爾後配合國民黨軍反攻大陸。朝鮮戰爭爆發後，這些特務和土匪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黑暗將過，黎明即來」，氣焰十分囂張，到處散布謠言，破壞經濟建設，特別是破壞軍事運輸，組織策劃各種暗殺活動殘害革命幹部和群眾，圍攻基層人民政權，擾亂社會秩序，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甚至組織反革命暴亂，向人民民主政權發動猖狂進攻。

　　在抗美援朝開始後，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即以最大的決心，採取斷然措施，把剿匪、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工作作為與抗美援朝戰爭相聯的中心工作之一，加速剿匪、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的步伐，在新解放區土地改革開始後，這三項工作都是結合在一起進行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被並稱為當時的三大運動。

　　在中央軍委統一部署下，匪患比較嚴重的華東和中南地區至1951年5月底基本剿滅了股匪。至1953年底，全國匪患基本肅清，粉碎了台灣國民黨當局在祖國大陸建立「游擊根據地」以策應反攻大陸的企圖，有力地保護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和安全，安定了地方秩序，鞏固了基層人民民主政權，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戰爭。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決定加大鎮壓反革命工作的力度。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經公安部統一部署後，從1950年10月起，一場大張旗鼓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在全國展開，至1951年10月，反革命勢力基本肅清，鎮壓反革命運動結束。這一運動的開展，使國家社會秩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保證了抗美援朝戰爭和國內土地改革運動的開展。

　　為配合抗美援朝戰爭，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各新解放區在1950年擴大了土地改革的範圍，在許多條件基本成熟地區提前進行了土地改革。至1952年底，除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尚未進行土地改革外，全國大陸普遍完成了土地改革，徹底摧毀了封建剝削制度。不但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戰爭，而且極大地解放了農業生產力和有力地鞏固了工農聯盟。

　　以抗美援朝為中心的三大運動的開展，不但牢固鞏固了新中國各級人民政權，而且中國共產黨和各級人民政權樹立了極高的威信，為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奠定了強力的組織領導基礎。

　　（三）有力促進了國民經濟恢復和爭取了國家建設發展的長期和平環境

　　戰爭本身要付出消耗，也必將對經濟建設正常進行帶來不利影響，但得到人民擁護的正義戰爭，也會激發人民群眾的工作生產積極性，從而刺激和促進經濟增長。

　　進行抗美援朝戰爭，不但開支戰費62.5億元人民幣，消耗各種作戰物資560餘萬噸，而且中國靠近朝鮮邊境的城鄉和交通等經濟設施也遭到破壞，為保證進行抗美援朝戰爭的需要，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還對剛剛確定的全面恢復國民經濟的計划進行了調整。戰爭期間，蘇聯提供給中國的貸款和中國進口的武器裝備主要用於朝鮮戰場。抗美援朝戰爭的確對國內經濟建設有不利影響。

　　抗美援朝戰爭的主戰場在朝鮮，中國雖傾全國之力保證抗美援朝戰爭的需要，但主要是將東北地區轉為戰時生產，全國其他地區仍是以平時生產為主。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在保證抗美援朝戰爭需要的同時，積極採取措施恢復國民經濟，邊打邊建。1951年2月，中共中央確定，仍按原計劃在1952年底前完成國民經濟恢復，為大規模經濟建設做好準備。為此採取的有效措施之一，就是充分發揮中國共產黨和各級人民政權的強大號召力與組織力，通過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組織動員全中國人民開展了既轟轟烈烈，又扎紮實實的抗美援朝愛國運動，最大限度地發揮工作生產能力。中國人民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表現了高度的愛國熱情，最大限度地發揮了工作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為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戰場需要，為國家建設的恢復和發展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因此，中國原定的國民經濟恢復計劃，雖因抗美援朝戰爭而進行了調整，但1951年中國財政實際收支和經濟生產，都「出現了遠比原來預計要好的情況」，[33]1950~1952年三年中工農業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24.6％。至1952年10月，中國的工農業生產全部恢復到中國歷史上的最高水平，並有了自己的製造工業。取得新中國經濟建設第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勝利。1953年，即開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這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邊打邊建，創造的一個奇蹟。

　　抗美援朝戰爭對中國經濟布局和經濟結構也產生了積極影響。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後，中國為保證工業生產安全，對東北南部地區的工業基地部分向北做了遷移，直到1970年代，中國建設的工業基地在布局上也都考慮了戰爭的影響問題。同時，經過這場戰爭，使中國領導人進一步看到，要改變中國經濟落後的面貌，必須發展工業，而首先應該發展重工業。從1953年開始的中國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發展計劃，就把發展重工業作為重點。經過抗美援朝戰爭，中國在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支援幫助下，建立了以重工業為代表的現代工業基礎。

　　總之，在抗美援朝期間，中國社會凝聚力，全國人民的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生產積極性極大提高，國內經濟建設非但沒有受到大影響，而且還迅速得到恢復。正如陳雲所指出的：「抗美援朝不但不是像帝國主義者所妄想的那樣，使我們在經濟上不能恢復和發展；相反的，我們的人民經濟事業卻在抗美援朝鬥爭中得到了促使迅速進步的動力。」[34]抗美援朝促進而不是推遲了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特別是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至今為中國的經濟建設贏得了近60年和平的環境。

　　（四）極大地促進了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建設和強固了國防

　　抗美援朝戰爭實踐使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領導人充分看到，沒有現代化的武器裝備打贏現代化戰爭是極為困難的。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許多高級將領都深有感觸地表示，無論如何，就是「當了褲子也要買飛機」，改善志願軍和解放軍的武器裝備。在戰爭期間擔任志願軍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代志願軍司令員兼代政治委員的鄧華，在總結抗美援朝戰爭經驗時，從戰爭中的親身體驗指出：「朝鮮戰爭證明，現代戰爭一定要有必需的現代技術裝備。沒有必需的炮火既不能摧毀敵人的堅固陣地，也不能粉碎敵人的大舉進攻；沒有坦克和反坦克武器，便不能擊毀敵人的坦克；沒有空軍和防空武器，便不能打擊敵人的空軍，掩護自己的戰場。」[35]1953年1月7日，毛澤東主席為人民解放軍總高級步兵學校寫的訓詞中強調：「為了保衛祖國免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依靠我們過去和較為落後的國內敵人作戰的裝備和戰術是不夠的了，我們必須掌握最新的裝備和隨之而來的最新的戰術。我們必須向蘇聯的軍事科學學習，以便迅速把我軍提高到足以在現代化的戰爭中取勝的水平。」[36]

　　抗美援朝現代戰爭實踐的刺激，使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武器裝備在這場戰爭期間就有了突破性地改善和加強。當時中國工業技術水平落後，自己不能生產飛機、坦克和大炮，就決心從同中國簽訂有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蘇聯購買。中國經濟貧窮，國家無力購買，就開展抗美援朝愛國運動，動員全國各行各業各族各界人民，節衣縮食，增加生產，捐獻錢物購買飛機大炮。僅1951年6月~1952年5月的一年時間，全國人民即捐獻了可供購買3710架戰鬥機的錢款。人民空軍在這場戰爭中迅速成長發展起來，其航空兵部隊從1950年8月的一個混成旅共四個團110餘架飛機，到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後的1953年底，發展到28個師共70個團，擁有各型飛機三千餘架，並且裝備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戰鬥機，形成了有各種航空兵組成的有戰鬥力的空中力量。地面炮兵和高射炮兵有了明顯的發展和加強，地面炮兵裝備了當時先進的蘇式122和152毫米口徑榴彈炮和「喀秋莎」火箭炮；高射炮兵在抗美援朝戰爭開始時只有16個城防團，到抗美援朝戰爭結束時發展到五個野戰高炮師、近70個野戰高炮營和數十個城防高炮團。陸軍（步兵）的武器裝備也有了很大變化，抗美援朝戰爭開始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所有的軍，都沒有隊屬炮兵團和坦克團，步兵輕武器是所謂「萬國牌」的雜色武器，到抗美援朝戰爭結束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幾乎所有的軍都在編製內有了軍屬炮兵團，有的還有軍屬坦克團和師屬炮兵團，個別的師還編有自行火炮團，步兵輕武器統一換裝蘇式武器。裝甲兵和工兵也有明顯發展。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人民解放軍現代化建設的明顯改善和加強，既為取得戰爭勝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又為1950年代中後期人民解放軍現代化建設奠定了雄厚的基礎。

　　為加強人民解放軍現代化建設，抗美援朝戰爭期間，通過與蘇聯方面談判，簽訂了用蘇聯貸款訂購蘇聯裝備的協定。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後，至1954年底全部兌現。1954年和1955年，原駐中國安東（今丹東）、瀋陽和大連地區的蘇軍撤回蘇聯時，中國又有選擇地有償接收這些蘇軍部隊的大部分裝備。還在蘇聯政府幫助下建設了國防工業基礎，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援助的156個建設項目中，即有41個是國防工業項目。到1950年代末，中國就建成了包括兵器工業、航空工業、船舶工業、電子工業等一大批軍工骨幹企業，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國防工業體系，先後仿製飛機、坦克成功。其間，決策研製導彈、原子彈和人造地球衛星，制定了《國防科學技術研究工作（1958~1967年）規劃綱要》。1964年10月~1970年4月，第一顆原子彈爆炸、首次導彈核武器發射、第一顆氫彈爆炸和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先後試驗成功。1966年組建了戰略導彈部隊第二炮兵。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如果1960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37]

　　此外，從抗美援朝戰爭一開始，中央軍委就在廣東、福建沿海作了防範美國和台灣國民黨軍聯合登陸進攻的軍事部署，從上海到安東的整個海岸線選擇要點部署了水雷和海岸炮。除在朝鮮戰場的弧形防線上構築了以坑道為骨幹的堅固防禦陣地體系外，從1952年下半年起，在遼東和膠東半島部署海岸國防工事構築，1954年起開始動工。從而徹底改變了舊中國有海無防的局面。

　　這些為新中國的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五）創造了抗美援朝精神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創造了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2000年10月25日，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在首都各界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5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從志願軍角度歸納了如下精神：「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英明領導下，志願軍充分發揮政治優勢和我軍的光榮傳統，與朝鮮人民軍一道，面對世界上最強大的敵人，在極為艱難的條件下，揚長避短，以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和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進行了艱苦卓絕的作戰。志願軍指戰員始終發揚祖國和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為了祖國和民族的尊嚴而奮不顧身的愛國主義精神，英勇頑強、捨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不畏艱難困苦、始終保持高昂士氣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為完成祖國和人民賦予的使命、慷慨奉獻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誠精神，以及為了人類和平與正義事業而奮鬥的國際主義精神，這也就是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這種精神永遠是中國人民的寶貴財富。」

　　中國人民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不畏強敵、敢於鬥爭、敢於勝利，上下一致、同心協力、團結對敵，為抗擊帝國主義侵略，保證戰爭勝利，空前地表現了中華民族的強大凝聚力，表現了中華民族反抗侵略的決心和力量。

　　抗美援朝精神是一種非常寶貴的民族精神，表現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中國後來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中發揮了鉅大的作用，直至現在仍被廣為傳頌。

　　國內學術界認為抗美援朝戰爭所失大於所得，消極影響大於積極影響的人，對我所談意義和影響的前兩條不否認，但他們提出了他們認為的如下幾個消極影響：一個是這場戰爭延緩了台灣問題的解決；第二個是惡化了中美關係，嚴重影響了中國的對外交往；第三個是嚴重影響或阻滯了中國經濟建設。[38]關於第三個所謂消極影響問題，我在談意義的第三條已作了回答。這裡談談怎麼看待他們說的第一、第二兩個消極影響問題。

　　其一，延緩了台灣問題的解決不是因為抗美援朝戰爭或朝鮮戰爭。

　　根據1943年12月的開羅宣言和1945年8月的波茨坦公告，在日本投降後，1945年10月，台灣及澎湖列島的主權已在事實上歸還中國。但由於台灣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美國當局一直覬覦台灣。到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美國已先後制定了台灣由國際「託管」、「分離台灣」的預案和製造了「台灣地位未定」論「法律」根據，為日後直接插手台灣問題埋下伏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49年底和1950年初，美國國務院作出了關於台灣問題的宣傳指示，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了關於台灣問題的聲明，宣布台灣是中國的領土，屬於中國的一個省，「美國對台灣或中國其他領土從無掠奪的野心。現在美國無意在台灣獲取特別權利或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其實這更主要的是美國當局的一個策略，是在等待塵埃落定。

　　1950年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定，美國等待的「塵埃」已經落定，美國軍方和國務院都認為杜魯門的聲明已經過時，必須進行修改，都主張對台灣問題不能撒手不管，必須迅速採取「激烈而強硬的立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制定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於4月7日提交總統杜魯門。這個文件的中心內容是，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爭取民族解放和獨立的鬥爭，把純屬內政事務的國家、民族統一運動，把代表社會進步的民族民主革命，都視為對美國地位的挑戰，對自由世界的「侵犯」，美國都要迅速做出最激烈的反應，直至進行武裝干預。杜魯門完全同意這一文件，但落實這一文件的要求，則需大大增加國防預算，因而沒有馬上批准，而在等待時機。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的爆發，為美國總統批准《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和為美國直接干涉台灣提供了一個時機和藉口。6月27日，杜魯門發表聲明，正式拋了出「台灣地位未定」論。美國海軍和空軍部隊入侵台灣和台灣海峽，公然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台灣，統一祖國。

　　也就是說，美國武裝侵略台灣，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前，已是美國的既定政策，不是因為朝鮮戰爭的爆發，美國才改變了對台灣的政策。就是沒有朝鮮戰爭爆發，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解放台灣的作戰，美國也會立即進行軍事干預，中國也不見得能順利解決台灣問題。

　　事實上，是美國對台灣的侵略在先，中國人民的抗美援朝戰爭在後，延緩了台灣問題的解決不是因為朝鮮戰爭或抗美援朝戰爭造成的。正是由於美國政府繼續堅持干預中國內政、阻撓中國統一的政策，造成了台灣海峽地區的長期緊張對峙局勢，造成了台灣與祖國大陸長期處於分離狀態。

　　其二，影響了中國的對外交往和中美關係是由美國一手造成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美國政府對中國採取了孤立、遏制的政策，繼續承認國民黨政府，操縱聯合國拒絕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美國聯合西方國家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朝鮮戰爭一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入侵台灣海峽，這大大惡化了中美關係。也就是說，影響了中國對外交往和中美關係的惡化是美國一手造成的。朝鮮戰爭結束後，美國繼續對中國採取敵視和孤立的政策，不完全是中國進行抗美援朝戰爭的因素，意識形態上的對立也是重要的原因。這場戰爭並沒有影響中國的對外交往，相反，則擴大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增進了同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的交往，就是1979年中美建交本身，也有抗美援朝戰爭積極因素的影響。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