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的政治優勢與思想價值

一、中國模式的政治內涵近年來，國內外關於中國模式的話題越來越熱。但細心觀察，在熱議「中國奇蹟」的背後，一些西方研究者喜歡多講「中國模式的經濟成就」，不談或者有意迴避「經濟成就」背後的政治因素或政治優勢。國際上一些漢學家，不遺餘力地試圖從中國文化傳統等領域尋找中國成功的歷史密碼，視而不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因素。習慣了以西方政治標準評價中國問題，就會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誤讀」或「誤判」。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以西方政治模式和政治價值框架觀察和解釋當代中國問題，不僅很難全面理解中國模式的「政治內涵」，同時也不可能找到中國成功的「政治密碼」。更有甚者，部分西方主流媒體囿於意識形態偏見或固有的冷戰思維，不願看到中國的發展和進步，經常借「中國政治話題」否認中國模式的前景，斷言「中國發展」不外乎是「市場列寧主義」、「權威專制政治」、「獨裁重商主義」，未來沒有前途。他們認定，不民主、不自由的中國社會必然崩潰，不民主的中國發展模式是對西方世界的挑戰和威脅。實際上，30多年以來中國的順利發展是世界歷史進程中的重要現象。在當今複雜多變的國際背景下，「中國奇蹟」愈發彰顯出其深遠的國際影響和思想價值。20年前，東西方陣營之間的冷戰結束後，有著13億人口的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沒有重蹈蘇共敗亡的覆轍，避免了蘇聯式崩潰和俄羅斯衰退的悲慘命運，不僅實現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而且始終保持著改革、發展、穩定協調統一的良好勢頭。特別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西方經濟社會制度和社會治理模式或碰壁或擱淺，不少國家面臨著不穩定和不確定的未來。與此相反，中國成功應對了這次危機並實現率先復甦，展現了中國模式的魅力。30多年來，中國經濟為世界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中國穩定的政局和政治治理形式影響著世界格局，豐富著世界政治面貌，中國發展的價值取向和經驗原則豐富了人類發展的內涵和理念，為世界文明圖畫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與西方國家一些學者局限於「民主—專制」、「西方—非西方」的兩極對立思維模式不同，中國發展採取科學的發展方式，沿著協調的發展軌道，秉承著包容的價值理念，為當今國際社會提供了人類文明發展的另一種圖景。中國發展改變著世界，中國發展豐富著世界。中國政治發展顯示出強勁的政治競爭力和政治發展潛力，顯示出良好的發展前景。曾經把中國模式概括為「北京共識」的美國學者雷默在他最近出版的《不可思議的時代》中文版序中寫道：「中國遇到的挑戰，從規模來看，從複雜的程度來看，都是人類歷史上從未經歷過的。改革的本性是會產生出從未見過的新問題。這就需要一種新的創新，一種超越『中國特色』的創新。所謂『後中國特色』，是指中國將不再把國外的東西拿來，然後增加一些『中國特色』。中國創造出來的將是完全嶄新、自主的創新。」當很多西方人仍舊認為，只存在一種現代性模式，那就是西方的現代性模式的時候，另一些西方有識之士也斷言，西方的學術界已經不能再用簡單化的政治套話和二元對立的方法來討論中國的發展，特別是政治發展問題了。二、「政治西方」：夢想的終結與民主神話的破滅多少年來，西方主流社會思潮認定，西式的競爭民主和自由市場模式是普世的、永恆的，是全人類的最後「幸福的歸宿」。上世紀很長一個時期，西方社會篤信存在一個永恆的、掌握了人類社會真理的「政治西方」。這個「政治西方」受到上帝的垂青，賦有拯救世界的歷史使命。「西方國家是民主的、民主屬於西方國家、西方民主制度是普世的」等論調，像聖經一樣被寫進政治學教科書，迴響在各種講壇。20年前，柏林牆倒塌，宣告了冷戰結束，似乎預示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取得了政治、軍事和思想等方面的全面勝利。隨即便有日裔美籍學者福山發表言論，宣告「人類歷史至此終結」，國際上意識形態的爭論似乎自此蓋棺定論，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將一統世界。西方社會主流意見認定，評價一個國家政局的好壞，就是看這個國家是否有符合西方標準的民主制度。然而，隨著美國對外「推銷民主」戰略的受挫，「顏色革命」泛起的民主泡沫一個個破滅，一些新興「民主國家」陷入治理混亂，人們開始對民主問題以及以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為標準觀察衡量世界的思維模式進行反思。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社會一直保持獨立穩定發展，政治發展也取得了長足進步。西方某些學者也指出，美國的民主與資本主義市場制度同時出現的經驗，作為一種反常現象，也許不太適合世界其他地方。哥倫比亞大學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施蒂格利茨認為，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人們認識到了民主的複雜性和局限性。剛剛過去的20年間，西方社會曾一度為「第三波」民主浪潮的湧來或退去而欣喜悲切。世紀之初接連爆發的「顏色革命」，使他們從中又彷彿看到了「民主化」的生機，於是急忙冠以「第四波民主」的美譽。然而，沒過多久，無情的現實還是擊碎了西方思想家的輕率。連福山也聲稱要與過去的思想盟友決裂。他在2007年6月第十一屆聖彼得堡經濟論壇演講時稱，如果全球化導致世界只有一種文化模式，這不能稱為是民主的。福山認為，歐洲、美國、俄羅斯、哈薩克等都應找到自己的發展道路。此次爆發的源自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深刻暴露了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內在矛盾，令人對西方的自由民主發展模式產生了質疑。2009年1－2月的美國《外交》雜誌刊載了美國政府財政部原副部長羅傑·奧爾特曼的長文，題為《2008年的大崩潰——西方的地緣政治挫折》。他認為：「2008年爆發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是75年來最可怕的一次，也是美國和歐洲遭遇的重大地緣政治挫折。從中期來看，華盛頓和歐洲政府將不再具備在全球事務中發揮作用所需的資源和經濟信譽。這些弱點終將得到補救，但在此之前，它們將加快推動世界重心偏離美國的趨勢」。他還指出：「美國、歐洲，或許不包括日本，都在發生嚴重衰退。此次衰退很可能比1981—1982年的那一次更具破壞性。……此次災難給美國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蒙上了一層陰雲。金融系統已經崩潰，管理體制明顯未能約束普遍存在的違規和腐敗行為。如今，為了謀求穩定，美國政府和有些歐洲政府違背現代資本主義的原則，在很大程度上實行了金融部門國有化。世界許多國家正面臨著歷史性的大轉折，即將進入國家作用增強、私營部門作用減退的時期。在此過程中，美國的全球影響力乃至美式民主的魅力在不斷減退……2008年的大崩潰還會讓世界脫離單極體系」。（轉引自張樹華：《當今世界與中俄社會科學家的使命》，《國外社會科學》2009年第5期）三、西方「自由—民主」範式的局限民主是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結果，是世界各國人民的普遍追求。國際歷史經驗表明，每個國家的民主都應符合自身特定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現實條件，發展民主應當因地制宜，外部強加和全盤照搬往往是得不償失。然而，回溯歷史，環顧現實，我們發現，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在追求民主、自由的同時，往往會不由自主地陷入種種理論或認識誤區，從而造成不同程度的「政治衰退」，其主要表現為：（一）將民主簡單地等同於現行的西方政治模式，將民主口號化。一些國家的政治勢力在認識上往往將西方政治形式理想化、模式化、絕對化，誤將民主制度與西方的政治制度簡單等同，將民主化視為西化，認為只要移植西方民主形式即可自然而然地達到西方式的社會物質富足。一些國家急欲給自己貼上「民主化」的標籤，以求與冷戰後的西方特別是美國站在一起，而一些西方國家也習慣以自己的「民主框架」來衡量和談論別國的政治制度或政治進程。（二）將民主概念過於片面化、意識形態化。國際上某些政治勢力習慣於將民主與社會主義對立起來，誤將某些反共勢力、民族分裂主義等同於民主，常常將「民主派」與某些國家中的自由派或改革派勢力、個別反對派領袖人物聯繫起來，認定市場派、自由派、西化派、反共派、激進派、分離派就是「自由民主派」。（三）過分強調民主的普遍性，忽視民主化的多樣性、現實性和發展的階段性。有人認為，只要移植西方社會的普選制度、政黨制度、言論自由、三權分立等模式，民主便會成功，將民主進程簡單化。民主的發展程度與其所處的歷史階段是不能背離的，對於西方社會來說，民主與普選可能是美酒，但對某些發展中國家來講則可能是毒藥。近一個世紀以來，蘇聯東歐地區以及拉美和非洲等地的國家，人為地移植西方民主模式給各國人民帶來的只是災難，而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和幸福。（四）將民主抽象化、庸俗化，將「民主化」作為政治鬥爭的手段。有人用抽象的民主概念去圈定社會，認為民主就是政治放開、絕對自由、政治競爭，民主化就意味著要進行大規模的政治改組、政黨鬥爭、投票選舉、全民公投，等等。實際上，民主要求良好的政治秩序和成熟的政治文化，也意味著一定程度上的妥協、協商。（五）將民主形式簡單化，特別是將普選與民主化進程簡單等同起來。選舉是必要的，是民主的重要表現形式，但並非是民主的全部和實質。在一些國家和地區，普選常常變成一場「政治賭博」。選舉過程中金錢政治、媒體攻訐、更改遊戲規則等種種問題層出不窮，醜聞不斷。公民投票就像是在下「賭注」，一些黨派和政治人物往往輕率許諾，大話滿天飛，選上後是否能夠兌現承諾，不僅普通百姓無法預料，連政治家本人也「心中無數」。因此，選民談不上真正意義上的選擇，投票時只能憑藉自己的情感和直覺，不是用腦，而是用腳去投票，成為「沒有選擇的選舉」。這些地方過分關注投票過程和結果，而忽視選舉之後的政治規制和監督制衡，造成一些政權出現憲政危機或獨裁當道，從而陷入無休止的政治動蕩和社會泥潭。（六）將民主絕對化，將西式民主神聖化。有人誤認為民主是政治發展惟一的和終極的追求，不顧甚至拋棄「穩定、效率、秩序」等政治價值指標，追求最大限度的所謂「民主」。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後，在這些極度追求「民主」、「自由」的國家裡曾出現的所謂民主化浪潮，被某些西方學者欣喜地稱為「第三波」。然而，這股民主化潮流在上述國家潮起潮落，來去匆匆。短短的幾年時間裡，這裡的人民由「渴望民主」變為「厭倦民主」，轉而變為追求穩定和秩序。四、中國成功的政治密碼當今國際視域里的紛雜無序，無疑也進一步加劇了東西方思想家的爭論與分野，例如對全球化及其未來途徑的認識與判斷，對「普世價值及普世之路」的異見，對美國經濟、政治和社會治理模式的評價，對資本主義及其生產和消費模式的認識，對社會主義前景以及對中國角色的定位與期冀等，東西方學者們觀點交鋒尖銳激烈。在政治學領域，政治發展和民主化問題重新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而對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觀察與爭論更是東西方理論界關注的焦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特別是上世紀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社會穩定、經濟增長，政治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近年來，國際上對中國經驗冠以「中國道路」、「北京共識」、「中國治理模式」等，不僅是對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模式的總結，也是對中國政治發展道路和治理模式的認可。從很大程度上說，國際金融危機考驗了中國發展模式，而中國在應對這次危機中的表現又提升了中國模式的影響力。近幾年西方社會許多主流媒體花費大量筆墨去描述中國日益壯大的經濟實力，不斷提出「中國崛起是對西方世界的挑戰甚至是威脅」。但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對於中國不同於西方模式的發展道路，西方媒體、政界乃至學術界大都只是忙於指責和恐慌，而沒有、也不願去認真分析中國發展模式的背景、內涵和實質。在這一背景下，及時總結新中國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政治發展的經驗，汲取國際上一些國家民主化進程中的經驗和教訓，認真分析民主成長的國際環境以及中國政治發展模式的內在含義等內容，有助於深入反思政治發展和民主化的真正含義，不斷明確改革和發展的方向，從而進一步增強改革和發展的目的性和針對性。中國在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上取得了成功的經驗。中國注重立足本國國情，以人為本，注重民生，較好地處理了社會民主、個人自由、國家穩定和政治效率的關係，為經濟快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保障，探索出一條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政治發展模式。中國的發展很好地體現了發展目的的人民性、發展價值的包容性和發展方式的兼容性。在當今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下，中國的政治發展模式日益彰顯出獨特的理論價值和實踐優勢。國外一些研究者認為，中國正在開闢出一條通往發展的新道路，這條道路是建立在創新、積聚非對抗性力量、實現以人為本的發展和注重個人權利和責任平衡基礎之上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理論結晶。鄧小平晚年說了一句很深刻、很有分量的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在哪裡？就在四個堅持。鄧小平這裡所說的，也就是中國特有的政治優勢，是中國成功的「政治密碼」。其實，對於中國模式的成功及其彰顯的思想價值，西方大可不必驚慌失措。正如國外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所言，中國模式是一種內生型的發展，秉承了亞洲「和」與「共生」的價值理念。中國並無意挑戰西方發展模式，只不過是在探尋一條符合本國特點的發展道路。中國政治發展的實踐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人類社會的民主道路和民主形式。對此，西方社會應平心靜氣地看待。國際政治發展和民主化的歷史表明，民主有其發展的邏輯，民主不能脫離經濟社會發展而孤立地進行。發動「顏色革命」、強力輸出民主並不能使民主起死回生。每個國家的民主進程有其特殊的順序和環境，簡單的照搬及強力移植只能適得其反。當前國際上某些國家熱衷搞「民主同盟」或以「西式民主」劃線，不僅會分裂國際社會，危害世界和平與穩定，導致「新冷戰」和帶來過多的人道主義災難，而且會延緩甚至阻礙世界政治發展和國際民主化進程。五、中國政治發展：全面性、協調性、包容性政治發展是一個社會在一定歷史文化條件下政治制度與經濟體制等相互作用而產生的社會政治結果。政治發展進程包含著兩方面的涵義：即政治發展、進步或政治倒退、衰敗。在不同的社會和不同的歷史階段，政治發展有著不同的含義和要求。政治民主和政治秩序等是政治發展的動因，也是政治發展的重要內容。民主、效率、秩序、穩定等之間的關係應是均衡的、協調的。這些價值共同構成政治發展的主體內容，成為政治發展的價值追求。中國的政治發展衝破了西方固有的「民主—專制」單一化思維定式和雙重標準，破除了「民主激進主義」和「民主原教旨主義」的干擾。科學政治發展觀拒絕對「民主、自由、人權」等進行抽象化、簡單化的議論，有效駕馭了民主化進程，超越了西式狹隘的「民主、自由」說教，其發展的實踐使得政治發展的概念更加豐富、更加廣泛。從外部關係上看，科學政治發展觀要求政治發展的進程及其表現應當有利於經濟發展、文化進步與社會和諧。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發展模式應當是以全面政治發展的理念帶動民主的進步，通過政治發展解決社會問題，為經濟發展提供政治保障。科學政治發展觀強調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文化發展、社會發展及人的發展的平衡，強調政治發展應當有利於經濟發展，有利於社會公平和正義，有利於人與自然的和諧，有利於世界和平、和諧與進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推進經濟改革和社會轉型的同時，始終進行著政治發展和民主政治建設的理論和實踐探索。發展是第一要務，政治發展同樣是政治建設的主題。中國的政治發展要符合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要求，追求穩定、民主、效率的協調和均衡進步。30多年來，中國政治發展和民主建設的各項政策和制度安排，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民族團結，有利於維護政體的穩定和效率，有利於維護人民的經濟社會權利，有利於維護社會的團結、活力與和諧。中國經濟發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人民對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信心，同時也提高了中國道路對世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吸引力，大大豐富了國際上一些有識之士提出的「中國模式」、「北京共識」等概念的內涵。六、中國政治發展的思想價值與國際意義30多年來，中國人民在發展和改革的進程中，形成了一整套改革和發展的理論與法則，如「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四項基本原則」；「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政治體制改革的四個有利於」；「改革、發展、穩定相協調的政治理念」，等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實踐，充分顯示了中國政治發展道路和政治原則的正確性和合理性。中國正確的政治發展道路超越了西方單一的「西化—民主化—私有化—自由化」的政治框架，有效地吸納了經濟轉型和社會調整的張力，有效地防範了一些國家出現的民族分裂和地區分離勢力，實現了香港、澳門的順利回歸，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中國的政治發展理念更加成熟，發展步伐更加穩健，發展視野更加寬廣，發展前景更加美好。民主是政治發展進程的組成部分，有其自身的邏輯和成長條件。民主發展是複雜而艱辛的過程。國際上，錯誤的民主觀不僅沒能給一些國家帶來真正的民主，反而被某些政治勢力用來實現自私的目的。他們打著「推行民主、民主改造」的旗號，掩蓋著謀求地緣優勢和霸權的戰略私利，導致軍事衝突不斷、熱點地區持續動蕩。鄧小平曾殷切告誡「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著重講清楚民主問題」。（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8頁）在當今複雜的國際政治環境下，中國學術界從思想和認識上有必要澄清籠罩在民主問題上的迷霧，破除不切實際的「自由、民主」神話，樹立正確的民主價值觀和科學的民主發展觀，積極探索符合自身發展特點的政治發展和民主道路。（一）強調民主的民族性和主權性。民主是內生的，具有很強的民族性和主權性。世界各國情況和文化的多樣性，決定了民主發展道路的多元性和形式的多樣性。因地制宜的民主形式才富有生命力，外部強加的民主模式往往只能是華而不實的「自由外衣」。民主不能強力輸出，完全照搬他國的民主模式是絕對行不通的。民主建設必須立足本國的歷史，必須與國情和本國文化相結合。各國的政治發展道路只能根據本國的經濟、文化、民族、宗教、風俗等來確定，而不應將一國的模式強行推銷給他國。（二）強調民主的歷史性和具體性。人類政治發展史表明，民主化是一個長期、複雜的發展過程，民主必須是因地制宜的，要符合社會政治進程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民主應是具體的，西式民主化並不是一劑包治百病的救世良方。民主的發展，不能只憑人們的良好願望，脫離國情盲目發展，更不能脫離民主賴以存在的實踐基礎，照搬別國模式。民主政治建設，最根本的是要正確處理好民主與生產力發展之間的相互關係，做到與經濟文化的發展水平相適應，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三）強調民主的成長性和階段性。民主有其成長的現實階段性，民主發展既要有長遠的發展戰略，又要有近期階段性目標。民主政治建設是一個不斷完善和發展的長期過程，不能急於求成，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有一個從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發展過程。列寧說過，民主的發展要有一定的「度」，要掌握好一定的「火候」，一定要為生產建設服務，民主的發展超過了限度，則會走向反面。實踐表明，忽視民主成長性和階段性的政治激進主義不僅不會帶來民主，反而造成政局動蕩不寧。事實證明，蘇東國家的「休克療法」帶來的只是國家分裂和經濟社會衰敗。（四）強調民主的差異性和關聯性。幾百年來，人類社會的民主進程充滿了艱辛和曲折。包括英、美、法等國在內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民主制度雖相對完善，也存在著難以克服的矛盾，打上了深深的「資本自由和金錢民主」的階級烙印。民主是有階級性和有差異性的。另一方面，政治發展是有序的，是一個統籌發展的系統工程，應當正確處理政治民主、政治穩定和政治效率三者之間的關係。加強秩序、國家權威與維護民主、保障自由並行不悖。法治、穩定、經濟發展與發展民主同等重要，不可偏廢。（五）強調國際關係民主化。國際政治中恃強凌弱，肆意干涉他國內政或壟斷國際事務是當代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表現，已經成為實現國際關係民主化的主要障礙。宣揚「文明衝突論」、「新干涉主義」、「人權高於主權」、「新有限主權論」、「民主使命論」、「新民主殖民主義」、「新民主和平論」等，都是對國際關係民主化的挑戰，不僅無益於世界民主進程，反而會給世界和諧帶來嚴重威脅。動輒以「民主、自由」劃線，甚至打造「民主同盟」，是在喚起新冷戰。而打著民主旗號，不惜訴諸武力，對他國進行「民主改造」，是在破壞國際關係民主化，其目的只能是妄圖締造新的「超級強權帝國」。（張樹華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中心副主任、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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