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先生教我感受學問

季先生教我感受學問

劉夢溪

我看到的季羨林先生始終沒有變過。現在是這樣，三十五年前也是這樣。

我不是北大畢業，但有幸在三十五年前已經在聽季先生的課了。那是1961年，季先生給人大文學研究班上專題課，講印度的兩大史詩《羅摩衍那》和《摩訶勃羅多》。季先生講課的內容，不覺得有太多的特別之處，主要是親切平易，便於接受，不像蕭滌非先生，講到動情處，會用拳頭敲打桌子。季先生留給我最深刻的一個印象是他的穿著打扮：剪得很短的已經花白了的頭髮，一身舊的但洗得很乾凈的藍布制服，和一雙圓口的黑布鞋。朱光潛先生、宗白華先生也是這樣的打扮，如果遠遠地看，有時還不好分辨呢。當然，季先生的身材比朱、宗兩先生要稍高一些。穿得筆挺而有派的，是吳組緗先生和侯仁之先生。吳先生講《紅樓夢》，侯先生講北京歷史地理。

後來我想，也許越是精通外國學問的越願意使自己的裝束中國化，而研究自己固有學術的學人則常常具有世界意識。不管我的痴想對不對，20世紀80年代以後再見到季先生的時候，他的穿著確實還是和60年代一模一樣。大學我念的是中國文學，畢業後用力較勤的是中國歷史和中國哲學。對外國的東西心有所好，卻不能進入，因此季先生的關於印度古代語言與文學的著作，可以說我是茫無所知。他送我的《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也沒有好好地看完。但我喜歡讀季先生的散文，《夾竹桃》《春滿燕園》《西雙版納禮讚》等名篇，60年代初在報刊上發表，就興奮地閱讀過。1986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印行季先生的散文合集，有了通讀的機會。

季先生的散文，一如他的為人他的講課，樸實無華，雋永平易。如略加分別，早期的風格顯得低郁惆悵，更接近於詩，50年代之後，調子漸趨明朗。總的看，他寫的是復調的散文，有時甚至有繁麗的特點，只有詩情濃郁的作家才寫得出這樣的作品。尤令我詫異的是，他的體物之細和對生活的特殊敏感。往昔的回憶、異域的風景、人情的翻覆、節候的變換，都可以漫不經意地在筆下化做優美的文學意象。寫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因夢集》，寫在印度見聞的《天竺心影》，作者的角色不期而然地發生了轉換，已由超離的學者一變而成為極富人生關切的抒情詩人。

他感受最深切因而寫得最多的是校園生活，他熱切希望美好的春天能夠在校園永駐。

20世紀60年代初一個暮春的晚上，他走過燕園，看到教職員宿舍里流溢出來的燈光，於是「心裡一愣，我的眼睛彷彿有了佛經上叫做天眼通的那種神力，透過牆壁，看了進去。我看到一位年老的教師在那裡伏案苦讀。他彷彿正在寫文章，想把幾十年的研究心得寫下來，豐富我們文化知識的寶庫。他又彷彿是在備課，想把第二天要講的東西整理得更深刻，更生動，讓青年學生獲得更多的滋養。他也可能是在看青年教師的論文，想給他們提些意見，共同切磋琢磨。他時而低頭沉思，時而抬頭微笑。對他來說，這時候，除了他自己和眼前的工作以外，宇宙萬物似乎都不存在。他完完全全陶醉於自己的工作中了」。而第二天早晨，他再次走過校園，看到了更為動人的情景：

這時候，辰光初露，曉風未起，濃綠的松柏，淡綠的楊柳，大葉的楊樹，小葉的槐樹，成行並列，相映成趣。未名湖綠水滿盈，不見一條皺紋，宛如一面明鏡。還看不到多少人走路，但從綠草湖畔，丁香叢中，楊柳樹下，土山高處，卻傳來一陣陣朗誦外語的聲音。傾耳細聽，俄語、英語、梵語、阿拉伯語等等，依稀可辨。在很多地方，我只是聞聲而不見人。但是僅僅從聲音里也可以聽出那種如飢如渴迫切吸收知識、學習技巧的熾熱心情。這一群男女大孩子彷彿想把知識像清晨的空氣和芬芳的花香那樣一口氣吸了進去。

季先生的眼裡心裡，如果教師可以心無旁顧地備課、研究、寫作，學生能夠專心致志地讀書、學習，而不必受學術以外因素的干擾，就已經稱得上校園裡的春天了。其不知，五十年代以來運動頻仍，這樣的校園春天實在百不一遇。季先生情不能禁地感嘆：「年老的一代是那樣，年輕的一代是這樣。還能有比這更動人的情景嗎？我心裡陡然充滿了說不出的喜悅。」

所以他這篇散文的題目叫《春滿燕園》，寫於1962年5月11日。

然而燕園的春天是短暫的。「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春留住」。沒過多久，前所未有的寒冬突然來臨，而且是那樣漫長而黯淡，直到十多年後的1979年，季先生才有可能和有興緻再來寫《春歸燕園》，他說：「我在這裡終於又聽到了琅琅的書聲。」

校園裡男女大孩子們渴求知識的青春律動，永遠是季先生學問生命的不竭的源泉。隨著祖國邁開改革開放的腳步，季先生迎來了自己學術創造的高峰期。繼長篇譯著《羅摩衍那》竣事出版之後，《印度古代語言論集》《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羅摩衍那初探》等論文集和專著，以及近十萬言的《校注〈大唐西域記〉前言》和吐火羅文不同文本《彌勒會見記劇本》的系列研究，都出版或發表於這一時期。正在撰寫的《糖史》，則是關於中外文化交流史個案研究的一部力作。而中華文化的特質、整合規律及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更是季先生近年集中思考的大課題。他有感於錢賓四先生最後一篇文章闡述的證道觀，多次著文論述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全身心地祈盼自己民族的文化在即將到來的21世紀能夠成為強勢文化。為此，他除了自己著述，竭盡全力支持、護持有志於此道的中青年學人，在這方面我個人有深切的感受。

我主編的《中國文化》雜誌是1988年開始籌辦的，老輩學者中第一個給予全力支持的就是季先生。他高興地出任學術顧問，並提供新作《新博本吐火羅文A（焉耆文）〈彌勒會見記劇本〉第十五和十六張譯釋》給創刊號發表。待到翌年秋天《中國文化》正式創刊出版，季先生喜不自禁，說這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一本刊物。接著，第二期、第四期、第九期，都有季先生的文章。在一些學術活動的場合，他也常常提到《中國文化》。有一次可能是學界的朋友誤傳了，說《中國文化》由於資金困難，面臨關張的窘境。季先生非常焦急，專門派一名弟子向我問訊，得知尚能維持，才放下心來。

不知底里的人，很不容易理解已是耄耋之齡的季先生，何以還要參加那麼多社會性的學術活動。其實他是想以自己的影響力並通過言傳身教來激勵後學、推揚學術。他覺得我們大家都耽擱得太多了。我個人平時很少去打擾季先生，但《中國文化》雜誌和我們中國文化研究所召開的有關專業學術會議，季先生總是有請必到。1994年夏天，中印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我所舉行，一整天的會議，季先生自始至終端坐在會場，傾聽發言，參加討論。季老如此，會議便開得格外認真，國內學人、印度文學院的客人都非常滿意。

季先生是陳寅恪的學生，其治學方法深得陳學肌理。我本人因近年一直在作陳寅恪研究的題目，因此多了一重向季先生問難請益的機會。記得一次在季先生書房，他捧來上面有陳寅恪批語的《高僧傳》讓我看。他說「翻翻，感受一下」，這句話，對我的啟示甚大。王國維、陳寅恪的學術方法，一向以重原典實物著稱，季先生也是這樣，他啟示於我的，是通過原典實物感受做學問的方法。的確，自從看了《高僧傳》的批語之後，我對陳寅恪的治學方法和學術精神的理解，更具象化也更立體化了。儘管對義寧之學的具體看法，在理解上我與季先生有不盡相同之處，季先生比較強調陳氏祖孫三代的愛國主義，我則更看重陳學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前兩年季先生結識了一位泰國的石頭收藏專家「奇石館主」周鎮榮先生。他稱這位周先生為「石顛」，並寫出文字記盛。後來他知道我也有「木」「石」之好，便欲安排與周先生會面。因當時正在準備一次國際會議的論文，也由於自知己之所好不過是略寄自然之趣，不足以見告於大方之家，遂未果。但季先生寫來一信，說：「一個人『顛』石或者『顛』木，並不容易。那些顛名顛利的人，至死也難以理解。這個境界他們永遠達不到的。我微有顛意，只是忙於其他事務，至今也還沒有成什麼氣候。」

這就是季先生，我所尊敬的教我感受學問的季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