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探索未知，中國人輸在哪裡？

近代以來，最令中國人莫名其妙的事情，莫過於中國竟會在大航海時代被西方全面超越。

「鄭君之初航海，當哥倫布發現亞美利加以前六十餘年，當維哥達嘉馬（瓦斯科·達·伽馬）發現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餘年。」

——梁啟超評價鄭和航海技術相對於西方的領先優勢

要知道，1405年，當中國的航海家鄭和帶領中國船隊遠涉西洋的時候，其所率領的船隊，無論是規模還是技術，都遠遠超越90年後的西方航海家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即便在航程上也不遑多讓。照理來說，中國理應在航海成就上遠遠超過西方才對。

一衰一興的原因

然而，東西方航海事業的命運卻並未決定於技術。西方的航海事業，自達伽馬和哥倫布之後日趨興盛，逐漸奠定了西方近代崛起的基礎，相比之下，中國的鄭和下西洋，在經歷了幾次規模弘大的下海喧囂之後，則戛然而止，最後竟徹底消失在歷史的煙塵之中。

對此，清末民初的輿論領袖梁啟超不禁充滿疑惑：「顧何以哥氏（哥倫布）、維氏（達伽馬）之績，能使全世界劃然開一新紀元；而鄭君（鄭和）之烈，隨鄭君之沒以俱逝？」意思是，鄭和的航海為何沒能發揚光大？而西方的探險家卻為何能夠開拓出人類的新紀元呢？

不過，若是究其根本，就會發現，東西方航海的理念和組織模式的完全不同，最終決定了兩個文明在航海事業的成就。

受命於大明朝廷出使西洋的鄭和船隊，其目的並不是為了壟斷貿易或者劫掠財富，而是為了宣揚大明的國威，度化愚昧的遠人，「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明史·鄭和傳》），「齎幣往賚之，所以宣德化而柔遠人也」（《天妃靈應之記碑》）。

在下西洋過程中，鄭和船隊為了「昭示恩威」而不惜成本。據《永樂實錄》記載，當時蘇門達臘與柯枝(今印度科欽)等地胡椒每百斤價格約1兩白銀，而明政府在《給賜番夷通例》中則規定每百斤胡椒的採購價為20兩白銀；與此同時，沿途各國最需要的中國產品，如茶葉、絲綢、瓷器等，鄭和船隊則低價甚至無償贈送於當地首領。在巨額的經濟回報誘惑下，遠方各國爭相來貢，此舉無疑弘揚了大明的國威。

但是，對大明財政來說，下西洋的航海行動實際上是一筆負擔沉重的虧本生意（與此同時，明政府禁止民間從事海貿），也引發朝野上下巨大的非議和反感。到了明憲宗成化年間，明廷試圖再下西洋，命兵部查三保舊檔案，結果車駕郎中劉大夏不但將檔案藏了起來，而反駁道，「三寶下西洋，費錢幾十萬，軍民死者萬計，就算取得珍寶有什麼益處？舊檔案雖在，也當銷毀，怎麼還來追問？」可見鄭和下西洋，實屬靡費巨大、難以為繼的政策。

事實上，到了明成祖後期，明廷已經無力給官員發俸，不得不以南洋上供堆積下來的香料、蘇木抵扣官員工資。

相比之下，西方航海事業則完全不同。從葡萄牙航海的開拓者恩里克一世到探索印度洋的達伽馬，再到發現新大陸的哥倫布，西方航海家從事航海事業的唯一動機，就是獲取更多的財富，不論是通過貿易，還是通過殺戮，這就使得他們的身份與其說是文明的先驅，不若說是時而貿易、時而詐騙、時而殺戮和征服的武裝商人。

葡萄牙航海家群像，他們是葡萄牙帝國和西方文明的開拓者（里斯本航海家紀念碑）

1502年，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第二次進入印度洋，他在東非到波斯灣的廣闊海域不斷打劫阿拉伯人的商隊，收穫頗豐，當他抵達印度時，又征服了當地城市Calicut，並逼迫周邊富裕但孱弱的統治者交出大量財富，然後滿載而歸（100年前，鄭和也曾抵達此地，賞賜當地統治者大量財富，換取對方朝貢），由此一躍成為巨富；

1511年，追隨哥倫布發現美洲的另一位西班牙航海家貝拉斯克斯在發現古巴之後，隨後將之徵服，並以當地人為奴隸挖礦種地，為自己聚斂財富，跟隨他的海員們都因此發了財；

1521年，貝拉斯克斯的部下、航海家科爾特斯征服了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國家阿茲特克。他被西班牙國王委任為當地的總督，王室將墨西哥的土地與印第安人通通交給科爾特斯，科爾特斯則開始奴役印第安人挖掘貴金屬，供應西班牙製造業，賺取豐厚的收入；

與鄭和的下西洋行動相比，這些西方航海家的航海行動，不僅成本極其低廉，而且能夠為母國帶來巨額的財富。葡萄牙一度因對印度貿易的壟斷和對巴西的掠奪，國力得以急劇提升；西班牙則長期依靠來自美洲的白銀充實國庫，並稱雄歐陸。

到了後來，荷蘭、法國和英國等國的商人們，各自組建了用於航海貿易和掠奪的「東印度公司」。這些商業公司，最初僅僅只是將征服掠奪和壟斷貿易當做一門盈利的生意，他們埋頭拓展自己生意，卻在無形之中完成了曠古絕今的驚人偉業。

荷蘭東印度公司侵略並征服了印度尼西亞的沿海地區，控制了好望角；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則通過連橫合縱和欺詐收買，制服了龐大的印度，使之成為英帝國的奶牛。

「富裕的城市在我的腳下,強大的國家在我的手中,我卻只拿了二十萬鎊。直到今天我仍感奇怪,我竟是個如此克制的紳士？」

——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職員克萊武指揮公司的軍隊，在1757年6月的普拉西（Plassey）會戰中，通過收買孟加拉主帥賈法·阿里（Mir Jafar Ali ），擊潰了孟加拉王公納瓦布（Siraj Ud Daulah）的軍隊，佔領這片當時世界上最富饒的土地，並進行了最無情地劫掠

由於西方的航海行動，不僅使航海者本身發了財，而且也讓航海發起國獲得了無可估計的土地和財富，巨大的財富回報使得西方的航海探索能夠持續推進下去，為現代商業和工業革命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進而改變了整個世界的前進方向。

大航海的教訓

事實上，西方在大航海時代之所以能夠後來居上，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航海技術成熟之後，能夠將耗資巨大的航海事業成功商業化，使之成為盈利不菲的商業行動，進而以巨額的利潤鼓動更多的資金、技術和人才湧入這項事業。

1434年,葡萄牙恩里克王子派遣的船隊，征服了當時令歐洲人恐懼的博哈多爾海角，大大拓寬了歐洲人航海的里程，這標誌著西方航海技術的成熟。到了1469年，葡萄牙國王阿方索五世開始將南部非洲的探索和征服工作，交給商人費爾南·戈梅斯（Fernao Gomes），後者迅速使整個幾內亞灣的貿易活躍起來，港口、碼頭、貨站、要塞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拔地而起，海航行動的利潤滾滾而來。

此後，西方各國湧現出一大批致力于海外冒險的公司，並將航海貿易發展成當時收穫最豐厚的行業。以此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其中，西方的航海事業得以迅速發展，其技術也很快碾壓了中國。

歐洲各國用於航海擴張的商業公司及成立年份

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於1600年）

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於1602年）

丹麥東印度公司（成立於1616年）

葡萄牙東印度公司（成立於1628年）

法國東印度公司（成立於1664年）

瑞典東印度公司（成立於1731年）

奧地利東印度公司（成立於1774年）

東印度公司創立於1600年，最初的正式全名是倫敦商人在東印度貿易的公司（The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London Trading into the East Indies）。它是由一群有創業心和有影響力的商人所組成。這些商人在1600年12月31日獲得了英國皇家給予他們的對東印度的15年的貿易專利特許。公司共有125個持股人，資金為7.2萬英鎊。後來，很多該公司的職員，都在海外擴張中發了大財，成為英國上流社會的風雲人物（譬如克萊武）。

相比之下，中國的下西洋，則是不折不扣的虧本買賣。事實上，即便明成祖再熱衷於向海外誇耀中國之富強，他也不可能將這種足以摧垮大明財政的海航行動持續推行下去。而且，隨著「下西洋」的中止和海禁命令的頒布，那些能夠製造當時世界上最先進艦船的中國造船廠，也逐漸失去了自己的市場，而有技術的船工們為了討生活，不得不另謀行當，久而久之，中國曾經傲視寰球的造船術和航海術也就完全退化了。

以生產鄭和寶船的龍江造船廠為例，該廠由建立至嘉靖年間經營了超過一百年。但到了嘉靖後期，由於海航船百年來無人問津，工匠們為了謀生，大都拋棄了祖藝，懂得造船工藝的人已所剩無幾

從公元8世紀到公元15世紀，西方在與伊斯蘭世界的對抗中，左支右拙，處境艱難，但是，大航海以及由此帶來的巨額財富和資源，使得西方得以彎道超車，徹底改變了西方與伊斯蘭世界力量的對比，實現了屌絲逆襲；相比之下，中國航海事業則在鄭和下西洋的短暫炫麗之後，進入了長達600年的昏睡。梁啟超曾為此嘆息道，「則哥倫布以後，有無量數之哥倫布；達嘉馬以後，有無量數達嘉馬；而我則鄭和以後，竟無第二之鄭和！」

事實上，大航海的失敗，並不是中國國民性的問題，也非文明認知度的問題，而是明廷航海事業的經營模式失當所致。當西方從航海探索中重塑生機的同時，大明卻因為不斷下西洋而窮得只能給官員發香料抵償俸祿——後者的航海探索事業是不可能持續下去的。

所以，梁任公所痛前人之事，實謂可悲可哀，然今人哀其事而不鑒其訓，恐復使後人復哀今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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