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中《春秋》是本什麼書？

　　《孟子》一書中有關孔子著《春秋》說的話應該是最為驚人的，因為孟子說得太突兀，又是那麼絕對，使後代的人不能不奉若定論，而孔子至孟子二百多年之間只有這兩句話來奠定《春秋》的權威，不亦過乎？　　《春秋》之書果再見，距孟子之世又百餘年，這一回話就多了。到了「太史公」，話又多了些：　　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於今稱則之……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前104），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史記·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今五百歲，這句話多了近二百年！太史公會這麼寫么？不會的。但如果換上「劉歆曰」，五百年的數目就將近對了！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史記·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是傑出的史家，寫了第一部中國通史，建立了第一個寫史的模式，寫了第一本中外交通史，第一部禮、樂、律歷、天官、封禪、河渠平準書，他的功勞是大的，但在這一段自述中，他不知不覺指出了兩點：一、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五百歲而有司馬遷。司馬遷自己與周公、孔子並論，有點周公、孔子既歿，文不在茲乎的味道。如果說，孔子論《詩》、《書》，那麼司馬遷論的更博大，天上、地下、人間，《史記》沒有不論的；如果說孔子作《春秋》，那麼司馬遷作《史記》，兩部歷史書，明眼的人一看即知孰輕孰重，自比孔子周公的司馬遷言不為過吧！二、但司馬遷卻以為，他的史書可以與《春秋》相比，甚至「繼」《春秋》，正因為《春秋》也是一部史書！《春秋》貶損，《史記》何嘗不貶損，任何史書又何嘗不貶損，其實有歷史書就有貶損，這是歷史家想不貶損也辦不到的事。那麼，《春秋》就不是一部素王書而是一部歷史書了。　　司馬遷說到《春秋》的著作年代比較確切：「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史記·太史公自序》。那是在孔子六十至六十三歲，《春秋》雖是一部簡而又簡的編年史，在那個時代，除非是手頭有一大堆圖書，或近陳、蔡國家史館，編纂隱公以下二百四十二年的史就好像不大可能，我們相信更可能是孔子自衛返魯以後，在魯國對魯史的編纂是近水樓台。但司馬遷說了，姑存之。　　司馬遷的自序對於《春秋》的性質的肯定有兩個來源：一於父，一於董仲舒。司馬談曾在不能參與漢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臨終時對兒子說：「……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稱則之……」而對《春秋》最為肯定其價值是下面的一番話：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錶，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國亡，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世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史記·太史公自序》。　　又說，「余聞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譏刺而已也」。同上。　　上面說的五百年而有孔子，再五百年而有《史記》。「五百年而有孔子」的意思該是「周朝或周公六百年而有孔子」，這還是小小的不確；「再五百年而有《史記》實際上從孔子六十九歲左右作《春秋》，到司馬遷（135？—）寫完《史記》充其量應該只有三百年不到四百年。寫這一段的人把司馬遷的年紀也弄錯了。　　根據壺遂大夫的問，司馬遷先說他父親以為「春秋非獨譏刺」，而自己又如果「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之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同上。司馬遷到臨頭還是說自己說的不是自己說的。他當然是怕武帝因他所寫的《史記》而怒，說不定來個滅三族或滅九族，這也是可能的，所以在同一篇文章中出現了這些大的矛盾，那時的學者都在仰帝王的鼻息而生存，司馬遷出爾反爾也是很正常的。　　《史記》的這篇序文對於《春秋》的看法先是來自自己的父親司馬談，又說明自己的《春秋》來自董仲舒，這又是極大的矛盾。司馬談（前？—前110），董仲舒（前179—前104）兩人幾乎是同時代的人，司馬遷則生於公元前145或公元前135年，比董仲舒小三四十歲。自序中說起的《春秋》，司馬談的意思和董仲舒的意思是相同的，而董仲舒的《春秋》的看法要比司馬談的詳細得多，司馬遷又是照單全收，成為自己的看法。這些點都是很可疑的。司馬遷又沒有說清楚他說的《春秋》是哪一家，《公羊》、《穀梁》還是《左傳》？對於《左傳》作者左丘明，只說起《國語》的事：「左丘失明厥有《國語》」，那麼司馬遷是從來未見過《左傳》這本書的了？那麼他說的《春秋》，非《公羊》，則《穀梁》了？　　如果我們認真地將司馬遷說的有關《春秋》的書詳細分析，就會發現裡面的語氣、自詡，自己作書和孔子作書的年代等的矛盾太多了。這番話如果和《報任少安書》並看，後者表現的司馬遷與他完全是兩個人。《報任少安書》的司馬遷是個被閹、鬱郁不得志的人，而《太史公自序》中的司馬遷卻以自己為與孔子一脈相承的素王，這種差距不是任何人消化得了的。但是如果我們換上劉歆在說話，我們就可以清楚看到那是劉歆羼入的《劉歆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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