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社會的民族想像

［精彩輯錄］當代中國社會對「民族」的想像，無論是自上而下的國家干預，還是自下而上的民間策略，在學術意義上說，都是某種不完整的知識體系。然而，二者從不同的維度影響著社會實踐，並在彼此間發生密切的互動。中國社會中的民族身份是一個很複雜的系統，不僅包含了政府規定的身份系統，也包含了許多民間的創造。民族是一個邊界，只有對照才有意義，只有遇到了外人，我們才會去想我們是什麼民族。哪些要素識別一個民族？（至少有傳說中的）共同祖先、共同的歷史經歷和歷史記憶，共同的文化特質（如語言、宗教、習俗等等），共同的歸屬意識、共同的傳統居住地域、共同的經濟生存方式、自我認同和外部認同。這些指標中主觀性識別指標最為重要。清末民初的時候，反清的民族主義思想與激進革命思想的結合，融會了傳統與現代，並使任何漸進改革的選擇（如君主立憲）都在事實上成為不可能。國家凝聚力弱化，少數民族對國家的認同由於民族主義思想的動員與傳播而受到侵蝕。從1949年開始，我們的主流理論——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是一個超民族的價值體系。國家對漢族與少數民族做出二元區分。在當今的哲學背景下，文化多樣性本身成為一種美。對當代中國社會來說，需要對涉及「民族」的社會知識建構保持一種開放性的態度，理解「民族」是一種在現實環境下實時發生的動態的建構過程，並以文化工具消弭或緩解族群衝突。我們的歷史不僅提供我們塑造共同體的資源（特別是漢族），也給我們處理內部差異性提供思想資源。這個內部差異有兩大對立資源：一個是強調大一統的天下觀，另外一個是「華夷之辨」，這也是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演講人：關凱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時間：6月18日地點：中國政法大學（薊門橋校區）圖書館學術報告廳從滿族的變遷到民族成分：誰在構建民族從1982年到1990年8年間，滿族總人口增長了128%，躍升為中國第二大少數民族，人從哪裡來的？我們今天說你是什麼民族，好像很隨便，但是背後隱含的都是一套知識體系，我們都是沿著一套知識體系塑造的邏輯在敘述、在觀察、在判斷。一個滿族網友在博客中寫了這樣一句話：「在最近的100年，我們丟棄了優秀的語言和文化傳統，下一步丟棄的將是我們的血脈和生存本身。過去的400年來滿族人沒有想明白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應該忠實的是我們的文化而不是我們的汗（皇帝）。」離開這樣的敘述，我們可以從人口統計上來看滿族這些年的變化。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人口普查是在1953年，滿族有240多萬人；11年後的人口普查表明滿族有270多萬人，基本上是一個自然的增長。1982年，這個數字上升到400多萬。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時，滿族的人口總數上升到900多萬接近1000萬，8年間總人口增長了128%。我們也知道，1982年後是中國計劃生育最嚴格的時代，不可能是一個自然的人口增長。人從哪裡來的？我們要通過調查來看這件事是如何發生的。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建立於1950年。但滿族在改革開放以前沒有任何自治單位。這種情況在1980年的中期開始變化，有13個滿族自治縣在5年間建立起來。在建設過程中，也不僅僅是行政制度的設立，同時還有其它的制度安排。滿族人口在清末已有400萬，為什麼到了新中國成立時才200多萬？這主要是因為「排滿」運動，很多滿族人隱姓埋名了。新中國成立後，新的民族政策講民族平等，可以恢復民族身份，於是很多人又恢復自己的民族身份。最有名的就是老舍先生。費孝通先生講過，老舍先生是滿族他都不知道。然而，在民族身份恢復過程中和民族區域自治單位的安排上有個技術性的問題：儘管東北、華北都有滿族聚居，但如果要成為自治單位，就有一定的人口數量的要求。很多地方最初是不具備這個條件的，所以就發生大量的地方人口更改民族成分，從漢族改為滿族的事情發生。在中國，民族身份最典型的特點是自上而下的構建。這個身份是國家強力干預且被國家認定、很難更改的。去年是新中國成立60周年，天安門廣場樹立起民族團結柱。氣勢宏偉的建築物表達的是民族團結，而且為顯示民族平等，所有柱子遠看都是一樣的，這些柱子的區別在哪裡？我發現有兩個識別系統。最簡單的識別是柱子的一面刻著文字，告訴你是什麼民族。第二是觀察人物形象，這些人的表情都一樣，長得都相似，但服飾不同。還有一個不同是排序，這個排序是按國家標準，即民族識別的順序：第一個是漢族、最後一個是基諾族。這可能是我在誤讀民族團結柱。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象徵，表明有國家規定的民族分類標準。這個分類背後是一套知識體系。也就是說，我們今天說你是什麼民族，好像很隨便，但是背後隱含的都是一套知識體系，我們都是沿著一套知識體系塑造的邏輯在敘述、在觀察、在判斷。而國家也以此強調民族平等、團結，但這套符號系統的問題是自上而下，而不是每個民族的自身表達。實際上，這樣的敘述並不是去年才出現的。1999年國慶時發行的「民族大團結」紀念郵票的設計邏輯和民族團結柱如出一轍，是一套完整的知識體系。包括現在我們搞民族團結教育，實際上也是這樣的一套知識體系。據2006年的一個資料，彝族在雲南紅河州建了一個始祖雕像。我跟幾位彝族學者聊，問他們從小就知道這個始祖嗎？他們都說不知道。實際上，這裡又包括了一套新的知識生產體系。彝族的研究里有很多資料顯示，即便是在這個民族內部，文化、語言、風俗上仍然有很大的差異性，甚至也有學者質疑是否能夠成為一個族群。但在今天建立共同祖先的顯赫雕塑背後又是什麼樣的邏輯？不僅是少數民族，漢族也在干同樣的事。祭黃帝陵，是一樣的邏輯，我們給華夏民族找了一個始祖，始祖是誰？候選人就是軒轅。軒轅牌位排出來，我們就是你們的子孫。所以我們都是炎黃子孫。這也是一個祖先的想像。什麼是「民族」：民族想像的知識背景及構成要素「原生論」強調民族是天生的，而「建構論」認為你是什麼民族，你就是什麼民族。民族有先天的成分，可能有一些客觀的血緣基因、體質這些特徵，也有主觀的東西，特別是你對自己民族特性的認知和情感。這個東西最重要。上面的例子都涉及到一個問題：到底什麼是民族？是哪一套知識體系塑造我們對民族的認知？首先，漢語辭典對民族的解釋有兩個。第一個定義是：「指歷史上形成的、處於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各種人的共同體」。第二個定義是：「特指具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人的共同體。」眾所周知，這個定義是斯大林下的。實際上，對於民族的認知最早、也是很重要的理論範式，今天被學界叫做「原生論」。原生論指的是民族是天生的，它是血緣和歷史的產物。我們作為現代人可以做很多選擇，可是有一個選擇我們做不了，就是不能選擇自己的父母，這是給定的條件。這是原生論的邏輯，即民族是先天的。還有一個範式，就是「建構論」。所謂的「建構論」（Constructism）：對群體親和力的信念——無論其是否有任何客觀依據——可能產生重要的後果，尤其對政治共同體的形成更是如此。我們將把這樣的人類群體稱為「族群」（ethnicgroup）——這些人由於在體質或習俗上的相似性，或者由於同屬於殖民者或移民，使得他們在主觀上相信有共同的祖先。這種相信對於群體形成之宣傳必然頗為重要，至於是否在事實上存在血緣關係並不重要。可以這麼想：民族是後天的，血緣不是很重要，只是提供一個素材，你認為你是什麼民族，你就是什麼民族的，隨你想的，是一個想像。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叫「民族想像」。「建構論」後來漸漸成為主流，並深刻影響後世。馬克斯·韋伯1911年發表的著作《經濟與社會》已經強調，族群是主觀上相信他們有共同的祖先，有沒有血緣關係並不重要。事實上，有沒有共同基因不重要，是我們認知體系認為有，那就有了。所以「建構論」認為族群是一個社會建構物，是一個唯心的東西；不太準確地講，我們可以把原生論的定義看成是「唯物」的。民族是一個邊界，只有「對著照」才有意義。大家都是同一個民族在一起時，從來不想民族這件事，只有遇到了「外人」，我們才會去想我們是什麼民族。「建構論」作品的高產期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想像的共同體》是1983年發表的。蓋爾納的《民族與民族主義》也是1983年出版的，法國的讓·呂克·南希也是1983年出的書，這個書名很難譯，大概可以說是「鬆散的共同體」，日本人譯成「失效的共同體」，台灣譯成「解構共同體」。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做民族研究是多麼痛苦、多麼費力不討好的一件事。我們看看「建構論」興起的歷史背景。《想像的共同體》的作者安德森是東南亞民族解放運動中很活躍的人物。正是因為他們才發現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不是有了民族才有民族主義，而是反過來的。蓋爾納最高明的地方是提出「正是民族主義造就了民族」。我們都知道法國大革命時路易十六的頭被砍了，之後人民要向誰效忠？真正的現代民族國家體制建構中，效忠的對象是國家。美國也一樣。去到新大陸的英國人目的很明確，是要去光耀上帝和英皇的榮光，結果自己卻把英皇的軍隊打敗了。北美大陸殖民地的人很茫然，需要找一個新的效忠對象，這一個時候就選擇了美國。民族主義對中國人來說，絕對是一個舶來品。從歐洲發軔，並且伴隨歐洲強大的技術和知識生產能力傳遍世界。無意中，我們都在這種意識形態及邏輯的支配下創造知識，並且由這一知識來指導我們的社會實踐。沃勒斯坦也說：「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本身建構出民族主義的神話，而後者則建構出種族、民族和族群。」這還是類似經濟決定論的觀點。最早的認知文化是強調血緣與基因的想像。奠基於基因的認知會強調種族，這個種族主義是很可怕的。後來發現種族不足以描述群體，因為血緣對他們真的不重要。就像我是滿族，可是我的母親是漢族，我該怎麼識別我的身份？另外一種生產民族的力量是政治，是現代民族體系創造的民族群體。聯合國就叫「UnitedNations」,「聯合民族」。民族和國家是合而為一的，國家就代表民族。因為現在國家治理不能僅僅靠理性制度，必須有一套感性的東西來增強凝聚力，進行社會動員。這套東西是什麼？就是民族主義。後來特別是在移民社會裡，大家都強調民族，衝突就持續不斷。特別是經過了上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的種族衝突後，漸漸有一個知識的認知，開始去除民族中關於基因和政治敘述，把它變成一個文化群體，變成一個基於文化差異的群體。這就是今天我們說的「族群」。我很喜歡凱勒斯的定義：「（民族是）一群人覺得他們自己是一個被歷史、文化和共同祖先所連結起來的共同體。民族有『客觀』的特質，這些特質可能包括地域、語言、宗教或共同祖先，也包括『主觀』的特質，特別是人們對其民族性(nationality)的認知和感情（JamesG.Kellas,1991）。」我們把他這些比較學術的話推開說。民族有先天的成分，可能有一些客觀的血緣基因、體質這些特徵；也有主觀的東西，特別是你對自己民族特性的認知和情感。這個東西最重要。我們就可以把它翻譯成通俗的話，民族既是先天也是後天的。那麼，什麼構成了一個民族？首先，應該會有一個共同的祖先，這通常是一個傳說。世界上只有很少數的民族擁有中華民族這麼完整的古籍。我們的典籍能查到史前甲骨文的時代。看看澳大利亞的土著人，英國殖民者到達時，以社會發展史來看還處於舊石器時代，根本沒有任何文字記憶。二是共同的歷史經歷和歷史記憶。因為後來祖先的共同經歷已經變成記憶了，這種記憶不一定是官方記憶，也可以是口傳的、家庭化的故事、社區的故事、更大群體的故事、國家的故事，是一個口述史式的民間記憶。三是共同的文化特質，比如語言宗教習俗等。四是共同的歸屬意識。斯大林定義中也提及，共同的地域在古代很重要。任何一個人類的群體、共同體，一定是基於一定的地域，但是在現代出了問題：人口遷移了怎麼辦？五是共同的經濟生活方式。這在傳統社會沒問題，傳統社會人類各個文明系統都和自然條件非常契合。南方新鮮的東西多，加工比較容易，所以南方人愛吃鮮活的東西；四川盆地比較濕熱，所以四川人就愛吃辣……這種文化都和地理結合。但是現代社會就不行了。現在北京什麼飯館都有，跟氣候沒有關係。所謂的「共同的經濟生活」，這在今天是一個沒用的指標，要是真把某個民族集中於某個分工領域就會起衝突。還有一點，就是自我認同和外部認同時存在。我說我是白人，我自己認同我是白人；或我學日本人，脫亞入歐；我覺得特別像法國人。這些沒有用，需要有外部認同的存在。我們把今天依然可行的指標理一下——共同祖先的想像、共同的歷史記憶、共同的文化特質、共同歸屬意識、自我認同外部認同，會發現在今天識別民族的主要指標全部都是主觀性指標，主觀性這一塊非常重要。德國漢學家托馬斯·海博爾（ThomasHeberer）在一本書里寫過一句話，我覺得非常好：「中文從未對peoples,nation,nationalityandethnos做出區分，所有的這些單詞混合為一個單一的術語：『民族』（ThomasHeberer，1989:9）。」這也是我們運用「民族」作為一個重要的語言符號交流時常遇到的困境。這個民族到底說的範圍非常廣，幾乎在外文里沒有相對應的。所以有一些西方學者建議直接把漢語拼音的「民族」弄到英文字典里。「民族」與百年中國：民族概念在中國的興起與演進中國古漢語里既有「民」也有「族」，唯獨兩個詞沒有聯繫，是日本人將二者連在一起的。亞洲第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就是中華民國。在這樣一個新制度進來時，背後隱含的價值觀就在於民族主義。古代四大文明延續至今的只有中國，且我們有極其豐富的古代文獻，所以我們對歷史敘述強烈依賴。古代帝國體制和現代民族國家體制看上去完全不一樣，不僅僅是有沒有皇帝的問題。但在中國，國族想像的基礎是歷史決定的。正是因為兩千年統一帝國的延續，才形成華夏共同體。漢族就是滾雪球，越滾越大。當遭遇殖民者或他人挑戰時，才形成一個中華民族意識基礎。其實我們的國族想像基礎依然和歷史有關，而不僅僅是一個舶來品。過去的歷史在現代的語義下完成轉換，使我們的歷史敘述非常契合今天的需求。我們的歷史不僅提供我們塑造共同體的資源（特別是漢族），也給我們處理內部差異性提供思想資源。這個內部差異有兩大對立資源：一個是強調大一統的天下觀，另外一個是「華夷之辨」，這也是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二者實際上是一個對立：一個強調整合，一個強調區分。但它們有機地融匯在一起，轉換成今天我們想像自我和民族他者的思想資源。天下觀有幾個特點。首先，「天下」是一體而非多元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今天的美國也不敢這麼說，但過去中華帝國的帝王們就是這麼想的。土地和人口的關係都歸我，你想要有私人產權是不可能的。「天無二日，國無二主」，一切都是單一的。一個單一的體系、一體化、大一統的格局。其次，天下觀隱含著極其深厚的華夏中心主義。所以孔子當年就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我華夏沒有皇上的時候，都比野蠻人有皇上的時候有文化。「尊王攘夷」、「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就是說我就是中心，你敢侵犯我，就沒有好下場。但這種華夏中心主義還是一個文化中心主義，不是一個種族主義的觀念。最後，天下之超民族性。天下不一定要歸哪個民族。清朝建立，漢族人反抗，清朝就得做文化工作。雍正皇帝說：「夫我朝既仰承天命，為中外臣民之主，則所以蒙撫綏愛育者，何得以華夷而有更殊視？」意思是我統治你們是因為天命歸我，我承天命當天子，現在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你們還敢不支持我，還敢「華夷之辨」，這不是在文化上犯錯誤，是犯了巨大的價值觀錯誤。所以這個文化系統是超民族的。今天也有學者反思，清朝建立了強大的多民族帝國，民族關係處理得不錯，必須注意到在帝國時代它的強勢文化邏輯和今天是不一樣的。民族的概念從西方舶來也不過是100年多一點的時間。中國古漢語里既有「民」也有「族」，唯獨兩個詞沒有聯繫，是日本人將二者連在一起的。在這樣一個敘述里，「民族」進入了中國，並且在社會實踐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們知道，亞洲第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就是中華民國。1911年之間，整個東亞全部都是帝國的疆域，武昌起義一聲槍響，民國誕生了。在這樣一個新制度進來時，背後隱含的價值觀就在於民族主義。孫中山最初的戰鬥口號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在今天來看，實際上是一個很狹隘的漢族中心主義的民族主義意識。革命成功後，馬上發現行不通了，所以改為五族共和，「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這個話不僅孫中山說過，袁世凱也說過。國旗也是五色旗，暗示五族共和。實際上，清末民初的革命、社會動員就是靠舶來的民族主義作為意識形態的動員，但是這種動員有兩點社會代價。第一，反清的民族主義思想與激進革命思想的結合，融會了傳統與現代，並使任何漸進改革的選擇（如君主立憲）都在事實上成為不可能；第二，國家凝聚力弱化，少數民族對國家的認同由於民族主義思想的動員與傳播而受到侵蝕，蒙古、西藏、新疆獨立情緒加劇。新中國的國家建構：路徑依賴及其挑戰超民族意識形態體系漸漸地開始失去作用。在今天，還有什麼比民族主義更高尚、更有道德感、更有感召力？希望中國社會能夠對涉及民族的知識建構有一個開放性的態度，理解「民族」實際上是一種在現實環境下實時發生的動態建構過程。現代中國的民族國家建構歷史使命是在共產黨時代完成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毛澤東在天安門上這一聲吶喊，也飽含著民族主義的激情。新中國的國家建構有些特點。首先，中華人民共和國真正成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同時也是在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制度之下，中國發生經濟、社會轉型，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工業化邁進。在此過程中，我們借鑒了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方式，但也有自己的創造。從1949年開始，我們的主流理論是一個超民族的理論，接近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包含著一個超越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價值體系。在這套體系裡面，民族成分完全不重要。新中國在民族身份識別上，採取二元的結構。就是漢族和少數民族的二元對立，少數民族變成了一個整體。歷史上少數民族是被欺壓的，所以我們對少數民族有一整套的優惠政策，且高度制度化。但有個特點，不是基於個體的，而是按照群體為單位供應整個優惠政策。這種群體性優惠留了很多的縫隙。比如高考加分，因為群體政策不區分個體，這在個體層面是不公平的。但從理論基礎而言，是為了找到群體性的公平。這是另一套知識體系。我們得考慮這個群體在哪裡？是怎樣的一個結構？是不是存在這樣的一種能夠技術性實現的群體工具？因為現在社會基本的一套制度，其實以個人為基礎。上世紀8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10年後，中國社會在民族認知上有新的發展，開始出現中國社會在歷史上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不管怎麼說，從近代史到現代史我們都沒有過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社會。只有在改革開放後，經濟領域出現了每個人以個體為單位參與社會競爭。我們不再受家庭、單位制這些制度的約束，至少在經濟意義上，有自我決策的權利。這個權利改變了社會結構，改變了整個文化的取向。這樣的社會轉型是本質意義上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以這樣的社會結構為基礎，我們整個關於民族的社會想像進入了現代化和後現代的階段。它是一個現代化的階段，就是因為包含了現代性的基礎是個人。這樣的族群想像不是一個基於傳統社區的想像，而是基於個體的想像。兩個可能生活經歷完全相同的人會擁有不同的想像。這在傳統社區是不可想像的，但在今天就可成為現實。超民族意識形態體系漸漸地開始失去作用。在今天，還有什麼比民族主義更高尚、更有道德感、更有感召力？錢肯定是不行的。因為民族主義跟群體有聯繫，它要求犧牲個人私利，它在道德上還是有其高度的。同時，民族主義進入到後現代階段，關於民族的敘述開始轉變。過去在二元對照里，我們把漢族想像成一個先進、文明的老大哥，少數民族是一個相對有點落後、需要被幫助的、相對弱一點的小兄弟。這樣的觀點今天就會被批判。少數民族有少數民族的文化系統，儘管可能創造不了太高的工業生產總值，但少數民族文化本身是有魅力的，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有著同樣的尊嚴和價值。最後一點，過去我們會覺得我們有一個統一的目標值得我們去努力，審美是確定的，價值是確定的。在今天，在後現代民族主義想像中，這些已經不確定了，文化多樣性本身成為一種美。今年的差異性價值審美以及多樣性作為權利的訴求，都在擴張。在這樣的語境中，形塑我們對民族的重新理解。當代中國社會有兩個對民族的想像，一個是自上而下由國家規定的；一個是自下而上的民間策略，根據當下的需求，根據自己的資源，選擇新的策略。學術意義上，他們都是不完整的知識體系，但是他們都在不同的方向上影響著社會實踐，彼此之間有很大的互動。像前面提及的滿族自治，就是制度提供機會後，民間才有發揮創造性、能動性的空間。最後，我希望中國社會能夠對涉及民族的知識建構有一個開放性的態度，理解「民族」實際上是一種在現實環境下實時發生的動態建構過程，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在對民族的關注和研究中，尋覓到一條文化的路徑，以消彌、至少是緩解當代中國社會的族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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