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他在試管里誕生；30年後，試管寶寶在他手裡誕生

9點20分，人多嘈雜的生殖中心，31歲的汪傑（化名）被護士叫到名字。他深吸一口氣，穿過4道門，走進排精室。妻子正躺在隔壁的手術台上。這次要取14顆卵子，她還央求醫生「再多取幾個」。

夫妻倆在求子路上跑了7年。丈夫精子活性不夠，妻子盆腔粘連，這是第2次嘗試「做試管」。此前他們輾轉了3家醫院，經歷過2次流產。「往事不堪回首。」汪傑不願多說。如果一切順利，四五天後，一顆健康的胚胎會被移植入妻子腹中，開始新生命的孕育。

窗口另一頭，是一條環環相扣的「造人」流水線，十幾位技術人員埋頭工作台。

這一天是周日，羅優群值早班，早晨6點就準時到達。30歲的他，算得上是實驗室的「老人」。

他的另一個身份更為人熟知：中國大陸第四例試管嬰兒、首例供胚移植試管嬰兒。

1988年，中國醫學遺傳學奠基人盧惠霖懷抱試管嬰兒羅優群。

「試管嬰兒『做』試管嬰兒，大概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吧。」2009年本科畢業後，羅優群選擇回到生命的起點——中信湘雅生殖與遺傳專科醫院（下稱「中信湘雅」），這是世界上治療規模最大、平均臨床妊娠率最高的生殖中心之一。醫院的前身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人類生殖工程研究所，正是當年盧光琇教授「培養」出羅優群的地方。

1988年3月10日，中國大陸第一位試管嬰兒鄭萌珠在北京大學第三醫院降生；同年6月5日和7日，由盧光琇培養的章皿星、羅優群相繼呱呱墜地。

實際上，中國的試管嬰兒遲到了10年。今年，距離世界首例試管嬰兒路易絲·布朗誕生於英國，已有40個年頭。然而，中國的試管嬰兒，人數多到驚人。據英國《自然》雜誌，2016年僅中信湘雅完成的41000例輔助生殖周期，就相當於美國全年的1/4。

下午2點，獲得了主任的特別批准，羅優群才走出實驗室。由於長時間沒有喝水，他摘下口罩時嘴唇起皮，嗓音沙啞，眼鏡後是淡淡的黑眼圈。他告訴記者，因為剛過完年，今天的病人數不到平常的一半。這裡全年無休，技術人員時常需要加班到夜裡8、9點。

「說實話，現在你來採訪我，大家不會覺得很稀奇了。」他提醒道，現在離自己最「火」的年代已經久遠。

試管下的「明星」光環

在搜索引擎中輸入羅優群的名字，會跳出一長串新聞：

昔日試管嬰兒今朝上高中；試管嬰兒24年後「重回」實驗室……他的成長軌跡被媒體完整記錄。

2016年，妻子王琳自然懷孕生女，再次成為中國試管嬰兒發展史中的里程碑事件。

「都習慣了。」羅優群坦言，「只有記者採訪時，我才是最特別的。大部分時間，我會忘記我是試管嬰兒。」

中國大陸第四例試管嬰兒、首例供胚移植試管嬰兒羅優群（左）和其「製造者」盧光琇（右）。

羅優群小時候很少生病，但會定期去長沙體檢，每年的結果都是一切正常。有一次還被帶到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的草地上，拍攝坐著讀書的畫面。那是他降生的醫院。他從來沒覺得自己有什麼特別之處。直到小學五年級的某天，教室外突然來了很多人，說要採訪他。

記者問了什麼，羅優群忘得一乾二淨，倒是對黑色的攝像機記憶猶新。當時趁記者走開，他按捺不住好奇心，偷偷摸了一下。那是他第一次聽說「試管嬰兒」，隱約覺得自己有點不一樣。

之後每次有記者來學校，同學們都覺得特別新鮮，把攝像機團團圍住。「有點像山村裡的小孩看到汽車。」羅優群說，「其實他們對記者採訪比對試管嬰兒本身更好奇。」

「為什麼要採訪你？」結束之後，大家追著他反覆問。

「我也不知道。」他答不上來。

甚至有陌生人寫信寄到學校，字裡行間流露出羨慕和崇拜。「他們覺得你好高級，跟明星一樣。」羅優群說，他成長中面對的更多是好奇，而非歧視。

「什麼是試管嬰兒？」這個問題他問過很多人，包括父母還有二醫院的醫生們。但即使對方解釋了，年紀尚幼的羅優群還是雲里霧裡。

一本兒童雜誌讓他印象最深，文章配圖是羅優群的頭像被放到一根試管里。「這其實是在誤導公眾。連我都理解成試管嬰兒是從試管里長出來的。」 他覺得這種做法非常不妥。

也是因為那篇報道，他曾幻想自己有超能力，跟動畫片里的葫蘆娃一樣，說不定會噴火。

「我也吃飯睡覺，該生病也會生病。有人成績比我好，也有人比我差。」羅優群笑了，露出整齊的牙齒。「除了臉上有痘痘。」他補了一句。

旁人不這麼覺得。他被當成「重點保護對象」，座位也被排得靠前一些。生物課講到試管嬰兒，連老師都會和同學們齊刷刷地看他。

2003年，15年的羅優群和「姐姐」章皿星亮相央視。「皿星」二字即意味著從試管里成長的希望之星。兩人並無親緣關係，但因為在同一個實驗室培育，被外界習慣性看作姐弟。

對羅優群來說，那場節目的意義不在於自己的走紅，而是他徹底搞清楚了自己「到底是怎麼來的」。錄製現場，倆人的「製造者」盧光琇拿著試管向主持人白岩松講解試管嬰兒的原理，他在一旁聽得仔細，才明確了自己是先在試管里培養，再移到媽媽的肚子里，並不是在試管里長大的。

那年，盧光琇團隊培育的「試管嬰兒」已達557名。羅優群和章皿星作為試管嬰兒的代表，經常被邀請參加活動。生活節奏被打亂，兩位中學生都有過短暫的煩惱，但後來想想，覺得有責任讓更多人了解這項技術。

根據衛生部門的統計，截至2004年底，中國出生近3萬名通過人類輔助生育技術誕生的嬰兒。根據國際輔助生育技術監控委員會(ICMART)的數據，1990年全球只有大約9.5萬名試管嬰兒，2000年增加到近100萬，2012年突破500萬。全世界都在迎接這場新的人口浪潮。

因為父母下崗，曾不斷有好心人打電話來關心羅優群的生活。學校的傳達室替他收過幾十封來自全國各地的信件。大部分內容都很友善：你過得好嗎？需要幫助嗎？可以交個朋友嗎？

「我收到的不僅是捐款，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關懷。」直到現在，羅優群還和一些資助者保持聯繫，並在婚禮時邀請了他們。

盧光琇也常年資助他，經常去他家中探望。耳濡目染下，羅優群決心「要向盧奶奶學做試管」。2006年，他在高考志願表上清一色填了臨床醫學專業，最終被湘南醫學院錄取。

入學時，學校為他舉辦了小型的記者招待會。那時，試管嬰兒技術在國內已經得到廣泛認可和應用，他感覺自己的「明星光環」消失得差不多了。

「搬運工」

羅優群自認只是一名「搬運工」：

在嚴格控制的環境條件下，把合格精子、卵子搬到一起，在試管中完成受精，放進培養箱，再把胚胎移植入子宮。說起來簡單，但這項「搬運」技術的起源要追溯到1978年。

盧光琇清楚記得，她的父親、中國醫學遺傳學奠基人盧惠霖在《參考消息》上看到世界首例試管嬰兒在英國誕生的消息時，既興奮又焦慮。作為一名遺傳學家而非婦產科醫生，盧惠霖研究試管嬰兒的初衷是為了在胚胎階段及時進行遺傳干預，剔除不良基因，實現優生優育。他沒想到這能造福不孕不育家庭。那年他已78歲。

盧光琇今年79歲，仍在一線。她每天早晨7點到辦公室，先做100個仰卧起坐，再舉300次啞鈴，晚上經常八九點下班。語速飛快的她，甚至還伸出胳膊，向記者展示了肱二頭肌。

她形容自己年輕時「壯得像頭牛」，綽號「湘南第一把女刀子」，但對遺傳學一無所知。眼看父親年近八旬，她在40歲時從外科醫生毅然轉行，從洗試管學起，為的是讓父親在有生之年實現夢想。

在北京大學學習3個月後回到長沙，盧光琇成立了生殖工程研究小組，開始籌備實驗室，但設備、技術和材料，什麼都沒有。白色的帳子一圍，把溫度調到37.5攝氏度，沒有紫外燈，就用福爾馬林熏蒸，「無菌房」有了。

第一步是探索如何冷凍精子。「當時一談精子就是不道德的。」

說起遭遇過的詆毀，盧光琇很無奈。實驗室的3位男醫生不肯捐，她就去門診轉了一個多月也沒人願意，還總遭到指指點點：那個搞精子的又來了。她急了，最後只能回家找丈夫商量，才有了第一份精子。「可惜我沒有，不然我早就獻了！」

當晚，她守著從燒傷科借來、白氣直冒的液氮罐一夜沒睡，「生怕爆炸」。幸運的是第一次冷凍成功了。1981年，中國大陸首個人類冷凍精子庫建立，目前已成為世界最大的單體人類冷凍精子庫，為全國30餘家生殖中心提供精子來源。

卵子更加難弄。沒有腹腔鏡也沒有B超，當時採用的是最原始的剖腹取卵。盧光琇抱著熱水瓶守在婦科手術室外，一站就是好幾個小時，指望在切除下來的卵巢腫瘤附近找到卵子，或者等醫生穿刺抽了給她。

實在委屈時，她回家哭訴：「根本拿不到卵，科研怎麼做下去？」盧惠霖向院黨委書記報告後，組織附一附二兩家醫院和婦幼保健院全力支持供卵。1983年，時任湖南省委書記毛致用特批10萬美元科研經費。

中國科學院遺傳所的白琴華被派來幫忙，之前他只給老鼠做過體外受精。胚胎的生長環境不允許一絲一毫的污染，但當時國內連純凈水也沒有。白琴華在實驗室打了幾個月的地鋪也沒做成，只能打道回府。

1986年，試管嬰兒研究被列為國家「七五」攻關重點項目，由北京大學第三醫院、湖南醫科大學（今湘雅醫學院）和北京協和醫院三家共同攻關。項目取了一個聽上去似乎與試管嬰兒沒有關係的名稱：優生——早期胚胎的保護、保存和發育。隨後，盧光琇被派去美國耶魯大學進修。

「我這輩子只學過3個月英語。」那段日子，盧光琇如饑似渴地閱讀外國文獻，整天泡在實驗室，反覆練習操作。臨走前，她拜託實驗室的朋友幫她購買了所有設備寄到中國。航空公司破例讓她把兩壺純凈水和電子天平帶上了飛機。一落地，來不及看望仍在住院的父親，她趕緊去學校重新搭建實驗室。

1981年，盧光琇建立國內第一個人類精子庫。

回國後，體外受精很快做成，醫院招募到了一批不孕患者準備移植試驗。對他們來說，生育的渴望遠遠超過對新技術的質疑，皿星、優群的父母都在其中。羅優群的父親羅志元最初以為「做試管就是在體內插個管子」。

盧光琇幾乎24小時都在實驗室，吃飯靠家人送。有一餐沒一餐，經常胃痛。有一次為了連續觀察胚胎髮育，她在實驗室整整待了3天3夜，胃痛得在地上打滾，被同事抬到手術床上休息。「一旦受精，生命就開始編程，不受我的控制。每分每秒對胚胎髮育都至關重要。」

200多例病人中終於成功2例。為了更好地保存胚胎，她又去法國學習胚胎冷凍技術。

當她身處法國時，父親盧惠霖替她守在產房之外。羅優群的名字是他的母親從眾多專家取的名字中憑感覺選擇的，恰好是盧老所取，「優群」的意思是比一般人都優秀。盧老慈愛地把優群抱在懷裡的一幕被拍了下來，如今懸掛在中信湘雅的候診廳。

回國後，盧光琇拿到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但當年的計劃生育政策之下，她接到通知：不許再做了。

「生怕把胚胎怎麼了」

讀大三時，羅優群到中信湘雅實習。進實驗室的前一晚，他興奮得失眠。當第一次通過顯微鏡看到胚胎的時候，時光彷彿穿越——「我原來就長這個樣子。」

從不避諱談自己是試管嬰兒的羅優群，起初並不能理解病人所承受的痛苦和壓力。他曾經覺得，不孕不育「跟感冒發燒一樣平常」。不過，他漸漸留意到，每次有記者來拍攝時病友們都很抗拒。「他們不希望別人知道自己沒有小孩。」

曾有十餘年，中國的試管嬰兒技術幾乎陷入停滯。直到進入新世紀，試管嬰兒行業才迎來春天。

2001年，衛生部頒布《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和《人類精子庫管理辦法》。2002年，中信集團、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和盧光琇團隊共同組建中信湘雅生殖與遺傳專科醫院，開創央企與高校及科研團隊開展產學研合作的先例。

「從孩子的出生數量和健康狀況上看，我們都走在了世界的前面。」盧光琇介紹。

早在1988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公布的全國生育節育抽樣調查顯示，1976-1985年全國總不孕率為6.89%。到了2012年，中國人口協會數據顯示，中國不孕不育患者達到4000萬，佔到育齡人口總量的12.5%。4000萬，這相當於加拿大的人口總量。

沒有其他地方比在中信湘雅更能直觀感受中國人的生育焦慮。門診大廳每天7點不到就人山人海，40%的病人來自外地。門前的湘雅路被稱作「睡衣街」，因為試管媽媽們住在附近大大小小的「幸孕旅社」，平時穿著睡衣來來往往。爭吵和淚水再常見不過，曾有女子被丈夫一巴掌打翻滾下樓梯。盧光琇的診室常被慕名而來的病人堵住，為了不影響辦公不得不安裝門禁。

實驗室和門診不一樣，和病人不直接接觸。大多數時候，羅優群看到的是畸形的精子以及發育不成熟的卵細胞。

某天，他負責安排病人排精，在快下班的時候遇到一對夫妻。丈夫排精困難，耽擱了一個多小時，越緊張越是排不出，而卵已經取出。

當時的胚胎冷凍技術不夠成熟，3小時內必須受精。妻子急得直哭，硬生生下跪哀求：「醫生，你一定要幫我們想辦法啊！」 羅優群一下子懵了。

工作時間越久，他越發覺得「這份工作是神聖的」。2014年，中信湘雅建立起大陸地區第一套ISO流程，質量控制日益穩定，但羅優群總是「生怕把胚胎怎麼了」。

羅優群正在體外受精實驗室內工作。

「你一定得幫我孫女，不然我死了也不安心。」這是羅優群的姨奶奶在臨終前對他的囑咐。表姐一直覺得家醜不可外揚，吃了1萬多元的中藥，實在沒轍了才來找他，經過試管治療，終於生下健康女嬰。

但沒能讓姨奶奶見到重孫女一面，羅優群至今遺憾。

2016年二孩政策全面放開後，約有1000人回到中信湘雅解鎖存在這裡的冷凍胚胎。大齡產婦越來越多，她們面臨的問題不僅是不孕不育，還有染色體疾病、基因病等遺傳病。第三代試管嬰兒技術通過胚胎種植前遺傳學診斷，可對單基因遺傳隱患進行篩查。2012年，中信湘雅誕生世界首批經全基因組測序、保證染色體無異常的試管嬰兒；2015年誕生中國首例「無癌寶寶」，阻斷了癌基因的傳遞。

「未來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是幫助更多大齡婦女懷孕，其次要保證生出的孩子是健康的。」這幾年，盧光琇把工作重點轉向精準醫療，朝著父親最初的「優生」方向努力。

關於子宮的困惑

2015年9月，「8·12」天津港爆炸事故剛剛發生一個月，43歲的劉雲愛就趕到中信湘雅諮詢試管嬰兒手術。她年僅19歲的兒子——消防員蔡家遠，在爆炸中犧牲。5%的成功概率下，劉雲愛成功懷孕，次年8月順利產下一子。

面對失獨群體，盧光琇感到心痛，更多的時候是無力。「只要子宮沒問題，基本能幫他們懷上，哪怕四五十歲。但如果子宮出了問題，我就徹底沒辦法。」

現在她依舊每周出3天門診，專門接待3次以上懷孕失敗的病人。對待這類患者，她第一件事都是先做心理疏導。看到子宮被切除卻還沒有孩子的女性，她非常同情，只能建議對方領養孩子。

她能清楚感受到代孕需求的增長，但也明確支持對商業化代孕的禁止：「代孕者往往是弱勢群體，她們大多數是為了錢才出售子宮。代孕母親如果發生問題，你說救誰？孩子，還是媽媽？」

1996年，首例代孕試管嬰兒在北醫三院誕生。孩子的母親多次流產後，因妊娠中期子宮破裂而行絕育術，因此選擇代孕。1997年，衛生部出台規定，嚴格禁止代孕母親的試管生產。

禁令之前，盧光琇也曾參與實施幾例代孕手術。儘管技術操作上不存在難度，但倫理和法律問題不可迴避。

一個案例讓她印象深刻：姐姐幫妹妹代孕，前期比較順利，但胎兒足月時，因家庭矛盾，姐姐擅自把胎兒流產。她還遇到過一起糾紛：外甥女幫舅媽代孕，懷了一對雙胞胎，「剛開始女孩說舅舅對她很好，她什麼都不要，只是幫舅舅完成心愿。當然，舅舅給了很多錢，還幫她找了工作，但她後來又要車子，不然就把『毛毛』打掉」。盧光琇記得，女孩懷孕期間還得了妊娠高血壓和糖尿病等，現在想來依舊後怕。

2003年，衛生部頒布《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與人類精子庫倫理原則》，明確規定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代孕技術。但目前，國內依舊存在完整的地下產業鏈，一些代孕需求者覺得沒有法律保障，轉而尋求境外代孕服務，引發一系列問題。

「我們這代人只能不斷提高成功率。未來，也許會出現人造子宮解決這個問題。」盧光琇說。

其實，從遺傳學角度，供胚移植試管嬰兒羅優群也並非父母親生。「供胚」意為胚胎的精子、卵子均不來源於親生父母。但對羅優群來說，這只是一個產品名稱罷了，「媽媽十月懷胎生下我。父母養育我多年，我們是有感情的」 。

「夫婦通過自然方式養育孩子當然是最完美的，只有沒辦法了才會這樣。」 羅優群並不知道「贈胚」源於何處。生殖中心有嚴格的倫理規定，供卵、供精的雙方均完全保密。

到2003年，盧光琇共做過7例供胚移植手術。最初做供胚的背景是因為胚胎十分寶貴，國內尚無冷凍胚胎技術，丟掉十分可惜。「那時談倫理是奢侈的。很多人為了懷孕願意接受供胚，就像現在很多人排隊花三四年等一個卵子。」這項業務後來被法律禁止。

羅優群的妻子也是醫生。倆人每天都工作12小時，父母從常德來幫他們帶孩子。為了減輕老人負擔，休息日他只允許自己睡到7點，主動帶娃。「除了忙點，都挺自在。」

今年女兒兩歲，最近剛學會說話。他和妻子為她取名叫羅憶霖。「人要懂得感恩。雖然沒見過盧惠霖老爺爺，但我希望她能記住他。」

下午4點，羅優群說自己好餓。這位身高170厘米的小夥子身材瘦削，體重只有55公斤。「我很挑食。」他承認，從小就被母親溺愛。

「父母心皆如此吧。」他不覺得這跟自己是試管嬰兒有何關聯。

記者問他最愛吃什麼。「媽媽做的菜。」他毫不猶豫，「她做的什麼都好吃。」

本文來源：解放日報·上觀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