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中國思想界回顧：曖昧的儒家

北京孔廟，儒家人物群像 澎湃資料回顧2014年的中國思想界，恐怕即使是那些對其曾經不屑一顧的人也不能否認，當代大陸新儒家，可謂今年思想論爭領域的弄潮兒。在近百年來激進的現代化中，儒家這一中國政治思想傳統的「正統」，曾一度陷入尷尬。然而在這個激進現代化已至頂峰，GDP「被第一」而GDP增長率開始下跌的年頭裡，儒家卻又自歷史的河流中重新浮出水面，並且這一次，它似乎不再甘於僅做潛流。來自國家、社會與學界的三股合力，一同把儒家送到了思想論爭的前台，無論它是否已經對此做好準備——盤點2014年這一股以儒家興起為代表的保守主義論述，無論在哪一個層面上，儒家所能定義的制度與文化，依舊顯得曖昧不清。國家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山東曲阜考察了孔府和孔子研究院，指出「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習總書記的這一舉動，當時即被媒體解讀為，在文化上趨向傳統的趨勢已開始由學術界擴散開來。本屆政府在文化建設層面的考量，明確地有親近中國傳統文化、乃至於繼承「道統」之意。2014年9月24日，習近平出席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並發表講話，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首次正式出席該項大會。這一講話隔日即被《人民日報》全文刊登，其中這樣一段論述引起廣泛解讀：「中國共產黨人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也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注意汲取其中積極的養分。」

2014年9月24日，習近平出席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並發表講話。 不做「歷史虛無主義者」，意味著某種對歷史的溫情。《人民論壇》在對習近平講話的解讀文章《我們為什麼要「回到孔子」》中，使用了極為抒情的「回歸」一詞：「『回到孔子』不僅僅出於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精神資源這個功利目的，它更意味著一個古老民族在價值和情感上的回歸。」而在這一重情感價值之外， 各類官方評論文章對傳統文化如何支撐現實政治做出了評論，例如人民日報的微信公號「黨報評論君」在《習近平超常規紀念孔子，有何話外音？》一文中認為，之所以當代治理需要傳統文化，一是從黨情看，執政需要汲取傳統力量；二是從國情看，治理需要文化支撐；三是從世情看，和平需要東方智慧。 放在時下三中全會聚焦「治理現代化」，四中全會聚焦「依法治國」等「全面深化改革」等政治主流議題背景下，這一對傳統文化的解讀，體現出鮮明的現代政治特色與取向。如果說這些評論僅僅是模糊地指向「傳統文化」，那麼在《人民日報人民時評》：《鑄就文質彬彬的禮樂中國》一文，則更進一步，指稱儒家為中國人政治制度與社會生活的『大憲章』：「大凡政治制度的建設，社會生活的改造，評價人物的價值標準，衡量善惡的基本尺度，都源自於儒學。」這一署名文章的論述顯然受到了學界新儒家的論述影響，文章認為儒學應當「不僅僅是文飾修辭的話語」，更應該參與具體的制度建設，「以落實其興禮作教、撫民化俗的意義。」文章甚至採用了近年來儒家在國際關係與民族衝突中常持的論點，認為可從「天下」主義去反思民族國家所構成的當代世界。學界這些官方、半官方論述中對傳統文化的強調，背靠知識界保守主義論述的多年積累。雖然這些保守主義論述面目各異，尚不能從中提煉出一個完整的脈絡，但其努力已具有多個現實性極強的面向：其一試圖將儒家作為一獨立思想派別，與其他思想形成對話關係；其二正在跳出近代以來儒家僅作為「心性之學」的局限，從政治制度層面發掘其意義；其三為打開與文化實踐、社會政策相關聯的實踐與言論空間。

2014年11月，儒家學者郭曉東、干春松、秋風、丁耘、白彤東在復旦大學就「儒學與政治」展開談話 哲學學院於明志 圖。儒家群體中在公共輿論中最為活躍的秋風，曾經這樣總結儒家與其中國現代各思想派別之關係：在他看來，所有試圖以形形色色的外來觀念改造中國的思想與政治實踐，不過是種種時髦的意識形態泡沫而已。事實上，貫穿整個近代中國文化、社會、政治的深層洪流，始終是中國保守主義思想與政治傳統。這一傳統的擔當者，自晚清儒家士大夫始，體現出鮮明的主體性特徵。受儒家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對於外來衝擊，向來並不只是簡單回應，也絕非簡單引入外來觀念，而是從思想和制度等各方面，致力於自身文明之新生轉進。 秋風發跡於言論市場，熟悉媒體的運作規則，喜以雄辯式的斷語與人爭辯，他說：「儒家構建了現代中國諸多領域的秩序，這秩序歸根結底是中國的。」或許正是在這種鮮明的主體性意識之下，秋風才能夠順利地完成一個古典自由主義者向儒家保守主義者的轉身——一個自由主義者在文化上必然是保守的，保守保的自然不能是別人家的傳統，而是自家的。 2014年，長年在貴陽龍場鎮陽明精舍隱居的蔣慶，出版了其成名作《政治儒學》的修訂版。蔣慶自上世紀80年代起即決絕地堅持中國文化本位原則，曾一度顯得不合時宜。蔣慶「政治儒學」的基本觀點是：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是王道而不是西方民主制，這是中國文化回應西方文化挑戰的應有之義。蔣慶不僅批評西式民主，也批評港台及海外新儒家將西式民主作為「新外王」的取向。蔣慶至今強調，若以中國文化本位的價值觀，一個好的政治制度需要同時兼顧天之主權、歷史與民意，而不是單純強調「民意政治」，這些在當日聽上去難以接受的觀點，在如今的保守主義論述中也已並不鮮見了。同時，學界也在從更廣泛的角度，去挖掘整理儒家論述中的可能資源。例如今年6月，中山大學嶺南文化研究院進行了首個「康有為與制度化儒學」研討會。在三十多年來的學術復興歷程中，康有為研究從未成為顯學，據說這是首次以康有為個人為主題的全國性專題學術研討。與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近年來關於政治儒學、儒教、儒家憲治的新穎論述中，顯然都有著各類康有為式的儒家抱負。社會這些轉向傳統的儒家論述，在國家層面的論述上強調中西之別，而在社會層面，其關注則多在由於時代變遷中的倫理問題，並試圖以此作為影響公共政策與社會風俗的入手點。例如今年6月，安徽安慶強推火葬，引發數位老人搶在政策實行之前自殺。幾位儒家學者對此有激烈批評，認為激進政策挑戰了民間的基本倫理與風俗，阻斷了道德自我生長和演進的路徑。

2014年12月，沛縣安國鎮一片農田上，12塊墓碑放倒在地。 澎湃新聞記者 藍天彬 圖延續這一思路，2014年11月，北京弘道書院與北大儒學研究院主辦了「孝道與養老——第二屆儒家與公共政策論壇」。在會上儒家學者吳飛從「老人的尊嚴」角度嚴厲批判了當下的養老與葬禮制度，甚至建議將《勞動法》中的喪假由3天延長到7天。以人倫作為思考進路，賦予被現代性異化的人性以尊嚴，這無疑是儒家最具價值之處。不過在當代人倫世界中如何定義尊嚴這件事上，儒家學者也遭遇了大眾的不買賬。2014年10月，曾亦、郭曉東編著的《何謂普世，誰之價值（增補版）》一書中對婚姻、家庭的部分論述，在豆瓣網遭遇網友集體嘲笑和差評。幾位儒家學者面對現代社會婚姻解體增多的問題，大膽提出婚姻制度應回歸傳統宗族制，以規避個人主義婚姻的不穩定性，重建「合二姓之好」的傳統婚姻價值。這一可能並不嚴肅的方案自然遭到了調笑，正如一位網友所說，儒學要解決現代中國的問題，首要之一是提供新的性別關係方案，否則佔中國總人口百分之四十九的女性人口都不會同意讓儒家來執政。不過，錯誤的進路不能消弭問題本身。今年下半年，《南方周末》等媒體報道了「女德班」的遍地開花，這些女德班往往以 「打不還手，罵不還口，逆來順受，絕不離婚」作為「教義」，希望以「溫良恭儉讓」的傳統女德，來為生活不幸的女性找到一條救贖之路。這些真正深受倫理秩序脫軌時代之苦的人，她們所聽從的方案似乎比「回歸宗族制」更為荒誕。

東莞蒙正國學館「女德班」以及無證舉辦的學前教育和中小學培訓班，已於2014年9月被依法責令停辦。批評儒家的活躍引發了諸多批評，其中最常見的一種是，如今的中國社會中，普羅大眾對儒家已並不熟悉。如果還要重建一套文化體系和制度體系，何必開歷史的倒車回到儒家？對於這一問題，儒家學者干春松在今年回應澎湃新聞的訪談時，做出了回答：「八十年代我上大學的時候，如果有人跟你談儒家，那簡直是一個完全不可設想的事情。大家會立刻反應說這是個什麼東西？那玩意兒是孔老二的過氣思想，儒家簡直是完全過時。而短短的三十年過去，我們現在的大學裡面開設的儒家的課程卻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來讀。所以，我的意思是說，當我們走出那種非理性的狀態，開始一種理性的思考的時候，大家對於傳統文化的態度，和對於傳統的認同度都是會增強的。」秋風甚至在澎湃新聞的同一系列訪談中，將近三十年來的社會自組織興起等現象，全部歸結為對傳統人性的復歸。由是，以現象解釋思潮，儒家的復興便顯得合情合理。然而，還有一種批評是儒家學者需要更為審慎地去面對的。自由主義學者高全喜自詡為「半個儒家」，他提醒儒家應注意抵制「政治的誘惑」。的確，當代儒家「中西之辯」中的保守主義成分，似乎已「不期而然地與新左派的國家主義和極右派的復古主義合流在一起」。高全喜提醒：「古今之變以來，面對現代政治，儒家如不能在規範意義上結合自由主義核心義理和憲制經驗，則可能重新墮入新的「儒法合流」式窠臼。」在一個權力依賴技術可能無限膨脹的現代社會，至少對於意圖進入治理話語的那一部分儒家來說，或許唯有對這一問題做出回答，才會令其在大眾面前的曖昧形象變得清晰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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