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書法的影響力及收藏錢景

07-26

　文人書法與文人畫類似，是指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知識分子所創造的書法，廣義地說，也就是文化修養較高的文人讀書人所創造的書法。發端於東漢時期，魏晉則有「二王」為代表。唐代文人書法獨領風騷，十分興盛，例如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等人，對後世的書法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如果談及中國近代的文人書法藝術，推舉中國近代的文人書法家，我們可以舉一個鮮明的例子，就是康有為。康有為既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先驅者，又是近代卓越的書法理論家和書法藝術大師，也是無可爭議的近代文人書法家的領軍人物。康有為31 歲(1889 年)時完成了他的恢弘巨著《廣藝舟雙輯》，此書集中地表述了他的書學思想，他的書學思想是堅持標舉學古。

　　民國時期，社會動蕩。辛亥革命之後，孫中山於1912年1月1日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僅僅一個半月之後，孫中山就辭去了臨時大總統。3月10日，總統之位被袁世凱奪取。之後民國總統如走馬燈似地換來換去，以至於我們描述這段歷史時不得不以「某月某日」詳述才能說清楚。19世紀末期開始孕育的文化變革在20前50年結出了豐碩的成果，清末民國的50年是政治上動亂、文化上發展的特殊歷史時期。在教育、傳統國學( 經學、史學、古典文學)、文物考古，書畫藝術諸方面都取得了堪稱輝煌的成就。20世紀之初，民族存亡的危機感日益加深，對民族文化造成了巨大衝擊。中國文學因此發生了觀念性的變革。20世紀初，梁啟超首先提出了「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等觀念。陳獨秀髮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它是由少數人醞釀發展到興起新文學運動的標誌。胡適主張書面語言與口頭語言接近，以白話文學為「正宗」，取代文言文。1917年2月的《新青年》又發表了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他明確提出了反對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主張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此文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是反對封建文學的正式宣言書。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一批新文學作家，激烈反對傳統文化，他們的傳統文化功底也大不如前，而這些對作為傳統文化最重要組成部分的書法藝術來說是很不利的。另一方面，屬於國粹派的舊文人依然在堅守著傳統文化，他們中的許多成員文化知識結構與封建社會的讀書人沒有多大差異。但無論是傳統文人還是新式文人，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在舊的文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傳統國學修養非常高，這使得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造成的衝擊及深層次的影響在其後的幾十年當中並未完全表現出來，因此，從總體上說，19 世紀中後葉以及20 世紀前二三十年代還是適合書法藝術的生存與發展的。

　　近代文人書法的時代性

　　書法的興盛與發展與社會大環境有關，更與社會文化大環境休戚相關，尤其離不開自身三大因素：書法生態、書法教育、書法研究。我們只有從大的歷史背景和大的文化環境中審視書法藝術，才能對書法有一個客觀的、理智的、恰當的認識與理解。19世紀後期及20 世紀初，文化的裂變大概在這個時期以前從來沒有遇到如此劇烈的抨擊。但是，這個時期的書法藝術家卻都成長在舊的傳統文化時期，無論是激進的新文化運動的中堅人物，還是保守的國粹人物，都具有極深的國學根底，因此，作為書法藝術所需要的基本文化素養在20 世紀上期有成就的書法家中還是非常深厚的。有一些書法家還是學貫中西的大學者，他們比較開闊的視野也為書法藝術注入了時代的新鮮血液，對書法藝術反而有一種新的開拓。正因為如此，這個時期出現的眾多的傑出書法家，更需要我們的充分重視。

　　近代書法史如果從1840 年開始，則正是碑學的高潮期，這期間及此後何紹基、楊沂孫、趙之謙、桂馥、楊守敬等都以碑學的創作與理論活躍於書壇。甲骨文被發現，並從殷墟大量出土，是中國書法史上一大轉折期，它至少使中國書法史以至中國文化向前推進了一千年。無論從文字學角度或是從書法藝術角度看，它都開闢了新的、更為廣闊和深入的研究視角，並使人們對書法觀念發生了變革，以此作為近代書法史的開端符合書法藝術發展的規律。當然，在此後又出現了諸如吳昌碩、康有為等碑學大師。但他們書法藝術上的成就主要在民國期間，僅僅是清代碑學的正常延續，他們是屬於跨時代的人物。這之後，還有不少碑學大家，但畢竟與清中晚期相比已很難說占絕對的主流地位，所以我們要找書法藝術由古代進入近代的那個「點」，無論從社會背景(清王朝即將結束)、思想背景(中西文化、美學的會沖、大融合)及書法藝術本身看，將近代書法史的開端定於19 世紀最後一個年頭是比較恰當的。此外，中國書法由古代轉入近代，一個很重要的特徵是民間書法的崛起，除刑徒磚刻、晉人殘紙、民間經卷、陶器銘文及作為碑學的一部分碑刻外，甲骨文則是中國最古老、也最成體系的民間書法之代表了。

　　自此之後，碑學雖仍然在書壇佔據近乎主流地位，但顯然從吳、康的高峰上跌倒了山腳，再想產生如此碑學巨匠，恐怕歷史是不會再慷慨地賜予了。西北科學考察團在內蒙發現了「居延筆」和萬餘枚漢簡，研究甲骨文的著作連續出版，徐生翁等直接得力於民間書風的作品在書壇被推崇。標準草書社成立，沈尹默在上海搞個展，研究章草的著作連續出版。

　　另外，從藝術觀念上看，從20世紀開始在民眾中使用鋼筆和拼音化的逐步實施，雖曾使書法幾乎走到絕路，但作為一門深入中國人精神和靈魂中的真正的藝術，決不會由此而消亡，它掙脫了實用的束縛後，使自己進入到更為純粹的藝術行列中，這是書法走向現代的一個重要標誌。總之，近代書法的歷史地位小編認為可以用一句話概括，那就是「承前啟後」。

　　文人書法的收藏「錢」景

　　在目前的拍賣市場上，近代民國時期書法作品逐漸受到重視，今春嘉德四季第33 期拍賣會中的「山河歲月——梁寒操藏民國名人尺牘」專場可謂此次拍賣最大亮點，專場成交率100%，總成交額超過1700 萬人民幣。拍前估價僅為0.8萬至1.2萬元的楊虎城《楷書》最終以264.5 萬元高價成交，超過估價200 餘倍。「近五年來，近代書法逐漸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重視，價格上漲趨勢也開始啟動，但是我認為它的價格仍然還會繼續上漲。」北京匡時董國強在曾經的一個採訪中說，「為什麼呢，因為文化發展總是滯後於經濟發展的，隨著經濟的發展，文化的發展會不斷提高，社會是向前進步的是不會退步的，所以我們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對文化的重視，對歷史的重視和十幾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語了。」

　　近代書法藝術家的價格層次比較豐富，比如弘一法師的作品，大體定位為幾十萬到幾百萬左右的價格區間，總體來說過千萬的，甚至更高的就比較少了。其他的就是幾十萬的，幾萬塊都有，這也是民國書法藝術市場好的地方，不管幾萬還是幾百萬的都可以參與，關注的人特別多，因此近代書法的鑒定和介入都相對比較容易。如譚延闓，既是民國時期著名書法家，又擔任過國民政府主席，目前市場上他的一幅書法作品平均價格僅僅5 萬元。民國時期的大學問家馬一浮，他的一副對聯也不過十萬八萬，與當代一些所謂的書法家相比，這種現實是非常不合理的。人們對歷史和文化的認識會不斷提升，這種不正常的現象是不可能長期存在的，這就是市場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