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的1949：台灣

「國學大師」 去過台北的人都該會被那些別緻的街道名稱所吸引，市區幾條東西向的主幹道，從北往南依次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名，此外還有四維、八德之類典自四書五經的路名，此乃蔣介石敗退台灣後的傑作。他在台灣除了將傳統文化平鋪在了城市的路面上，還煞費苦心地把原來的「草山」以其偶像王守仁之字改曰「陽明山」，而這裡的公園便順理成章成了陽明山公園。 　　同時蔣介石用大陸各地命名台北的街巷，方位基本按照中國版圖位置排列，恍如一張縮微的中國地圖。比方說，走到青海路，你就知道，這是在台北的西北，假如是廈門街，那就是在東南方。倘若碰到一個生僻的地名，像康定路，估計外地人就要找不到北了。 　　蔣家王朝在1949年倉皇敗逃時，帶走了故宮的古董字畫，國庫的金條珠寶，但是最寶貴的是，「搶救」走了胡適、傅斯年、羅家倫……這些當時中國最著名的知識分子。 　　而對於生逢鼎革的知識分子來說，1949年則是短暫而漫長的一年，這一年在政治軍事大幕背後，有悲歡離合的社會生活，有人生十字路口的迷茫躑躅。在這個改朝換代的易轍之時，他們註定要進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與聚合。因為在整個20世紀上半葉，知識分子的命運不可避免地與雲譎波詭的政治粘合在一起了，國共兩黨的歷史和紛爭無情地影響了他們的選擇，透顯出時代是如何擺布個人命運的。當時整個知識界都得面臨著何去何從的問題：是留在大陸，還是東渡台灣？ 　　胡適、傅斯年、錢穆、方東美、徐復觀、牟宗三……他們原本就不理解人民革命，或曾堅持過「###」立場，他們或是直接擔任過國民黨軍政要職，或是思想文化立場不認同新政權。在緊張的政治氣氛中，已隱隱預感到將是新時代中被改造拋棄的對象，反覆權衡種種利弊之後，帶著生命個體的彷徨與恐懼，無奈地背井離鄉。 　　最終或走或留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分水嶺，他們的選擇亦成了新中國初建時一道搶眼的風景線。所謂最終，是因為對於想走的人來說，這是最後的機會；而對決定留下的人來說，無疑亦是新生活的開始。無論是走是留，個人命運都將由此而大不相同…… 　　從此以後兩岸長達半個世紀的暌違阻隔，這些去往台灣的知識分子們只能做苦海望鄉人，在滿腹鄉愁下度過餘生。幾十年生死兩茫茫，他們逐漸被記憶和歷史所塵封，消失在大陸人的視野中，很多人的名字甚至都被遺忘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他們在台灣還好嗎？他們在台灣究竟在想什麼做什麼？作為大陸的人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揮之不去的鄉愁是他們共同的標籤。 　　歷史進入上世紀80年代初，兩岸關係逐漸解凍緩和，一些文化名人，在兩岸關係的舞台上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他們的文化作品、處世風範被大舉引進。作為通俗文學的代表瓊瑤、三毛作品，伴隨著鄧麗君歌曲和校園民謠在大陸風靡一時，影響了整整一代大陸人，許多大陸人也因此對台灣印象由白色恐怖轉向情意綿綿。其後流亡台灣的胡適、張大千、梁實秋、白先勇等，開始陸續在大陸各領風騷。 　　本世紀初連戰、宋楚瑜和李敖相繼「登陸」，大陸的「台灣熱」常興不衰，關注台灣事務的大陸民眾也日益增多，但兩岸長期形成的對峙和生疏絕非短期內就可以消除，大陸人對台灣的了解仍然少得可憐。在「台灣熱」的喧囂中，這些研究國學的碩學鴻儒除了個別像胡適、林語堂、錢穆等，多數卻不被大陸人所知曉，使得他們身與名俱被歷史的塵埃所遮蔽。 　　在這裡我選取了九個頗具代表性的人物，呈現出這些去往台灣的碩學鴻儒的別樣人生。他們深厚的學養固然讓人高山仰止，我亦不想在文字里去深入探究，只想展現出他們從1949年開始的不為人所熟知的人生和生活。 　　書名取為《在台灣——國學大師的1949》，其實不是很妥帖，因為文字里1949年只是很小一部分，而大部分筆墨的觸角是深入他們在台灣的生活，這兒的「1949」更恰當解釋是為一個時代的象徵。後來想想黃仁宇先生《萬曆十五年》也不單單是1587這一年的那些事兒，東施效顰後也就心安理得了。 　　不過給這些偉大的知識分子統一冠以「國學大師」的頭銜，想必讀者總會以各種理由質疑。在如今這個浮華的年代，「國學大師」這頂帽子被濫用得滿天飛，連季羨林先生都要請辭，所以稱他們為國學大師總覺得是一個尷尬的媚俗稱呼。他們流亡在孤島，卻始終保持對中國文化的溫情和敬意，使得國學一脈得以綿延不斷生生不息，我始終無法找到一個更好的稱謂去概括這些偉大的知識分子。 　　

引領華語樂壇的中國風 「國學」之謂乃上世紀初為區別「西學」而誕生，從它問世那天起就面臨著被邊緣化的危機。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打破了中國維持了兩千多年的經濟和政治秩序，洶湧而進的西學新知衝決了國人內心的堤岸，知識階層開始比較東西方發展的差異。為了抵禦外敵、富國強兵，出現了一股「西學東漸」、「中體西用」的熱潮，「國學」一詞也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提出來的。「國學」兩字包括著泱泱中華的一切傳統學術文化，維繫著幾千年的華夏禮儀文明，但自上個世紀以來，國學的命運可謂起伏跌宕。 　　1895年甲午海戰中國的失敗，不得不割地賠償，委曲求和，自此台灣被日本侵佔長達50年之久。人窮則變，艱難的生存現實迫使人們思考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了中國的貧窮落後，任由帝國主義瓜分豆剖的局面的？戊戌維新運動雖然失敗了，但思想的禁地一經打破，疆域總在不斷地擴展之中。李鴻章曾形容這個歷史轉折的經驗是兩千年來未曾有之大變局。 　　到「五四」時期達到了一個巔峰，新文化運動把國學批得體無完膚。國家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異彩紛呈，互相激蕩。激進的知識分子深挖造成中國兩千多年緩慢甚至停滯發展的根源，他們在歷史的記憶中翻箱倒櫃，責問傳統的體制與文化。他們高喊著「打倒」、「打倒」，「拿來」、「拿來」，把國學無情地拋棄在一邊，為新知識和新思想騰出空間。 　　1949年治亂興替，新中國成立後人們披荊斬棘奔向前，國學成了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代名詞，被予以割棄。 　　讓我們回過頭看看海峽的另一邊——台灣。雖然兩岸長年對峙分割，但台灣卻在文化上清除了日本殖民文化的影響，全面恢復了傳統的中國文化。時至今日台灣的國學依然發達，傳統文化的香火依舊鼎盛。 　　台灣學校里一直沿襲了「國文」的稱謂，漢字依然是使用了幾千年的繁體字。中小學校注重國學教育，小學教育中，國文、歷史等與中國文化相關的課程至少佔了一半，重視學生的古文訓練和中國傳統思想的熏陶。當年國民黨當局定下的共同校訓幾乎都是「禮、義、廉、恥」，讓國學點點滴滴深入人們的生活。 　　而高中國文教科書包含三種：《高中國文》、《國學基本教材》和《國學概要》。前者與大陸的《高中語文》課本相似，後者《國學概要》內容是關於國學的一些基本知識，如經史子集的概要性介紹；而《國學基本教材》的全部內容就是「四書」。 　　最近大陸把台灣中學國學教材引進，一些學者提出了「大陸的語文教育當效仿台灣」的看法，甚至建議可以用該書取代大陸的語文課本，引發了社會的震動和反思，為什麼台灣的國學教育做的這麼好呢？ 　　這些要得益於國民黨執政期間對國學教育的高度重視，1967年7月，蔣介石鑒於大陸發起「文化大革命」等緣故，他倡導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並親自擔任總會長坐鎮指揮，全力推動文化復興。他這一做法雖是打政治牌作文化秀，但無論如何在復興國學上確實做了不少善事。 　　台灣國學得以傳承，這些在孤島「為中國文化披麻戴孝的最後孝子們」尤其功不可沒，他們懷著花果飄零的精神，在孤島上保住了中華傳統文化的一脈，帶出一批批國學的衣缽傳人。 　　如今錢穆的弟子余英時成了大陸無人能及的學界翹楚，徐復觀、牟宗三的弟子杜維明是享譽世界的新儒家第三代，方東美的弟子傅佩榮作品在大陸影響甚巨，牟宗三的弟子王財貴在兩岸推行「讀經運動」，學習陳鼓應書的于丹掀起一股「莊子熱」…… 　　正是這些國學大師不遺餘力地提倡和教育，為台灣幾代人打下了良好的國學基礎，在島上培植出豐富的文化土壤。在台灣，不但每逢孔子誕辰島內孔廟要舉行慶典，其他一些節日社會名流均要舉辦詩歌雅集，普通百姓酒酣耳熱時還常常吟詩唱和。也因為有這樣的氛圍，才培養出林懷民和「雲門舞集」這樣現代的古典演繹者，表演出《薪傳》、《水月》、《九歌》這樣生命的舞蹈；才孕育出李安這樣的藝術大師，拍攝出《卧虎藏龍》這樣深具韻味的電影；才滋養出方文山這樣著名的詞作者，創作出《東風破》、《菊花台》、《青花瓷》這樣宋詞小令般典雅凄美的歌曲，引領華語樂壇的中國風。 　　

相逢一笑泯恩仇 20世紀80年代後，中國的改革逐漸觸及到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深層，人們接受了社會變革所必須經歷的陣痛。在社會結構急遽變革的總體情勢下，科學主義和自由主義並不足以整合實然世界和應然世界的價值觀，意義的失落使得社會秩序的清整變得困難重重。一些人開始重拾歷史的碎片，尋找能夠救贖世俗社會的工具。 　　人們跨過風雲變幻的20世紀走到新世紀的今天，才發現我們原來並沒有走出孔子所代表的文化傳統的圈子，開始意識到需要重新認識傳統文化。終於歷史發生了一個驚人的輪迴，被摒棄的國學以新文化保守主義的面孔出現在世人面前。 　　一時之間，國學又成了香餑餑，重振國學的聲音高漲。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正式宣布成立「國學研究院」，接著武漢大學、復旦大學各個大學紛紛開設國學班。還有推出「國學簡訊」的，手機用戶每月交10元學費，就可以每天來上一段「子曰詩云」的「國學」簡訊課。以聖人孔子為名、傳播中華文化的「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地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百家講壇」易中天、于丹的走紅，國學博客圈的建立都在昭示著新文化保守主義借屍還魂的思想運動趨向。在政府的支持下，祭孔活動重新登上了歷史舞台，並且規模空前、輿論攻勢強大。早在幾年前鼓勵少兒讀經的運動就聲勢浩大，蘇州兩家私塾「菊齋私塾」和「復興私塾」相繼開館，宣稱傳播中國文字和儒家文化的「童學館」落戶於武漢。2008年斥資300億的「中華文化標誌城」在孔孟故里開始修建，把這場「國學熱」推向了高潮。 　　歷史似乎習慣跟世人開玩笑，當大陸開始「國學熱」時，台灣島內卻開始「去中國化」。以###為代表的「###」勢力逢「中」必反，「中華郵政」改為「台灣郵政」，將「中」字頭公司一律改為「台」字頭，歷史教科書中「國父」孫中山先生變成了「外國人」……以至於有人諷刺###能否把兒子陳致中也改叫「陳致台」？ 　　台灣推行「去中國化」，目前還只是傷及皮毛，沒有動其筋骨，國學教育體系沒有被完全破壞，依然保留著良好的傳統。馬英九上台後，開始有「撥亂反正」的新氣象。台灣一些有識之士如余光中、許倬雲等人紛紛發起成立了「搶救國文教育聯盟」，要求恢復過去的「國學強勢競爭力」。 　　一個沒有傳統文化的民族，是一個不完美的民族。南懷瑾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亡國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個國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這就會淪為萬劫不復，永遠不會翻身。」 　　人類社會的進步發展不是空中樓閣，精神家園也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國家認同的前提是文化認同，只有通過共享一個世代更迭的文化共同體，我們才分明感覺到血濃於水。一個人可以通過整容把自己變得與同胞大不相同，卻無法剔除血脈中的文化DNA鏈條。 　　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去往台灣的這些國學大師，是我們共同的財富和瑰寶，緬懷他們的生命歷程是對我們民族最好的禮敬。 　　周為筠於杭州 　　2008年4月4日清明 　　聲明 　　本書在寫作過程中參考了大量相關著作，限於篇幅沒有一一列出，在此表示感謝。由於本書圖片涉及範圍和地域較廣，部分圖片無法跟版權所有者取得聯繫，請相關版權所有者看到後及時聯繫，以便支付稿酬。 　　書包 網 bookbao.com 想看書來書包網

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B>在胡適40年不衰的盛名之下，就像其弟子唐德剛形容的，政治終於變成胡適的兒子，而蔣介石頗為倚重這位可貴的「過河卒子」，他藉助胡適為自己的獨裁政權塗上一抹民主的色彩。</B> 　　 　　一夜連雙歲，五更分二年。1948年的最後一天，辭舊歲迎新年的夜晚，蕭瑟的金陵古城乾冷乾冷的。隨著國民黨軍事形勢的一瀉千里，四面楚歌的城內已是人心惶惶。南京失去了以往節日的喧鬧，零星的鞭炮聲把氣氛襯托得分外凄涼。在這方曾上演過多少王朝興廢與帝王更迭的老城裡，雕欄玉砌今猶在，又將是朱顏改。 　　這個一年將盡的夜晚，胡適是與學生傅斯年一起度過的，他倆面對著滾滾東逝的長江凄然對坐，凌亂的心緒平添了幾分末世的哀婉，連發出一連串傷感往事的幽古之思。兩人一邊喝酒，一邊心緒激蕩地背誦著陶淵明《擬古》第九：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 　　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 　　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剪不斷，理還亂的家國飄零情懷讓他們淚流滿面。胡適反覆吟詠著這首詩，並將它抄寫在日記里。「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現實的山河改色，所有的一切付諸東流。「枝條」、「柯葉」、「根株」經此大「摧折」，種桑之人恐怕只得「浮滄海」——「乘桴浮於海」了！「本不植高原」，「種桑」選錯了地方，忠心所寄，生命所託，到今日還有什麼可以後悔的？也許胡適哀傷的不僅僅是國民黨這個落幕的政權，還有他熱切嚮往的漸進改良的變革之路，以及他所追求的自由主義的幻滅。在他整個後半生的日子裡，這種窮途末路般的哀傷一直縈繞在他心頭，久久揮之不去。 　　胡適這時來南京賦閑已多日，他在自己新年第一天的日記里寫道：「南京作『逃兵』，作難民，已十七日了！」他是1948年12月15日乘機撤離北平的，之前蔣介石還派陶希聖北上請他回南京「臨危受命」，讓他組閣挑起行政院長的重擔，而前面的翁文灝內閣已於11月中旬垮台。 　　陶希聖趕到北平，在東廠衚衕找到胡適，胡適當時還正忙著《水經注》版本展覽，籌備北大50周年校慶的各項工作。陶希聖與胡適纏磨了兩天時間，胡適還是堅決不肯答應去南京組閣，但他表示「在國家最危難的時候，我一定與總統蔣先生站在一起」。 　　沒過多少日子，北平在共產黨的大軍壓境下成了一座孤城，蔣介石焦急之下先後兩次電報催促胡適南下，並派專機飛赴北平實施「搶救學人計劃」，胡適正是他要「搶救」的首要人選。而這段時間共產黨方面開始爭取胡適，解放區的廣播電台明確宣布：只要胡適不離開北平，不跟蔣介石走，中共保證北平解放後仍讓胡適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和北京圖書館館長。 　　北大一些同仁聽了，都饒有興趣地靜觀胡適的反應，胡適卻異常平靜，只微笑著說了句：「他們要我嗎？」12月14日，胡適留下一紙短箋給北大同仁道：「我就毫無準備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託你們幾位同事維持。我雖在遠，決不忘掉北大。」胡適臨走時狼狽得連東西也來不及收拾，倉皇中只撿了父親的遺稿和自己的著作手稿。 　　1948年12月17日下午，胡適在南京出席北大同學會籌備的「北大50周年校慶大會」，他在致辭中說：「我絕對沒有夢想到今天會在這裡和諸位見面，我是一個棄職的逃兵，實在沒有面子再在這裡說話。」言語間情緒悲愴，感慨湧起，一時泣不成聲，會場一片凄然。這天正是他58周歲生日，這次含淚的致辭竟成他在大陸的最後一場告別式演講。 　　胡適其實並非什麼政治人物，官僚衙門本沒有他的份，大學的講堂和圖書館才是他最能體味樂趣和最該去的地方，他終其一生也只是一個偉大的書生。從當年的中國公學到北京大學，他都傾注了十分的情感，校長這個位置也是他最為留戀的。早年的胡適是反對搞政治的，這點他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里旗幟鮮明地表達了，雖然他曾將發誓「20年不談政治」的話早就拋棄，不過「不入政界」總算一直在堅持。其中抗戰期間胡適也做過幾年駐美大使，這可以理解為在民族危亡時機挺身而出，為國家民族命運出一己之力。 　　抗戰勝利後，胡適還是皈依自己內心，回到他所喜歡的學術生活中。胡適自己認為和老鄉陳獨秀的根本區別也在這裡。在胡適的眼裡，陳獨秀和當年的「新文化運動」，都是「政治」的犧牲品。 　　可是在胡適40年不衰的盛名之下，就像其弟子唐德剛形容的，政治終於變成胡適的兒子，弄成個「不要兒子，兒子來了」的局面。胡適做了一輩子政治票友，對國民黨的諍言和閑話也不少，他從來不畏懼當政者的高壓，也不成心阿諛奉承地說順耳話以作為自己晉身之階以自肥。他追求溫和的漸進式改良，對任何獨裁政府都沒有真正的好感，為民主自由而終身不懈努力。 　　蔣介石頗為倚重這位可貴的「過河卒子」，他藉助胡適這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金字招牌，為自己的獨裁政權塗上一抹民主的色彩。1949年1月8日，即將宣布「下野」的蔣介石請胡適到官邸共進晚餐， 　　平日請客從不備酒的蔣介石，特為胡適破格以示敬意。也許正是出於蔣介石對他本人的誠摯無偽的禮敬，胡適不得不從心底里，或從文化心理深處，感到有從道義上全力支持蔣介石的義務，此乃傳統士人的知遇與感恩的情節， 　　胡適與陳獨秀 　　也許也是胡適晚年在政治上始終不能與蔣氏分手的重要原因。蔣介石席間勸胡適去美國說：「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負什麼使命。例如爭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 　　不過，蔣介石的話雖這麼說，但弦外之音還是期望胡適這個「美國通」能夠有所作為，國民黨內部乃至美國方面希望胡適做大使的呼聲一直很高，但胡適卻連顧問性質的「國資委員」都無興趣。果然不久之後，心存幻想的蔣介石還是寫了封密信與胡適，明確表示目前急需美國在精神與道義上的支持，特別是注意對新生中共政權的不承認，希望胡適能協助國民黨駐美大使顧維鈞展開外交工作。書包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乘桴浮於海的日子（1） 1948年底，胡適曾有過一閃而過的和平幻想，還叫來了在安徽蕪湖的本家胡樂豐，準備將家屬送往徽州績溪老家，但他很快清醒地認識到，其一貫主張「和比戰難」是正確的。毛澤東不再對胡適存有幻想了，但他還是說：「只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胡適聽說後不為所動，這樣胡適的名字自然從統戰名單中被除去了。毛澤東在淮海戰役勝利結束後以中共中央名義宣布戰犯，胡適的大名赫然列在「罪大惡極的幫凶們」之首。胡適明白自己在大陸是待不下去了，1949年1月21日，他親自送夫人江冬秀和傅斯年夫人俞大彩上了去往台灣的船隻。 　　1949年4月6日，胡適從上海乘「克里蘭夫總統號」輪船離開祖國，船緩緩駛離碼頭。車水馬龍的外灘漸行漸遠，悲從中來的胡適眼眶濕潤了，他不知道此去這輩子還能不能回來。胡適在當晚日記中淡淡記了句「此是第六次出國」。在一望無際的太平洋上，思想苦悶的胡適在老鄉陳獨秀晚年的文字里找到了共鳴，認為陳獨秀在彌留之際迸發出的思想彌足珍貴，「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主旨。 　　胡適痛定思痛，反思國民黨政權一敗塗地的原因。他開始與雷震等人籌辦《自由中國》一事，並開始起草《〈自由中國〉的宗旨》一文，胡適在此宗旨里提出，這個雜誌要作為「自由中國」運動的一個起點，「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要督促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宣言里也毫不掩飾地攻擊「共產黨鐵幕之下剝奪一切自由的極權政治」，並幻想「盡我們的努力，援助淪陷區域的同胞，幫助他們早日恢復自由」。此語作為《自由中國》的發刊詞昭然印在每期雜誌扉頁，胡適還成為這個雜誌的發行人。 　　4月27日，胡適經過長途顛簸來到了大都會紐約，住進東城81街104號這幢他原來租住過的公寓。胡適對燈紅酒綠的紐約既熟悉又陌生，在這裡他曾度過自己風華正茂的留學生涯，以及抗戰時期當駐美大使時指點江山的風光歲月。如今年老落魄重新回來，卻要開始他流亡的寓公生活。國民黨猶如扶不起的阿斗，使得胡適抬不起頭來，他在美國開展的民間外交在大勢之下徒勞無功，很多同情國民黨政權的美國政要都表示無能為力。胡適此時心情可謂灰暗之極，他通知國民黨政府駐美使館，取消一切約會，不會見任何政府或國會的領袖，躲進小樓繼續考證他的《水經注》，並一再聲明從此不問政治。 　　把自己封閉起來暫時逃避現實可以，但隨著日子的推移，胡適不得不面對經濟上的窘迫。一向不治家產的他，生活拮据，捉襟見肘，而這時夫人江冬秀也投奔胡適來到美國。江冬秀乃一鄉村女子，到美國後語言不通，失去社會生活能力，只會邀三喝四地拉幾個寓居美國的流亡太太在屋打麻將。這下可苦了平時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胡適，被「逼上梁山」的他經常在電車上被擠得東倒西歪，親自外出購買油鹽醬醋日用雜貨，干起抹桌洗碗的雞毛蒜皮的家務。雖然生活落魄精神極度萎靡，但胡適顯赫的名聲還在，從國內來美的過路客總想來一睹大師的風采，以至於胡適的寓所簡直成了一個「熊貓館」。一些遠道而來的朋友來看胡適，他請不起客，只好煮茶葉蛋來寒酸招待。他的學生唐德剛形容那時他「惶惶如喪家之犬」，足見其困頓與頹唐。 　　1950年5月，竟為五斗米折腰的胡適，終於在普林斯頓大學謀到該校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的飯碗，雖美其名曰館長，其實加胡適自己一共才兩個人。在國內大名鼎鼎的胡適不得不屈於此職，做上一個清閑的圖書管理員。在這裡他前後做了兩年的圖書清理工作，業務閑暇之餘繼續他的考據研究，扎進故紙堆里自娛自樂，聊以自慰。 　　胡適雖然遠離大陸，也不大認同共產黨的政權，但赤子之心從來沒讓他的目光遊離出祖國，他熱切關注著彼岸的一切。在他來美國不久，香港報紙轉發了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給胡適的公開信。老朋友陳垣勸胡適要幡然悔悟，回頭是岸。胡適讀後頑固地認為此信是偽造的，並在台北《自由中國》上發文說，「可憐我的老朋友陳垣先生，現在已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了」。書包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乘桴浮於海的日子（2） 然而，最讓胡適不放心和痛心的莫過於小兒子胡思杜的「背叛」。胡思杜顧名思義「思念杜威」，胡適給小兒子取名寓意既表達了他對老師的敬重之情，更含著他一生對自由主義的堅定信仰。這個小兒子當年留在北大沒有跟 　　胡適走，後來進了華北人民革命大學。胡適沒想到這個小兒子竟會朝他飛來投槍，「追求進步」得稱他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並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宣布與胡適脫離父子關係。胡適知道後堅信是別人逼兒子寫的，並在《時代》雜誌上發表《沒有沉默的自由》一文；另一面表達出的是知子莫若父式無盡的凄涼與無奈。 　　1952年11月，胡適應台灣大學和台灣師範學院的邀請，自美國飛抵台北講學。聽說胡適從美國歸來，台灣各界人士蜂擁而至台北松山機場歡迎，大家對胡適寄予了極大的希望，都想爭睹這個知識界領袖的風采，也想關心下美國對台政策與台灣的發展前途。 　　在台灣復任「總統」的蔣介石為了籠絡胡適，專門約見並出示一份香港的《大公報》，上面有胡思杜批胡適的文章。蔣介石對此事表示「關懷」，孰料胡適卻不領情，反倒認為這是蔣介石藉此嘲弄自己兒子不肖，便情緒激動地反唇相譏，巧妙地兜出蔣經國的老底：「我的小兒子天性愚鈍，實不成器，不如總統令郎迷途知返！」胡適這番話暗指1927年蔣經國留學莫斯科時，曾寫文章大罵其父蔣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國主義的幫凶」，「是我的敵人」。此舉不是同胡思杜如出一轍嗎？蔣介石一下子愣住了，只好尷尬地報之以苦笑。 　　胡適在台灣除了出入各所大學的講壇外，各種公開社會的演講也不少，向來聲音洪亮的他，由於頻繁地演說，使得喉嚨嘶啞，不得不求助於大夫。在台灣受到如此隆重的歡迎，使得胡適對台灣多了幾分依戀，他面對台灣媒體問及返台感想時說：「大約一年左右，我還是要回來的；以後希望每年能回來一次，但我也希望當我下次回來時，大家能給我不說話的自由，讓我膽子更大些，多玩些日子。」從這時開始，胡適開始頻繁地往返於台灣與美國之間。 　　1954年元月，胡適回到台灣參加「國民大會」，在開幕儀式上，胡適提出「扣足六年任期」的推演算法，來解釋一屆「國大」為何能兩次選舉總統，為蔣介石的連任製造了絕好的輿論。並將「總統」的聘書親手送給蔣介石，使得蔣介石心花怒放，擺出台灣隨時歡迎胡適歸來的姿態。 　　年入古稀的胡適在台灣如此受追捧，使得生性喜歡熱鬧的他動起歸去來兮的念頭。一日胡適從普林斯頓講學坐火車回家，這時美國的天氣極冷，外面鵝毛般大雪紛紛揚揚，在轟隆隆的車廂里，他依稀想起了少年時代從徽州鄉下乘船去杭州，再輾轉到上海的日子。忽忽一少年，如今也進入暮靄沉沉的晚境。客居海外的他又患上心臟病，連人壽保險公司都拒絕保險。胡適暗下決心，要在有生之年還掉學術上所欠的債務，並計劃趁早回到台灣安度晚年。胡適和美國的朋友一一告別，趙元任一班朋友還給他搞了個告別晚會，可惜就在1957年2月17日，胡適因為胃出血病倒了，使得他的歸國計劃暫時擱淺。醫院給他做了胃切割手術，這場大病讓一向樂觀曠達的他自感時日不多矣。 　　胡適在給友人趙元任的信中說：「我打算回去，是因為我今年66歲了，應安定下來了，利用南港史語所的藏書，把未完的幾本書寫出來。」這裡提到的這幾本未完成書稿分別是：早在1919年給他帶來巨大聲譽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胡適計劃將此書下卷完成再改成《中國思想史》；還有他那本寫成快30年前的《中國白話文學史》，到現在也是半部書的半拉子工程；最後要數那部被胡適自己反覆琢磨的《水經注》，幾年的心血也應該有個了斷了。 　　txt電子書分享平台 書包網

半個台灣人（1） 胡適與台灣還真是比較有緣分，他自稱「半個台灣人」，此話一點不假。胡適出生兩個月後，他的父親就被派到台灣去當「台南鹽務總局提調」，後補授台東直隸州知州。胡適的父親胡傳（1841—1895），字鐵花，是安徽績溪上 　　庄人，他是胡家第一個讀書做官的，曾受業於著名學者劉熙載門下，以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先後在東北廣東等地任職。胡鐵花一生曾三次娶妻，但前兩個都早逝，胡適母親馮順弟是其最後的續弦。胡適在他們婚後第三年——1891年（光緒十七年）出生，初名嗣穈，行名洪騂。 　　胡鐵花一生飽經憂患，是篤信宋儒的清末正統一派文人，他在出任台灣營務總巡時遍查營務，在炎熱瘴毒中走遍了台南台北。後任台東直隸州知州期間，那時愚昧無知的駐台清兵吸食鴉片風氣橫行，胡鐵花在轄區內嚴禁吸食鴉片，對遏止陋習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1893年春天（光緒十九年），不到一歲半的小穈兒被母親千里迢迢帶到台灣去探親。小穈兒作為一個台灣官員的兒子，過早地同台灣歷史命運發生了聯繫。他們先在川沙住了一年，後搬到台南「道署」附近，就是現在台南市中區永福路北段。這時已年過52歲的胡傳和年僅20歲的妻子馮順弟，老夫少妻其樂融融，一起教牙牙學語的小穈兒學認字。 　　胡適在《四十自述》中深切地回憶道：「我小時候很受父親鍾愛，不滿3歲時候，他就用教我母親的紅紙方字教我認。父親做教師，母親便在旁做助教。我認的生字，她便藉此溫她的熟字。他太忙時，她就是代理教師。我們離開台灣時，她認得了近千字，我也認了七百多字。這些方字都是我父親親手寫的楷字，我母親終身保存著。因為這些方塊紅箋上都是我們三個人的最神聖的團聚生活紀念。」 　　台灣這片土地不僅是其父親灑過熱血的地方，也是幼年胡適識字發矇之地，最重要的是見證了他們一家三口的短暫的天倫之樂。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胡傳為了安全起見，託人送走了嬌妻少子。在隆隆的炮火聲里，小穈兒依偎在母親的懷抱中，做了台灣海峽上的遊人，於1895年漂流回到徽州老家。 　　不久因為甲午兵敗，沒落的清政府把台灣割讓給日本帝國主義。胡鐵花在內憂外患下含恨於廈門撒手人寰，留下年輕的妻子和尚在襁褓的胡適，孤兒寡母相依為命。胡適母親馮順弟23歲的虛齡就開始守寡，拉扯著胡適長大成人，其中無盡的辛酸自不待言。而在台灣的這段短暫時光，對胡適的母親來說，是其一生和丈夫在一起最快樂的日子，也是她對愛情唯一的記憶。 　　所以胡適對台灣飽蘸著深厚的感情，其間滿載著他對父親母親和自己幼年的無盡回憶。 　　1952年在去台南演講時，胡適到幼年居住過的一處遺址，親手植下一棵榕樹，寫下「維桑與梓，畢恭畢敬。六十年前曾隨先人寓居此地。今日重遊，蒙諸老兄弟姐妹歡迎，敬紀謝意」。並深情地題下「遊子歸來」四個字。在台南各界設的歡迎宴會上，胡適說：「今天回到第二故鄉台南，願以台南市民身份，將來再回來看看自己手植的榕樹。」沒過多久，胡適如己所言，回到了他的第二故鄉台灣。 　　胡適於1958年4月2日離開美國，在這個溫暖的春日結束了他漂泊的寓公生活。胡適回台擔任 「中央研究院」院長，是蔣介石一手圈定的，這是一個地位非常高，領導台灣科學與人文發展的重要職位。胡適到台灣定居的消息一經傳出，台灣即刻沸騰了。那天機場官蓋雲集，八十高齡的于右任也拄著拐杖同「副總統」陳誠等大員前去迎接。胡適一下飛機，就被台灣的熱情所包圍。胡適自己戲稱像做新娘子一樣。 　　在台北文獻委員會歡迎會上，台灣老學者黃純青驕傲地說：「台灣確是胡適博士之識字發祥地。」胡適聽後感慨萬千地說：「黃（純青）說我是台灣人，的確台灣是我的第二故鄉，幼年時我曾在台灣住過一年又十個月。」不過，胡適的話雖如此說，但他自己恐怕做夢也沒想到，他在晚年會回到這個面目全非的故地。而且這「半個台灣人」最後死在台灣，並埋骨於離他桑梓之地徽州千里之外的孤島。bookbao.com 書包網最好的txt下載網

半個台灣人（2） 胡適到達台灣後，對他父親的蹤跡一一探尋憑弔。可惜物是人非，滄海桑田，很多遺迹已變成荒丘而不復存在，使得他為不能獲悉當年而深感遺憾！不過父以子貴，台東縣府為了紀念胡適父親蒞縣，把火車站前的光復路改為鐵花路，並在1961年落成的台東「忠烈祠」中把胡鐵花牌位也入祀其中。胡鐵花如果地下有知，也應以自己的幼子為豪。 　　然而同樣為人之父，胡適的小兒子胡思杜卻沒能讓他父親感到那麼幸運。胡適在台灣時聽到了小兒子胡思杜在大陸「反右」運動中自殺了，開始還難以相信，以為可能是一種惡意的謠言。年初曾有友人說胡思杜被送到東北，所以他還打電話勸江冬秀不要輕信。很快噩耗被證實，胡思杜於1957年9月21日自殺身亡。 　　白髮人送黑髮人，這無疑是晚年最大的悲哀。在如此沉重打擊之下的胡適，健康逐漸惡化，本有的心臟病越發嚴重了，屢次都因為心臟病複發而住進台灣大學附屬醫院。 　　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 　　樹老生蟲，人老多病，這是難免的自然規律。除了身體的衰退，胡適在台灣最後的幾年人生的道路並不平坦，在熱鬧的背後，許多讓他痛心的事情接二連三地發生。 　　胡適在台灣頗受蔣介石的重視，蔣介石希望借胡適這塊牌子為自己的政權多立一個「民主自由」的幌子。1958年胡適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就職的時候他做完演講，蔣介石上台講話說：「胡適宣揚的五四精神，專門講科學與民主，這兩個當然很重要，可我覺得不夠，還必須加上倫理，民主+科學+倫理，才能有一個平衡發展。」這番論調其實是蔣介石常掛在嘴邊的名言，總結陳詞後本該就這麼結束了，沒想到胡適書生意氣地又跑上台去說了一通，把蔣介石的話痛批了一頓。胡適說：「社會生活的發展需要民主，提高知識改善生活需要科學，至於倫理，是隨時代而變動的，決不可能跟民主科學相提並論。」他噼里啪啦地講完後，只見蔣介石臉色青一塊紫一塊，當時有幾百名學者在場，他們都為胡適捏了把汗，因為這樣公開的批評是極其少見的。還好蔣介石頗有風度，當場沒發脾氣。 　　蔣介石對胡適面子上的工夫一般是做足的。胡適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三次會議時，蔣介石以「總統」之尊親自到現場致辭，特意撥專款在南港為胡適建造了在南港的院長住宅。1960年12月17日胡適七十大壽，祝壽的活動隆重而熱鬧，蔣介石親手書寫「壽」字，並在政府設宴為胡適祝壽。南港寓所很幽靜，晚年的胡適幾乎過著隱居的生活。由於南港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館的藏書豐富，胡適終於有條件了卻心愿，完成未盡的事業。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胡適自己想在平靜著述中安度晚年，大陸和台灣的政權卻為了各自需要，先後都發起批判胡適的運動。胡適被捲入了政治文化爭鬥的漩渦中心，被當作各取所需的靶子來批鬥。 　　書包網 bookbao.com 想看書來書包網

清算胡適的幽靈 大陸清算胡適思想的流毒早在建國初就開始，1949年五四當日，《人民日報》即發表了《五四的兩個基本口號》，指出胡適在「問題與主義」之爭時的主張，是為了「阻礙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成長，是表示資產階級對於工人階級的革命領導權的抗拒」。批判胡適是「反革命的辯護人，以致成為反革命中的一分子」。進入1951年，如火如荼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達到高潮，在北大師生召開「控訴會」時，胡適的很多同事、學生，紛紛表示膺服馬列主義，批判胡適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 　　高層領導意欲在文藝界推行歷史唯物主義，而身為「資產階級唯一比較大的學者」的胡適，自然成了首當其衝的靶子。於是一場聲勢浩大的批評運動展開了，1951年11月，大陸發起了對胡適長期而密集的宣傳攻勢，對其學術思想和著作重新進行審查。一些學者紛紛著文與胡適劃清界限。 　　胡適自己卻樂觀地估計這種局面不會長久，他在給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的信中說：「他們清算北大，我覺得他們越清算，越提醒人家對某種思想的回憶。想想那時學術平等，思想自由空氣，大家會更加深刻了解。他們清算『胡適思想』，等於溫習胡適的書。」可惜胡適只估計對了一半，這種局面在1954年後，迅速地擴大到全國各個領域。 　　在1954年9月，時為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的李希凡和中學語文教師的藍翎合寫了《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評〈紅樓夢研究〉》兩篇文章，發在《文史哲》上，文章從「政治與階級的視角」對俞平伯有關《紅樓夢》研究的文章提出批評，矛頭直指俞的紅學研究。俞是胡適的得意弟子，他的學術研究直接承繼胡適，批俞的導火索會直接引爆胡適這個敏感的炸藥包。正如當時###大會所闡述的，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乃是「對他的老根胡適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等都很有意義」。 　　胡適這時流亡在美國當寓公，可以一種局外人的身份來「隔岸觀火」，以「欣賞」的態度審視大洋彼岸的那場關於自己的「鬧劇」。開始他從朋友寄來的報紙里看到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他不覺得這些討論有什麼可怕的，以為這不過是指桑罵槐來隔靴搔癢。 　　沒想到這年10月，毛澤東讀到李、藍的文章後，並得知了他們遭受的「打壓」，認為這反映出以胡適為代表的思想仍有很大影響，於是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主管文藝界的領導人寫了一封信，提出「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毛澤東這封信被冠以《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的標題，作為《人民日報》的「編者按」出現於報端，實際上打響了批胡的信號彈，對胡適的大批判運動就此在全國轟轟烈烈地擴大開來。 　　對胡適的批判沒局限在「紅學」研究，而是在各個領域全方位展開。在哲學思想領域，胡適被批判為「用實用主義對抗辯證唯物主義，用唯心史觀對抗唯物史觀，用改良主義對抗社會革命論，用『有用就是真理』否認真理的客觀性，否認自然和社會發展規律的可知性」，「他的全部思想的哲學基礎是主觀唯心主義」。在政治思想領域，胡適被認為「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的產物，是徹頭徹尾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在歷史領域，胡適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治學方法是重點批判對象，這種方法被認為「是反歷史、反科學的」。在文學領域，胡適的文學思想、文學史觀點以及對中國古典文學的考證都被批得一文不值。而胡適個人和人格也被批判得一無是處，成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美國帝國主義一手造就的買辦洋奴。 　　胡適在給友人沈君怡信中說，當他讀了《人民日報》1954年11月《清算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的簡報時，特別看到文中最後一段：「胡適的幽靈還附在俞平伯和其他一部分文化界人士的身上。」頓時不寒而慄，毛骨悚然！胡適意識到這幾個字可以陷害多少人，可以清算多少人！ 　　的確，這次運動幾乎波及了整個知識界，胡適的許多朋友、同事、學生都無一倖免地捲入其中。迫於巨大的政治輿論壓力，「胡適派文人」以及和胡適「沾親帶故」的人相繼表態同胡適決裂，撰文痛罵胡適其人其文。中國科學院和中國作家協會還專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針對胡適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文藝思想、歷史觀等進行集中的批判。經過這場全###動，胡適在大陸變成了一個頭戴多頂帽子、臭名昭著的「反動人物」，其個人學術名譽、學術地位可以說是一落千丈。 　　雖身在異國他鄉，胡適對於祖國的一切都時刻關注，他知道大陸關於他的一舉一動，並極富耐心地看完了八大本《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估計即便是當時的大陸編著者們也沒誰能讀完這些「皇皇巨著」。有一次唐德剛問：「這幾百萬字的巨著里，難道就沒有一點學問和真理？！」胡適斬釘截鐵地答道：「沒有學術自由，哪裡談得到學問？」 　　1958年12月，胡適在台灣把十年前逃離北平時為羅爾綱的《師門五年記》作的短序修改，並把這部尚未付梓的書印出。在大陸批評胡適的運動中，他的得意門生羅爾綱也寫了《兩個人生》，胡適雖然堅持認為這只是羅的無奈之作，但終究難以釋懷，他後來把羅爾綱的《師門五年記》先後兩次鄭重送給李敖，分明寄託了些什麼……txt電子書分享平台 書包網

萬山不許一溪奔（1） 或許以為胡適雖在大陸被批得體無完膚，在台灣真的就如前文所描述的被蔣介石與國民黨奉若上賓。其實蔣介石表面上尊重胡適，卻陽奉陰違地極少採納他的建議。蔣氏看中的只是胡適海內外的巨大聲望，想把他當作民主自由的「花瓶」來裝門面，所以才虛與委蛇。胡適晚年在台灣的日子並不好過，社會上牽扯到的風風雨雨讓他無法靜心。如果說胡適在大陸的批胡運動中是被動的話，那麼台灣的批胡運動多多少少跟他主動招惹來脫不開干係。 　　胡適在1949年逃離大陸時，主張和支持的政論性半月刊《自由中國》在台北創刊，創刊辭正是胡適在太平洋上所撰寫的。後來，遠在美國的胡適一直是這個刊物的掛名「發行人」，他為之定下了「###、鼓吹民主自由」的宗旨，在以後每期刊物上都不厭其煩地重複刊登。對國民黨來說，「###」自然是喜聞樂見的，但「鼓吹民主自由」卻是不受歡迎的。 　　1951年6月，《自由中國》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論，文中對國民黨當局有所非議，觸及到了蔣介石的偏安小王朝的痛處。台灣當局竟下達逮捕《自由中國》編輯人員的公文。逆施雖因故未得逞，卻給刊物同仁以極大壓力，後來作為權宜之計，不得不發表為政府講好話的《再論經濟管制的必要》。 　　這次風波使胡適很生氣，他寫了一封信給《自由中國》主編雷震，說：「《自由中國》不能有言論自由，不能用負責態度批評實際政治，這是台灣政治的最大恥辱。……我正式辭去『發行人』的銜名，一來表示我一百分贊成《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評，二來是表示我對於這種『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自由中國》編輯委員會沒有接受胡適的辭職，「決議請求胡先生繼續領導」。 　　不過胡適沒有吸取教訓，不改其書生本色。1956年10月蔣介石七十壽辰時，蔣事前曾表示謝拒祝壽，希望大家「提示問題」，偽裝願意「虛懷納言」。胡適聽說這樣，作為「諍友」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鼓動雷震在《自由中國》出了一期祝壽專號，當真專門給蔣介石提示問題。雷震親自撰寫社論《壽總統蔣公》，提出選拔人才、實行內閣制、軍隊國家化等建議。 　　胡適作為發行人當然要親自操刀以示忠心，胡適文章的題目是《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敘說艾氏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時自知無專門知識而大膽信任各部門負責人，當總統以後遇自己一時無法決斷的事不輕易下斷語，而將自己簽名「可」與「否」兩個批件請副總統尼克松挑一個。胡適在文章里提倡：「我們憲法里的總統制本是一種沒有行政實權的總統制，蔣先生還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從現在起試試古代哲人說的『無智、無能、無為』的六字訣，努力做一個無智而能御眾智、無能無為而能御眾勢的元首呢？」 　　這期「祝壽專號」乃「不識相」地言人所不敢言，發表了一些討論、建議和批評的文字，在台灣連印七次而引起轟動，令蔣介石及其「軍方」、「黨方」和「團方」十分不滿。事實上，蔣介石老早就對《自由中國》懷恨在心，趁這個機會正好可以大做文章，他指使御用報刊展開對胡適、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中國》靈魂人物的圍剿，對胡適和《自由中國》進行了鋪天蓋地的大批判。 　　《自由中國》就這樣被加上種種罪名，如「思想走私」、「分化國人團結」、為共產黨「統戰工作鋪路」等等，胡適的祝壽文章叫蔣做「三無總統」，即是「不###、不革命、不負責，無領袖、無國家、無政府」，被說成企圖削減「領袖對於###抗俄的領導力量」，「名為自由主義，實際卻是###的幫凶」……山雨欲來風滿樓，一時間胡適和《自由中國》被台灣當局批成了「共產黨一樣的」洪水猛獸。蔣經國控制的國防部總政治部還發出「極機密特字第九九號」《特種指示》，指責《自由中國》是「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發出反對主義、反對政府、反對本黨的歪論調」，是禍害台灣的「毒素思想」。 　　胡適自己卻沒有一點防範意識，1958年5月27日回台灣後，在自由中國社舉行的歡迎宴會上，胡適盛讚《自由中國》主持人雷震的貢獻，說他是「真正爭取言論自由的英雄、好漢、鬥士」，主張「台灣應該替他造一個銅像」。他還興緻勃勃地發表《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公開表示組成一個在野黨。隨後《自由中國》便大肆鼓吹「###運動」，雷震要求胡適做黨魁出來領導，但胡適只答應做顧問。就在###在緊鑼密鼓的籌備之中時，胡適卻被捲入了蔣介石連任「總統」的政治風波里，引發蔣介石對其更深的成見。

萬山不許一溪奔（2） 終於，1959年1月大事爆發了。為搞垮《自由中國》，台灣當局唆使人署名「陳懷琪」，撰文揭露國民黨軍內黑幕。雷震等人竟中計，來函照登。台灣當局以此為口實，宣稱《自由中國》偽造文書、誹 　　謗「國家元首」等等。胡適聞訊焦急萬分，竭力斡旋，終於平息了風波。為此胡適曾置酒為受傳訊的雷震壓驚，還特意寫了《容忍與自由》刊於雜誌，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希冀當局對思想言論能多一點寬容。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月底，台北啟明書店董事、經理沈志明夫婦，因出版「非法」書籍被警備總司令部拘押。胡適感到這是「一件最可以損害國家聲譽的大案子」，遂全力營救，迫使當局放人。事後沈志明向胡適表達謝意，胡適意味深長地說：「我不是對你一個人的問題，我是為人權說話。」 　　蔣介石為了打擊雷震威懾胡適，1960年9月4日，趁胡適去華盛頓參加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年度會議時向《自由中國》下黑手了，他命令逮捕雷震等骨幹分子，《自由中國》自此停刊。「雷震案」發生後，正在美國辦事的胡適大吃一驚，趕忙拍電報稱「政府此舉甚不明智」。蔣介石擔心胡適在美國發表不利台灣的言論或不返台，此時得罪了美國也不是蔣介石的願望，就讓陳誠找任過《自由中國》總編輯的毛子水去封胡適的口。 　　胡適表示雷震「愛國###」，一旦加以叛亂罪名，將騰笑世界。回台灣後更為雷震據理力爭，讓其案交司法公開審判。然而，在蔣介石授意下，軍事法庭堅持以「知匪不報」、「涉嫌叛亂」等罪名判處雷震有期徒刑10年。胡適聞訊憂心如焚，對記者表示「大失望、大失望」。 　　蔣介石和他領導的台灣當局終於撕破臉皮，連「自由」的門面也不要了，胡適出於對自己安危的考慮，沒有去獄中探望雷震。報紙記者提示他:「您不去，雷震會失望的！」胡適萬般無奈地說：「我相信他會知道我在想念他！」 　　胡適在《自由中國》事件中的軟弱遭到了台灣自由主義者的質疑，他自己也對雷震抱著深深內疚。1961年適逢雷震65歲生日，鬱悶難當的胡適在病中特為好友抄錄楊萬里詩《桂源鋪》一首，算作是給朋友的「壽禮」：「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此後胡適對《自由中國》諱莫如深地避而不談。 　　這就是台灣著名的「《自由中國》事件」，胡適為此遭到大半年的「圍剿」，以後還多次為此受到國民黨的批判。1932年5月，胡適創辦政治性周刊《獨立評論》時，在《引言》中曾說：「我們叫這個刊物做《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 　　回溯胡適一生的軌跡，他應該說基本秉持了這種精神。而正是這種獨立精神，他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影響深刻，成為一代知識分子的楷模。而在傳統體制和意識形態下的中國，胡適四處碰壁遭受批判自然是無法避免的。晚年的胡適在台灣，這種火種般寶貴的精神在屢遭挫折中仍能依稀保存。 　　

政治文化圍剿的靶子（1） 晚年的胡適和台灣當局的關係比較緊張。因為《自由中國》一再惹出麻煩，所以迫於台灣當局的壓力，1958年4月胡適回台灣定居，一下飛機便表示：「我向來對於政治沒有興趣，如今老了，更加沒有興趣。」現實則是不感興趣也要感興趣。政治這個「兒子」，他愈老跟著他的步子愈緊。他積極支持的《自由中國》雜誌已成當局眼中釘，欲除之而後快，他怎能置身於事外呢？ 　　胡適回台後，市面上出現了一本《胡適與國運》的小冊子，濫用「學術研究」來對胡適進行人身攻擊，說胡適想當領袖——「理想的胡說的領袖=無智+無能+無為+外國大學生=胡適」。這本書的出現正好是胡適剛返回台灣時期，而且發行及後來被查禁都十分蹊蹺，顯然系當局炮製來警告胡適的。 　　1959年7月，胡適為了緩衝與蔣介石的矛盾，借口離開台北去夏威夷避暑，在風光迷人的夏威夷，胡適接受了夏威夷大學贈送給他的人文學榮譽博士學位，這是他一生獲得的最後一個榮譽學位。在夏威夷大學主辦的第三屆東西方哲學家會議上，他宣讀了《中國哲學裡的科學精神與方法》。胡適在美國過了幾個月的優哉生活，於11月回台灣，很快便捲入蔣介石連任總統的政治風波。 　　蔣介石1954年擔任第二任總統時，胡適是鼎力支持，還親手把「總統」的聘書交給了他。但1959年，根據憲法規定，總統不能連任三屆，而且年過古稀的蔣介石已廉頗老矣，尚能飯否？胡適根本不贊成蔣介石連任。 　　胡適這年度假回來後就態度鮮明地向「總統府秘書長」張群表示，要面諫蔣介石放棄連任。張群不敢輕易為他約定時間，只表示會將胡適意見代為轉達。陳誠來勸胡適要面對既成事實，胡適固執地說：「我還是抱萬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轉機。」所以他一再推辭掉了擔任「國大」主席的位子，勉強去了「國大」秘書處報到。 　　在「國大」會議期間，蔣介石在宴請「國大」主席團宴會上，胡適大講「無記名投票」的歷史優越性，說它可以避免投票人受威脅，保障投票的自由， 　　講著講著就激動地露出不願受人操縱選舉的意向。他的話當場便遭到國民黨人士的反駁，他們說民主政治是政黨政治，政黨政治要維持黨的紀律，無記名投票自然要不得；黃季陸甚至竟說美國憲法也是記名投票的。 　　受到這種無知而又蠻橫的圍攻，胡適很生氣地說：「我現在倒希望他們用記名投票。記名投票，我一定去投一票。」蔣介石臉色大變。這時胡適的學生羅家倫一再暗示他不要講了! 　　蔣介石為了掃清「憲法」對他的連任障礙，「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第六次大會」修改了《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其中新出台一條「行憲首任『總統』，不受憲法第47條連任一次之限制，連選得連任」。於是，蔣介石連任第三屆「總統」，且可任「終身總統」，是完全「合法」的。報上公布了為蔣介石連任三任「總統」辦妥了法律手續的消息後，胡適再次公開向輿論高調錶明，他反對蔣介石違背憲法連任「總統」。《公論報》在2月21日登出了《胡適堅決反對總統三度連任》的消息。但手無縛雞之力的一介書生，在強權的政治流氓面前，猶如蚍蜉撼大樹般不自量力。 　　在胡適對政治深深的絕望之時，身體也接近崩潰的邊緣。1961年2月，胡適因心臟病發作，住了兩個月的院。在逐漸脫離危險後，到4月才勉強出院。因南港附近沒有醫院，他只好暫借福州街26號台大招待所的房屋，療養了兩個月。衰老不堪的胡適真是多災多病，7月間又患急性腸炎，大鬧水瀉。 　　這年10月間，夫人江冬秀終於依依不捨地告別美國麻將牌友，回到孤苦伶仃三年半的老胡適身邊。少年夫妻老來伴，當年胡適對這個母親自作主張為其定下終身的鄉下小腳老太婆一百個不滿意，處於愛惜名聲才沒離婚，老來卻感情彌篤，對她有了依賴。一個是名聞天下的新學術領袖，一個卻是大字不識幾個的小腳太太，根本沒有什麼共同語言，更沒什麼浪漫的故事，兩人卻攜手走完了一輩子。故而「胡適大名垂宇宙，小腳太太亦隨之」，成了民國年間的著名佳話。書包 網 bookbao.com 想看書來書包網

政治文化圍剿的靶子（2） 1917年，胡適於北大寒假期間回鄉與江冬秀完婚。一個為譽滿海內外的胡博士，一個為大字不識幾個的小腳太太，但兩人攜手一生，風雨同舟。 　　江冬秀的歸來為多病的老胡適稍添些安慰，也為台灣稍帶來一個關於胡適的笑話，即謂男人也有「三從四得」，即「太太出門要跟從，太太命令要服從，太太說錯要盲從」，「太太化妝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記得，太太打罵要忍得，太太花錢要捨得」。不過關於胡適的「懼內」是由來已久，當年友人徐志摩就曾寫詩，說胡適於江氏之外，不敢造次，是因「為恐東廂潑醋瓶」。 　　江冬秀的性格和胡適溫文爾雅相反，時人曾盛傳江冬秀潑辣如母老虎，為一點小事會吵鬧不休。在他們白頭偕老的背後，胡適的情感世界其實並非一池靜水。關於胡適婚外情的挖掘近年頗有新知，如胡適跟表妹曹誠英情到深處，以致一度擬與江冬秀離異；胡適與美國女友韋蓮司之間長期的柏拉圖式的戀愛；胡適跟徐志摩的交際花太太陸小曼也有曖昧……這些略有耳聞的緋聞經常惹得江氏醋意大發，採用「非常手段」來整治「負心漢」。胡適怕老婆是出了名的，在家中的地位也「頗低」。胡適有一張婚後的全家福照片很說明問題，江冬秀端坐於太師椅上，頗有「一家之主」的風範，而胡適和兒子則規規矩矩地垂手站在兩邊，胡適的目光中還透出幾分惶恐，讓人忍俊不禁。這張照片，可算是這個家庭權力配置最生動的寫照了。 　　晚年的胡適對這一切淡然處之，也不在意別人譏笑他「懼內」了，胡適甚至開始收集各國關於「怕老婆」的文學故事、笑話和漫畫，然後得出了一個搞笑的「發現」：在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裡，只有德國、日本、前蘇聯三個國家沒有「怕老婆」的故事，所以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國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國家；凡是沒有這種故事的國家，都是獨裁或集權的國家。胡博士這樣用「科學實證」來為自己「懼內」辯解，真讓人哭笑不得。 　　暫時的平靜生活很快被打破，這年11月胡適又因為台北一次演講，引發一陣狂風暴雨般的文化圍剿。這次演講是為美國國際開發總署舉辦的「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而作，胡適是在洋人的糾纏下作了一個不過25分鐘的英文講演，題目為《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內容其實依舊是他的老調重彈：頌揚西方的現代文明，攻擊中國的古老文明，以致刻薄指責我們民族的固有文化。 　　胡適在演講中提到，「我們東方這些老文明中沒有多少精神成分」，認為「現在正是我們東方人應當開始承認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價值或完全沒有精神價值的時候了」。胡適否認東方文明的精神價值，一石激起千層浪，頓時引發了一場思想社會的震蕩，旋即遭到有「預謀」、有組織的猛烈圍攻。 　　在論爭中，徐復觀一馬當先，指責胡適論調是「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斥罵胡適「是一個作自瀆行為的最下賤的中國人」。胡秋原也在《文星》上發表長文《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前進》，文章重點批評西化派和胡適。此言既出，立即在港台的一些報刊上引起了關於中西文化的一場論戰，如《自由報》、《自立晚報》、《民主評論》、《政治評論》及《文星》雜誌等，很多文章都對胡適進行火藥味十足的攻擊。 　　這時力挺胡適的學者也出來應戰，李敖就是其中比較活躍的，他長文《播種者胡適》在《文星》刊出，雜誌還以胡適照片作為封面。李敖批評那些亂罵胡適的人和亂捧的人一樣，「通通抓不到癢處」。李敖極力推崇胡適，認為他是中國新文化和現代化的「播種者」，稱頌胡適對於我國走向現代化的貢獻。 　　針對李敖的言論，葉青(任卓宣)和鄭學稼紛紛參戰，分別寫了《誰是新文化的播種者》和《小心求證「播種者胡適」的大膽假設》。他們否定或貶低胡適，說他「未曾對思想運動吹過什麼風」，不是什麼「播種者」，而他侮蔑中國文化則「是文化買辦在洋大人面前討好的表現」。 　　一時「反胡派」氣焰囂張，而胡適本人在各方夾攻中已心力交瘁，垂垂老矣的他因此心臟病驟發，於11月26日最後一次又住進了台大醫院。但並沒有因為胡適的倒下，中西文化的論戰就停止了。胡適進了醫院之後，論戰反而愈演愈烈，不可開交，雙方都互不相讓。 　　12月17日，胡適在病床上度過了他71歲的生日，於次年1月10日出院。胡適風燭殘年卻經受著殘冬的暴風雨的襲擊，經常難抑心頭的憤懣與煩憂。雖然胡適素來號稱修養好，但畢竟也具七情六慾，經常翻看雜誌，滿目都是關於他的論戰，讓他無法視而不見。 　　有次楊樹人去拜訪他，胡適從書架上取下一本雜誌，翻開來給楊看，並且拿起圓珠筆指著那篇文章說：「你看，這說的什麼，這樣的輕佻浮薄！再看這兒，簡直瞎鬧。這還算是捧我的一篇！」胡適對捧他的文章並不領情，他之前談到李敖讚揚他的文字說：「在我的年紀看起來，總感覺不夠……他喜歡借題發揮。他對科學不夠了解，何必談它。」胡適和楊樹人一面說，一面用筆把他批評的地方畫出來。他再翻開另一長篇，更不斷地說，不住地畫，心情激憤難平。最後他指著這文章罵道：「真是下流!」 　　1月15日，胡適看到《中央日報》上幾種雜誌目錄幾篇都是圍剿自己的文章，他不理解地說：「這裡糊塗人還是那麼多，我30年前的老話，還是值得重說一遍的。」這樣心境下的胡適晚年真是不易，可謂「知音少，弦斷有誰聽」啊！ 　　

在歡會中隕落 李敖在《播種者胡適》一文中曾這樣描述胡適：「別看他笑得那麼好，我總覺得胡適之是一個寂寞的人。」這句話一語中的地點破了胡適晚年的心境，而各方的攻訐與喧鬧，令胡適備感孤寂。胡適性格溫文爾雅，大家都把「我的朋友胡適之」掛在嘴邊，他在晚年還跟一個賣芝麻餅的小販袁瓞交上朋友，並一直同小販保持著融洽的友誼。小販開始來信向胡適詢問英美政治制度的區別，訴說對國家前途的關心和思考。胡適在1959年10月25日為小販回信作鼓勵，充分體現了大師應有的平易近人的風範。 　　深受民主自由理念熏沐的胡適，想起幾十年前康有為的論調——「中國民智未開，不宜民主」，他在回信中指出民主是「幼稚園大學」，「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袁瓞的來信無疑讓胡適感到，中國的民主憲政之路並不悲觀。胡適回信說很高興「我們這個國家裡，有一個賣餅的，每天背著鉛皮桶在街上叫賣芝麻餅，風雨無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還肯忙裡偷閒，關心國家的大計」。 　　然而間隔兩個月不到，在12月14日胡適回第二封信時就替袁瓞擔憂起來。胡適雖希望民間多一些袁瓞式的思考者，但明白作為有一定聲譽的《自由中國》與雷震命運尚且如此，一個賣芝麻餅的小販談政治，弄不好會讓當局像掐死一隻螞蟻那樣簡單？！擔心他們終會野草般悄無聲息地被連根拔除。從樂觀滑向勸小販莫做「大煞風景的事」，告誡袁瓞「不要在信上多談政事」，無疑為胡適個人的溫和與努力增添了幾分悲劇色彩。 　　晚年胡適的寂寞在台灣路人皆知，1961年2月1日的《聯合報》刊發了于衡《胡博士的寂寞》特寫。徐復觀曾形象地說：「胡先生在五四運動時代，有兵有將， 　　即是有青年，有朋友。民國十四五年以後，卻有將無兵，即是有朋友而無青年。今日在台灣，則既無兵，又無將，即是既無青年，又無真正的朋友。自由民主，是要面對現實的；因此，這便削弱了他對現實發言的力量，更增加他內心的苦悶乃至痛苦。」 　　這時唯一比較能平和胡適心態的也許莫過於吳健雄女士。吳健雄是胡適在中國公學時的學生，胡適治學有門戶之見，所以對吳健雄的評價也就特別高。1962年2月21日，胡適對客人談起吳健雄的成就，說1958年李政道、楊振寧得諾貝爾獎金時，國內許多人為了吳健雄在這份榮譽中沒有份，感覺十分不公平。而感覺十分不公平的國人里，胡適肯定有份。 　　1962年2月22日，吳健雄從美國飛抵台灣拜訪胡適，順便友情參加24日的院士會議。這次院士會議，胡適抱的依然是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精神，大談十幾年來在這個孤島上，雖算是離群索居，在知識和物質的困難情形之下，總算做出點東西。然後他繼續驕傲地說： 　　我常向人說，我是一個對物理學一竅不通的人，但我卻有兩個學生是物理學家：一個是北京大學物理系主任饒毓泰，一個是曾與李政道、楊振寧合作證驗「對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吳健雄女士。而吳大猷卻是饒毓泰的學生，楊振寧、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學生。排行起來，饒毓泰、吳健雄是第二代，吳大猷是第三代，楊振寧、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時，吳健雄還對吳大猷說：「我高一輩，你該叫我『師叔』呢！」這一件事，我認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胡適話剛一結束，「平時喜作青白眼」的副院長李濟不以為然，與胡適樂觀態度唱反調。這個考古派領袖表示經過50年提倡，科學思想還是在中國生根不成。今天一切科學設備還是向外國買來的，學生最後必須出洋去，甚至比不上日本。這時吳大猷站起來說了一些折中的話打圓場。胡適顯然在李濟悲觀主義話語中受到了刺激，於是又拿回話語權，直接從科學說到民主自由： 　　我贊成吳大猷先生的話，李濟先生太悲觀了。我們「中央研究院」從來沒說過什麼太空、迎頭趕上的話。不幸的是幾十年的政治變動，8年抗戰，10年戡亂，使我們的好多夢想未能實現。 　　科學的發展，要從頭做起，從最基本的做起，決不敢憑空地想迎頭趕上。我去年說了25分鐘的話，引起了「圍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體，小事體。我挨了40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因為這是代表了自由中國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 　　從科學講到台灣的自由民主，特別是提到了他受到圍剿挨罵的事，使胡適情緒多了一層陰霾。胡適確實是越來越激動而不能自已。實際上，科學也好，民主也罷，都是胡適的心病。在胡適那一代五四文化英雄看來，民主科學都是國運昌盛的良藥。當年他與朋友陳獨秀以「德先生」和「賽先生」為旗幟，只手打倒孔家店是何其風光？ 　　而此時此刻，楊柳已成傷心之樹，故國早已不堪回首，科學也好，民主也罷，在這個孤島上被雨打風吹去，這是不能不讓胡適為之感傷的。問君能有幾多愁，真乃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所以，李濟的那番話，一下觸到了胡適心底的痛處。科學乎，民主乎，都在胡適最後那一大聲疾呼中演繹成臨終絕唱。 　　於是，很快出現了這樣一幕：胡適含著笑容和一些人握手，移步走到會場中部正要轉身說話，忽然面色蒼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後倒下，後腦先碰到桌沿，再摔倒在地上。醫生接連為他注入三針強心劑均無濟於事。這位新文化運動的旗手，為中國科學民主吶喊、操勞一生的自由主義領袖，四十多年來名震宇內的胡適，因心臟病猝發而與世長辭，終年72歲。 　　胡適死於心臟病突發，如果沒有李濟發言時那臨門一腳，內外交困的胡適也許不會那麼激動。當然李濟並不了解這麼多，早知如此，他是斷不會和胡適唱對台戲的。正因為胡適背後的心事太多，實在很難向外人道也，而他那一副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面孔顛倒眾生了。

微笑的異端 胡適在台灣逝世無疑成了轟動一時的重磅新聞，一時間各種悼念胡適的詩文布滿台灣報刊。台灣政府組織了治喪委員會，由陳誠為主任委員；張群、王雲五、朱家驊、蔣夢麟、王世傑、黃季陸為副主任委員；于右任、蔣經國等為委員。台灣當局也趁機做一番###宣傳，將胡適思想荒謬地「蓋棺定論」為堅決反對共產主義哲學。這時「倒胡派」的言論亦銷聲匿跡，胡適獲得了極大的哀榮。 　　胡適幾年前就用英文留下遺囑，並請毛子水、楊聯陞做遺囑執行人：死後火葬，骨灰由治喪的友人們執行處理；願意把留在北平的102箱書全部捐獻給北大；家中一切文稿論文和存書，全部捐贈台灣大學；個人如有遺產給兒子祖望和思杜兄弟，如他們先自己而去，則給孫子們平分……但清點胡適在台灣財物時，除了他的書籍、手稿、文件之外，所有存款僅是135美元，令人唏噓不已。 　　胡適靈堂設在台北市極樂殯儀館，遺體安放在冷杉木特製的靈柩里，身著藍色長袍，黑色馬褂，腳穿布鞋，遺體上覆蓋著北京大學校旗。蔣介石3月1日親往祭弔，並親書輓聯一副懸掛靈堂中央： 　　適之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 　　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蔣介石這副輓聯恰好確切地概括了胡適一生複雜的思想和經歷，終其一生乃不舊不新又又舊又新，不古不今又又古又今，不中不外又又中又外，新舊的矛盾在胡適身上時刻體現並衝突著，又以本質上的存舊去新和形式上的除舊布新為歸宿。他是一個「矛盾的人物」，既不贊成共產主義，也反對三民主義，他崇尚的是美國的民主。胡適一輩子沒寫過批判共產主義的文章，但反對國民黨的文章他倒寫過不少。 　　晚年的胡適正如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中所說：「胡適之晚年洗盡鉛華，恢復他原來儒生的真面目。」唐德剛和老師在異域朝夕相處之間，同是天涯淪落人，對這一點是深有體驗的。長期以來胡適是被作為自由主義大師來看，卻忽視了他「三分洋貨，七分傳統」的真實身份。 　　李敖在《播種者胡適》一文中批評胡適在「全盤西化」上還太保守，去搞什麼整理國故那樣「開倒車的學術」，脫不開「乾嘉餘孽」的把戲，把文史學風帶到了迂腐不堪的境地。也許，這正是傳統中國文化的魅力在胡適身上的閃光點。胡適一生待人處事無不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深得儒家的寬恕之道。 　　胡適晚年在台灣的學術工作也主要在整理國學方面，雖沒有完成他自己所謂「完成個人多年來計劃之著作」，也沒有取得什麼令人矚目的成績。但這一時期還是留下大約300萬字的文稿，內容主要在佛教和禪宗史研究，對《紅樓夢》站在更高的視角來判斷其價值，突破了狹義的「紅學」研究，打破了對《紅樓夢》文學價值的某種迷信。其學術絕筆1962年2月20日致作明的信，也是談《紅樓夢》問題。 　　台灣的老百姓並不因為時過境遷而忘記對這位啟蒙大師的敬意。前往靈堂瞻仰遺容的市民絡繹不絕，殯儀館前幾天內人流不息。胡適治喪委員會光收到各界人士送的輓聯挽幛就有八百餘件，其中如：「###既罵之，國人又罵之，容身無片土，天乎痛哉! 」胡適一生遭遇的謾罵可謂多矣，正所謂名滿天下，謗亦隨之。這輓聯把胡適一生四處碰壁的悲劇性命運惟妙惟肖地描摹出來。 　　3月1日，陳誠率治喪委員會全體委員舉行公祭，參加人士近3萬多人，上至國民黨黨政大員，下至家庭婦女，都前往致祭瞻仰胡適博士遺容。10月15日，胡適遺體入殮，安葬於台北南港舊庄墓園。啟靈出殯時，從台北市到南港的馬路兩旁自動來送殯者多不勝計。靈車開至松山以後，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戶戶路祭，直到南港，一路鞭炮聲不斷。 　　胡適從年輕時就深負大名，爾後四十多年他始終維護清望而不墜，死在「中央研究院」院長的位子上也算死得其所。他身後享受的哀榮比在這個時期先後死去的任何一個「黨國要人」都要大，因為他贏得了台灣人民近乎盲目的崇拜。所以胡適的葬禮空前的隆重，百姓都自發地參加送葬。 　　台灣當局把胡適生前住所闢為「胡適紀念館」，並相應成立管理委員會和「胡適遺著編輯委員會」。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何處不青山。胡適雖然沒能葉落歸根，回到自己美麗的徽州故里，但長眠在他的第二故鄉的泥土裡也算無憾。 　　在胡適墓門上刻著蔣介石書寫的「德學俱隆」四字。右首高坡上，有北京大學校友會建造的紀念亭；左首有中國公學校友會建造的半身銅像。胡適的墓志銘這樣無限詩意地寫道： 　　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至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裡安息了！ 　　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深陷政治的漩渦（1） 1949年1月，焦躁不安的傅斯年心裡亂成一團，他在寓所書房裡繞室不停地踱著方步，嘴裡念念有詞地反覆吟詠道：「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房間里散落一地的宣紙條幅上，龍飛鳳舞地書寫著陶淵明這首《擬古》，枯乾的墨跡處處觸目驚心，散亂的蒼遒大字猶如理不清的愁緒在糾纏。 　　記得去年年末最後那一夜，傅斯年是與老師胡適一起度過的。兩位知識界的領袖悲壯地把酒臨江，含淚把這首《擬古》逐字逐句地背過，竟生出英雄末路的沉痛來。山河改色，天翻地覆，他們面對國民黨頹局一籌莫展，卻在陶淵明千年前委婉其辭的比興中找到了共鳴，這隱晦而憂傷的字句幾天里一直在傅斯年的腦海盤旋。現實的一切讓傅斯年不悲痛是不可能的，他傾注心血多年耕耘，終究收穫的卻是虛無，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這不能說不是一種悲哀。 　　不知不覺，傅斯年把自己關在房間已經三天三夜了，這些日子來他沒有邁出門檻一步。人雖身處斗室之間，外面隆隆炮火聲卻讓他無法平靜。他所投注大量心血的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此時已是一片狼藉。這史語所是傅斯年一手創辦的，記得1927年中央研究院設立時，傅斯年說服當時的院長蔡元培設立了史語所，經他的率領，不過半年籌備就立刻成軍。當時史語所共有歷史、語言及考古三組，傅斯年分別聘請陳寅恪、趙元任及李濟為主任。傅斯年主持史語所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籌備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他史無前例地開創了「史料學派」，提出了「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原則。 　　在傅斯年的領導下，史語所的安陽殷商遺址的考古獲得了舉世的推崇，接著他率領同仁們收集整理散落民間的清「內閣大庫檔案」，進行各省的方言調查等等，贏得極高的社會和學術影響。時過境遷，位於雞鳴寺路1號的史語所整個已是一派樹倒猢猻散的凄涼，全部圖書、儀器、標本、明清內閣大庫檔案以及其他研究資料，均安全運達台灣基隆，被妥善安置在楊梅鎮通用公司倉庫暫存，所里大部分人員都隨同往台。剩下的只有幾個未被遣散的工友，凄惶如喪家之犬。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史語所附近的雞鳴寺鐘聲在倉皇風雨下又響起，讓百感交集的傅斯年頓生凄涼，不禁回首起這幾十年來的往事。出生沒落世家的他幼年喪父，憑藉著刻苦勤奮進入了北京大學，在這裡沐浴到了新文化的風雨。因主編《新潮》宣傳民主與科學新思想，在學生時代就享有盛譽。記得當年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5月4日那個上午，北平的大學生###抗議，他被一致推選為主席。當日下午，他扛著大旗率領遊行隊伍直撲趙家樓，一舉成為名震南北的學生領袖。少年得志是何等快意！他在國危世亂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嶄露頭角，可謂為中華文化的傳承發展效了綿薄之力。抗戰這幾年他奔走操勞，殫精竭慮為民族效力，可是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又起，雖曾為國共和談斡旋奔走，卻最終沒有能阻止這場內戰。目前國民黨政權失敗已成定局，何去何從，卻難以決斷。 　　傅斯年瞻念未卜之前途，留戀鄉土之情頓生，思前想後，十分傷感。他習慣性地摸了摸口袋，裡面的安眠藥還在，這些日子夜不能寐的他全靠這東西來麻痹自己。傅斯年準備這些安眠藥還有其他用途，那就是在緊急關頭可以隨時吞葯自殺。這可不是他一時衝動的念頭，他此時的想法就像每個王朝的遺老一樣，隨時準備以身相殉於沒落的政權。傅斯年的夫人俞大彩這幾天一點也不敢疏忽怠慢，一直緊張地守在門外，她擔心丈夫在極度鬱悶下舊病複發有個三長兩短，又生怕他隨時有輕生的危險。 　　提到服用安眠藥自殺，去年11月傅斯年的老朋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蔣介石的「文膽」陳佈雷，就是這樣自殺身亡的。陳布雷耿介清正，雖貴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卻不曾染上政客作風，與傅斯年頗多相似之處，所以兩人引為同志。陳布雷一輩子「從政而不懂政治」，留下的遺書稱「今春以來，目睹耳聞，飽受刺激」，致使「衰老疲憊，思想柘澀鈍滯」，坦言自盡之舉實出於心理狂憂下之萬不得已。摯友的自殺對傅斯年來說打擊甚大，他也準備了安眠藥想追隨陳布雷而去，因為近日來悲傷與絕望交織的心境下，亦產生了同故人一樣的對人生和未來的虛幻。傅斯年對來看自己的朋友陶希聖說：「現在沒話說，準備一死。」

深陷政治的漩渦（2） 士為知己者死，傅斯年準備赴死既是為了故國，又是為了他所寄託的理想。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深刻影響的傅斯年，一直以來就像《水滸》里的英雄好漢一樣，只反貪官不反皇上。他這些年一再對其弟傅斯岩說：「祖父生前所教我們兄弟的，凈是忠孝節義，從未灌輸絲毫不潔不正的思想。」生性耿直倔強的他雖不參政卻議政，「他心裡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他說一就是一，說二就是二，其中毫無夾帶別的意思，但有時因此會得罪人」（蔣夢麟《憶孟真》）。正是憑著這股倔勁，這份真誠，傅斯年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政壇上成為一位特立獨行的人物。 　　其中最為人稱道的是，他曾上演一幕「觸龍麟」的好戲。1944年，傅斯年在參政會上向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發難，揭發其在發行美金公債中貪污舞弊：「抗戰以來，大官每即是大商，專門發國難財。我們本是勢力國而非法治國，利益之到手全不管一切法律，既經到手則又借法律名詞如『信用』、『契約』等以保護之，這裡面實在沒有公平。」接著傅斯年大聲疾呼，「懲罰貪污要從大官做起！」罵完孔祥熙他又罵蔣介石，說蔣在訓斥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時還在說孔祥熙根本不貪污，真是叫人喪氣啊! 　　會議結束後，蔣介石為了拉攏他親自請吃飯，為連襟孔祥熙說情，蔣介石在筵席上問：「你信任我嗎？」傅斯年斬釘截鐵地答曰：「我絕對信任。」蔣介石於是正色道：「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憤憤不平地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他直言不諱地在蔣介石面前放言規勸說：「我擁護政府，不是擁護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這些敗類搏鬥，才能真正幫助政府。」使上倔勁的傅斯年先後和孔祥熙、宋子文兩任行政院長死磕到底。1947年傅斯年發表檄文《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迫使他們黯然下台。 　　傅斯年因如此耿直敢言，所以人送外號「傅大炮」，這個「大炮」發起威來是非常有霸氣的。抗戰勝利之際，他奔赴北平恢復北大日常事務，很多人推薦他擔任北大校長，他堅辭不任卻誠心誠意地保舉了仍遠在海外的胡適。讓人匪夷所思的是，他又堅決要求去北大當一段時間的代理校長。原來他不是有什麼官癮，而是認為像胡適這種好好先生，不忍心得罪人，所以他這挺「大炮」要強出頭，把那些淪陷時期出任偽職的人員一個個開除出局。比如周作人就是其中一個。有好多人來找傅斯年說情，「傅大炮」一概不給面子，他誓與「漢賊不兩立」，堅決要把與偽政權合作過的教授統統掃地出門。 　　1947年，蔣介石改組政府，考慮拉胡適入閣擔任國府委員兼考試院長。蔣介石曾寫信給傅斯年，希望他幫忙請胡適入閣從政，而傅斯年卻在寫給老師胡適的信中陣前倒戈：「蔣表面上要改革政治，實則缺乏起碼的改革誠意。借重先生您，全為大糞堆上插朵花！只要先生您堅持不可，非任何人能夠勉強。您三十年之盛名，不可毀於一旦，令親者痛，北大瓦解。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我們是要奮鬥的，唯其如此，應永遠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傅斯年這番話多少是發揮了作用，胡適最終留在了北大。 　　可惜這個一向以自由主義之士鳴世的「傅大炮」，在深厚的傳統文化和「正統觀」陰影的影響下，政治立場上卻呈現出鮮明的傾向性。他身上有著濃重的從一而終和忠孝仁義的思想，在他看來國民黨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他對共產黨一直懷有敵意。他既不可能因為鄙夷國民政府的腐朽無能而拂袖而去，也不可能在目睹共產黨的蓬勃興盛而棄暗投明，更不可能逍遙地在國共之外的有限空間里遊走獨存，擎起不偏不倚、不溫不火的「第三條路線」的大旗。他必須做出選擇，並且只有一種可能性——擁護國民黨政府。他得出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結論：「中國的政治，若離開了國民黨，便等於沒有了政府。國民黨不是沒有問題，但還算差強人意，有政府總比沒有政府要好。」bookbao.com 書包網最好的txt下載網

深陷政治的漩渦（3） 傅斯年一生雖痛恨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卻依然把國家的前途寄託於國民黨，他同國民黨始終保持著一種「疏而不離、親而不近」的關係，宛如一對有「孽債」的父子，雖然血脈相連，卻一直矛盾不斷。作為「老子」的傅斯年， 　　對於一塌糊塗的國民黨政權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但是常言道「恨之愈切，愛之愈深」，傅斯年放不下對國民黨這個「孬種」的牽掛與責任心，不斷地指指點點，打打罵罵，深陷在政治漩渦當中。正如他所言：「我本以不滿於政治社會，又看不出好路線之故，而思遁入學問。偏又不能忘此生民，於是在此門裡外跑去跑來，至於咆哮，出也出不遠，進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無成也。」這雖是他的自謙之言，但是也透露出其身心的無奈與窘困。 　　蔣介石看人、用人是非常有一套的，他對傅斯年的忠心自然看得清清楚楚，心底認為傅「確系黨國一個難得的人才」，對他非常重視和器重，並一再予以重用。蔣介石本人對傅斯年經常性的批評和勸告，表現出難得的虛心納諫的雅量，時常能接受多少是多少，一般從不去計較他的犯上。蔣介石愛才惜才，知道傅斯年的身體不太好，還特意在1947年安排他去美國治病。 　　在傅斯年去美國期間，國民黨立法委員會選舉，蔣介石依然提名傅斯年為立法委員。傅斯年知道後一再寫信堅辭不就，說自己乃一介書生，世務非其所能，並說：「如在政府，於政府一無裨益，若在社會，或可以為一介之用。」傅斯年明白他與國民黨「父子」關係的合理之處，若是再親密一步，他精神獨立的地位將一去不復返。作為在野之人或徘徊在政府外圍，既可以自由「放炮」發飆，又能同政府處在「老子」教訓「兒子」的寬鬆狀態之下，並不用考慮各種繁文縟節而少受拘束，避免了令人生厭的勾心鬥角。自己一旦跨入政府大門，就如同媳婦過了門，一切身不由己了。 　　蔣介石個人對傅斯年確有知遇之恩，但傅斯年並沒有因為這層關係，就放棄了自己的獨立性。他雖與國民黨有很多淵源，但終其一生還是不肯加入國民黨，這次不肯加入政府也是他一貫的堅持。蔣介石執意讓傅斯年這個民主人士點綴自己黨國政府的門面， 　　最後不得不動用各種關係輪番來做傅斯年的思想工作， 　　傅斯年百般無奈之下只好退了一步。 　　1948年初，傅斯年遠在美國就醫，接到幾次關於院士選舉的文件，等他8月從美國治病回來後，國內國共形勢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國民黨政權早已江河日下搖搖欲墜。就在這風聲鶴唳、風雨飄搖的政局下，傅斯年依然積極組織並參加了中央研究院遴選中國的第一批院士的會議。這次會議一共選出81名院士，囊括了各學科的頂尖專家。院士分人文、數理和生物三組遴選產生。各組院士都是業界赫赫有名的頂級高手，生物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數理組與世界頂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組幾乎達到世界一流水平。 　　人文組的遴選由胡適和傅斯年各擬一個名單，胡適提名17人，傅斯年提名21人，相同的人選有15人，所謂英雄所見略同。兩人都提了郭沫若，雖然郭沫若的品行操守不敢讓他們苟同，政治立場也不一樣，但郭的確是有點真才實學，可見傅斯年與胡適是任人唯賢。但對治學門徑不同的錢穆，他們卻沒有那麼大度，所以這讓後人詬病傅斯年有「學霸」作風。 　　比較耐人尋味的是，在傅斯年的提名中自己大名赫然在列，胡適則大公無私地不提自己，兩人性格由此可見一斑：有「大炮」之稱的傅斯年性格磊落，不怕蜚短流長；胡適則秉性柔韌溫和，廣結善緣而少有敵人，包括與他筆戰的私下也成為了朋友。胡適不提自己，符合他的為人；而傅斯年不提自己名，就顯得有點矯情了。 　　強將手下無弱兵。這次院士評選中，傅斯年麾下的史語所獨佔鰲頭。史語所陳寅恪、趙元任、李濟、梁思永、李方桂、董作賓、吳定良等8人悉數名列人文組院士中。傅斯年大有天下英雄盡入我轂中之勢！這麼多年管理史語所，傅斯年真是功莫大焉! 　　

「搶救大陸學人」（1） 一切都預示著國民黨政權末日的來臨，傅斯年不是什麼政治人物，他此時此刻所考慮的是學術機構的去留和學術研究的前景。他一向認為共產黨是「土匪流寇」，他們也許會毀滅了文化研究，斷送了學術前途。在這個成見的左右下，傅斯年找到蔣介石，建議將一批珍貴文物資料運出北平，同時設法勸一些學者離開北平赴台灣。 　　蔣介石盤算著日後的退路，看著自己身邊人才凋零，退守也總是需要一些知識分子來支撐門面，更何況將這些大科學家、大學者留給共產黨，無疑是助長赤焰。他考慮除了把國庫的黃金儲備以及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所、北平圖書館的圖書文物運往台灣外，同時也不要放棄對高級知識分子的「搶救」工作。 　　蔣介石批准傅斯年的建議，倚重傅斯年與朱家驊負責「搶救大陸學人」。在具體執行上，由傅斯年同陳雪屏、蔣經國三人組成小組，協助者為###長、國防部長、華北剿總。他們磋商謀劃細節辦法，來「搶救」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這樣就出現了蔣介石在敗離大陸前的「搶救大陸學人」那一幕，這與蔣介石在經濟上搶運國庫儲存的黃金美鈔比肩並行，為蔣介石日後在台灣經濟文化的復甦打下了基礎。 　　傅斯年認為有四種人必須「搶救」送赴台灣：各院、校、會負責首長；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須離開大陸者；在學術上有貢獻者。傅斯年在大陸的最後這些天，一直東奔西跑，他聯繫交通部、###、行政院……安排「搶救學人」需要的飛機。席不暇暖，茶飯不思。自己的朋友、同事還在北平，古道熱腸的他不可能扔下他們不管。 　　很快他與陳雪屏和蔣經國商議擬定了需要「搶救」的名單。在這次南京政府派飛機去北平接取的著名學人中，北平各個大學均列了一個詳細的名單，而名單均是傅斯年所擬，幾乎是清一色的有成就的知識分子。在第一份名單里，院校負責人包括湯用彤、饒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搶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學術上有所貢獻的如楊振聲、羅常培等。傅斯年的老師和摯友胡適自然是搶救的首選和重點。 　　無論是於公還是於私，胡適都是傅斯年要「搶救」的第一號人物，當年胡博士從海外學成歸來，年紀輕輕就被禮聘為北大教授，他的課堂里一時間聽眾如雲。作為國學大師黃侃與劉師培高足的 　　傅斯年在同學慫恿下負責去探下虛實，他們之間一聽一問，一問一答，胡適站在講台上就心裡發毛了。後來胡適坦言像傅斯年這樣的學生，當時國學根底跟自己是難分仲伯，所以從那以後，胡適上課常常是提心弔膽，無形的壓力之下，他不得不激勵自己要加倍用功。而傅斯年聽了年輕有為的胡博士的課後，被其「截斷眾流」從周宣王講史的方法所震動，向同學們力保胡博士並非徒有虛名，並毅然從太炎學派和儀征學統中改投胡適門下。從此他們便建立起了亦師亦友的特殊關係，而且在最後政治抉擇上都站在了蔣介石一邊，成了拴在一條繩子上的「螞蚱」。 　　1948年1月14日，傅斯年派飛機去北平接取大學教授，當時的秘書長鄭天挺覺得不大好辦，決定公開此次計劃，讓離開北平的人去登記。15日傍晚6點半，胡適乘坐的飛機抵達南京明故宮機場，傅斯年與王世傑、朱家驊、蔣經國等一起到機場迎候，並把學人們安頓在位於赤峰路的一座招待所。 　　當晚傅斯年勸說情緒低沉的胡適，並與胡適、朱家驊等一起商量再次「搶救」空運北平同仁的名單。就在胡適與陳寅恪等人飛離北平後的第6天，1948年12月21日，傅斯年安排的飛機接回了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率領的第二批被「搶救」的學人，同機到達南京的還有李書華、袁同禮、英千里等人。 　　當此大軍壓城城欲摧之時，諮詢消息不再暢通，「搶救」也變了調子。傅斯年原來信心滿滿地以為還會有許多名教授「忠於黨國」，大義凜然地飛回南京，結果竟讓他大失所望，飛機上下來了許多不相干的人。因為飛機上有不少空位，連袁同禮的老媽子也下了飛機。原來「搶救」名單上有的人轉向進步而不願同國民黨同流合污，有些講師助教們卻因有家屬在南方要南行，搶得這次難得的機會。甚至有天派了五架飛機到機場，卻應者寥寥，北平大多數學者都選擇留了下來。傅斯年懊惱不已，不得不停止了飛機「搶救」。bookbao.com 書包網最好的txt下載網

「搶救大陸學人」（2） <b>傅斯年為何對共產黨一直存有偏見，導致雙方向來格格不入呢？</b> 　　「搶救」來的這些學者除了胡適去了美國，陳寅恪南下廣州，其餘的在傅斯年的安排下大多順利轉移到台灣。傅斯年內心企圖把台灣作為###基地，作為中華「正統」文化傳承和發展的血脈。傅斯年日後在就任台灣大學校長時，所寫《台灣大學與學術研究》道：「現在台灣不僅不是殖民地，而且是『斟灌一旅一成』的根據地，將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正靠這一個寶島，赤縣已沉，瀛洲遂為正朔所在。」這裡傅斯年荒謬而頑固地認為國民黨為「正朔」，台灣乃中華文化的根據地。 　　正是這種政治正統觀的誤導，使得傅斯年對共產黨一直存有偏見，導致雙方向來格格不入。傅斯年與毛澤東在北大時就是舊識，兩人曾做過一些私下的交流，但總歸是道不同不相為謀。1945年7月傅斯年與毛澤東親密接觸過一次，他與黃炎培等5人被推選為代表飛赴延安，與共產黨商談國共合作事宜。傅斯年在延安停留了幾日，他與毛澤東兩人單獨聊了一夜。 　　那一夜，傅斯年與毛澤東兩人上天下地地談開，談到中國的小說，傅斯年發現毛澤東對坊間的各種小說都了如指掌。傅斯年認為毛澤東是從這些材料里研究民眾心理，所以心底認為他不過宋江一流。二人在言及五四往事的時候，傅斯年不忘挖苦毛道：「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毛澤東在贈傅斯年的字幅中，題了首詩回敬道：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 　　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這首是唐人章碣的《焚書坑》，詩中毛澤東以「劉項原來不讀書」來自比，自謙沒有傅斯年書讀的多，言下之意耐人尋味。 　　關於毛澤東與傅斯年的隔閡，斯諾《西行漫記》里有段毛澤東談及的細節：「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 　　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 　　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助理員說南方土話。」當時傅斯年為名噪一時的五四健將，而毛澤東則是一個相當於師範中專畢業的臨時圖書助理員，兩者相形之下地位懸殊甚大。這些心理陰影可能造成了日後毛澤東對傅斯年沒有好感，同時也正是傅斯年不可能對毛澤東產生佩服之情的一個根源。 　　傅斯年在延安訪問時，看到會議室禮堂里密密麻麻地掛滿了各地送來的錦旗，心直口快的「傅大炮」忍不住了，語帶譏諷地說：「堂哉，皇哉。」毛澤東聽出了其中的嘲諷意味，心裡自然很是不爽，但礙於情面沒有出聲。當傅斯年遇見黃炎培等人時，發覺他們竟然把毛澤東送的土織毛毯，好像當作皇帝欽賜飾終大典的陀羅經被一樣供奉收藏，讓自詡清正的傅斯年極為鄙視和反感。 　　這次短暫的延安之旅，昭示了傅斯年同共產黨之間形成政治信仰的鴻溝，這是一條無法逾越的天塹。

歸骨于田橫之島（1） 在那黨派紛爭的年代裡，傅斯年那一代知識分子是非共即國，是很難保持自己的自由抉擇和獨立個性的，複雜的社會環境也逼迫他們必須有所傾向，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尤其在解放戰爭時期，和平大門已被蔣介石關閉，國共雙方必須有個你死我活，這種選擇更顯得急迫而必要。此時的傅斯年痛苦地看著國民政府一天天地潰敗，自己卻難以放下那份保持多年的忠誠。他還想憑藉一己之力來改變現狀，不禁令人想到了大戰風車的堂吉訶德，透露出一絲蒼涼的悲壯。 　　傅斯年身體狀況在憂憤的情緒下日漸糟糕，他於1948年8月回國臨行時，美國主治大夫特別叮囑，讓他回國不要擔任繁重的行政職務，如果操勞過度，高血壓病很容易複發，後果將不堪設想。但傅斯年回國不久，眼睜睜地看著大廈將傾，不得不擔負起黨國支柱的角色，為主持史語所及其重要文物遷台事務而東奔西走，緊鑼密鼓地布置「搶救學人計劃」，一刻也沒得空閑，他本來就糟糕的身體已感不堪承受。 　　等傅斯年這幾件事情打理好後，兵敗如山倒的國民黨已是覆水難收。毛澤東撰寫的《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華社社論高調宣布「宜將剩勇追窮寇」，筋疲力盡的傅斯年明白也該為自己找一條出路了。就在這時，國民黨###長朱家驊讓人轉告傅斯年，有意請其出任台灣大學校長一職，傅斯年立即毫不客氣地嚴詞拒絕。但朱家驊並沒有因此次失敗而改變決定，他親自找傅斯年晤談，又讓傅斯年的幾位老朋友輪流規勸遊說。 　　讓傅斯年任台灣大學校長其實是蔣介石暗自授意。早在1948年冬，前方戰場攻守之勢已易，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敗局已定之時，蔣介石心中的遷台計劃就已開始萌生了。並開始著力經營台灣，有意讓自己的心腹陳誠擔任台灣省主席，安頓好國民黨最後的去處。蔣介石退守台灣還做著###的迷夢，對台灣的文化自然也非常重視。他為安定台灣，權衡再三，決定讓傅斯年出任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擔任台灣大學校長是眾望所歸，以其在學術界的地位是再合適不過的，12月22日，國民黨政府###正式任命傅斯年為台灣大學校長。 　　在傅斯年彷徨迷茫難以定奪之時，台灣有關人士函電交加，催促其迅速赴台任職，台大校長一位此時是虛位以待。台大前任校長庄長恭因自感難以勝任校長一職，任職不到半年就知難而退，悄然攜眷返回上海，讓醫學家杜聰明代理校長。庄長恭在1948年12月15日致函傅斯年，盼望傅斯年立即赴任，去辦理交接手續。杜聰明也於12月18日、20日分别致電、致函與傅斯年，催促其早日往台主持荒廢日久的校務。 　　與傅斯年私交甚好的陳誠此時已經就任台灣省主席，他在1949年新年伊始就致電傅斯年，要求傅斯年迅速去赴任，電報推心置腹地勸說道：「弟已於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須有識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濟。弟一時不能離台，希先生速駕來台，共負巨艱。」朋友陳誠不容拒絕地催促，傅斯年是必須認真考慮的。 　　傅斯年手跡（致於伯原信） 　　平時以辦事乾脆著稱的傅斯年，一向決斷有快刀斬亂麻之風，這次卻因關係個人後半生的前途命運，所以顯得格外慎重而頗顯彷徨。這時我們便看到了文章開頭的那一幕，傅斯年把自己關在屋子裡三天三夜不停地來回踱步。「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儘管他對國民黨政權諸多不滿，但是既然自己當初選擇錯誤，現在還有什麼好後悔的？他決定離鄉背井，暫且去台灣就職。 　　雖說去意已決，但傅斯年仍抱著「暫且」去看一看的思想。他原想帶全部家屬去台灣，但臨行前又臨時改變主意，把部分遠方親戚留下了。傅斯年對他們說：「共產黨對文人還是要用的，我可能很快就回來。」他又把許多圖書、家產留了下來，可見他還是期待有回來的這麼一天。 　　1949年1月19日，傅斯年只攜帶部分親人和主要生活用品，從南京明故宮機場乘飛機去了台灣。當飛機從陸地起飛的那一刻，傅斯年眼眶裡噙滿了淚水，因為他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他希望還有回來的那一天，結果誰知道這一去竟是永別！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

歸骨于田橫之島（2） 到台大後，中文系教授黃得時請傅斯年題幾個字，他不假思索地信筆寫下「歸骨于田橫之島」的短幅相贈。這裡傅斯年用了秦末齊國貴族田橫的典故，田橫在劉邦稱帝後不肯臣服於漢，率徒眾五百餘人逃亡，避居海上島中。後來田橫被迫偕門客二人赴洛陽，於途中憂憤自殺。留居海島者聞田橫死訊，也都全部壯烈自殺。 　　傅斯年寫下「歸骨于田橫之島」，筆墨之間滿蘸著田橫五百士的悲壯，字句之中彌滿了凄愴之感。沒想到傅斯年竟一語成讖，最後真的埋骨於這片遠離大陸的孤島，所以屈萬里曾建議將這七個字刻在傅斯年的墓碑上。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灣大學校長，並繼續兼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職務。台大此後在傅斯年披荊斬棘引領之下，成為了台灣的最高學府與學術中心，並以豐富的研究資源以及自由的校風而聞名。假如沒有傅斯年，台大在那樣動蕩的時局中，想要在短時間內迅速崛起，奠定一個現代大學的基礎，並如日中天地發揚光大，的確是難以想像的。 　　傅斯年當初接手這個燙手山芋時，台大無疑是個人人望而生畏的爛攤子。台大是以始創於1928年的台北帝國大學為前身，乃日本殖民台灣時代所建立。抗日戰爭勝利後，台灣經過半世紀的異族統治，終於擺脫了帝國主義的桎梏，從侵略者手裡重新回歸祖國的懷抱。國民黨政府接管了台北帝國大學，並於1945年11月正式更名為國立台灣大學。 　　當時中國大地戰雲密布，兵馬倥傯，註定民國政府對台灣政治、經濟的重建心有餘而力不足，動蕩的局勢波及到台灣島內，使得島內出現貪污橫行、物資短缺等亂相。可想而知，這時的台大日子肯定也好不到哪裡去，加上學校里管理紊亂、###迭起，辦學經費不能及時足額到位，連師資都很匱乏，各種問題亂成一鍋稀粥。 　　台大校長也像走馬燈似的頻繁更換，三年換了三個校長。第一任校長羅宗洛原是中研院植物研究所所長，抗戰結束後，他被派往台灣接收台北帝國大學，並將其改名為國立台灣大學。他上任後百廢待興，建設經費短缺，日籍教師都已撤回，國內教授又聘請不來，校務、教學工作無法上軌，百般無奈之下，於1946年8月辭職回去繼續當他的植物研究所所長了。 　　第二任校長陸志鴻來後，台大經濟入不敷出，工作無法開展，他面對荊棘叢生的問題知難而退。 　　第三任校長是著名化學家莊長恭，於1948年6月到達人地兩生的台灣。他原想辭退一批與當時權貴有裙帶關係的教師，但當即遭到當局的反對，面對日趨反動的環境，無奈的他不願意留在孤島之中，毅然在1948年底返回解放在即的大陸。 　　台大的幾任校長中，任期長者不到兩年，短者僅數月。校長頻繁易人，校務工作很久未能步入正軌。傅斯年到任之前，庄長恭只讓學醫學的杜聰明來代理校長。杜聰明這位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精於科研，卻在大學管理方面束手無策。 　　傅斯年上任後跟李書華抱怨道：「弟到此辦此一大學，真正上當，大概說來：辦一新大學容易，改革一個舊大學難。弟在北大任內，多是老朋友，吵架固多，辦事也有甚愉快處，此地是『接受別人的雜牌隊伍』。基於政治形勢，此地請人大不易也。簡直請誰誰不來。」 　　台大問題遠不止這些，因為等他接手時，國民黨已經敗退台灣，一些軍政大員拖兒帶女地大量撤至台灣，跟著親戚朋友流落來的大中學生眾多，由此要求入學人數驟增。權要子女成績再差也要求就讀，倘若拒絕便會惹是生非。退守後師資方面不可能再往大陸聘請，而一些濫竽充數的師資又想進來，比如一些逃亡台灣的政界官員仕途失意欲進學界的，或任職政府高位為給臉上貼金而想外兼教職的，校方只得放寬選聘條件，結果導致師資方面參差不齊。 　　不過管理大學傅斯年自有他的一套，在他的人生軌跡中，從進入北大讀書開始，幾乎就一直沒有離開過大學。他曾先後出任中山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教授。在受命擔任台大校長之前，他做過西南聯大校務委員、北大代理校長。對辦大學傅斯年並不是個生手，多年一線實戰使其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形成了一套獨具個性又行之有效的工作思路。

歸骨于田橫之島（3） 亦師亦友的胡適曾說過傅斯年：「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功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 傅斯年有胡適不得不佩服的行政能力，他在上任台大伊始，便迅即展開了全面詳細的調查研究，針對學校當前的狀況，制定了相應的管理及發展規劃。在1949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上，他的「校長報告」明確指出：「本校將來的進步，可以分作三項去看，也可以三個層次：一教育範圍的；二學術範圍的；三協助社會上的，尤其是台灣省內，建設範圍的。這三項原則不能截然劃分，然為推行有效起見，也不能不大致劃分，作為三個階段。」他在管理步驟上高屋建瓴，從總體上明確了台大人才培養、學術研究以及社會服務這三大任務。 　　在傅斯年心中，近代意義上的大學是很清晰的，他說：「大學是個教授集團，不是一個衙門，照大學法，校長雖然權力甚大，然我為學校之前途計，決不能有極權主義的作風。」他思路非常明確：「一個大學必須大家要辦好，才能辦好，便可以辦得好，決不是校長要辦好的。我所謂大家這包括全校教職員、學生、工友在內。」「大學的主體當然在教授，為教育、為學術的研究，這都是當然的。假如教授受行政人的干預太多了，流弊極大，可以弄到學術研究根本難得進行。」 傅斯年從事過大學系、院、校各級行政管理工作，深切懂得辦大學同其他事業一樣也是眾人拾柴火焰高，需要全校教職工一起努力。 　　他在管理上不是眉毛鬍子一把抓地東一榔頭西一棒子，他知道其中師資是一所大學的靈魂的道理。一流的大學必須有一流的師資，因而他非常重視大學教師的選聘和培養，把這項工作作為辦好大學的中心環節，他常說：「一分人才，一分成績，半分人才，半分成績，毫不含糊，校長壞了，固然可以把學校弄得很糟，校長不壞，也沒有法子把學校弄得格外的好，學校的好不好，糟不糟，只有一句話，人才集中不集中。」 　　傅斯年接任校長之時，台大的師資選聘工作正處在進退維谷的境地。所幸他曾長期在科研機構、大學任職，與很多學者交往頗多，他努力地從去台灣的學者中物色最有真才實學的人來任教。當時隨史語所去台的著名學者李濟、董作賓、芮逸夫等都曾受聘於台大。同時他又從社會上廣泛搜羅，先後聘得歷史系方豪、劉崇宏，中文系毛子水、屈萬里，哲學系殷海光，外文系英千里，商學系楊樹仁，社會學系龍冠海，農學系顧元亮，化學系錢思亮等等，這些人皆為學業有專攻之輩。台大幾乎集中了島內的著名學者，加上原有教授，形成空前雄厚的師資陣容。 　　傅斯年聘用殷海光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當時殷海光在《中央日報》被排擠，他直接找傅斯年表示想入台大。傅斯年考慮他是邏輯學泰斗金岳霖的得意弟子，台大又正好缺邏輯教師，所以接受殷海光來台大教書，但特別說明按規定只能從講師做起，並與他達成「君子協定」，不許以後參與任何實際政治。殷海光答應了「不平等條約」，能得到當時不易得到的教職，他很是感激傅斯年。在台大的殷海光雖論政卻不參政，積極宣揚五四的傳統，使得台大成為自由主義的堡壘。 　　在選聘高水平師資的同時，傅斯年採取了強硬措施，裁汰冗劣教職人員。傅斯年任職校長兩年之內，因學術水準低或教學業務不合格而被解聘的教授、副教授很多。他對一般任課教師的選聘也持嚴肅認真態度，有次為了一名助教是否合乎選聘條件的問題，教員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開了四次會，經過幾度激烈的辯論，最後投票表決才決定下來。 　　傅斯年慣常對一些老師進行突然「襲擊」，使敷衍塞責的教師如老鼠過街無法容身。他曾給台大每位任課教師發了一份通知，說本校長說不一定哪天就要聽課，請不要見怪。教師們對領導聽課本是見怪不怪，可是這個眼裡容不下沙子的傅校長可不一樣，他聽完課後就有人因此而丟掉飯碗，一旦關係到飯碗問題還是挺讓人戰戰兢兢的。那會兒的台灣經濟凋敝，工作機會少之又少，失去教職就得下崗餓肚子了。這個「大炮」校長一向雷厲風行，說到做到，結果一個學期下來真被他「聽」走了好幾位教員。因為傅斯年經常去聽課，學校很多教師的水平他了如指掌，所以他當校長兩年來因學力、教學水平低而被炒魷魚的教授、副教授多達七十餘人。他僅用此一招，就令台大的教風學風為之一變。雖然他聘請和辭退教師不唯上、不唯親、只唯實，但出身貧寒的他始終對下屬有顆仁慈而悲憫的心。他明白一些大學教授被解僱後可去之處甚少，其中被他解聘的幾位教師生活特別窮困，他又充滿人情味地動用多方關係，把他們安置到台大圖書館，並續發了一年的聘書緩解他們的困難。書包 網 bookbao.com 想看書來書包網

歸骨于田橫之島（4） 傅斯年主持制定過教員聘任及升級標準六條，以保障取得大學教師資格者的合法權益。他制定了嚴格的圖書館管理、附屬醫院管理等一系列規章制度，狠抓各項規章制度的貫徹落實，使校務工作迅速步入正軌，為學校的長遠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並鞭策大學老師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地不斷進取，不能睡在床上吃老本。他原則上讚許大學的講座制度，認為要保障教授的獨立性與教學自由，如果大學教授與中學教員一樣，大學便不成其為大學。 　　在提高師資素質的同時，傅斯年著手整頓沿襲已久的新生入學不公平現象，制定了周密的考試與錄取制度，努力改進命題卷和評卷各環節的組織保密工作，杜絕為權貴大開方便之門的混亂局面的出現。在他上任後的1950年夏的高考，台大的考試錄取辦法十分嚴格完善。報名時審查證件沒有絲毫敷衍塞責；對泄題的防範可謂疏而不漏，每題不僅有標準答案還有得分要點；考試時學生單人單桌，每一考場有幾名監考，門外警察巡邏；閱卷錄取更加小心謹慎，如考生覺得分數有誤，便可以直接要求查閱。傅斯年以雷厲風行的堅決態度頂住各種社會壓力，終於使考試工作中的舞弊現象在他的視野里徹底消失。 　　為力剎新生錄取的說情之風，傅斯年多次在報端發表公開聲明，稱假如自己以任何理由答應一個考試不及格或未經考試的學生進來，就是對校長一職的失職。所以他奉告至親好友千萬不要向他談錄取學生事，「只要把招生簡章買來細細照辦，一切全憑本領了，而其他是毫無通融例外之辦法」。如果有人查出他有例外通融之辦法，應由政府或社會予以最嚴厲之制裁。他還在校長室門前樹起一塊告示牌，上書曰：「有為子女入學說者，請免開尊口！」 　　傅斯年為人胸襟坦蕩，做事光明磊落，上行下效共同治理招生考試的舞弊行為。當時台大職工最怕「入圍」出試題、印試卷。時正值流火的盛夏，在學校圖書館門窗被封閉的一角，門外密布著崗哨，當時又沒有空調設備可以消暑，人進入像坐牢似的一關幾天，有位老教授只好帶著氧氣瓶進去。 　　台大講師殷海光上課因為評分標準嚴格，期末大批學生邏輯課程不及格，家長跑到傅斯年這告狀，傅斯年高聲重複了殷海光的理由：這是西南聯大的標準！因為傅斯年目標是要把台大辦成一流的大學，成為台灣的學術文化中心。作為五四之子的傅斯年，他在北大度過了人生中重要的六年，趕上了蔡元培主政的時光，北大「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觀念與「教授治校，學生自治」的一套制度已經植根於他生命深處。30年前他的作為表明他是當年五四理想最好的捍衛者，30年後當他在亂鬨哄的孤島上受命主持小小的台大時，他心中的模本就是30年前的北大。同為五四時期北大學生領袖的羅家倫常開玩笑說，蔡元培、胡適是北大的功臣，而他和傅斯年是功狗。傅斯年對北大有功，對台大的功勞更是彪炳史冊。 　　傅斯年認為「第一流的大學，不能徒然是一個教育機關，必須有他的重要學術貢獻，但是，也沒有一個第一流的大學，把他的教育忽略了的」，同時他表示「不是我要把一個大學辦成一個專是教書的大學。一個專是教書的大學，不會把書教得很好，因為學術水準低，自然不會把書教得深入淺出。所以在進行本校的教育建設上，也應該時時不忘學術的標準」。他以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力量，一步一個腳印地往前走去。 　　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台大考古人類學系主任李濟教授，以自己的親身體會說：「無論是辦研究所或大學，傅斯年總是像一個設計的總建築師經營一個偉大的建築一樣，有一套完整的藍圖，並且與他的工程師充分地合作，按部就班，一段一段地完成他的計劃。困難總是有的，並且常常地遭遇到很大的困難，但他總有法子度過去，他真是克難英雄中的第一把手。」 　　傅斯年通過一年半的時間，改進各種通習科目，務使來校的學生，一進大門來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親自教誨。在台大，許多一流的教授都教過「通習科目」，比如台靜農、毛子水、屈萬里等，他們都是學術造詣很深、教學經驗豐富的教授，但個個都教過幾年大一的基礎課。傅斯年強調名教授上基礎課的目的，主要是從學術的立腳點出發，對學生進行學術的初始訓練，使得學生從一開始就能得到學術的熏陶。 　　在廣泛徵求意見的基礎上，傅斯年建立了校務會議制度，由校長、教務長、總務長和六個學院院長及教師代表組成校務委員會定期討論，以集思廣益民主方式議決學校大事。傅斯年此舉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有力地促使了學校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使學校由一盤散沙迅速凝聚成一個指向明確並且運轉靈活的有機整體。 　　傅斯年對台大的影響之巨，與蔡元培對北大的貢獻相仿。至今傅斯年為台大立下的校訓「敦品、力學、愛國、愛人」被一屆一屆的台大畢業生所遵循，這看似老生常談的幾個字，卻別有傅斯年一番殷殷的期望。「敦品」即「敦厚品行」，使得青年人受到高等教育，培育完善的人格；「力學」為刻苦學習，傅斯年認為動蕩年代這等學習機會實屬難得，只有打好基礎才能在社會有所作為；「愛國」是傅斯年一直提倡的，在國民黨潰敗台灣之際，傅斯年仍能提出熱愛祖國而不談###，是一種千年來崇高的民族精神與歷史文化的傳承；「愛人」即是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幫助和關心別人，傅斯年說愛人是步步著實，天天可行。 　　一位當時台大的學生唐本祥在《傅校長沒有死》中回憶道： 　　傅校長的作風，代表著民主和平等。一切都尊重多數意見，一切都以著重基層為前提。講到平等，又一個故事可以說明他。常到校長公館去的人，老是看到傅校長和他的汽車司機對坐而弈，並且神情怡然，一點沒有校長的架子。對於同學，傅校長真是愛護備至。平常在他的公館裡，他接待同學，像接待客人一樣，在學校里，他會在背後拍拍同學的肩膀，問一聲訊，或是談幾句話。 　　在紀念北大52周年的會上，傅斯年曾認為自己的學問比不上胡適之先生，但辦事卻比胡先生高明。他曾笑著批評蔡元培和胡適說：「這兩位先生的辦事，真不敢恭維。」等到傅斯年去世後，胡適慨嘆：「過去只有一個人有資格罵我，他就是傅孟真。現在他走了，我連罵聲也聽不到了。」是啊，傅斯年的那股子直言不諱的豪俠氣概確實令認識他的人感到敬佩，他是20世紀的現代士大夫。可惜，自這頭「倔牛」之後，這樣的人越來越少了。 　　

身殉台大的最後時光（1） 這是一個寒氣透骨的冬夜，台大的校園裡靜悄悄的，學生們都早早下自習回宿舍了，聳立的教學樓群被夜的濃黑所籠罩，只有校長室里還透出零星的燈光，那是校長傅斯年又在加班了。傅斯年穿著一件臃腫的厚棉袍，在煙霧繚繞的辦公室里伏案寫作，秘書那廉君在旁邊整理著文件。傅斯年明天要參加兩個會議，會議上的發言稿剛完成，他舒然地擱筆伸展筋骨，點燃煙斗，痛快地猛吸一口，煙霧在空中散落化為烏有。 　　樓下看門的大爺已經不耐煩了，不止一次地蹣跚著上來又下去，想催促這位勤奮過頭的校長早點回去，好快點在這麼冷的天里鑽熱被窩。卻又見傅斯年忽而又若有所思地鋪開稿紙，在氤氳的煙霧中提筆埋頭在塗抹著。老大爺只好悻悻地走開，回到樓下傳達室無聊地等待著。 　　原來傅斯年前幾天收到一個叫洪慶章的學生的來信。作為一校之長，傅斯年的原則是答覆政府公文可以讓秘書那廉君代筆，但學生們來信他都是親自動筆，以示對學生的尊重。今晚忙完公務後猛然記起，想必他怕學生等著急了，所以就迫不及待地回信了。 　　這一幕其實是傅斯年在台大工作的很普通的一個晚上。自任校長來，無論是炎炎酷暑還是刺骨寒冬，台大校長辦公室的燈總是最後熄滅。樓道鎖門的大爺在每次不耐煩中逐漸習慣了校長的「生物鐘」，而傅斯年的司機自從跟了他後，晚餐都包在福利社了，因為總是餓著肚皮等還不如吃點快餐。這樣的日子自傅斯年任校長來已持續了一年多了，幾乎每天晚上他都要熬到12點才能休息。 　　有段時間傅斯年左眼血管破裂，讀書寫作都受到很大限制，他就捂住左眼寫字。在讀書寫字已非常吃力之下，他不得不與秘書那廉君合作。由他來口述成句，那廉君記下話語大意。傅斯年有時為了加強語勢，手就拿著煙斗作指揮，而那廉君則埋頭伏案揮筆不停地記錄。一個出口成章地滔滔不絕，一個不斷地奮筆疾書，不知不覺幾個小時過去了。 　　後來為了工作方便，傅斯年乾脆讓那廉君搬到自己家裡客房住下。那廉君時常半夜被傅斯年叫來寫東西，因為一旦有創作慾望，傅斯年就坐卧不安。他倆合作的最後一篇文章是傅斯年為台大大一學生國文課本寫的序，這篇文章很特別，全是用菜肴作的比喻，紅燒肉、炸丸子……好多讓人垂涎的美味都寫在文章里，乍一看猶如一個花樣翻新的菜單。傅斯年到台大後，在身體日漸衰落下，很多文章都是這樣完成的，比如《台灣大學國文選擬議》、《中國學校制度之批評》等。 　　我們所看到的上面的勞作只是傅斯年工作的一小部分而已，他上任校長這兩年來，為了使台大走上軌道，除了吃飯睡覺，時間都耗上去了，幾乎每次回家街上都已人際寥寥。有人回憶道：「每次跑到傅先生家裡，老是看到他孜孜不倦在定稿、看書，不是處理學校內事情，就是自己研究學問，傅先生所寫的文章以及答覆各方面的詢問，都是他親自動筆。」（金耀《憶傅斯年先生》），自來台灣，傅斯年幾乎把全部的精力都花在校務上，唯一一次陪夫人娛樂就是一起看了場哈孟特電影，以後逢人談到娛樂就說這部電影。 　　傅斯年任職期間正是台灣的非常時期，他日夜謀劃統籌大政，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同時還要處理繁巨的日常事務。他給李書華的信中說：「幾次信都收到，我忙得要死，而寫信則懶得要命！」他對李在法國專心做學問，連連說「真是幸福！不勝羨慕」！ 　　其侄傅樂成回憶說：「他(傅斯年)經常每日在校辦公六小時以上，一進辦公室，便無一分鐘的休息，有時還須參加校外的###。……他那希望台大趕快辦好的意念，竟使他坐卧不安。」傅斯年自己也不止一次地說，台大校長工作之繁忙，一般人是想像不到的，校長的職業是不可羨慕的。他向舉薦他做校長的「###長」朱家驊半開玩笑地怪罪道：「你把我害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我的命欲斷送在台大了。」 　　的確，台大的校長工作千頭萬緒，百廢待興卻又亂作一團麻，幾千名嗷嗷待哺的學生，上千名需要指揮的教職工，傅斯年是每次一到學校就忙得不可開交，他的身體也在一次次操勞中衰竭。但是傅斯年說歸說，做還是踏踏實實地一步步做。面對台灣大學百廢待興的局面，繁巨冗雜的校務，他無法偷懶休息，只好抱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態度奔走操勞。書包 網 bookbao.com 想看書來書包網

身殉台大的最後時光（2） 傅斯年本人身寬體圓，一些朋友經常叫他「傅胖子」。說起這個胖來還有段段子，他與李濟、裘善元在抗戰期間重慶赴宴。宴畢，主人替他們雇好三乘滑竿，裘善元第一個出來，抬夫見他胖，不願抬，大家推讓。第二個是李濟，比前一個更胖，剩下來的四個人又互相推讓一番。等到傅斯年走出來，剩下的兩位抬夫抬頭一看，拔腿便跑。 　　晚年的肥胖讓傅斯年吃盡了苦頭，他因為胖得了頑劣的高血壓，醫生囑咐他少吃鹽或不吃鹽，而肉類葷腥更是碰不得。所以平時在家夫人只讓他吃點白米飯，配上西瓜、橘子之類的水果。這樣「清淡」的飯菜讓「食肉動物」傅斯年真是難以下咽，他常常背著夫人開禁。他有時利用上班在路上的時間，蹲到路邊小吃攤上，買個肉餅或豬蹄香噴噴地啃起來。看到他那個讒樣，司機也就「視而不見」地從不向夫人「告發」。 　　有次下班秘書那廉君正在秘書室吃飯，傅斯年正好來找他，看到那廉君飯盒裡還放著油晃晃的滷肉和黃焦焦的麵包，三月不知肉滋味的他估計是饞壞了，一手拿起來塞到嘴裡，邊吃邊頗為滿足地樂道：「麵包夾肉，正是很好的三明治。」秘書被他那樣滑稽的滿手油膩的饞相逗樂了，但大笑後卻覺得幾分辛酸。那廉君感嘆道：「傅校長這一年零十個月來，每天除去吃飯睡覺的時間外，統統是用在台大上頭。一代偉大的學者，每天為公事這麼操勞，卻連一頓可口的飯菜也不能享用！」 　　1950年春，傅斯年血壓猛然增高，親友都勸其靜養，向來大大咧咧的他卻置若罔聞。夏天時他又查出患有膽結石，膽結石不是什麼嚴重的大病，他動了次手術休息一些天，尚未痊癒就又回到他日夜惦記的校務工作上。這年11月，教務長錢思亮因公赴法，這下學校里里外外的雜事都落到他一人頭上，可謂「又當爹又當娘」地忙裡忙外。 　　這時摯友羅家倫開始回到台北，結束國民黨政府駐印度「大使」的工作。羅家倫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這是一個頤養天年的閑差使。羅家倫與傅斯年可謂一輩子的朋友，從青年時代，兩人在北大讀書，作為外語系學生的羅家倫比傅斯年低了一屆，但兩人因為《新潮》雜誌走到一起，成了那一時代北大學生中的風雲人物。 　　作為傅斯年的多年老朋友，羅家倫是太了解傅斯年這種一觸即起的性格，讓羅家倫印象最深的是，傅斯年在蔣介石面前都敢放肆地翹起二郎腿。有次美國將軍麥克阿瑟訪問台灣，蔣介石以最高規格接待，親自率領五院院長、三軍司令去機場接待，傅斯年被應邀到場。傅斯年那天表現格外出格，從次日報紙上看，貴賓席上坐著僅三個人：蔣介石、麥克阿瑟、傅斯年。傅斯年坦然自若地坐在沙發上，叼著個煙斗，蹺起右腿，五院院長及其他政要畢恭畢敬地垂手而立，三軍司令肅然站立。報紙新聞特寫說：「在機場貴賓室，敢與總統及其麥帥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 　　悠閑下來的羅家倫經常去看傅斯年，每次看老朋友都是一身疲憊地忙著干不完的活，就勸老朋友不要那麼賣命，身體是革命的本錢，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羅家倫比較反對他這一觸即起的壞脾氣，用傅斯年自己過去的話諷刺刺激他說：「不要和蟋蟀一樣，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擺出一副搏鬥的架勢，小心糟人反攻。」 　　傅斯年對自己的身體情況是清楚的，有次晚上寫稿太晚，夫人催他早些休息，他擱下筆起身指著壁上的書架說：「這些書，還有存在史語所一房間的書，死後要留給兒子。」他特意請董作賓治了一方印，刻上「孟真遺子之書」。 　　1950年年底的這個夜晚之後不久，傅斯年不幸撒手人寰。沒過多少日子，衛生署一人來傅家，送來一副眼鏡，說是傅先生托他在香港為某學生配的。原來傅斯年為了發掘高才生，在台大舉行作文比賽，由他親自出題閱卷。一日他回家興奮地告訴夫人，自己看到了一篇好文章，約作者面談，果然文才非凡。但這學生家境貧寒，患深度近視而不戴眼鏡，問其為何，該生默然不答…… 　　等學生拿到這副眼鏡時，傅斯年已不在人世了，學生只能含淚長跪在傅斯年墓前。 　　

世間已無傅斯年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了由蔣夢麟主持召集的「農復會」會議，主要討論農業教育改革和保送大學生出國深造問題。傅斯年想藉機多保送台大學生出國留學，在大會上主動地頻頻發言，提了許多意見和建議。 　　會議進行的兩個多小時中，傅斯年不改一向的談笑風生，他一會兒用漢語侃侃而談，一會兒用英語和美國人滔滔不絕。午飯後2點多，他又轉戰去省議會廳，列席省議會第五次會議，此次會議參議員諮詢的主要是有關教育行政的問題，多數由###陳雪屏作答。 　　下午5時40分左右，參議員郭寶基諮詢有關台大的問題，包括國民黨###從大陸運到台灣保存在台大的教育器材的失盜，放寬台大招生尺度等問題。這些問題因涉及台大，須由傅斯年親自答覆。這兩件事尤其是器材失盜之事，本來就使傅斯年相當憤怒。原來台大保存了一批由大陸運出的器材，結果被台大保管股長楊如萍等人盜賣，後來雖被偵破，但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負面反響。此等醜事竟出在傅斯年眼皮底下，是可忍孰不可忍，他當即拍案而起宣布要清除所有敗類。 　　現在參議員郭寶基再次提起，一向嫉惡如仇的傅斯年仍然相當激動，說話開始有點語無倫次。傅斯年吃力地結束講話後，緩緩地移動腳步，回到距離發言台三四步路的座位上。因為發言台離座位太近了，他的紆緩步伐和蒼白的面容，並未被人所發覺。 　　直到6時18分左右，主持會議的李萬居宣布散會，跨下主席台與傅斯年握手時，發現他的手指冰冷，李萬居驚呼：「傅先生，您的手怎麼這樣冷？」站在兩旁的陳雪屏和謝東閔聞聲趕忙用手扶他，陳雪屏低聲問：「孟真，你覺得不舒服嗎？」當時傅斯年用手扶額，站起來的身體又重複坐下，微弱地說：「我不行了，我不行了。」他一面說一面掙扎著閉上眼睛。 　　這時懂醫學的人趕緊跑過來替他診脈，發覺血壓居高不下，知道是腦溢血發作，於是一面指揮把座椅拼起來，使傅斯年能夠平卧，腦袋枕著一個高高的皮包，一面指揮用冷毛巾貼額。隨後大家慌忙把他送到台大醫院搶救。 　　蔣介石聞訊後，囑咐陳誠動員台灣所有的名醫，不惜一切代價來搶救傅斯年，並要陳誠每半個小時給他通一次電話，及時報告傅斯年的病情。蔣介石終止一切公務活動，守候在電話機旁邊，焦急地等待。晚上11點23分，傅斯年終於停止了呼吸。 　　傅斯年逝世的消息猶如晴空霹靂，使得整個台大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參議會副議長」李萬居對外宣布：傅斯年校長於20日夜「棄世」了。結果這位議長的國語不太好，被一些記者聽成「氣死」了。消息馬上傳開，說傅校長是被郭國基「氣死」的。 　　郭國基平常以盛氣凌人著稱，傅斯年以「大炮」之名行世，深愛傅斯年的台大學生們深信此說不謬，於是第二天有二百多名學生打著「痛失良師」的旗幟，圍在「省參議會」門口，強烈要求郭國基出來解釋。郭國基見學生來勢洶洶，就偷偷地溜走了。陳雪屏等多方勸導說明，學生們還是要郭國基出面作答，最後台北市警察局局長親自出來維持秩序。這時天下起了磅礴大雨，學生們在雨中呼喚著他們心愛的校長的名字，誓要揪出「氣死」校長的罪魁禍首。直到台大訓導長趕到呈明真相，並答應學生這個問題由「議會」書面答覆，悲傷的學生們 　　才一一散去。 　　傅斯年猝然棄世，在台灣引起了巨大反響，台大師生為了悼念校長，特意在第二天停課一天，並下半旗誌哀。各院系學生主動列隊高舉「國失楨幹」、「痛失良師」白布橫幅，前往極樂殯儀館瞻仰校長的遺容。遠在美國的胡適聞訊後說：「有人攻擊我，傅斯年總是挺身而出，說：『你們不配罵胡適之。』 　　那意思是只有他才配罵。他也承認這一點。」從此，這個世界上胡適認為再沒有人有資格罵他了，這一點令胡適無比痛惜。 　　設在殯儀館的靈堂中懸掛著傅氏的遺像，靈案前放滿了各界悼念的鮮花。蔣介石親臨追悼會，各界要人絡繹不絕，都踏著泥濘的路來為傅斯年送行。台灣大學師生輓聯曰：「早開風氣，是一代宗師，吾道非歟？浮海說三千弟子；忍看銘旌，正滿天雲物，斯人去也，哀鴻況百萬蒼生。」 　　人們給予這位大氣磅礴的學人以高度評價，台大在校園內實驗植物園擇地專門建造了一座羅馬式紀念亭。亭中砌長方形墓一座，墓前立有無字碑。園中人們捐贈架設了一口紀念鍾，鐘上刻著傅斯年提出的台灣大學的校訓 　　「敦品、力學、愛國、愛人」八個大字。在傅斯年逝世一周年祭日時，他的骨灰被安葬在紀念亭內的墓鍾。從此傅斯年最後的安身之地被稱為「傅園」，那 　　口紀念鍾則被稱為「傅鍾」。每節上下課「傅鍾」都會響21聲，因為這位校長曾說過：「一天只有21小時，剩下3小時是用來沉思的。」 　　如今走進台大校園，還能找到被稱為傅園的傅斯年墓。傅斯年雖非台大創校校長，但在常規及制度之設立上，恐無人能出其右。台大這麼多年來，有多少位校長，然而反覆被人提及和懷念的只有傅斯年一人而已。他之所以能把台大辦成孤島上的北大，這不僅取決於他的才幹，取決於他大刀闊斧的勇氣與銳氣，更主要是他的辦學理念，他完全繼承了北大的傳統，純粹為辦大學而辦大學，在相當程度上保持了大學的獨立性和學術的尊嚴。 　　傅斯年的至交胡適評價道：「他的感情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放「大炮」又發虎威，畢竟不是學者的本行，傅斯年同時代的學者曾指出：「他寄身政治，因此沒有取得應該取得的更大的學術成就。但是他所創立的史料學派，已經足以讓他立足於國學大師的行列了。」 　　傅斯年在大陸一度被當作「反動史學研究」的代表人物而遭到狠批，進而幾乎被歷史所遺忘。然而與一些過眼煙雲的流派相比，傅斯年腳踏實地的史料學派自有其存在的價值。近年來「回到傅斯年」漸漸成為學界的一種聲音，一些介紹他的文字開始見諸媒體。這不禁讓人感嘆，近代史上還有這麼一位有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