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轉載]漢字是東夷巫師的創造

在當今信息技術快速發展的時代，全球範圍開始了語言大清洗。象形文字遭遇到了極大的挑戰，因為象形文字電子輸入非常麻煩，漢字很多不常用字由於無法輸入而消亡。國際通用的語言愈來愈向英語集中，書寫越來越拼音化。我們周邊那些歷史上嚮往中華文明的國家，如日本、朝鮮、越南等，也曾使用漢字，後來都創造了拼音文字。漢字屬於象形文字，按照西方的觀點，這是文字的低級階段。但漢字對於我們的歷史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人類在地球上，有南腔北調各種語言6800種。語言學家相信到2100年，可能有3400到6120種語言滅絕。過去人類相互接觸的方式比較單純，某些語言在小國寡民的或者小的村莊、小的聚落裡面都可以存在，但是語言沒有文字做背景、做基礎去支撐，就會被淘汰。14-16世紀，英語隨著日不落帝國的建立，變得異常強勢，威脅到法語，威脅了漢語。可現在我們知道，英語雖然強勢，但取代不了法語，取代不了漢語。因為這些語言都有文字和文化撐腰。

漢語有7種主要方言，方言的差異到了相互聽不懂的程度。比如北京人聽廣州人講話，決不比英國人聽法國人講話輕鬆；陝西話與閩南話，可以視對方為「外語」；有時臨近的兩個地區的人用方言通話，也會聽得一頭霧水。語言學是以什麼理由仍把這些方言統統歸為一種語言？除了統一文化和統一國家這些因素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漢字。秦始皇結束戰國時代地方割據的局面，實現車同軌，書同文，立郡縣，統一度量衡，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

語言有一個特點，時間久了語音會自然變化，如台灣的普通話與北京的普通話有區別，這樣時間一長，方言就形成了。秦統一後2000多年的歷史發展長河中文言文基本一致，而民間語言卻是變化很大的。魯迅的文章就是五四時期倡導的白話文，現在看已經日漸艱澀。五四運動以前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書面文言與日常的說話不一樣的國家。但2000年後的人看秦漢時期的文言文毫無障礙。書同文就是把各國的文字規範於一個標準，從而在多元語言上面籠罩一個緊箍咒，使它們不能任意游移。

漢字以及文言文體保證了中華文化的傳承,這種好處只有中國知識分子可以擁有。雖然中國不同方言發音極為不同，但是一回到書面，就完全一樣了。而反觀歐洲，羅馬帝國分裂後，各個國家以自己的方式用字母形成文字，雖然都為拉丁語系，但是已經成為多國語言了，在語言之上形成的文化差異更大，歐洲也就失去了統一的基礎。漢字作為表意文字，與語音沒有直接關係，無論用哪種語言或方言去讀，意義沒有變化。統一的字使視覺符號「文」和交際時採用的「語」分離，即口語與書面語不一致；從而使操不同口語的人互相交流成為可能。這是幾千年來各種口語分化交熔變遷，而漢字一直作為一種統一的文字被所有人認同的原因。

3000多年來漢字的字形、字義的變化是連續的。漢字沒有變成字母,對漢語起了極大的固定作用；否則,漢語早就分裂成眾多的語言了,如同印歐語那樣。漢字難寫難用,可是在中國歷史上,漢字不但保存了世界第1的文獻,而且加強了中國人的凝聚力。儘管中國歷史上經過了多個分裂的時期，打得死去活來，由於中國有統一的文字，使得中國的統一變成非常容易。中國因為有一脈相承的漢字，有著「同文」的優勢，便於知識傳承、文化認同，所以中國統一的文化基礎相當牢靠。

漢字與西方文字的拼音化方向完全不同，漢字作為一種充分發達的文字，是從象形開始的。隨著漢語的不斷豐富，有些語言不能用形象表達了，形聲字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人們用兩部分拼成1個字，一半表示發音，一半表示意思。由於結構類型的制約，漢字走上了由假借原則（由同源通用，到同音借用）到形聲原則（由添加意符或聲符，到意符和聲符拼合）的發展道路，於是漢字總數已達數萬，表達能力大大增加，形成了一個完備的，既能表達大量的新概念又與舊系統兼容的文字體系。形聲字的辦法具有很強的表達能力，反而抑制了漢字向表音文字方向的進一步發展，純粹表音文字在漢語中至今仍是極少數。

漢字的源頭在哪裡？夏人沒有文字，商人不可能繼承夏人的文字。至今共發現了5000個以上的甲骨文單字，其中可以認識的約有1700字。另外，商代還有金文、陶文、石文等。從盤庚遷殷（前1312）時開始，漢字開始了長達3000多年的連續發展史，中華文明史也開始了連續至今的文字記載。這些文字首先表現為造字元號的不確定，例如,甲骨文「牡」有5個異體字,分別以「牛」、「羊」、「豕」、「犬」、「虎」作形符，反映甲骨文編碼技術的不成熟，也表明離初創不遠。但此後各個時代的漢字都是由商代文字發展而來的。因此，漢字的起源問題，實際上也就是商代文字的來源問題。

20世紀70年代，從甘肅到太湖流域新石器時代的陶器上都發現有一些刻劃符號。青海柳灣墓地出土馬家窯文化彩陶符號的種類達130餘種。1963年，屬於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臨潼姜寨等地，也發現了數量可觀的陶器刻劃符號。此後，早於仰韶文化的甘肅秦安大地灣一期文化的陶器上同樣發現了10餘種彩繪符號，這些符號有豎、橫、斜、叉等，多數是在器物燒成前劃的，少數是燒成或使用過一個時期後劃的。山西襄汾陶寺墓葬中還發現用毛筆朱寫字元的扁壺，可能是一種用於祭祀等宗教活動的禮器，字元顯露筆鋒，是目前考古發現的惟一朱書陶符。此外，南方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的陶器上，也發現一些刻劃符號。良渚文化在多處共發現刻劃陶符約30多個。1986年，蚌埠雙墩發掘了一處距今約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陶器及殘片上，有146例59種之多的刻劃符號。此後，在屬於大汶口文化的一些遺址中，如山東泰安大汶口、安徽蒙城尉遲寺等地，也發現有大量陶器符號。最早的是距今8000多年的舞陽賈湖，屬舊石器時代。

1992年，山東鄒平丁公龍山時代遺址的出土陶片中，刻有5豎行11字陶符，是燒後刻寫，書體多為連筆，筆劃流暢，排列有序。丁公遺址陶文，以曲線為主，筆法和甲骨文截然不同，但李學勤認為這是文字，並釋為：何父以夔（擾）犬（獻），又（有）冊（儉），孚抑。口。全文可理解為：名叫何父的人以馴養的犬上獻，有邪佞的行為，把他交付懲治，最後是簽名。這樣讀，整個陶片乃是一件文書。

1993年，江蘇高郵龍虯庄龍山文化晚期遺址中，發現一磨光泥質的陶盆片上8個刻文和符號。刻文筆劃纖細，技法嫻熟。南京博物院古代藝術研究所副所長庄天明表示，該陶片是5000多年至4000多年前的文物，比甲骨文年代久遠上千年，該陶文很有可能是甲骨文的起源。文字刻在陶器內壁，圖文並茂，共兩行，左邊是字，右邊是圖。左邊的字以直線條為主，橫平豎直，結體有序，和甲骨文有相似之處。右行四個酷似動物側視圖形的象形文字，第1個似獸，第2個似魚或蟹，第3個似蛇，第4個似鳥。左邊的豎下來的4個字，看起來不成熟，應該比甲骨文還要早很多年。周曉陸認為龍虯庄陶文「構字有象形、會意、指事，我們統謂以『表意』的構字。很自然，它與後來的殷商甲骨文屬一個系統」。

以上考古發現的，都是漢字的源頭嗎？郭沫若雖曾認為半坡彩陶上的刻劃，「意義至今雖尚未闡明，但無疑是具有文字性質的符號，如花押或者族徽之類。我國後來的器物上，無論是陶器、銅器、或者其他成品，有『物勒工名』的傳統。…彩陶上的那些刻劃記號，可以肯定地說就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持這種觀點的人很多。

新石器時代的刻畫符號並未顯示作為真正的文字系統的跡象。這些符號用於傳達的意義，僅僅是猜測，從未得到證實；而且作為共同約定的符號，它們與真正的文字系統相比，一是數量顯得太少，二是極少連用。文字出現的最大作用是溝通思想、傳遞信息，擴大和延長了時間和空間範圍。文字可以用於法典和歷史事件的記錄而傳之後世，可以將統治者的旨意傳遞到全國各地。總之，文字是複雜社會賴以存在、不可或缺的工具。許多刻劃符號不具這些功能。

對我國各地的古老文字,包括失傳的古代文字的研究，必須把它放到世界各地古代文字產生的共同背景下進行,才有可能得出正確、全面的認識。文字的起源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社會有相當程度發展；二是必須有圍繞在王室周圍的巫師集團，缺一不可。

首先我們來談第1個條件。

仰韶等史前文化的陶器符號，是制陶者為了某種需要臨時做的記號或隨意刻劃，因人而異，並無固定的讀音，離開這個人，別人看不懂；即使同一個人，時間長了，自己也看不懂。這些符號不能作為交際工具為別人利用，因而不是文字。裘錫圭說：「我們認為我國原始社會時代普遍使用的幾何形符號還不是文字。除了有少量符號（主要是記數符號）為漢字所吸收外，它們跟漢字的形成大概就沒有什麼直接關係了。…不少人以半坡類型的符號為據，說漢字已經有六千年以上的歷史，這種說法恐怕不很妥當。」按照文字學的定義，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是一種具有較為固定的音、形、義3要素的特殊符號。據此判斷，仰韶陶符顯然不是文字，而是表示某種符號，或許與結繩記事有相同的作用。

原始符號從8000年前在賈湖出現起到甲骨文產生，經歷了5000年的「發展」，可是加在一起還不足500種。而且它們的地理分布相當廣闊，根本不可能是用於表示某一種語言的文字。近年來，日本學者在日本島發現了石器時代刻在岩石上的「各種符號和文字」，其數量已達500個。如果有人說這些岩刻「符號和文字」是日本現在使用的文字的「遠源」，就犯了常識性的錯誤。因為日本文字的來源是漢字，日本的這些岩刻符號與日本文字並無關係。同樣，如果我們把現有中國國土上的遠古符號都說成是商代文字的起源，在邏輯上就犯了同樣的錯誤。

原始社會沒有階級，社會分工非常簡單，根本不需要大量書寫符號。無論是氏族還是工匠群，需要記錄的信息極為有限，刻劃符號、記事圖畫和結繩等符號系統就足以應付了。希臘神話說，有一天，腓尼基人卡德摩斯在森林裡做木匠活時，把直角尺忘在家裡，就用一塊炭在木片上寫字，請妻子把直角尺給他送來。他把這個臨時寫的便條交他的奴隸帶給妻子。奴隸極為驚訝地發現，木片沒有嘴卻能說話。他後來就把這木片長期地帶在脖子上，並且向人講述這木片的令人驚異的性能（《希利爾講世界史》）。這個故事說明，希臘人把腓尼基字母的傳入歸功於卡德摩斯，也表明：讀寫藝術對蒙昧人來說是如此莫名其妙，它的發展一定不會開始於原始社會。仰韶等史前文化的陶器符號與文字不是一回事。

其次，我們來談第2個條件。

真正的文字是利用數量有限的基本符號，造出無窮多的字。文字作為一個系統（system）才有意義。在宇宙間，從基本粒子到河外星系，從人類社會到人的思維，從無機界到有機界，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系統無所不在。人工系統內的個體根據人為的、預先編排好的規則或計劃好的方向運作，以實現或完成系統內各個體不能單獨實現的功能、性能與結果。文字就屬於人工系統。文字對於古人，猶如電腦之於今人；與其說是集體的產物，莫如說是專業人員的刻意創造。仰韶等史前文化的陶器符號雜亂無章，與文字不是一回事。

蒲立本認為，大部分刻符並未顯示作為真正的文字前身的跡象。在新石器時代，無論在走向圖形符號系統的過程中有過什麼嘗試，中國文字很可能是在短期內迅速發明的，而在時間上與標誌文明誕生的其他重要發明相接近。關於甲骨文的創始時間,可以找一個標尺。鄭州商城是商朝開國之王成湯所居住的亳都。經過Ｃ14測定，鄭州商城始建年代大約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這個年代應該是商王朝建國的啟始年，鄭州商城無疑是商朝的國都，也是商朝最早的國都，鄭州商城沒有發現甲骨文,也就是說,商朝初年尚無甲骨文。但為什麼殷墟後來又出現了甲骨文了呢？可能是商人採用了東夷民族的文明成果，為己所用。

最早的甲骨文出現在山東桓台縣史家村，位於魯中山區與魯北平原交界地帶，系華北大平原的一部分。商屬薄姑國，周屬齊國，秦歸齊郡。桓台境內已發現文化古迹100餘處，其密度之大，內涵之豐富在國內較為少見。加上周邊地區的章丘城子崖、鄒平丁公、臨淄田旺、壽光邊線旺等4處有城壕的遺址，在東西方圓百華里內形成9個城址群體，正是史料中東夷集團少昊氏族的中心地域。目前，已發現了距今4000年前的刻骨文字，發現了距今3700年前的岳石文化時期的甲骨卜辭和商代中期的青銅器銘文和甲骨文，並同時發掘出了晚商時期的甲骨卜辭和青銅器銘文。在一處岳石文化晚期的窖藏內出土2件刻字卜骨，刻有「六」、「卜」等文字，它的歷史年代，比著名的河南安陽殷墟甲骨文早3個世紀以上。甲骨上有明顯的鑽灼痕迹，其性質和製作方法與殷墟甲骨文具有同一性和傳承關係。該時期的墓葬內普遍發現無論男女都存在頭顱整形和鑿掉前門齒的葬俗。此種葬俗與史料所載的東夷人的鑿齒習俗相吻合，證明了少昊氏族與先商氏族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淵源關係，使史學家不得不重新看待東夷文化對夏商文化的直接影響。

文字是結構複雜的精神產品系統，數量龐大，結構複雜，不可能個個參與創造。在生產力極其低下的原始社會，連起碼的溫飽都難以得到，民以食為天，無暇也無須去考慮記錄語言；只有當社會進入階級社會、出現國家、出現衣食不愁的知識分子之後，文字的創造才從可能變為現實。傳統的說法是：勞動人民發明了文字。試想一下，商代奴隸帶著腳鐐，沒有人權，沒有生存權，卻能發明出文字，這只是黑色幽默，哪能當真呢。

極少數人發明創造文字的事迹在歷史上不絕於書。比如吐蕃的藏文、遼代的契丹字、西夏的蕃書、金代的女真字、元代的八思巴文等。公元633年，松贊干布派吞米·桑布扎一行16人經西域赴印度學習梵文和佛法，他們仿照梵文及于闐諸國文字創製了記錄藏語的字母。契丹民族在赤峰地區建立了遼王朝﹐參照漢字創造了兩種文字契丹大字、契丹小字﹐用以記錄契丹語（一種齶化較重的蒙古語）。遼滅金興﹐金太祖令完顏希尹乃「依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制度，合本國語制女真字」，天輔三年（1119）頒行女真大字。1036年，李元昊正式稱帝前，命大臣野利仁榮創製西夏文字，3年始成，形體方整，筆畫繁冗，稱為蕃書或蕃文，被定為「國書」，上自佛經詔令，下至民間書信，均用西夏文書寫。為方便人們學習西夏文，還印行了字典。八思巴文是元朝忽必烈中統六年（1260）由「國師」八思巴創製的蒙古新字。這種文字是仿照藏文字母創製的一套方形豎寫拼音字母。元朝的詔旨、公文、印章、牌符乃至所鑄錢幣多用八思巴文。

文字不僅是少數人的刻意創造，而且從它誕生的那天起，它就是少數人壟斷的技能。《左傳·昭公二年》云：「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這就是所謂「學在官府」，史籍都是由官府世代掌守，不要說普通百姓，就連一般官員都是無緣問津的。直到春秋末年，王室衰微，禮崩樂壞，滅國踵繼，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變。《左傳·昭公十七年》記孔子的話說：「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這時史官失去了世祿之業，鄉校開始普及，出現了孔丘那樣的大教育家。

中國古籍都認為造字者實有其人。《易·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說從前的人結繩記事，後來有「聖人」（好象是指伏羲）把這改造成了文字。《廣韻·九魚》引《世本·作篇》：「沮誦、倉頡作書。」《荀子·解蔽》：「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韓非子·五蠹》、《呂氏春秋·君守》中也都說漢字是倉頡造的,《春秋元命苞》：「倉頡生而能書，及受河圖錄字，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視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魚文鳥語，山川指掌，而創文字。」《說文解字》還進一步說倉頡為黃帝的史官。《淮南子·本經訓》云：「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可見文字的產生，是一件驚天地、泣鬼神的重大事件。儘管我們早在兒童時期就學習寫字，但是，假如我們考察文字給原始居民所帶來的那種驚人印象，我們就能想像出在古書中為什麼要那樣鄭重地記載。

考古材料告訴我們，人類最早的文字是掌握在巫師（中國）、祭司（巴比侖）或僧侶（古埃及）手中，他們都是凌駕於社會之上、脫離生產勞動的人，也是目前所知的人類最早的腦力勞動者。巫師的任務是通天地，即通人神。《國語·楚語》記載觀射父說，古代歷史有一階段，「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人人祭神，家家有巫史，是原始公社末期，巫術流行時候的普通情形。於是，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互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帝顓頊出來，快刀斬亂麻，使大巫重為南正管天上的事情，又使火正黎管理地上的群巫，使他們好好地給萬民治病和祈福，把宗教的事業變成了限於少數人的事業。也就是說，巫覡被國家統治者獨佔了，通天地成為統治者的特權。這時候，漢字的創造才水到渠成。

東夷地區大汶口文化陶文年代距今4800多年。已得到確認.其分布區域在山東、安徽、浙江等地,釋讀的文字有旦、享、南、斤、炅等。

山東莒縣陵陽河遺址的一座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中出土一灰陶大酒尊，口大腹深，底部尖突。外表呈灰色，遍飾籃紋，在腹的上部刻畫一組圖像，上為圓圓的太陽，下是5個山峰相連的山脈，中間似飄浮的雲氣，又像是一彎新月、一簇火焰。有人說這組圖像是古代的「圖騰」。2003年在安徽蒙城尉遲寺史前遺址的大汶口文化層首次發現6個大口尊，其中有一尊刻有與陵陽河大口尊上一樣的象形符號。這些文字能在一定時間和一定地域內使用,有特定的意義,構形、意義與後世的漢字有淵源關係。古代「火」或「山」字形接近，常發生誤解。比如上述釋「旦」的圖像，可能就是山東古國「郯」字，此字從「邑」，「炎」聲，實際上是從山，山亦聲。由此產生一系列相關的詞，如炭、談、淡、痰、毯、旦、但、膽、擔、啖、氮、島等。據此,可以相信倉頡不是什麼黃帝史官,而是古代巫師,造字是可能的。

殷人占卜，用龜甲與獸骨，小屯所得，以數萬計。但中原地區並不產龜，這些龜全部來自古越人地區。卜辭中提供了這方面確鑿的記錄。《屯乙》6670：「來自南，氐龜。」《前編》4：「龜不其南氐？」《續存》44：「六來龜三。」按南指南方；六指今安徽六安。壯語稱龜為kvi1，仫佬稱龜為kui1，皆與龜之古音同，這是令人深思的。石璋如《骨卜與龜卜探源》認為，龜卜為淮夷文化（《大陸雜誌》8卷第9期）。四川、陝西等地雖也有卜龜出土，但時間均遲於殷墟，故與漢字產生無關。在殷墟之前的出土卜甲，都分布於夷人地區。早於小屯出土的甲骨，賈湖遺址位於河南省中部的舞陽縣，發現了16例刻劃而成的符號,分別刻於14件龜甲、骨器、石器和陶器上。其中龜甲符號9例，骨器符號2例，石器符號2例，陶器符號3例。人類在走向圖形符號系統的過程中有過反覆嘗試，賈湖刻符雖不能作為一種文字而存在，但從其都具有多筆組成的結構來看，應承載契刻者的一定意圖。

賈湖發現的刻劃符號與殷墟甲骨文，兩者相距四五千年，之間並非沒有一點可聯繫之處，如甲骨文是刻在龜甲或獸骨上的，而賈湖遺址也有是刻在龜甲和骨器上的，賈湖的刻符與甲骨文相比，有些地方也確有相近之處，如刻於龜下腹甲右側的的近似甲骨文的「目」字、刻於殘腹甲上的近似甲骨文的「曰」字等。這些符號反映了中國先民掙脫時間、空間束縛的第1次努力和呼喊，雖然它一次又一次胎死腹中，但這種努力始終沒有停止過。

龜靈崇拜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賈湖遺址的先民們大量用龜的情況來看，早在8000多年前，已經形成了對靈龜的信仰。在清理的349座墓葬中，共有23座墓隨葬龜甲，隨葬龜甲的墓佔總墓數的6.6%，並不是所有的墓葬都隨葬龜甲。且有龜甲隨葬的墓，隨葬品也比較豐富，這說明其地位也遠高於其他氏族成員之上。另在房基和灰坑下面也有零星出土，應與奠基有關。用龜甲隨葬，或以龜甲作為奠基用品，反映了賈湖的先民們對龜甲特殊的感情。賈湖遺址出土的龜腹石子，可能是占卜的道具。由於人們認為龜在所有動物中最善於通曉人意，又最長壽，所以它最具靈性，成為巫師手中的法器，可以用來溝通天地人神。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大汶口文化遺址中也曾多次發現龜卜的痕迹，也曾發現有龜腹石子；在安徽含山凌家灘還發現了玉龜。由此人們多認為龜靈崇拜是大汶口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海岱地區的東夷人的原始信仰。由此觀之，甲骨文應是早期的東夷族創造的。

文字的起源需要綜合的社會環境條件,而古東夷地區從它的地理環境與對外頻頻的文化交流和原有的豐厚的宗教積澱看,正具備這方面的發展優勢,因而應能成為東亞古文字起源地。東夷人創造的燦爛的史前文化，從距今8300年的後李文化起,歷經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岳石文化,東夷人靠聰穎智慧的心靈和勤勞靈巧的雙手,製造出了實用、精美的石器、骨器、玉器等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燒造出了薄如紙、黑如漆、明如鏡的蛋殼陶；編織出了布紋細、密度高的紡織品；發明了冶銅術、原始曆法。東夷文化不但是中國大陸本土文化的基礎,而且是整個環太平洋古文化的源頭。因此它最有條件創造最古老的文字。西周初期,一度因天災人禍而衰退的東夷文化併入齊魯文化而再度輝煌，出現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奠定了中國特色文化的基石。

山東龍山文化主要分布於山東及淮北地區，在殷卜辭中，活動於這一帶的早期先民被稱為「人方」或「屍方」，史稱東夷。郭沫若說：「屍方當即東夷也。征屍方所至之地有淮河流域者，則殷代之屍方乃山東之島夷與淮夷而言。」殷商甲骨文中的「人方」實際正是東夷族的自稱；而其他民族卻皆有專稱,如土方、鬼方、羌方等等。東夷文化，自唐、虞、三代以來，就一直領先於周邊文化。這一文化是以群體為本位，利他為特色的倫理文化。《山海經·大荒東經》說：「（東方）有君子國，其人衣冠帶劍」，「其人好讓不爭」。所以歷史上有「夷仁好生萬物」之說。仁是人的重文。古之「仁學」原為「夷學」。這也是為什麼在東夷文化起源發展的中心地區魯國，以周文化為主導，發展出對後世有很大影響的孔孟儒家學說的深層次原因。

東夷在泰山與古濟水流域，形成了以奄與薄姑為中心的各方國。商族從燕山地區南下，興起於河濟之間，代夏而建立中國第2個王朝，東夷的巫師開始為商王所用。商代人殉、人祭之風淵源於東夷，從甲骨卜辭的記錄看，用為人殉、人牲的主要是羌人而不是東夷，說明商的社會基礎是東夷。到商的晚葉，東夷與商朝也兵戎相見，卜辭中頗常見征伐人方、屍方的記錄，而且有的記錄說明商對東夷的征伐時間延續較長，規模也較大，遠涉淮河流域。「商人服象，為虐東夷」，「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甚至認為商紂與東夷大規模的戰爭是商朝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紂克東夷而殞其身」。直到西周初年,奄與薄姑仍是東夷中的大國，泰山以東至海，以南至淮的各部落與方國，即夏商時期的九夷或夷方,與西周仍然保持一定的差距。《左傳·昭公十七年》記載，孔子向郯子學習古代官制時曾說：「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從西周初葉東夷與商遺裔聯合起來反對周王的情況看，商與東夷的關係還是比較親近的。

我的上述觀點與韓國一個學者的觀點重合。網路媒體newdaily援引仁濟大學陳泰夏論文稱，「漢字並非中國文字，而是韓國祖先東夷族創造的，中國學界也承認這個歷史事實，只有韓國不知道」。他還說，中國文史學家林語堂、王玉哲等都研究考證了漢字的淵源，認為它是東夷族的文化遺產，中國的文字都是東夷人創造的，孔子也是東夷族殷國的後裔。漢字是韓國人的祖先東夷族在甲骨文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文字。韓國人「將漢字當成外國語的做法實在是無知的自暴行為」，「漢字與最科學的韓文是一心同體，是韓國語的兩個翅膀，擁有如此理想的語言結構的國家只有韓國一個」。話一出口，立即引起熱烈爭議。雖然「韓國創造漢字」的主張在韓國網上引起一陣興奮，但各大主流媒體均對此保持沉默，官方也沒有任何動作。由於中韓民間就文化遺產等問題發生過不少爭執，兩國官方似乎已經達成默契，對此類問題盡量保持低調。深究韓國人文化爭搶行為的原因，旅韓學者分析主要有以下兩點，首先是韓國學者研究本國歷史都必須藉助中國的史料，很容易產生焦慮感，其次是中國的迅速發展讓韓國人感到莫名擔憂。但筆者認為，陳泰夏的論斷除了民族主義情緒外，單就漢字與東夷的關係而論，是完全正確的，可惜人們只顧嘲笑他的民族主義，卻忘了其合理的內核。這就如同把孩子與洗澡水一起倒掉那樣，相比之下，誰更愚蠢呢？陳泰夏在1998年成立「全國漢字教育促進總聯合會」，推廣韓國漢字教育，這是好事，不是壞事。

有人感到奇怪：為什麼漢字不是漢族創造，而是夷人創造？我們的回答是，漢字產生的時候，使用漢語的華夏族還沒有產生。古代中國並不是一個統一的王國，史稱黃帝設監以理萬國；禹會諸侯，數達萬餘；周會諸侯於孟津，到的有1800多人；《韓詩外傳》說孔子登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70餘氏，不可得而數者1萬以上。這些眾多的部落和氏族不可能使用同一種文字，甚至連語言都不一定相同。《說文》謂，直到秦始皇統一中國時，還是「文字異形，言語異聲」。

為什麼後來東夷失去了文字?東夷的絕大部分已融入華夏。換言之，華夏文化的基礎就是東夷文化，現在我們卻思考東夷為什麼失去了文字，這不是騎驢找驢么？

人的文明喪失的一部分原因，是由於從前較為興盛的民族被趕出家園，四處流浪，從而使他們失去原先的技能。當某個民族遷入一個新地方，跟落後種族混合，祖先傳下的文化就有可能成為不需要或不能容許，因此就會開始退化。在東印度群島葡萄牙人的後裔中可以看到，一部分葡萄牙人由於和土著人通婚而變得處於文明進程之外。南太平洋島上的居民或許他們的祖先是早已知道金屬的亞洲民族，只因為移居到太平洋上的島嶼，遠離了自己同種族的人，喪失了使用金屬的能力，又重新回到了石器時代，只會使用石斧和石刀，他們把從英國海員那裡獲得的鐵釘栽在地里，希望出現新的可收穫的幼苗。遠離中原的那部分東夷人生活發生的情況可能也是這樣。

《史記·貨殖列傳》記載漢代的境況時還說：「江南卑濕，丈夫早夭。…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江南的土著無衣食之憂，造成不思進取；氣候悶熱，不能安心學習；正當青壯年就過早地死去了，不利於知識和財富的積累，這都是江南落後的原因。也有一部分東夷後裔另闢蹊徑，在新的氣候適宜的領土上創造出燦爛的新文化，朝鮮、韓國、日本就是代表。看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這句成語，要改成「失之桑榆，收之東隅」才對呢。

《語言學視野里的大東亞文化圈》簡介

本文為其新作《語言學視野里的大東亞文化圈》緒論之一。我們看到的世界，僅是整個宇宙極小的一部分。即便是再平凡的對象，在顯微鏡下都會呈現它那難以置信的美麗。不但自然科學是這樣，人文科學也是這樣。作者選取近千個語言化石作研究對象，將語言學知識放在民族學、民俗學中審視，以音求義，把一般無法企及的歷史深處景象，清晰地展示在讀者面前。一書在手，遠古大東亞歷史，洞若觀火。本書提出的結論不必是唯一答案，但它卻提供了一個研究世界上古史的全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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