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紅兵：藝術和身體的關係

　　一、藝術因何離棄身體――柏拉圖對人的身體和靈魂的分割

　　在古希臘哲學中人的身體和靈魂是怎樣被看成兩個事物的？哲學家為什麼需要懸設人的身體和靈魂的二分？

　　讓我們首先看一看柏拉圖在《美諾篇》中如何論述。在《美諾篇》中靈魂和肉體的分離以及不同作用還沒有得到有效的闡釋，但是柏拉圖通過蘇格拉底回答美諾關於認識問題的疑問講到這一點。美諾的提問是：「你到哪裡去尋找你對它一無所知的東西？你能尋找你所不知道的東西嗎？即使你很幸運遇到了你所尋找的東西，你又怎樣知道這就是你所不知道的東西呢？」美諾的提問涉及一個悖論，即一個人不能研究他知道的東西，也不能研究他不知道的東西。對這個悖論，蘇格拉底援用了奧非斯教所宣稱的靈魂不死和轉世輪迴的思想來回答：「既然靈魂是不朽的，並多次降生，見過這個世界及下界存在的一切事物，所以具有萬物的知識。毫不奇怪，它當然能回憶起以前所知道的關於美德極其它事物的一切。萬物的本性是相通的，靈魂又已經知道了一切，也就沒有理由認為我們不能通過回憶某一件事情──這個活動通常叫做學習──發現其它的一切，只要我們有勇氣，不倦地研究。由此可見，所有的學習不過是回憶而已。」

　　這裡柏拉圖賦予了靈魂以肉體所沒有的功能。柏拉圖所認定的主體(在這裡還只是認識主體)是靈魂，靈魂先天具有知識，靈魂的不朽是知識的前提。但是柏拉圖在這裡對靈魂是怎樣獲得知識的這一問題沒有給出回答──柏拉圖在這裡依賴了一個不能加以說明的靈魂不朽並具有知識的前提，它是將之作為即成定論接受的。柏拉圖讓它作了「學習就是回憶」說的基礎。

　　在《美諾篇》中「學習就是回憶」的說法建立在靈魂不朽和先天具有知識的即成前提之上，人之所以需要知識是因為人的靈魂會失掉原有的知識，但是在《美諾篇》中柏拉圖並沒有說明靈魂為什麼會失掉原來的知識。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在《裴多篇》中。在《裴多篇》中柏拉圖明確指出是由於肉體的緣故使靈魂失去了原有的知識。這樣在《裴多篇》中靈魂和肉體的分割及其意義就明確了。

　　柏拉圖在《裴多篇》中記述了蘇格拉底與他的兩個弟子西米亞與克貝討論哲學家對待死亡的態度的對話。在這個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到柏拉圖對人的身體和靈魂的分割，這個分割又帶出知識與身體、情慾與身體等一系列人類思想史上的基本命題。

　　為了擺脫肉體，哲學家渴望死亡。對話中，蘇格拉底所認定的哲學就是為「死亡」作準備。死亡使靈魂脫離肉體獨立存在。真正的哲學家應該厭棄肉體，因為肉體會將靈魂引向歧途。靈魂只有在有效地擺脫了肉體的干擾之時才能進行認識，在這裡人的肉體和人的認識能力割裂了，為死亡作準備就是為認識作準備，就是為人徹底脫離肉體作準備。「哲學家追求死亡就是想使自己的靈魂脫離肉體，使靈魂凈化，去認識真理──純粹的知識。」蘇格拉底在這裡以他特有的思辨的天賦設立了人類思想史上的一個最大的騙局：人的身體和心靈的分裂。但是蘇格拉底的蠱惑是有力的，甚至他的這一思想的矛盾也成了一種力量。蘇格拉底意識到了人的身體和心靈的二分法在認識論上的矛盾。人只要活著就無法徹底脫離肉體，得到完全凈化，蘇格拉底悲觀地認識到人最終只能「練習死亡」，但這不可能就是死亡本身，所以靈魂永遠是不純凈的，人也永遠不可能得到純粹的真理。「哲學家要想獲得純粹的知識就只能在他死了之後」。這當然是一個可笑的結論。但是它卻主宰了人類思想，它成了人類某條思想主線的開端。

　　這裡靈魂是先於肉體的，具有優先性，在肉體在之前它就已經在了，靈魂是永恆的、輪迴的，身體則是靈魂的形式，是偶然的、暫時的。這樣柏拉圖實際上就將靈魂和肉體、身體和知識割裂開來。人認為絕對的正義、美、善等等都不是身體所能把握的，要獲得這些純粹知識，只有那些僅僅依賴心靈的沉思並且儘可能地切斷思想與身體聯繫的人才能做到。「看來只要我們活著，除非絕對必要，儘可能避免與肉體的交往、接觸，這樣我們才能不斷地接近知識。我們應該在神拯救之前凈化自己的靈魂，不能允許靈魂受肉體慾望的侵蝕。通過這種方式，也就是使靈魂避免肉體慾望的侵蝕。我們才能象與自己交往一樣與他物交往，獲得純粹的未受污染的直接知識。這種知識大概就是所謂的真理。一個沒有先凈化自身就去冒犯純粹真理王國的人，無疑違反了宇宙間的公道。」(柏拉圖：《蘇格拉底的最後日子》，上海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127-129頁。)

　　柏拉圖是有矛盾的，在《美諾篇》中柏拉圖用靈魂的不朽與輪迴來證明學習是回憶，如果學習是回憶的話那我們的靈魂必須先前就已經存在，我們回憶的是靈魂先前學習到的東西，除非靈魂在我們生前就已經存在，否則我們不能回憶生前所學到的東西。從這裡便可以證明靈魂不朽，《美諾篇》中柏拉圖通過克貝之口說出了這一推論。而在《裴多篇》中他又用學習是回憶來證明靈魂的不朽和輪迴，靈魂不朽因而具有萬物的知識，而萬物又是相通的，所以人們可以由一物而知萬物，因為回憶就是把遺忘的知識記憶起來，要使回憶成為可能，就必須首先肯定有預先存在的知識，有預先存在的知識就必須有知識主體──靈魂。這樣柏拉圖又用學習就是回憶來證明了靈魂的不朽和輪迴。由此我們知道這裡的循環論證。

　　對靈魂的假設是無法證明的，在邏輯上無法解決這個證明，證明一個靈魂和證明一個上帝是一樣困難的。

　　當然在《裴多篇》中柏拉圖對靈魂的證明還依靠了對立面轉化的辯證法思想。這個思想他可能是通過克拉底魯而受到赫拉克利特的影響，柏拉圖認為生死這對對立面是相互產生的，從生到死，就是靈魂和肉體分離；從死到生，必然有靈魂存在於某個地方，它從那裡再度復生，否則從死到生就不能實現，所以靈魂是不朽的。

　　到了《理想國》中柏拉圖又有了變化。他將靈魂看成是由理性和非理性兩部分構成的。這樣實際上修正了他在《裴多篇》中把靈魂單純看成是理性的想法，《裴多篇》中柏拉圖認為靈魂的唯一特性就是理性，而激情與慾望則來自肉體。在《理想國》中柏拉圖則實際上認為理性、激情、慾望是靈魂的三個組成部分。

　　二、藝術如何回到身體――身體在尼采思想中的地位

　　伊格爾頓在《審美意識形態》一書中以「身體」概念為核心談論尼采是很正確的。

　　身體對尼采那裡意味著所有文化的根基。在尼采看來，哲學一直純屬於「對身體的一種解釋或者是對身體的一種誤解。」(《快樂的科學》)「哲學不談身體，這就扭曲了感覺的概念，沾染了現存邏輯學的所有毛病。」(《強力意志》)尼采反對這種做法，決定回歸人體，從人體的角度重新審視一切，將歷史、藝術和理性都作為身體棄取的產物。在《尼采駁瓦格那》中，他甚至寫道，美學實際上是「實用生理學」。

　　尼采認為我們所獲知的全部真理都來自於身體：它是我們與所處環境在感覺上相互影響的暫時結果和我們生存與繁衍的需要，是基於生存需要而擺布出來的現實，邏輯則是生存利益的虛假的同義語。正是肉體暫時的統一性，與現實的世界的關聯，我們才可能如此這般地進行思考――是身體在詮釋著這個世界。

　　肉體是一種比意識更豐富、更清晰、更實在的現象。而傳統心理學則代表了一種懷疑論的詮釋學，專事揭露思想後面起作用的那些低級的動機。尼采孜孜不倦地探索那些藏於理性核心並驅動理性的惡意、積怨或狂喜，讓人們真正地正視產生觀念的血肉之軀及其運作。他為此發明了系譜學――解釋那些高貴的概念聲名狼藉的淵源和他們危險的功用，將塑造所有思想的沾染血污的工廠置於光天化日之下。

　　他說「我的第一目標就是道德。倫理學與其用「善」與「惡」，不如用「高貴」和「低賤」，與其說是道德判斷不如說是趣味和方式的問題。……美學的價值判斷問題：一切應當統一到肉體上去，應當在肉體的本能慾望中發現其真正的基礎。」

　　身體是美好的東西，人類過分的地相信他們的智慧，可是智慧是會喪失的，而身體――身體的本能永遠不會喪失，它是永恆的。人類為什麼要痛恨他們的身體呢？為什麼他們要以壓抑自己的身體為代價來尋求審美？我們的身體是如何被放置到某個特殊的傳統中去的，而我們又是如何地最終被這種傳統決定，進而喪失了對自己的身體的宗主權？我們又如何能從這個身體的管理學中逃脫出來？藝術在這其中承擔了什麼功能？――它是在什麼意義上已經退化為一門身體管理學。

　　三、藝術地對待身體：人的快感與動物的快感

　　我在一篇藝術評論隨筆當中講，作家必須將審美感覺建立在身體的痛感和快感的基礎上，單純地看這似乎有一些極端，事實上，現在我在《身體本體論》(《作家》1999年第6期)的基礎上還有更極端的想法。人的快感和動物的快感有什麼區別？進而人的審美和動物的審美有審美區別？有些區別是虛妄的。一頭終日勞苦的驢，它竭盡全力完成了它拉磨的任務之後，得到主人的一頓賞賜，它吃到了一頓嫩綠的青草，或者它被放養到大自然中，這個時候，它一邊歡快地吃著剛剛冒芽的草，一邊放眼看著祖國的大好河山，它幸福地叫出了聲――這是驢的審美活動。一個人，他在經過一個月的勞作之後，終於在這個月的月底拿到了他的薪水，這天他路過烤鴨店，買了一隻烤鴨，一瓶啤酒，晚上他的老婆給他特地多炒了一個菜，他喝著啤酒，吃著烤鴨，禁不住哼出了一首歌――這是人的審美活動。

　　我們以往為什麼要對人的快感和動物的快感進行嚴格的區分，並且將藝術和身體的快感嚴格地區分出來？動機有兩個：

　　一是強迫症，我們的自尊心以及虛榮心不允許我們把自己和動物等同起來，我們為了論證自己比較動物而言是高其一等的，我們就論證自己在任何方面都超越了動物，即使是在身體的快感方面。二是壓迫症，我們的快感被論證為是超越動物的，而動物的快感又被定義為是純粹的肉體的感覺，這樣為了和動物的快感區分，我們就要將自己的肉體的感覺限制住，我們要提升了的精神不要下降到動物的身體。這種論證常常是資產階級廠主或者什麼機構的領導進行的，他說：「工人們，你們是人，你們是有獻身的精神的，你們是大無畏的，你們熱愛勞動，勞動吧，這是你們的大光榮。」而這個時候他的會計正在為他數著鈔票，工人們對勞動的神聖激情轉化成了他的隱秘的收入，而工人們對精神的渴望則使他在工資方面可以越付越少，甚至不付(例如義務勞動)。我們身體的感覺被剝奪，因為它是動物的感覺，而我們的精神被強加了，因為它是人的精神。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患上了被壓迫症，而我們的主人則患上了壓迫症。

　　動物在勞動的時候一定要有物質激勵因素，例如海豚表演一個節目完畢，它不僅僅需要別人的掌聲的精神鼓勵，還要馴養員掏出一些魚來給予物質的鼓勵。人和動物就不一樣了，人只要精神鼓勵就行了，至少對於人來說精神的鼓勵的重要性要超越物質鼓勵的重要性，如果他將這個邏輯顛倒過來那就說明他不是個人，因為他將身體的快感看得比精神的快感還要重要，只有動物才會這樣做。老人家說，人是應該有些精神的。進一步而言，人壓根兒就不需要身體，只要精神就行了。

　　當然沒有身體到底怎麼勞動，我還不清楚，大多數時候承擔勞動任務的是人的那具需要快感的身體而不是那個不需要物質的靈魂。當然英雄人物例外，英雄人物大多在失去了他們的身體之後成為一個獨立的自給自足的靈魂，為這個世界上的其他有身體的人充當楷模。人為什麼變成了只要靈魂不要身體的動物呢？在這個過程中文學藝術扮演的角色是相當可恥的，它充當了說客。

　　在《作家》99年第6期上看到這樣一首詩，題目叫做《人體盾牌》。

　　盾被發明出來/本來是為了保護人體的//而人類今天竟然用自己的身體/組成盾牌/保護那條河上唯一剩下的橋樑//那是為了已經鄰近的下個世紀/正義和良心/有路可走//我為這位詩人感到羞辱。

　　一個詩人，他應當是為人類生命而歌唱的，他應當認識到生命本身才是生命的目的，可是現在，他在歌唱人體盾牌，他就將人體的價值看成是低於橋樑的，身體必須為橋樑的存在付出代價，而不是相反。

　　正義、良心……這些詞對身體的壓抑的形成就是這樣――它和文學藝術的說客作用緊緊相連。

　　四、身體和藝術：藝術如何自救

　　中國當代藝術在大多數時候已經墮落，墮落到成了一門身體管理學(而實際上是身體禁錮學)。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解放藝術，讓她回到身體的出發點上去。

　　法國作家瑪?杜拉在她的《作家的身體》中寫道：「作家的身體也參與他們的寫作，作家在他們的所在之地也會激發他們的性慾。就象國王和有權勢的人那樣。……」這是很有見地的說法。作家的身體也參與他們的寫作。有一種激情它來源於我們的身體，它在我們的身體里涌動，然後寫到紙上這就是一種身體型寫作。

　　在我們這個時代中我們同樣很容易看到這樣的例證。「他說，他認為所有身體上的問題，也就是生活的問題。」──朱文：《什麼是垃圾什麼是愛》。朱文在他的小說《弟弟的演奏》(這可能是朱文的最好的小說之一)中說：「和我的智力相比，我更信任我的身體。」

　　陳染：「那個附著在我的身體內部又與我的身體無關的龐大的精神系統，是一個斷梗飄蓬，多年游索不定的孩子。」(陳染：《寫作與逃避》)。刁斗就在一個訪談中說：「人是慾望的集合體，其中情慾是根本，我喜歡探究情慾，使它在我的小說中成為一種整合力量……至於在小說中對情慾主題的處理，我沒有給予格外的關注……我只是採取一種順其自然的的態度……我不諱言，情慾在我的小說里是一塊基石，就象它在我的生命里也是一塊基石一樣。」

　　小說家、詩人是這個時代最敏感的神經，──他們對身體的重視是和這個時代的思想趣味緊密相連的。

　　在中國寫身體是難的，到現在《金瓶梅》全本書在市面上還不能正常買到，不是嗎？他們同時在報刊雜誌上大力反對「性」，甚至和性諧音的字他們都不允許，一有風吹草動他們就舉起手中的剪刀將異端置之於死地而後快。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郁達夫就有過這樣的例子。《沉淪》出來時他在《沉淪》序言中「講一番『靈肉』衝突的道理」。對於這一類現象韓侍桁在《郁達夫先生作品的時代》一文中的一段話也可以為我們提供參證：「只有這性慾的解放……它是不能作為高貴的問題而討論的，於是我們的作家便巧妙地提出了所謂『靈與肉』這個新名詞……不過較智慧的讀者也可以看得出作者是在說謊的。」

　　身體在我們這個社會的話語中被壓抑著，一切有助於我們了解這個時代的真實的生存狀況的話語都處於危險之中，文學中關於身體的語言必須很好地隱藏自己成為對身體的遮蔽才行，身體的言說成了不言說，不言說身體成了言說身體的前提。這就是中國方式的結果。中國的方式是在語言中消滅身體，似乎在語言中清洗了身體，就可以控制人們的意識，將它從人們的意識中消滅掉。

　　現在晚生代的作家們索性舉起了身體的大旗，如性、身體在徐坤的筆下成為其遊戲諸神無往不勝的秘密武器，朱文筆下的身體是作為反抗壓抑，尋求解放的手段來理解的。這些不是全無道理的。必須開放言談，確認身體的合法地位。身體不僅僅只是我們靈魂的工具，它還是它自己，還是它自己的目的。藝術，看的藝術，聽的藝術……無不根源於人的身體也無不作用於人的身體。

　　尼采說：「一切美都刺激生殖。」他說：「事物的完整的美，接觸之下都會喚起性慾亢奮的的極樂。」「決定民族和人類命運的事情是，文化要從正確的位置開始──不是從『靈魂』開始(這是教士和半教士的迷信)；正確的位置是軀體、姿勢、飲食、生理學，由之產生的其餘的東西……。所以希臘人始終懂得，他們在做必須做的事；蔑視肉體的基督教則是人類迄今為止最大的不幸。」

　　這樣的語言是多麼地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