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關於《萬曆十五年》的三數事

不時有人說及：「黃仁宇著書缺乏歷史的嚴肅性。」他們沒有想到我經過一段奮鬥才摒除了所謂嚴肅性。二十年前時為一九七四。我得到學院休假，再度去歐洲，所著《十六世紀明代的財政與稅收》在劍橋大學出版社籌備多年，臨排印時又遇到意外之耽擱，但終於是年出版。有了新書的支持才敢於向哥根漢基金申請一年的獎學金，題為中國晚明的一個年頭，旨在勾畫當日朝政與社會相串連中之一個剖面;基金鼓勵創造，我的立案與一般不同，符合應徵的重要條件，所以申請幸運的順利通過。所收穫則是五年後方始成書的《萬曆十五年》，今已有五種文字的六種版本。以一年多的時間寫這樣一冊小書，讀時亦不過二三日，即可閱完，看來也無足為奇，然則既不重辯論而重敘述，當中卻也真是萬緒千頭，到處都待考證。例如神宗萬曆帝之恭妃，亦即光宗生母，後封孝靖王太后，《明史·后妃傳》有關於她的一段記載：「初為慈寧宮宮人，年長矣，帝過慈寧，私幸之，有身。」這樣甚可能給人一個將近中年的宮女，引誘年輕皇帝的印象。幸虧定陵於一九五六年被發掘，內中碑文出土詳載各人生卒年月日，文中證實當日她與萬曆邂逅，時年十六，皇帝則十八歲。《明史》在康熙年間修撰，去此已約百年，傳聞已失實如此。書中提及儀禮之處又因原始資料行文簡捷，亦不便照抄，只能一讀再讀，參照平行的資料，還希望找到圖解或地圖敘述方有把握。明人所說「廷杖」，我們總以為既為「杖」，則是用大竹板在庭前打屁股。根據《明史·刑法志》，才知道「笞」與「杖」同用荊條施行，只是罪有輕重，荊條圓徑有大小，才區分為笞、杖。數十年前朱東潤作《張居正大傳》，他以為明代田賦賬目凡提及萬曆年代的地畝數，即是一五八〇年張居正舉行全國丈量之成果。我起先也以為如此，後來懇請芝加哥大學何炳棣教授複印得他們圖書館珍藏的《萬曆會計錄》膠捲，才能確定一五八〇年丈量的地畝數從未被明廷接受，後為我書中要題之一。所以從事實上考證，已是極為費時的工作。這個天國不太平,若非預先我對明史尤其十六世紀的後期有一段最基本的認識，也決不敢嘗試提供如此一個剖面。因為我參加《明代名人傳》的工作，曾自寫當中人物傳記十八篇，又修改旁人所作兩篇。茲後作《財政與稅收》時前後七年。內中二年余除一面教書外，曾將《明實錄》翻閱一遍，雖說走馬看花，總算一百三十三冊看完。當時專註財政與稅收，眼角里卻對宮闕內幕和反映的社會狀態感到興趣。這裡也預先伏下了以後寫《萬曆十五年》之動機。因著修《名人傳》我也熟識了不少美國明史專家，像賀凱教授(Charles OHucker)之研究明代官衙組織及監察制度和狄白瑞教授(WmTheodore de Bary)之研究明代思想，均是終生勤奮的工作。我作《萬曆十五年》時特別要感謝的乃是房兆楹先生。他夫婦早歲作《二十四史》內的引得工作，以後參與明清兩代名人傳記集體之籌畫。在技術方面精微之處，他的明察舉世無雙，我現有的幾部書尚是他所贈。有一日他在不意之間買到民國六年上海版的《張居正書牘》，立即乘興親自開車送我。自備書有一種好處：即是供反覆把玩，床頭飯邊，不必珍惜，無所計掛。我的一部《明實錄》在一九六八年購齊，共費美金五百餘元，當日可算相當數量的一筆投資，只是我只要爭取時間，批註折頁，毫未顧及書之折舊。我有次借房公書，也同樣不加愛惜，及至還書時確給他相當的不快。「你看，」他說著，「你借去的時候是三本全新的書，現在弄得這般糟，紙張也磨壞，書又卷角!」我完全忘記了他的書並不是我自己的書，正在支吾尚不知如何道歉時，房先生已突然改口，他說：「算了，本來要這樣，有書就要讀，書不用擺在那裡，即是全新又算什麼。」可是他沒有看到《萬曆十五年》之成書。此次別後不久，他返大陸，幾十年此為首次。不幸噩耗傳來，房公已去世於北京。我書布局也經過一度折磨。作初稿時我雖照致哥根漢的申請書做去，力圖改變鋪陳歷史的方式，但是到底仍不能完全擺脫學院圈格。第一章敘皇帝權能，第二章敘內閣大學士職責，若有指授。及提及財政稅收，又是洋洋論文十餘頁。幾經徘徊掙扎，才進入現今局面，原有的兩章析為四章，以後再加海瑞、戚繼光和李贄三章，分別處理地方民政、軍隊組織和哲學思想，及於文士習慣，不作開場白，不另開一章為結論，紀事有時轉回重敘。本來今逢中國長期革命成功之日(這點只能在其他地方暢談)，所有歷史都要重寫，在選擇題材及運用組織方法時作史者不難引用不同風格，可是即如此，《萬曆十五年》書成擬出版時仍遇到相當困難，大學出版社則說，此系大眾讀物，應找一般出版商，後者卻又推說，此系學術性質之專題著作，仍應問津於前者。即是至今書出十餘年，既已暢銷，又經中外採用為讀本及必讀參考書，若干方面之成見未改。不時有人說及：「黃仁宇著書缺乏歷史的嚴肅性。」他們沒有想到我經過一段奮鬥才摒除了所謂嚴肅性。倒有美國文壇巨子厄普戴克(John Updike)獨具隻眼。他在《紐約客》雜誌作書評時，即說《萬曆十五年》有超現實的幻影之特質(surrealist visionary quality)。本來傳統中國官僚組織，以儀禮代行政，有時強黑為白，只要在本身組織之內邏輯上講得過去，可以對外不負責。此情景構成他所說超現實的幻影色彩。在我看來，中國之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肇源於此。及至二十世紀整個國家與社會組織免不了一段整體破壞之後重造，亦溯源於是。此書現已發行於海內外，如果能將上說一點在兩岸三方讀者心目中造成共識，作者及側背對本書儘力的人士應當引為快事。責任編輯：令狐沖聲明：凡註明來源"共識網"文章的，轉載請註明出處、作者、原文鏈接。本網站作為互聯網言論交流平台，所刊發文章並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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