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培松：中西方的政治輿論理應和解

　　現在，中國不斷被國際媒體塑造為自由民主的對立面、自私的重商主義者、威脅鄰居的強權等。外界對中國的警惕以蔓延之勢被強化，必將刺激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兩者相互作用的循環往複可能導致一個反華聯盟在亞洲出現。如果被迫轉向權力政治，中國的復興之路將變得異常艱難。找到一條緩解中西政治矛盾的路徑對中國未來更為有利。

　　筆者認為，這個路徑就是尋求和西方達成某些政治上的和解。因為，當我們強烈表達一種絕不與西方為伍的政治意識時，所傳輸的不僅是價值觀念的衝擊，還有對中國獲得主導地位的擔憂。中國應該以更靈活的方針應對這個問題，並在對外傳播中做出適當的政治調整。

　　中國改革開放之初，西方曾以喜悅的心情看待中國放寬管制的經濟政策，認為「中國以擁抱資本主義的方式開始了偉大經濟變革」。但是今天，它們對自由資本主義的擁戴卻停住了腳步，一個政府時代正在來臨。從美國次貸危機到歐洲債務問題，人們可以看到市場的自我修復能力在危機中失去功能，政府採取種種措施刺激經濟，包括不得不接過大企業所有權，挽救私有金融體系免於崩潰。中國應鼓勵兩種經濟模式向對方靠攏的趨勢繼續發展。

　　政府的作用是相對弱化還是強化，應根據需要決定。政府是否要與市場結合這個經濟方法問題不應成根本性的政治標識。實際上兩種模式彼此需要。世界拒絕走向極端，不是誰終結誰的問題，社會主義經濟在20世紀的經驗不會對未來沒有意義。

　　在中國是否實行民主政治的問題上，即中國的「姓資」「姓社」，鄧小平同志的做法是「不爭論」。凡是對人類文明進步有利的一切好東西，都可以為己所用。作為一個多樣化的巨型國家，中國需要在廣大幅員內協調一致的行動能力，政治制度要圍繞這個目標加以設置。中國的發展是一種避開意識形態爭鬥干擾的發展，對於自由、民主、人權的政治價值，中國並不排斥抵制，只是反對假它之名干涉別國內政。如何實現它中國有自己的方法和路徑，西方須予尊重。

　　「阿拉伯之春」和佔領華爾街運動都說明我們面臨全球政治意識覺醒的年代，西方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定於最佳是政治缺乏活力的表現。無論實行什麼制度都必須讓全體人民更有尊嚴地生活，否則這個制度就沒有說服力。中國和西方可以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但倡導互相學習，並比比看誰社會更安定，人民更幸福，最終讓歷史做出選擇。中國不去追求誰終結誰，誰戰勝誰。

　　所以，外交理念中表達大和解的政治意識有利於中國，也有利於世界。未來總結中國模式的內容，這可能會成為重要的一條。▲（作者是江蘇連雲港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