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豐：為什麼放開二胎迫在眉睫？

12年後，中國人口在達到近14億人的峰值後將快速下降；中國生育率已經很低，人口負增長是未來的最大挑戰；決策者應遵循科學發展觀，儘快放開二胎，還生育權於個人和家庭

人口學家，現任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和全球經濟與發展項目資深研究員。此前曾在美國東西方中心從事研究，後任教於美國夏威夷大學與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目前還擔任復旦大學社會發展和公共政策學院講座教授。王豐在河北大學獲經濟學學士學位，後赴美國密歇根大學學習，獲社會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人口與經濟、社會不平等與比較歷史人口學，著有《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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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新記者 林韻詩 常紅曉

　　目前中國，每對夫婦一生平均生育多少個孩子？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人口學家給予的估計值是1.4—1.5。

　　在人口學上，這被稱為「總和生育率」。當總和生育率為2.1時，如不考慮人口年齡結構的影響，每代人口就處於不增不減的動態穩定水平。在1.4至1.5的低生育率下，中國未來每代人口將比上一代減少四分之一。

　　中國生育率水平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高還是低？人口學家發現，全球人口最多的十個國家中，中國的生育率僅略高於日本（1.4）。這不僅遠低於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1.7），也低於歐洲（1.6），生育率之低位居世界前列。

　　作為人口學家，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豐告訴財新記者，雖然中國人口的總量還是處於增長階段，但受持續20年的低生育水平影響，中國下一代人口規模正在急劇萎縮。12年後，中國人口將可能在達到近14億的峰值後轉而較快減少。

　　王豐指出，中國將長期面臨人口負增長危機。為可持續發展計，中國應該儘快放開生育，而非繼續控制生育。2001年以來，中國一批頂尖的人口學者就基於專業研究，於2004年和2009年向中央有關方面遞交建議書，呼籲逐步放寬生育政策。

　　但是，這些專業學者的聲音被未得到應有的重視，生育政策調整也在眾望殷殷中不斷推遲。日趨明顯的代價就是第六次人口普查所揭示的人口快速老齡化，養老金支付危機的日漸累積，還有青年勞動力的減少、出生性別比嚴重失調，或許還有鎮坪縣強制墮胎事件、「邵氏棄兒」等人間悲劇。

　　近日，財新記者就中國人口發展現狀及生育政策調整等問題，專訪了王豐教授。

　　財新記者：目前，調整生育政策，放開二胎已經成為公眾矚目的焦點。你如何評價中國的人口發展現狀？

　　王豐：作為人口學者，我個人支持中國及早放開生育控制，首先從放開二胎做起。這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堅持科學發展觀，把人口決策建立在人口發展科學規律基礎上的必由之路。

　　應該說，中國人口轉變的趨勢與世界基本一致，但人口轉變的過程更為激烈。就人口存量而言，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中國人口在2010年底達到13.4億，從總量上再次攀上新的高峰。然而，就增量而言，中國人口的增速與世界趨勢一樣，均由疾轉緩，其根本原因是出現了生育率的急劇下降。

　　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約為1.4—1.5，即平均每個婦女一生約生育1.4至1.5個孩子，遠低於2.1的更替水平。雖然生育水平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但因為人口增長的慣性作用，每年的出生人數高於死亡人數，中國的人口總量還會繼續增長。

　　然而，這種增長已經是「強弩之末」，只不過是人口增長的慣性所致。隨著低生育水平下的出生人群進入生育年齡，人口結構將逐步老化，死亡人數就會超過出生人數，導致人口縮減，形成人口的負增長慣性。

　　也就是說，十多年後，中國人口將進入負增長。根據聯合國2010年的人口預測數據，在中方案下，中國人口增速將在2026年由正轉負。數百年來，中國人為人口總量持續增長所困。但是，中國很快就會面臨人口持續負增長。這種負增長危機才是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

　　財新記者：對中國人口發展的這一重大變化，人口學界有何反應？做了哪些工作？

　　王豐：應該說，中國人口學家對此問題有諸多專業的研究，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及早調整生育政策，放開生育控制的建議。這種聲音曾經以內部建言的方式送往人口主管部門和中央有關領導，但迄今為止，人口學家的主流認知，並未變為決策者調整生育政策的實踐。

　　早在十多年前，中國一批從事人口研究的學者就感到，基於中國生育率早已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應儘快研究生育政策調整問題，並曾兩次形成集體報告，上交國家人口計生委及相關中央領導。

　　2001年，18位人口學專家自發組成了「21世紀中國生育政策研究」課題研究組，對中國人口的發展現狀和前景展開研究。經過多次基層調查和研討，2004年4月，課題組完成了《關於調整我國生育政策的建議》（下稱「2004年建議」）的集體報告。

　　「2004年建議」稱，自實行計劃生育一胎政策以來，各級政府投入了相當大的力量防止「政策外生育」，但中國的出生性別比居高不下長達20年之久，且人口結構在新世紀以後急劇老化。

　　「2004年建議」提出，「現在是對實行20多年的『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生育政策進行調整的時候了」，建議中國應「逐步過渡到每對夫婦生育二個孩子，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不會造成人口失控」。同時，可選擇少數區縣先行開展生育政策調整的試點。

　　由於這份政策建議報告沒有得到明確回應，這些學者對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後的人口新變化開展研究。到2009年，國內26位頂尖的人口學者再次向中央有關部門遞交了《關於調整我國生育政策的再建議》（下稱「2009年建議」）。

　　相比「2004年建議」，此時學者們對人口與經濟、人口與家庭的認識都更進一步。

　　「2009年建議」明確指出，應放開二胎，允許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這「不會造成人口失控」。同時，「中國多年來的低生育率已經形成」，「如果等到中國人口已經開始負增長再採取措施提高生育水平，為時已晚」。

　　「2009年建議」認為，「在穩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礎上，將現行生育政策調整為允許一對夫婦生育二個孩子的時機已經成熟。在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嚴格控制多胎的條件下，中國應有計劃地逐步放開二胎生育。」

　　今天來看，應該說，中國人口學家對中國人口發展的現狀、生育率水平、人口政策調整的必然性與可行性等，已進行了超過十年的專業研究，並已達成了「調整生育政策不容遲緩」的集體共識。

　　但是，中國的生育政策與學者的研究結果和建議卻漸行漸遠。計劃生育作為中國的基本國策，其執行和調整理應體現「科學發展觀」。但是，至少在我看來，中國生育政策的決策並沒有做到這一點。儘管學界早就提出要放開二胎，但獨生子女政策至今未見鬆綁。

　　更何況，生育權作為一項基本人權，更應該得到尊重。人們對待生育權的態度體現了對待生命的態度。如果中國繼續執行嚴格的生育控制政策，對個體和社會都將產生無法逆轉的負面影響。這並非危言聳聽。

　　財新記者：人口學界的專業研究結果為何至今沒有說服決策者？

　　王豐：一般而言，針對某一專業問題，公眾與學界的見解容易出現分歧。但在取消生育控制上，卻是個例外。我發現，中國絕大多數人是支持放開生育控制的。但是，由於數十年的宣傳和灌輸，加之人口增長確實存在慣性，中國公眾對人口問題的認識確實存在誤區。

　　比如，關於人口增長，主流的觀點認為，龐大的人口規模會帶來貧困、擁堵和污染，會造成資源的短缺；但是，這種觀點其實依舊建立在新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基礎上，把人口多視為包袱。

　　但是，國際人口學界早就經過研究，否定了上述把人口與資源環境看做勢不兩立的理論和學說。在人們這麼說的時候，其實完全忽視了另一面，即人口多是可以創造出更多的市場、更多的生產能力和生產技術。

　　以人口與糧食的關係為例，馬爾薩斯人口論認為，糧食的增長速度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擔心沒有足夠的糧食能養活世界上的人。實際上，從1960年到2010年，世界人口增加了200%。但是，由於綠色革命等技術進步和制度改革，全球糧食生產增加了300%。也就是說，在這50年間，人口爆炸沒有帶來糧食供應的減少，人均糧食佔有量反而增加了50%。

　　同樣，中國1978年以來的農業史也是例證。1978年前，在集體耕作的人民公社制度下，中國人口比現在少30%，但那時柴米油鹽都短缺，還有數千萬人因饑荒而死。這不是人口的問題，而是這種經濟制度壓抑了人們生產的積極性。現在，中國人口超過13億，溫飽問題早已解決，糧食供應也不是問題。

　　類似的還有人口與資源問題。人口發展固然增加了環境負荷，但對環境發展和資源消耗產生最大影響的，不是人口的數量，而是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縱觀古今中外，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靠減少人口規模來解決資源和環境問題。

　　這可以從近50年的世界大宗商品價格中得到印證。從1960年到2010年，全世界經歷了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但糧食等大宗商品的價格不僅沒有增長，反而比人口增長前下降30%到40%。這部分應歸功於更多的人創造出了更多新技術、新資源。

　　人口增長同樣不能用來解釋環境污染的惡化。環境污染，更多是由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造成的。1994年至2004年，中國空氣中二氧化碳污染量由40.6億噸增加到61.1億噸，十年內增長50.49%，年均增長率為4.87%。而同期人口年均增長率僅為0.812%，不足二氧化碳污染增長率的五分之一。

　　以上數據足以證明，人口多並非負擔，也不是資源環境危機的根本原因。目前，仍有不少人對中國人口增長留有擔心。這一方面是源於對人口最新形勢的認識滯後，沒有意識到中國生育率已經很低。另一方面，則是對人口負增長的後果和影響缺乏科學的認識。應對人口負增長，是中國未來最大的挑戰。

　　財新記者：既然如此，你認為中國現行生育政策應該如何調整？

　　王豐：中國從上世紀80年代起就放棄了計劃經濟體制，但在人口問題上，至今還在實行計劃生育。1980年《中共中央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被認為是中國城鎮居民「一胎」政策的源頭。

　　《公開信》稱，「30年後，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就可以緩和，也就可以採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時至如今，30多年過去了，中國人口發展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但依然堅持嚴格控制生育的政策，這是脫離實際的，也不是基於科學的決策。

　　30多年來，人口眾多一直被認為是中國的基本國情，計劃生育也一直被認為是基本國策。但是，人口發展狀況不是一成不變的，人們對人口規律的認識也是不斷更新的。人口學者經過多年研究得出的結論，應該成為生育政策調整的基本依據。

　　2010年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結果再次證明，中國已經進入低生育率時代，生育率已降至很低，完全不需要控制生育，反而應該鼓勵生育；伴隨低生育率的則是人口的快速老齡化，其影響將是深刻而全面的。

　　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中國人口負增長後，即使轉而刺激生育，也很難有效果。從東亞地區的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及歐洲諸國的實踐看，一旦進入低生育率時代，即便政府出台各項鼓勵生育的措施，生育水平卻始終未見明顯回升，更不用說恢復到更替水平了。

　　目前，中國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已有20年之久。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推遲生育甚至選擇不生孩子了。而計劃生育政策限制的，是那些有限的、想生二胎的青壯年群體，而這個群體恰恰是讓中國生育率不再低迷的希望所在。

　　總之，一句話，為了中國的可持續發展，中國決策者必須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及早調整現行一胎政策，儘快放開二胎，在生育權問題上，還權於民，還權於家庭。這是迫在眉睫的大事，也是堅持科學發展、堅持科學、民主決策的必然要求。

　　附：《關於調整我國生育政策的建議》（即「2004年建議」）全文

　　 《關於調整我國生育政策的再建議》（即「2009年建議」）全文

記者點評：

　　人口問題是關乎國計民生的大問題，也是關乎中國未來發展的重大議題。

　　從2004年18位人口學者的調整生育政策建議書，到2009年26位人口學者的再建議，再到2012年7月15位學者聯名要求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公民建議（相關專題：學者上書全國人大 籲請放開生育控制） ，中國學術界從中國可持續發展和保障公民生育權出發，做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

　　近十年來，中國一流的人口學者基於紮實研究，提出儘快取消生育限制的建言，這是基於學術良知和知識分子責任感的行動，應當得到重視，而不是置若罔聞；同時，對生育政策調整，決策者也應該廣開言路，鼓勵更多的公民討論，而非打壓和限制。

　　我們希望，決策者能夠重視中國一流人口學者的建言，儘早啟動生育政策的調整。這不僅是執行科學發展觀的應有之義，也是防範人口快速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應對即將到來的人口負增長危機的出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