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羅：寫作是一種絕望的競賽

2013年10月10日，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當愛麗絲·門羅的名字從彼得·英格倫的口中說出後，會場一陣騷動和歡呼聲。人們舉起相機和手機，對著英格倫的大腦門不停地拍攝。大西洋的另一岸，加拿大總理史蒂芬·哈珀一大早在推特上「代表全體加拿大人，向當代短篇小說大師愛麗絲·門羅榮獲2013年諾貝爾文學獎表示祝賀」。而此時，門羅正躺在位於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個小鎮的家中，安然地睡覺。最終，是女兒把她從睡夢中叫醒。這位想像力豐富的女作家沒想到，今年自己會得諾貝爾文學獎。她說：「你知道，我來到西部，是要處理很多家務事的。」門羅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加拿大人。她也是在該獎項設立的一百多年裡，第13位獲此殊榮的女性作家。而在此之前，她三次榮獲加拿大總督小說獎，以及英聯邦作家獎、歐·亨利獎，還有布克國際文學獎等。門羅覺得，寫作「是一種絕望，絕望的競賽」。在過去的大半生里，「我沒有一天停止過寫作」，門羅說。她生活在加拿大西部一個只有3000居民的小鎮，這是她第二任丈夫出生的地方。這裡距離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倫多有三個小時的車程。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她都住在一個帶小花園的家裡。家境貧寒的門羅只讀完大學第二年的課程，隨後就嫁給詹姆斯·門羅，來到溫哥華的郊區，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婦。在隨後幾年裡，她連生四個女兒。懷孕期間，門羅一直「像瘋了一樣」寫作，因為她覺得，「以後有了孩子，就再也不能寫作了」。寫作對主婦門羅來講變成一件奢侈的事。孩子們還沒到上學年齡之前，門羅在她們睡午覺的時候寫作。等孩子上學了，她就在她們上學之後寫。她和第一任丈夫開了一家小書店，去打理書店之前，在家做完家務後的空餘時間也用來寫作。她對自己每天的寫作頁數有一個定量，強迫自己完成，「這是一種強迫症，非常糟糕」。有一段時間，她要照顧四個孩子，她試過一直寫到凌晨一點，然後第二天一早六點起床。在她有些絕望的時候，1968年，門羅37歲，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快樂影子舞》終於問世——這部集子的寫作時間差不多和她大女兒年齡相仿。這本遲到的處女作一炮而紅，為她第一次贏下加拿大最高文學獎——總督獎。她贏下了一座分量十足的獎盃，卻沒有守住那份海誓山盟的婚姻。如今，前夫詹姆斯還在用心經營著那家據說只賣平裝書。遭許多書商鄙視的書店。門羅的獲獎，給冷清的書店帶來不少生意。隨著聲名鵲起，她反而成了加拿大文學圈一個不折不扣的「逃離者」。她搬回了自己出生的安大略省，在柯林頓小鎮定居下來。她從不把自己定位為一個公眾意義上的作家，她說：「唯一會阻止我寫作的就是把寫作當成一份職業。」在小鎮上，門羅只知道一名「其他作家」。那是一個住在一幢年久失修的房子里，光著上身坐在屋後的走廊上，伏在一台打字機上打字的男人。「不管是下雨天還是晴天，他每天都坐在那兒。」門羅說，「我不認識他，不過，我真是好奇死了，他究竟在寫些什麼？」門羅是個絕好的聆聽者，她小說中的許多素材，都來自她聽到的小鎮上的故事。她寫的基本都是在這個小鎮上演的平民愛情、家庭生活。門羅共創作了11部短篇小說集和一部類似故事集的長篇小說。「我從不為尋找素材發愁。我只要等，素材就會冒出來，唯一讓我犯愁的是如何處理這些海量的資料。」她說她永遠都不會離開這個小鎮。瑪格麗特稱，因為門羅的小說，她生活的小鎮已經和福克納（美國意識流文學代表人物，194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約克納帕塔法縣一樣，成為產生傳奇的地方了。放在中國，那可能就是莫言的高密縣。「她的作品地域性非常強，同時，她在小說中為我們呈現出這些地方人們的普遍共通的人性。」《紐約客》小說編輯黛博拉·特瑞斯曼評價道。但是很久以來，加拿大作家都不太敢觸碰與加拿大相關的題材和小城鎮的故事。「我們被告知這些題材在市場上銷量慘淡。」加拿大作家聯盟的執行主任約翰·德根表示，「愛麗絲·門羅則為我們照亮了這條道路，讓我們知道我們可以寫我們來自哪裡，我們是誰。這是她成功的秘訣。」不過門羅也承認，並不是隨時都能閃現新的想法。「每逢這樣的時候，我一整天情緒都不好，也是我唯一非常煩躁的時候。」這些時候，要是她的丈夫找她聊天，或在房子里進進出出，把門弄得砰砰響，她就覺得「快要爆炸了」；要是他還敢哼起歌來的話，估計只能吃不了兜著走了。門羅每天堅持走很遠的路。門羅給自己定的目標是五公里，如果哪一天不能走這麼多，以後必須在其他時間補回來。「你是在保護自己，這麼做會讓你覺得如果你遵守所有好的規矩和習慣，就沒有什麼可以打敗你。」像每天堅持散步一樣，門羅也從沒停止寫作。其實，門羅所害怕的「不是放棄寫作，而是放棄那種興奮，或者失去想要寫作的衝動」。獲得諾獎，似乎又讓她燃起了寫作的衝動。門羅笑著說：「我實在工作太久了，我想也許自己該放鬆放鬆了。但是，獲得諾獎或許會讓我改變封筆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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