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論史:戰國初霸魏文侯是怎樣大國崛起的(中)|戰國|尊師重道
魏文侯敬待老師的深遠意義被後人嚴重忽視
先秦時期,是中國文化最輝煌的時期,也是中國政治走向成熟的試驗期。在這個難得的機遇里,大臣們沒有把君王不得慢待老師、更不得擅自懲罰和殺戮老師等定為行規,這是先秦時代的大臣們的重要失職,他們也許對得起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君王,但是他們對不起中華民族。習慣一旦形成,改造起來就會異常艱難。儘管後世的儒家學者們極盡努力,終於沒有能夠挽回。我不妨在這裡給大家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程頤
北宋時期的蘇東坡大概沒有人不知道,他同時代的程頤卻不一定有很多人知道。很多人很討厭程頤,因為他是理學家,他主張要堅定人生操守,要限制感性生活的欲求。大家雖然討厭程頤,卻都喜歡蘇軾,因為他豪放,活得瀟洒!程頤是宋哲宗皇帝的老師,原來老師給皇帝講課都在一邊站著,到程頤這裡改了規矩:老師坐著,皇帝站著。這是恢復先秦孔孟時代的歷史性創舉,這是真正偉大的、翻天覆地的教育改革!
老師因為地位崇高,不可侵犯,才敢於、並且有資格批評君王,斥責君王,匡正他那已經偏斜並且隨時還可能繼續偏斜下去的良心!老師可以監督中國政治,矯正它的偏失,阻遏它向邪惡的方向發展。這是孔子確立師道尊嚴最為重大的意義,很多文人墨客根本就看不懂這一點。蘇東坡雖然是傳世的大文豪,但他根本看不懂這一點,以為程頤是在故意抬高自己,對君王不敬。後世的文人墨客,也跟著胡亂的評頭品足,說程頤瘋癲,蘇軾豁達。老師不受尊重,老師一旦沒有了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力所不敢也不能輕易觸碰的地位和保障,承載中國文化的聖道,就會因此而受到無法補救的損害,以道抗勢的可能性,也就跟著自動喪失。統治者,甚至各級各類的官員們,就可以隨便凌駕於知識分子和社會公平正義之上。等到民眾遭受無休止、無邊界的欺壓剝削的時候,再來大呼小叫地抱怨官府和官員,時機已經來不及。因為沒有定下尊師的合理規矩,臨機也就無計可施了。
魏文侯敬待老師,繼續春秋未絕的傳統,開了戰國時代一個很好的片頭。可惜中國歷史這部大劇,在向後的不斷上演過程中,被貪功求利的混賬官員們破壞掉了。這就使得後來歷史中的皇帝,不再把老師放在心上,而是把老師也當成了他的奴僕使用,就好像把他父親當成傭人來使用一樣。按照司馬遷在《史記·魏世家》中的說法,魏文侯把孔子的弟子子夏請到自己的身邊,子夏向他傳授了必要的經典知識。實際上他真的是魏文侯的老師,而不僅僅是一位魏文侯以師禮待之的社會賢達。
魏文侯的時代,老師在整個中國的不同諸侯國中,都普遍受到禮遇和重看。文侯之孫,就是梁惠王,曾經受到孟子親切的教誨,孟子告訴他不要整天把利益掛在嘴邊上,心裡要裝載仁義。儘管梁惠王以各種理由推託,並不接受孟子王道政治的主張,但對孟子卻是禮敬有加,因為孟子是老師!老師是絕對不可以慢待,更不可以迫害的!
孟子見梁惠王(資料圖)
實際上,有關這一點,就連《資治通鑒》的作者司馬光也不懂。他對於孟子對待齊宣王招而不致,行而不辭,大放厥詞說:「愚恐後世挾其有以驕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以自況。」這是司馬光在其所著《疑孟》中的話語。從其所著的篇名就可以看出,他要懷疑孟子。司馬光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就是說:「孟子面對君王之招,可以不應,離開又不向君王告辭,有失尊君之禮,不值得提倡。如果提倡孟子這樣的做法,後世的臣子們就會以此為借口,驕傲地慢待君王,而那些無所事事,只貪圖官位和利祿的人們,也會援引孟子的做法作為參照,彷彿他們的行為有至高無上的根據一樣。」南宋大儒胡五峰先生對此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指出:
「師嚴,然後道尊,貴賤一也。孟子於齊王,有師道焉,未聞有官守言責也。夫官守於一職,言責於一事,職修事行,則有功而受賞;出守忘責,則有過而受罰。可程,可督,受之於君者,臣也。君所未知,而已發之;君所未有,而已與之,提攜其善,増益其能,以陶冶君心,君反受命焉者,師也。孰敢官之而責以言哉?故齊王於孟子,招不能致,去不能止,而蚳鼃之徒不敢擬議者,以孟子有師德而師道固然也。司馬子曰:『愚恐後世挾其有以驕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以自況。』是不識孟氏心而未知所以為師耳。噫!自秦漢以來,師傅道絕,朝廷乏儀,大抵皆襲嬴氏尊君抑臣之故,無三代之遺風久矣。司馬子習於世俗,溺於近聞,譬之安於培塿者,驟窺泰山,烏得不驚且疑乎?」(胡宏《釋疑孟》,見王立新點校本《胡宏著作兩種》第277頁,嶽麓書社2008年9月出版。)
這是胡五峰先生針對司馬光的說法所提出的批評和矯正,文字出自胡五峰先生的《釋疑孟》這部著作中。很顯然,書名就是針對司馬光對孟子的誤解所作的矯正。
胡五峰先生這段話到底是什麼意思?他說的是:老師有尊嚴(包括社會對其尊重的保護和自身對自身尊嚴的維護),文明之道、仁義之道、社會公道才會被世人看重。如果孟子輕看自己,凡事都以君王為重,那麼承載中華文明的大道,就會因此被看輕。如果你是一個官員,你的來去就都得向君王交待。但是即便如此,一旦君王只憑自己的好惡判斷和處置問題,不能使為官者盡到職守,那麼官員也可以脫身離去,但必須要向君王交待,而後辭行,因為你是他的下屬,你不僅要遵守上下等級的禮儀規範,而且還要表明自己的來去明白。坦坦蕩蕩的來,光明磊落的去。但這是官員,也就是君主的臣下的做法。孟子不是齊宣王的臣下,是他的老師,曾經為他解答很多重大的人生和行政的疑難問題。他的職任是陶冶君王之心,教其改邪歸正,他不受命於君王,君王反倒應該受命於他。他的來去行止,既不受制於君王,也不必受制於君王。他完全可以「恕不奉告!」君王招他,他不必來;他要離去,君王也沒有理由和資格阻止他!
胡五峰說司馬光既不理解孟子的深遠用心,又不通曉老師的真正含義,所以才做出了上面的似是而非的判斷。那麼像司馬光這樣的大賢人,為什麼會不明白這樣的道理呢?原因在於自打秦漢以來,師道被毀棄了。由於君主專制制度的定型,天下只知道尊君,而不知敬師。朝廷不再設立對老師的至高無上的待敬禮儀,久而久之,人們習以為常了。這都是從秦始皇開始強調君主至高無上、至尊無比的歷史惡果。司馬光雖然是大賢者,但因為久處這樣的歷史氛圍中,習染成了自然,冷不丁的看到孟子這樣對待君王,以為不合乎人世的通行之禮,於是懷疑起孟子來,也就不足為怪了。就好像一個長期生活在小土包邊上的人,忽然看到雄峻的高山一樣,驚呆了!嚇傻了!這世界上,怎麼還會有比土包還高大的山峰呢!
各位,我並沒有把問題拉遠,因為我們學習歷史,絕對不是僅僅為了知道幾個故事。當然,知道幾個故事,總比不知道好些。學習歷史,是要增長見識,增加知識。但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且僅只是最基礎的一小部分。僅僅滿足於這小部分,你就不會真有大的長進,歷史就差不多等於白學。這樣學歷史,就差不多等於玩物喪志。把歷史僅僅當成一點過去的知識,這是對歷史的褻瀆。這樣去學歷史,對人生也沒多大益處。
君王或者其他任何權力擁有者,都不可以隨意使喚老師。作老師的,也不可以隨便去當官,因為那不是提高身份,而是降低尊嚴!非有特殊的需要,一定要出仕解決生民、社會和國家的問題,則斷不可以隨便出來做官。尤其不可以為了功名利祿的原因出來做官,這是作老師的大忌。老師是不可以隨便被擺弄的,處長、省長、宰相都不應該比老師的地位高。這是夏、商、周的優良傳統,到春秋和戰國時期還沒有完全被廢棄,所以魏文侯還能承襲這一傳統,這是他的幸運。當然,很多重要的官員和各方面的專業人才,都是從老師的羽翼下,展翅飛往政壇和社會各界。這是社會、國家和君王的福分,也是老師無盡的功德!但是,老師卻不必直接親自去做官!這是魏文侯待敬老師,甚於看重臣下的更深遠的理由。
李克的判斷,在一定的意義上,至少反映了尊師甚於重官,包括大官員,甚至宰相,在那個時代的魏國,已經蔚然成為風氣。因此,魏文侯選擇魏成作相,乃是因為他曾經給自己舉薦了好老師。他寧願暫時不用善於發現、推薦和使用人才的翟璜,儘管他為自己選拔了很多異常傑出的軍政官員,解決了自己國家面臨的很多重大問題。
再看翟璜,說他功高蓋世,絕對不算過分。他沒有資格當宰相嗎?不是,而且他知過能改,而且是立刻就改,不待來日。古今大臣,像他這樣的並不是很多呵!他該是多麼可愛呀!但是連他這樣的都當不上宰相,可見魏國風氣之正,人才之眾。從這個故事裡,我們也看到了魏文侯選才之尊卑分明、眼光之獨到精湛。有這樣的國君,和這樣的一些重臣,加上如此之好的社會風氣,想讓這個國家不發達,哪怎麼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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