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彥弘 | 記何齡修先生

何齡修先生欣開九秩。他身體雖時有小恙，卻並無大礙。我受何先生提攜關照，也轉瞬近二十年了。

我一九九四年畢業分配入歷史所時，歷史所是在日壇路。不久，歷史所又重新搬回院部大樓後面的小樓，我們社會史研究室是在二層右拐的第一間。一天，何先生來室，說，這是何公館。見我不知，才細細講解；原來，這是當年何先生住過的房間。社會史研究室是何先生的老友郭松義先生提議設立，設立之初，只有主任郭先生和副主任商傳先生。此後又陸續從本所及外單位調來了吳玉貴先生、定宜庄先生，從北師大歷史系畢業分配來所的張印棟兄；我則是第六個進室的。這些先生中，郭先生、定先生治清史，且定先生又是何先生所格外敬重的王鍾翰先生的學生；治明史的商傳先生的父親商鴻逵先生是何先生的老師，商傳先生稱何先生為老師，何先生則稱商傳先生為學弟——有了這樣的關係，何先生常常是一上樓，便順道轉入「何公館」。

那時的何先生，六十初度，似乎是剛剛退休，抑或尚未退休，精神極好，毫無老態。對年輕人，毫無前輩學者的「老師架」，極為平易。再加上何先生對學術界的掌故知道的極多，記憶又格外的好，所以聽他聊起來，真讓人如沐春風；特別是像我這樣喜歡聽掌故、探八卦的人，非常喜歡何先生來聊天。

何先生是一九五八年從北大歷史系畢業來所的，其時歷史所也剛剛成立不久，所以，有關歷史所的事，他知道得很多。比如，翁獨健先生對學界爭論異常熱鬧的幾朵金花，告誡年輕人「要觀戰不要參戰」（我讀大學時，就曾聽我的老師沙知先生說過，對所謂理論與考證，翁先生曾有「畫鬼容易畫人難」的妙喻）。王毓銓先生從歷史博物館來歷史所，被領導安排由秦漢史轉治明史；他極重視《明實錄》和明人別集，認為是基本史料，而對《國榷》等書則較為輕視，更無論《明史》了，但在審讀中華書局組織點校的《明史》後，說書中有不少好材料。這類掌故，何先生知道得很多，因為記性特好，所述極為可靠。如果他能在得暇時，將這些掌故一條條寫出來，那真是一部極有意思的所史。

在我看來，何先生對歷史所是非常有感情的。

他的一生主要是在歷史所渡過的。他退休以後，還經常返所，對年輕人的學業非常關心。楊海英兄就是一例。她比我晚兩年入所，二〇〇一年申報研究所的重點課題「洪承疇的後半生」，正出自何先生的鼓勵；二〇〇六以《洪承疇與明清易代研究》為題出版，她在《後記》中滿懷深情地說，「在我入所伊始，（張捷夫）就指定何齡修先生任業務指導」，對洪承疇的研究，「（何先生）從思想、觀點材料乃至行文遣句各方面都時行了不遺餘力的指導。如果沒有他耐心細緻的指導並一再督促，本書如期完成是不可想像的。他還是本書各章節初稿的第一讀者。得不到他的首肯，自己甚至沒有信心往下寫。」他對研究室的建設非常關心。退休多年，仍為清史室所主辦的《清史論叢》審讀稿件。我也不止一次聽他談起楊向奎先生「分兵把守」的治室經驗——一個研究室，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重要方面的研究不能有缺環，研究室人員要根據自己的愛好、特長，選定一個主攻方面，以求對一個斷代能有全面、深入的研究。這個意見，對現在研究室的學術建設都是極有啟發的。中國古代史是以斷代史研究為基礎來展開的。作為一個專業研究所，在研究人員編製較為充裕的情況下，如果某個斷代的研究集中在思想、學術、文化，而很少研究政治、經濟、軍事、制度，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缺陷。

他也很關心歷史所的建設。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歷史所擬辦《中國史研究》時，他就反對；他主張辦一份能反映歷史所的學術成果和研究水平的專業刊物。世紀之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終於開始出版，這跟他多年的呼籲是分不開的。時任所長的陳祖武先生曾約請他擔任即將面世的所刊的編委，但事實是他「名在孫山外」。這件事，何先生大概是不太愉快的，他在給某同事的公開信中提及此事：「我為即將有所刊而高興，出一本就有本所的一本成績，將來有五本、十本就很可觀了。至於當編委，我沒有表態，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不說天經地義），我不拒絕就夠了。又不是徵求我的意見，也不是什麼天降大任，用得著我欣然接受，深表謝意嗎？結果名單公布，賤名在孫山之外。……我深幸自己……沒有表示受寵若驚，只當它反映一種事實，否則就表現太淺薄太丟臉了。」即使如此，我從沒有聽到過他的負氣乃至怨恨之語。作為個案，這件事的真實原因已無必要深究，但以他的動轍提建議、提意見，好發議論、打抱不平的個性，我想他實在是應該屬於不大受執事者待見的那類人吧。

當然，歷史所的歷史，畢竟是整個國家歷史的一部分，更何況改革開放前的「學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簡稱，即日後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與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宣部的關係又是如此的密切。他給我講過當年所科研秘書對學術研究的控制，講過實際長期主持所務的尹達先生「魚貫而入文壇」的名言……因此，將歷史所的所史概括為「求真務實」，我想他是有微辭的。對「所史」的認識，他是既不菲薄，也不美化，更不歪曲。在我所接觸的歷史所前輩學者中，我認為他是最為客觀的一位。

何先生對老師極為尊重，且勤於拜謁。常常聽他講起有關他老師，如鄧廣銘先生、張政烺先生、商鴻逵先生、袁良義先生等的軼事。他到歷史所工作後，又長期追隨楊向奎先生，在學術研究組織工作如辦室辦刊等方面的認識都深受楊先生的影響。他先後寫過一系列的文章來紀念自己的老師。他對前輩學者也極為尊重，如再三表彰孟森先生在清史研究上的卓越貢獻，充分肯定陳寅恪先生對反清復明運動的研究。最令人感動的，我想就是他花大氣力，對《柳如是別傳》的校訂。

陳寅恪先生哲嗣陳氏姊妹在三聯版《陳寅恪集後記》中，對上世紀八十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經出版過的《陳寅恪文集》中所收各種，在收入新版時所作的工作，作過一個異常簡略的交待：「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二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諸集，此次出版時作了校對。」承擔校對工作的是哪些學者、作了哪些校對，不得而知。《柳如是別傳》是陳先生目盲後的巨著，而此前陳先生的研究工作重點主要是在中古史，而主持上海古籍版《陳寅恪集》的蔣天樞亦不以治明清史名家，所以這部書在材料上存在著一些問題。上世紀八十年代，何先生曾寫過《〈柳如是別傳〉讀後》，對陳先生晚年花極大精力撰著的這部難讀的專著進行了中肯的評價，既揭示了該書的巨大學術貢獻，也指出了在史料收集、解讀方面存在的一些問題，實在可以作為這部書的導讀來看。也許正由於此吧，三聯書店在重新出版《陳寅恪集》時，何先生又將這部巨著細細校閱一過，訂正了不少失誤。也正因為何先生所做的這一工作，我雖早已購得上海古籍版的《柳如是別傳》，仍然重購了三聯版的這部《別傳》。陳氏姊妹對校訂者的態度，實在與其父陳寅恪先生相差甚遠；陳先生在編訂其《金明館叢編初編》、再版《元白詩箋證稿》時，都特作「附記」以鳴謝助其校補者。

也許正是因為對受業老師、前輩學者所作的學術研究工作的尊重，何先生對整個清史研究史十分重視。他曾寫過好幾篇文章，從選題、研究方法、研究特點等多個角度，回顧和總結了清史研究的演變發展。比如，他認為孟森、朱希祖、蕭一山、鄧之誠等是第一代清史學家，商鴻逵、王鍾翰、莫東寅等是第二代，鄭天挺、謝國楨等是介於第一代與第二代之間的承前啟後的一代；研究清史的方法或傳統也不盡相同，孟森等重視正史，朱希祖等重視野史筆記稗乘，李光濤等則重視檔案契約等（《悼念謝國楨先生》，《五庫齋清史叢稿》，學苑出版社，2004年）。這樣的歸納和總結，真可謂提領振裘，畫龍點睛。對清史研究史的梳理，成為他學術研究工作的重點之一。

何先生稱自己「好發議論」。學術方面的議論，正可提高年輕人的學術鑒別力。對人事，也直言不諱。他曾言及八十年代的一起抄襲案。他說，只要是某人說的話，他就不信。但一旦涉及時政，則三緘其口，絕不亂說。一次，他戲謂我：「你小子要活在五七年，早被批判不知道多少回了。」其實，倘若我生活在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我也早就閉嘴了。在胡說與生存之間，我當然是會選擇默而生的。

何先生很熱心。中華書局在上世紀組織學者點校二十四史時，也包括了名列二十五史的《清史稿》，但與廿四史的處理略有不同，只標點而無校勘記。據當年參加工作的王鍾翰先生說，原本是有校勘記的。中華書局啟動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點校修訂工作後，何先生就熱心地幫助中華書局推薦、聯繫點校者。我曾聽所內其他前輩學者說，何先生很願意替人看文章、修改文章，也曾替人借書找材料。

何先生研究的一個重點，就是明清之際的政治史，即反清復明運動。清王朝得天下後，對這段史事頗多禁忌，相關史料有意無意多所湮滅，資料極少且極零散，即使在今天，許多書能夠電子檢索了，這個題目的相關材料也不是靠檢索能收集來的。因此，研究這段歷史，史料的收集頗難，辨別真偽、考證可信度則更難，不是簡單抄錄，將同類史料略加排比即可集事的。何先生長期致力於此，掌握的材料即使不是獨步天下，恐怕也是最多者之一吧。也許正因為此，有學生作學位論文時即公然抄襲他的論著。即使如此，泰州柳敬亭公園擬建中國評書評話博物館，請他提供相關史料時，他也無保留地想把自己多年收集的史料貢獻出來。他跟我談及此事，我倒是勸他不必全盤托出，因為他正在撰寫的一部相關專著，史料的排比、鑒別、考訂正是其重要內容之一。他聽後，略頓了頓，說，一個學者的水平，不僅僅在於收集史料的功夫，還在於分析材料、分析問題的能力；自秘材料，不是好學風。

我喜歡購書，更喜歡配書。一位朋友曾玩笑說，叢書內所收各書，原本多是並無關聯的，何必非配齊呢。我卻樂此不疲。在學術雜誌或期刊中，我對有連續期刊號的雜誌，基本不購置，因在圖書館極易找尋；我所措意的，是所謂「以書代刊」的重要雜誌，如中華書局主辦的《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主辦的《中華文史論叢》等。各斷代史學會或一些研究單位所主持編輯出版的不少「論叢」，自不比出版社的實力，往往印數不多，配齊不易。我進歷史工作後，很想配置清史室主辦的《清史論叢》，但此時距第一輯出版的一九七九年，已有二十五年之久。當我跟何先生說起此事時，他馬上將我久覓不得的第一輯賜贈。為此，我在一九九五年三月得到該輯後，寫了題記：「本論叢第一輯蒙何先生惠贈，第四、六、七購於西直門中國書店，第二、三、五、八及九二、九三年各本購於本所清史室，故幸而成全帙。」此後各輯，則蒙實際主持《論叢》編輯出版工作的李世愉先生惠贈。這部論叢，即使在歷史所，除老輩學者外，擁有全份者，大概不會太多吧。

《五代會要》頗難一見，中華書局據商務印書館的《國學基本叢書》影印，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出過點校本，但已難得一見。一次，何先生問我有無此書，我說此書不易見，未能購置。他說，作唐史研究，怎麼能沒有這部書呢。下次上班，他送我一部。他的這部書是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印的《萬有文庫》本道林紙原版，有他購書時的題記：「一九五九、六、七，地安門中國書店。」此次贈我，又特加題記，稱：「此書閑置近四十年，殊為可惜，今奉贈艷紅弟存用，得其主矣。何齡修思馮甫，一九九六、四。」直到二○○四年四月，我才在燈市口中國書店遇到上海古籍一九七八年出版的點校本。

「文革」剛結束，何先生返鄉時，受領導指示，順道了解《長江日報》報道的王素先生自學的情況。那時的王素先生想治明清史，於是何先生送了他一部道林紙本的《明史紀事本末》。後來王素先生考入武大歷史系，隨唐長孺先生治魏晉史，因專業不同，兩人來往才漸少了。王素先生曾將自己撰著的《三省制略論》（齊魯書社，1986年）呈送何先生。此書印數僅1300冊，且已印行十年，極不易得。一次何先生跟我聊王素先生早年的事，我便提及此書，稱極不易見；何先生鑒於我學習唐史，便將此書慨然轉送，並寫道「轉奉孟艷紅弟存用，一九九六、五、三」。

三聯書店委託何先生編集《孟心史學記》時，他讓我從孟森先生的論著中收集一些「治史語錄」，從其他一些學人的憶舊或日記中摘編「關於孟森先生的雜憶雜評」。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我從《鄭孝胥日記》、金毓黻《靜晤室日記》等書中找到了一些學界尚存爭議的有關孟森先生卒年的資料。何先生知道後，立刻囑我寫成按語，爭取將此事講清楚。我以按語較長，附入似有不倫為慮；何先生說，「要寫出來，你花了功夫，不能淹沒你的工作」。他還在是書《編後記》中大費筆墨，強調我所作的點滴工作。其實，這項工作的發凡起例，完全是何先生；我只是他的指導下，按圖索驥，作了一些力氣活而已。

我總覺得，何先生是一位不大計較名利得失的脫離了低級趣味的正直的學者；在中國社科院這樣的單位，這樣的學者尤不多見。

編纂「大清史」，是通過兩會代表提案的方式被提出來的。這個提案被轉至歷史所，要求歷史所研究並提出處理意見上報，以答覆提案委員。我記得歷史所學術委員會為此專門召開會議，進行討論。討論的結果，是大家都知道的，沒有否決該提案。但當時是有不少人明確反對的，何先生是反對最力者之一。此後大清史上馬，據說主事者中一位何先生的朋友，曾幾次請他出席相關論證會議，何先生都以自己反對此項目而婉拒；主事者稱，「您來參加，就談您的反對意見」（大意），但他還是沒有參加。後來他應張玉興先生之邀，審讀了張先生所撰書稿；又應同事老友王戎笙先生之邀，幫王先生撰寫了兩條人物研究的概況。參與編纂大清史工作可獲不菲津貼，了解何先生生活的人大概會知道，不積极參与這些工作，對何先生來說意味著什麼吧。

無論是學術問題，還是學術活動，他都是少見的能堅持原則的學者。對清史室的維護、對《清史論叢》的維護，對清兵入關的爭論、對李自成結局的爭論，等等，他都從不騎牆、不含糊、不抹稀泥。

近二十年來，他在所里交往最多的年輕人，我是一個。我聽他的談話最多，無論是為人還是作研究，潛移默化，受他的影響最大，受他的提攜和關照更不在話下。遺憾的是，我沒有認真隨他研習明清史，對他所研究的時代和題目，我懂得很少，因此我無資格來談論他的學問和貢獻（大概親炙何先生之教多年的楊海英兄最有資格來說吧）。我只是想用這樣語無倫次的簡短的篇幅，謹為何先生八十歲壽！

謹記於二〇一三年，暑中

題外的話：

小文原刊《清史論叢》2013年（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這本以書代刊的出版物是楊向奎先生倡議，王戎笙、何齡修、郭松義、李世愉等幾代清史室同仁付出了許多心血辦起來的。自1979年創辦以來，已出版了28本。前輯由中華書局出版，後因經費緊張，台灣大學陳榮捷先生及遼寧古籍出版社資助，又出版了5輯。第14輯，改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第15輯以後，則在李世愉等先生的奔走下，改由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基本保證了每年出版一輯。最近則在學科建設經費的補貼下，徹底解決了出版費用問題。

在創辦《清史論叢》的同時，還創辦過一本《清史研究通訊》，後轉給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主辦，這就是現在的《清史研究》。目前，隨著創新工程的實施，中國社科院又通過了新的學術考核標準，規定進入創新工程者，必須每年在核心期刊發表一篇論文。當然，核心期刊有一個名單；這其中有人民大學清史所主辦的《清史研究》，而沒有社科院清史室主辦的這份《清史論叢》。二者的區別，不過是前者有刊號，後者無刊號而已。按照這一考核辦法，清史室的同仁，就不能再給本所本室主辦的《清史論叢》投稿，而只能給人大主辦的《清史研究》投稿，這無異於自己的專家學者，在給外單位及其所主辦的雜誌工作嗎？這實在有些對不起苦苦支撐這個刊物、不致使她夭折的編者和作者。在全社會對學術量化管理多所批評、據說教育部已明確對量化考核要進行反省的今天，中國社科院卻要「迎頭補課」，真是匪夷所思。其實，學術刊物的重要，是因為它發表過的文章重要，是文章影響了刊物的重要與否，而不能反過來，認定刊物是核心，所以刊發的文章就重要。這個道理並不難理解吧。

謹藉此小文，向《清史論叢》及其編者、作者致敬。

二〇一四年二月廿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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